新京报缘何不厚道？评《中科院博导“六不用”种田被疑炒作(图)》
蒋高明
上周一个叫李栋的新京报记者电话采访笔者，就我们在山东进行的弘毅生态农场实验进行采访。因为单位有规定，接受记者采访需要办公室批准。我指出了这个问题，不署单位的名称可以回答他的一些问题，但我们电话里约定，文章见报之前需经我看一下，毕竟口语的东西会有些偏差。我叮嘱了两次，记者都同意了。
但文章并没经本人审阅就发表了，且文字多处与客观事实不符，令人很失望。题目就有些怪怪的——中科院博導“六不用”種田被疑炒作。到底是谁在炒作呢?这里需要声明的几个问题：
第一，六不用产出5倍效益，被业界疑似炒作问题。业界什么人呢?是不是我们的实验结果让业界不爽呢?目前农产品市场走低，普通小麦玉米每斤不足一元，即使生产2000斤，扣除成本，每亩收入不足千元;而我们的技术，即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转基因种子，早在四年前就实现了吨粮(玉米小麦两季)，销售价6-10元/斤，即使不考虑牛的收入，亩实现效益5倍也是我们的保守数据。业界认为我们是产量上不去?还是销售不出去?我们是在那里炒作呢?
第二，关于头衔话题，这是对本人攻击了几年的老话题了。首席研究员是我所在单位2001年实施创新工程的正式称呼，当时全所只有29名首席研究员(目前叫PI)。其实，早年对我人身攻击时，就拿这个头衔问题说事，今天依然有人觉得这是个我的笑话。但事实就是事实，当年研究所的研究员分三类，进入创新的研究员(首席或基地研究员获)、研究员、未进入创新的研究员。其实，媒体七八年前指出这个问题后(最早挑出此事的是一个叫FZZ的人)，我在公开场合早不用了，不知为什么新京报的文章依然要拿此说事?
文章是惜字如宝的，可《中科院博导“六不用”种田被疑炒作(图)》，竟然用了335字貌似客观实质抹黑的文字来说明我是一个争议人物。但从下面的报道中，我哪里是什么争议人物?分明是负面大于正面的，正面的文字只有127字，显然对我不公平啊。这些文字对主题真的那么重要吗?
支持者认为，蒋高明对弘毅农场进行的生态农业实验，能以绿色循环的模式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三农”问题实质性解决。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戚桂峰甚至认为，按照这样的实验，“仅用全国18亿亩农田中的6亿亩低产田，经过改造就能保证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但新京报记者查到一篇以“植研所人”名义发表的文章，言辞激烈地指出，“学术上，蒋高明是我们所倒数第二的研究员，评估中被严重警告。他在外面自称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让大家以为他是植物所第一块牌子，但我们所没有首席研究员，是蒋高明自己在自己课题组的网页上给的职称。”
对此，新京报记者向中科院植物所多位负责人求证，但并未得到回复。不过，另一位植物所老专家向新京报记者证实，所内并未设置首席研究员这一职位。但对外界的举报和批评并不知情，对蒋的印象是“很擅长公开发表意见的生态学家”。
“全部是胡说八道。”蒋高明激动地说，他的团队在植研所内排名是正数第二，并不是传言中的倒数第二，年度评比都以优和良为主，并仍持续在SCI等刊物上发表论文。“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用下三滥的手段泼脏水。”
第三，关于我们文章成果发表问题。《自然》和《科学》是两个很著名的刊物，刊物自有其对稿件取舍的权利，但用“蔣的論文被《自然》等權威刊物拒絕發表”这样的语言，是不是别有用心呢?我看到有些媒体转载时用这句话作为文章题目，更是不可思议了。
第四，关于植物所的绩效考核问题。我组在上上届领导任期的研究组绩效考核排队时，曾经获得全所第二名的成绩，也得过优秀，以优良为主，绝对不是什么“學術上，蔣高明是我們所倒數第二的研究員，評估中被嚴重警告。”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所领导的所谓警告，这些都是无耻谣言，那个植研所人一直在黑暗中造谣，不知造过我的谣，还造过历届所领导的谣，而造谣的地方恰好是某某丝网站。“蒋高明激动地说，他的团队在植研所内排名是正数第二，并不是传言中的倒数第二，年度评比都以优和良为主”，正数第二也是有条件的，但很遗憾，记者没有给我看稿子，一些限定语没有用。
新京报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曾为该报写过五六年的评论，话题涉及圆明园环评、人类要不要敬畏自然、草原造林、荒漠化防治、水电开发，但后来给该报写的关于转基因的评论文章就少发表了。对该报我向来都是以为是友好的至少是客观的，然而，下面的文章多少就有些“抹黑”之嫌了。我的问题是，新京报缘何不厚道呢?什么时候开始不厚道呢?
文章发表后，我的学生们愤愤不平，纷纷要我写个东西回应。本不想继续扩大影响，毕竟和为贵，但我一上网搜，新华网、中青网、网易财经、搜狐网等主流网站多家转载了该文，已事实对我本人及研究团队实施了伤害，就不得不说几句，否则我们真就坐实了炒作(文章发表时连引号都没有用)这个罪名。我跟李栋记者刚通了电话，我需要写一点东西，对文章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他向我说明文章发表的一些情况，说题目和内容都不是他定的，上面还有栏目负责和主编。
我隐约感觉到，我们的实验得罪了一些人，一些人是谁呢?
笔者强烈要求新京报个解释，并对给我们科研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行必要的澄清。
《中科院博导“六不用”种田被疑炒作(图)》一文如下：
蒋高明的弘毅生态农场在官网上的简介。 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不用农药、不用花费、不用农膜、不用添加剂、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这是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博导蒋高明，在老家山东平邑县蒋家庄创办弘毅生态农场时倡导的生态种植法，称为“六不用”。
06年创办至今，弘毅农场宣称采用“六不用”种植法，并称其已发展成当地“生态种植业标杆基地”,平均亩产1153.4斤，对比试验得出超过采用化肥、农药传统种植的土地产量近14%，每亩平均效益达到5000元，是当地农民种植收益的5倍之多。
但采用“六不用”种植方法，产量和收益轻松超越农药、化肥土地的结论，也引来了业内有机企业、农业学者的质疑。有观点质疑有机肥成本太高、结论对比不公平，甚至有人直接批判蒋高明本人“不学无术”。
10月16日，中科院博导蒋高明对新京报记者承认，确实收到很多“质疑声音”。
争议1
生态农场的产量效益：
产量超传统种植 效益高5倍?
根据弘毅农场近日公布的数据，其“六不用”农田2014年有机玉米验收产量为1364斤/亩，有机小麦产量1127斤/亩。2015年有机农田实打验收产量1194.5斤/亩，平均达到1153.4斤/亩。
“试验田很早就达到了吨亩良田，最终还得看大田产量。”中科院博导蒋高明对新京报记者称，其研究团队租借的是村里“条件最差”的农田，在带领农民采用“六不用”法生产，停用农药、化肥、除草剂3年后，总共45亩大田收获产量4.1万斤，平均每亩达911斤，超过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田地产量(平均800斤/亩)的13.8%。
蒋称，“这充分说明，如果农民愿意往土地上投入，有机农业是增产而不是减产的。”
不过，有机农业人士和种植企业对“六不用”法高出传统种植产量提出了疑问。
“我搞有机产品七年，最高也只实现了年产量与用农药化肥田地的持平。”一家北京有机农业种植基地负责人说，规模化种植环节要实现超越传统种植很困难，“即便是产量持平的状态，种植成本也要高出2倍。”
一家有机企业项目负责人说，采用有机种植方式的土地，在土壤肥力、酸碱度非常理想的状态下，才有可能达到使用农药化肥的土地产量。并且要换在同等肥力、同等环境经改良的土地中进行严格对照实验，这样得出的有机产量结论才具备说服性。“拿普通土地产量来参照对比，不公平。”
对此，蒋高明称，“六不用”法产量能超越传统种植的关键，在于土壤的施肥和病虫害控制。目前弘毅农场已连续9年，按照5吨有机肥/亩的投放比例来涵育土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已达到了4%。
蒋对新京报记者算账，按照投入的有机肥、麦种、杀虫灯、灌溉等成本来看，“六不用”投入在1100元左右，“每亩地平均能达5000元左右的收益，而周边农民传统种植的土地效益在1000元/亩，差值5倍之多。”
“土壤中有机质含量超过2%，就已算是肥田了。”一位长期研究有机农业的中国农业大学专家介绍，目前华北平原土地有机质含量平均0.8%～1%，有机质含量翻倍的前提下，土地实现20%产量的增收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此大规模的有机肥投放量，农民怎么负担得起这些成本?”
在蒋高明看来，通过提倡养殖场+种植业同步发展，既能解决有机肥的成本，又可发展循环绿色的生态经济，“农场的小麦、玉米有机产品能卖到6～10元/斤，在北上广地区销量非常高，说明这种模式是成功的。只有高产量的农产品能卖出价格，农民自然愿意投入成本，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争议2
“六不用”成绩：
将颠覆国际对有机农业的主流学术?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知是，采用有机方式生产的农业，产量与传统农业相比均有20%左右的下滑。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玛古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环境研究所主任佛利，2012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报告中指出，对1979-2011年比较有机种植和一般种植的66项研究分析发现，有机蔬菜和谷物的产量会比一般同类作物降低26～33%，有机水果和产油种子比传统农业的产量低3%到11%。而发达国家有机农业产量比传统农业要低20%，发展中国家有机农业产量要低出43%。
“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有机产量不如传统农业学说。”蒋高明称，其研究成果已整理成学术论文对外投稿。
据悉，蒋的论文被《自然》等权威刊物拒绝发表，认为与主流学术观点相悖。对此，蒋称，论文“被另外几家国际一流权威刊物接受了”，但他拒绝透露刊物名称。
蒋高明还称，目前弘毅生态农场的科研项目，已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为之申请了12项专利。
争议3
蒋高明其人：
生态农业创新者还是不学无术者?
在弘毅农场科研试验的9年里，对蒋高明的种种争议也随之而来。
支持者认为，蒋高明对弘毅农场进行的生态农业实验，能以绿色循环的模式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三农”问题实质性解决。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戚桂峰甚至认为，按照这样的实验，“仅用全国18亿亩农田中的6亿亩低产田，经过改造就能保证13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但新京报记者查到一篇以“植研所人”名义发表的文章，言辞激烈地指出，“学术上，蒋高明是我们所倒数第二的研究员，评估中被严重警告。他在外面自称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让大家以为他是植物所第一块牌子，但我们所没有首席研究员，是蒋高明自己在自己课题组的网页上给的职称。”
对此，新京报记者向中科院植物所多位负责人求证，但并未得到回复。不过，另一位植物所老专家向新京报记者证实，所内并未设置首席研究员这一职位。但对外界的举报和批评并不知情，对蒋的印象是“很擅长公开发表意见的生态学家”。
“全部是胡说八道。”蒋高明激动地说，他的团队在植研所内排名是正数第二，并不是传言中的倒数第二，年度评比都以优和良为主，并仍持续在SCI等刊物上发表论文。“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用下三滥的手段泼脏水。”
蒋高明说，他为弘毅生态农场申请的专利，“权益所有人为中科院植研所，所有收入都会上交所里。并且弘毅农场只是卖技术，来保持科研课题的自给自足。”
新京报记者发现，蒋高明对转基因的强烈质疑也引发了许多争议。2007年开始，蒋高明以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生物科学家身份连续发表多篇反对转基因文章。
“为农民、农村弱势群体发声。”这是蒋高明对自己的定义。蒋高明说，“我们实验得出数据最终论证出生态农业是完全可行的。”
蒋高明称，弘毅农场正在启动商业化进程。他称，从2013年起，弘毅农场陆续同各地种植农场合作推广有机种植养殖，目前面积已达14.5万亩，还与国内政府相关基金合作建立了绿链有机食品电子销售平台，计划在3-5年内发展生产与销售会员1000万人。
对于蒋称的14.5万亩农场，截至发稿，蒋高明未对记者透露具体名称和地点。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栋 实习生丁琢
蒋高明，山东平邑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联合国大学咨询专家。曾任UNESCO-MAB-China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泰山学者等。最早提出自然恢复理论以及“畜南下、禽北上”战略构想;针对风沙源治理、食品安全、生物入侵、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等建议，多次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研究成果曾两度进入西方大学教科书，并被美国《科学》杂志长篇报道。2006年创建弘毅生态农场，坚持“六不用”经营农业，即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人工合成激素和转基因，并身体力行地在全国推广弘毅农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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