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腊月二十四回荆门，爸本来坚持要来接我的，但刚上火车，就收到他的短信，得知我姑父的母亲突然去世，要帮忙筹办丧事，因而便不能到车站接我了。当时只觉事发突然，想到已近年终，而表哥一个月前刚刚大婚，又觉得非常惋惜。
回到家后，才得知了老人去世的更多信息。原来，老人死于上吊自杀。因为小时候经常到姑妈家玩，和老人也有不少接触，老人的死，引起了我对往事的些许追溯。
老人今年估计有73岁，膝下有两个儿子。其中我的姑爹是老大，以前因为在水利站工作，便从村里迁出到南桥管理官桥水库。二儿子一直在村里务农。大儿子因为去南桥管理水库，村里的田也都给了老二在种。从我记事起，老人每年大多数时间都与大儿子住在一起，其老伴主要由二儿子来养，两个儿子分别养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老伴十多年前已经去世，更多的时间，老人都主要和大儿子在一起。
老人的大儿子(我的姑爹)对老人的态度不是很好，以前我们几个兄弟在他家玩时，他都会时不时的对老人发火。老人也称他为“土匪儿子”，虽然儿子经常对老人有责骂，但在供养老人方面还是做的不错的。姑爹从水利部门退下来之后，搞了几年养猪，老人也帮了不少忙。后来，因为持续几年市场行情波动太大，在赚了一些钱之后姑爹逐渐放弃了养猪，姑爹一家便从养猪专业户转向了乡镇企业的打工生活，以求获得更为稳定和持续的收入。
家计模式的转变，也极大地影响了老人的生活状态。打工所在地子陵村虽然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但姑爹很少回家。平时就老人一个人独自在家。大儿子因为不常回家，曾劝老人回到村里由二儿子来养，但老人不肯。前两年，因为老大在水库边的房子属于公家的，老大便花了十余万元在子陵镇上买了一套二手房，到镇上定居，而水库边的房子，主要就由老人看管，这一来，老大回南桥的次数就更少了。后来，因姑爹已经有了自己的住处，上级部门便要将房子收回，老人只能屈居于一个小小的房间。然而老人始终不肯回到村里和二儿子在一起。老人去世后，我从周围人那里了解到，老人在水库那边有一个“老伴”，因此不愿回到村里。老大实际上是知道有这个情况的，有可能是故意想把老人与那个老头分开。在这一点上，老人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可能诱发了老人的自杀冲动。老人去世之后，我接触到的舆论一般认为，老人生活确实寂寞，让他在那边找个伴，也未尝不可。再考虑到平时姑爹对老人的态度，老人自杀所引起的舆论对姑爹显然是不太有利的。
在这起老人自杀的案例中，有以下几个关节点，一是老人晚年生活的寂寞无聊，二是老人在家庭生活之中没有尊严，甚至在有其他人在场时，老人也会受到儿子责骂，三是老人的需要不能得到儿子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个意义上，老人的自杀，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的自杀，可以认为是一种报复，像人们猜测的，“就是不让你们安安稳稳过好年”。
这样想来，老人之死，虽然来得突然，但不至于太过惊异。在原子化的荆门地区，代际关系的失衡构成村庄生活的基本特征。这个案例实际上即可看做是这一逻辑的表达。
二
老人对自杀做了精心的安排。在自杀前，老人自己已经洗过澡，并穿上了新的衣服。如此的安排，反映了老人向死的决心。腊月二十四上午，大儿子本来是准备将老人接到子陵家里一起过年的，看到老人上吊，完全慌了阵脚。仓促地开始准备老人的葬礼。
荆门这边的丧礼仪式并不复杂，一般在人死亡后要马上烧纸，老大在得知母亲上吊之后，迅速打电话让姑妈从子陵赶回去，尤其是要带着纸钱，即便这样，后来还是有人说姑爹他们没有及时为老人烧纸。烧完纸后，二十四的当天，就用车将老人运回到村里，在老二家进行后面的丧礼仪式。村里一些关系较好的邻居朋友过来帮忙。当天就入棺悼念，第二天，则下葬入土，与他的老伴埋在一起。风水先生是从外村请的，他不用帮忙选择新的坟地，主要是确定棺材下葬时的方位即可。
下葬之后，就开始了“圆烟子”，同时，烧“五七”。在十多年前，奶奶去世之时，并未连着“五七”一起烧，母亲说，现在普遍都是这样，免得麻烦，因为要是分开烧，那就要重新请一次客，一起烧了，主家省了事，亲戚们也省了不少心。
确实，随着村庄空心化的趋势日益加剧，要想隆重的办完一场丧事，死得体面而又荣耀，看来也是难上加难了。村里现在绝大多数人都在外面打工，而丧事这样一种建立在村落互助与人情关系之上的仪式，在打工经济面前，只好妥协退让。可以看到，当前的婚礼、生日酒席等仪式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通过商业化的形式来运作，而丧事的仪式在渐趋简化之后，是否会纳入商业化的方式来运作?譬如，请人来“哭”，请人抬棺材等等?若真如此，死亡所带来的虚无感和恐惧感又将困扰着多少人?
三
这起老人自杀的案例使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即老人的伴侣的问题。在代际关系失衡，老人地位低下的荆门地区，老人的晚年生活如何安排，对于老人而言，实际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随着老俩口中的一人过世，剩下的一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容易陷入困顿。且儿子不常在身边，独居的老人无人陪伴，老人孤单的心态很少能够得到子代的同情和理解。在这起案例中，老人找到了一个“伴”来一起打发晚年的时光。虽然儿子不太支持，但事后周围人的舆论对此还是比较理解和同情的。此外，我接触的还有一个案例。他是我堂妹的外公。老伴去世也已经有十多年了，后来她外公在当地也有了一个“老伴”。一开始，堂妹的母亲不是太支持，但也没有反对，觉得老人一个人过确实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一起过也可以。到现在也维持着这个状态。他们家今年的香肠，实际上都是她外公的这个“老伴”帮忙做的，某种程度上，她们一家已经默许了堂妹外公的这个选择。
对于老年人中的这种“老伴”现象，总的感觉是能够被接受和容忍。老来伴虽然并未进入法律的视野，老人也未寻求法律上的认可，但在村庄的道德话语中，是能够存在的，虽然是以一种沉默的形式存在。老来伴为老人晚年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满足，同时这些“老来伴”并不会介入老人的血缘关系网之中，因而也不会涉及到老人去世之后的财产继承问题，这应该是其能够被老人的子孙容忍的前提条件。
无论是老人的自杀，还是这些“老伴”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均可透视出本地老年人当下的生活处境。自杀是一种极端行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较多，至于在村庄道德话语中若隐若现的“老伴”现象，其研究价值或许值得进一步关注，以此来透视老年人的策略性选择背后的村庄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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