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的一个重要媒体现象是返乡笔记刷爆朋友圈。尽管几篇热传的网贴——什么“上海姑娘逃离江西”、“东北农妇组团约炮”、“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没过多久都纷纷被证实系假新闻，但却把城乡关系问题、乡村问题的社会痛点真实地暴露出来。在此背景下，我们温故知新，重读两篇旧文。

　　吕新雨教授的“新乡土主义”一文，是以贫民窟为症状，对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反思。其中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城乡互动、互哺的良性关系，以及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再探讨引人深思。事实上，只要简单重复西方的农民破产转化为城市产业后备军的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以及作为这条道路“碰壁”的结果的“三农问题”处于进行时态，以实现“地方性经济与文化统一的社区存在”为发展方向的“新乡土主义”就始终是一面思考与行动的旗帜。斯是旧文，却常读常新。

　　本期另一篇文章是任守云等的《乡村工业化背景下柳村的底层叙事——兼质疑宏大叙事》，宏旨在于以“底层叙事”为“农村工业化”的传播叙事“去蔽”和“去势”。文章以河北省青林县杨乡柳村的工业发展实践为例，对工业化必然带动农村发展的传播叙事进行反思，认为“底层叙事”的价值正在于揭示农民面临的社会结构的不公平，打开被主流话语建构的“共赢幻象”所遮蔽的“底层视界”。

　　此外，春节虽然结束了，但春天也开始了。一年四季在于春，正如“新乡土主义”与“底层视角”孕育着新的希望和可能，我们同期发布的《第二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征文启事：乡土文化复兴：机遇与挑战》(首发)和《“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第八届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招生公告》所预告的两项活动，作为同样孕育着新的希望和可能的学术与文化实践，值得你的关注和参与。

　　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上）

　　吕新雨

　　一

　　非常感谢“读品”季风世纪沙龙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这本由美国学者戴维斯(Mike Davis)所著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描述了人类正在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就是与全球化过程相伴随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的贫民窟问题。贫民窟现象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遍布了整个星球。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清晰的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于人类所谓全球化和都市化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中，全球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负面性。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中国正在极力地推行城市化的过程，我们把都市、城市作为普世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个提法和这个实践本身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首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一个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想象的背后与西方的历史、西方城市的发展史，到底有什么关系?在中国，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贫民窟，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没有严峻到像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有那么大的贫民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蔓延到这一步，我们的历史前提并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这本书没有分析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达到那一步，要看我们自己究竟怎么走。

　　我们可以对这本书的历史前提做一个回顾。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贫民窟问题的前身是什么?其实是农业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的小农与资本主义碰撞之后产生的问题。这本书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的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21世纪，城市贫民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这些潮水般的城市贫民是从哪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夜间生出来的，他们的家园在乡村，是被某种力量从乡村驱赶到城市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小农经济破产，农民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就业空间，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汇合，使得非洲、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的城市贫民窟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它的背后就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城市的时候，不要忘记城市的背后是乡村，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是锁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国最严峻的问题依然体现为“三农”问题，如果“三农”问题处理不好，再过几年，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再说“三农”，而是直接讨论中国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了——但是，那时就太迟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本书作者讨论非洲、拉美、东南亚与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展开。

　　怎么理解中国的城市、贫民窟、移民、乡村与都市化发展等等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因为，我们的美好想象正是以欧美城市作为参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南亚等地的贫民窟作为蓝本的。如果追溯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它们的历史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资本主义在经历不同的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其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这样的以城市发展为核心和动力的历史轨迹，是不同于中国的。我们来看它不同于中国的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不同是，早期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它们一开始就注定是军事性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组织，这种军事组织与远程贸易、与海外殖民地相匹配。这样的城市依靠的是城市与贸易、军事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这种自治式的城市才可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是依靠土地本身，而是依靠对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的垄断，用手工产品换取乡村的粮食和其他财富。所以城市手工行业必然是高度封闭和排他的，因为需要垄断价格，这其实是一种城市控制乡村的办法。第二个不同，这样的城邦必须依靠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配合，才可以实现贵族民主制度。第三个不同，正是因为需要远程殖民地为其输送粮食，为其手工业产品扩大销路，城邦国家逐步发明了很多信贷、债权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城邦自治结构也并没有改变。意大利历史学家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起步的，热那亚金融资本逐步与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伊比利亚领土国家的合作，是其获得军事保护的方式。当城邦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力量不足以承担远程贸易的保护成本时，它就会招募地主阶层的军事合作。城邦的、军事的、贸易的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领土、国家结合起来，并且以金融扩张为其控制世界贸易的方式，这就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结合的过程。从热那亚体系到荷兰体系，金融资本与国家保护逐步结合的完成，就是作为岛国的、殖民主义的英帝国，而它的最后形态是作为大陆国家的单边主义的美帝国，——这就是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的叙述。如果看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热那亚到阿姆斯特丹，从伦敦到纽约，以城市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是与国家提供的政治的、军事的保护力量相互配合的，正是对军事的和政治的保护力量不断高涨的需求，对保护成本内部化的需求，造就了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交换关系，也使得世界霸权体系不断地需要依赖更大的领土国家。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叙述，也是西方整个社会理论的来源。比如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过这里“西方”两个字是我加的。

　　这样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讨论自己历史的时候，就会以贬低的口吻说，中国的城市从来就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机构，这个自治机构指：行会的自治、议会的自治、政治的经济的整个自治系统。我们在欧洲旅行，就会看到欧洲古老的城市里核心的建筑就是市议会厅，这是他们城市自治机构的核心体现。所以城市自治的结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比如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看到他有很多描述，是关于城市的行会自治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变成垄断集团剥夺乡村的利益，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复杂的权力垄断的、排外的城市自治的机构，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在中国没有。

　　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城市，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繁华的城市。明清之际中国的商业化城市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江南一带，苏州、扬州沿着运河发展的这些城市群落非常繁荣。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和西方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在今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不是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作为一个认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人这个概念还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地方商团进入上海后，他们各自的地方认同并没有改变，比如广东商人，他们就叫“旅沪粤商”，宁波商人就叫“旅沪甬商”，他们不拜上海的城隍庙，不认上海的土地神，他们看自己的地方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们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会馆里，统一运回去埋葬。所以在传统的城市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会馆。会馆是什么?就是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学生、商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到当地的会馆白吃白住，不要钱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不是对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哺育的过程。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衣锦还乡”，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官，有了荣华富贵，最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这个回到家乡不仅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承担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明清两大商帮集团：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其财富很大一部分要输送回本土、本乡去做公共福利的事业，建学校、修祠堂、修桥、架路……有人也许会说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业，因为祠堂以及中国传统的以村落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担着社会公益的功能，比如鳏寡孤贫的赡养，靠的是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抚养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以及提供整个社区其他公益事业的费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的治理、发展，其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个以本乡、本土为基地而延伸到外面世界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扭结点就是城市。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动力，构建出城乡互相哺育的纽带，是中国传统的城市与乡村融合一体的关键。中国城市的繁荣并不是依靠远程的殖民地经济，而是依托于以本地经济圈为核心的、小农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江南一带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经济的体现，所以城市与乡村是唇齿相依的。我们知道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是属于领先地位的，有发达的国内贸易和长途贸易，市场是非常发达的。江南一带的经济有复杂的社会分工，但是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城市就是由这样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模式哺育出来的。而它的动力却是惊人的，正是这样的市场辐射力建立起了全球性的长途贸易系统，也使得中国人口从明清之际的东南亚移民逐步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这样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开始断裂，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开始，像上海这样的条约口岸城市开始崛起，它的崛起和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的破产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普遍破产，与此同时，城市贫民大量出现。在当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传统的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一个持续的断裂阶段，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巨变。从而使得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就是城乡断裂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问题，它是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正是严重的城乡断裂问题使得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统统到农村去做乡村建设运动，著名的有晏阳初、梁漱溟等，国民党、共产党、西方的宗教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都纷纷去做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期刊和书籍非常蓬勃。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大革命的1927年，就是中国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因素总是要和乡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意味着西方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城市中的确立，它导致中国乡村破产，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城乡相互哺育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这使得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贫民窟”。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城市和乡村的分割是中国必须强制完成工业化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却是为了克服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而进行的另类现代化的努力。今天，在后毛泽东时代，“三农”问题的重新开启和再度严峻化，提示着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和今天中国城市问题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也提示着我们需要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是非功过重新评价。今天，不仅仅是乡村的凋敝，城市化过程拆迁大行其道，也是原有城市社区纷纷瓦解的过程。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解体，其实是整个社会解体过程的不同表现。当它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国家权力就会无法避免地介入，从而形成一种治理上的恶性循环，并使国家的合法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二

　　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在很大意义上说，有点类似当时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史。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恰恰是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很多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其国家能力不能够完成的体现。

　　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个大辩论，关于中国到底是要应该以工业来立国还是以农业来立国。以工业立国大家都很能理解，那为什么还有些人坚持说中国要以农业来立国呢?就是因为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他们发现工业文明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后果会是阶级矛盾的冲突、对立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资源的争夺，而这是世界大战和人类灾难的来源。他们就会想，中国是否要走这样的路?而中国的历史，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是国家融在社会里面的，这个社会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乡村社会，城市是乡村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城市和乡村是一体的。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了乡村问题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像西方一样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巨大的吸盘，所有的资源都从乡村中抽出来，财富、人才、资源、土地……全都被城市席卷。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背后的理论预设和对中国传统的判断，是中国的国家和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国家性质不是军事化的国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乡村自治，这个区别至为关键。山高皇帝远，皇帝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动武的，除非有农民起义、边疆有异族侵入的时候才会动武，它的常态是地方乡村自治。中国这样的国家概念和西方人说的帝国不是一回事，与西方起源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有很强烈的质疑和反对的。而以工业立国的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运作的昂贵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养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梁漱溟先生说晚清垮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要办新政，新政本身把它压垮了。这就是说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国家能力指的是工业的、军事的，和依赖军事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而这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的秘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这个意义下的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的衍生。在没有这样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现代的城市发展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贫民化的过程，这个贫民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小农破产，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要不就是无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劳动力为代价。而第三世界城市的工业与农业脱节，其外向型经济与贸易发展本身则完全不足以支持整个国家人口的就业。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城市发展必然带着深刻的依附性，也必然是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因为这样的城市发展本身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环。也因此，第三世界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往往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息息相关，也与第三世界的经济依附性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

　　即便是美国的都市化也有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美国超大城市中心的空心化和贫困化严重，富人都住在郊区，它并没有消除贫民窟。美国的城市贫民窟与美国的黑人有不解之缘，而黑人问题则与美国农业发展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种族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就是他们农业问题的延伸。美国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的产物，非洲黑人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不就是因为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劳动力，才使得殖民者从非洲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来的。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批的黑人从处境恶劣的、分成租佃制的南方种植园逃往北方工业城市。但是，他们进入城市后，遭遇的却是严重的歧视、贫困和失业，他们居住的区域成为种族隔绝的城中城，这成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黑人城市暴动的动因。美国的黑人贫民窟是殖民主义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所以在这个意义，美国的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过换了种方式出现，变成了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比如今天美国的大农场，它不像中国的乡村是社区，它就是农业工厂，所以它需要季节工。季节工从哪里来?就是墨西哥移民。大量的墨西哥移民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做工，这才是美国资本主义工厂式大农场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当然，它还有需要很多别的条件，比如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获得大量的土地，比如金融资本与美国大农业的血缘关系，比如对第三世界传统小农经济的摧毁等等。即便是这样，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他们的环境压力，他们本来依赖的是中西部大平原的肥沃黑土，但是现在这个黑土层已经到了最底层，一层一层地消失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可持续;另外一个不可持续是，他们完全要依赖国家的大额投入，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加大对农业的补贴，这使得多哈谈判，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关于农业的谈判永远没法达成一致。

　　今天，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无关联，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的农业政策计划限制农业补贴、削减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补贴以节省资金，因为反对严重，能否实现，尚待观察。但是，其农业调整只是从限制对大型企业式农场的补贴，转为强化对家庭式小农场的补贴，通过扶植家庭农场的出口来提高就业水平。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农产品出口的优势，而是相反，奥巴马亟需加强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优势的依赖来摆脱危机。他在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承诺，美国未来5年出口将翻番，这种增长将支持美国200万就业，并宣布创建国家出口项目以帮助农场主和小企业增加出口。根据美国农业部去年11月发布的预测，美国出口企业现在预计2010年出口价值98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将超过775亿美元的农业进口预测，并产生205亿美元的盈余。美国农业部长就此表示说，奥巴马总统最近设立的在5年内使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不一定适用于美国的农业出口，他强调农业已经是对外贸易中比较成功的一个领域，与其它行业不同，因为农业有贸易盈余。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2009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非洲七国访问期间，美国农业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国务卿同行。希拉里在安哥拉同包括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在内的三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农业合作备忘录，帮助安哥拉增加香蕉和咖啡豆的种植，希望借此来扩大美国公司在非洲的影响力。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正是，传统的第三世界的农业国家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比如中国东北的大豆完全沦陷了，豆农破产了，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当传统的农业国家都变成了农产品输入国的同时，传统的欧美这样的工业国家却变成了农业大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粮食产品。我以前对这个现象特别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价格倒挂的方式、倒贴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倾销他们的产品？正是这种倾销使得世界性小农普遍破产，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来。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大农场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体系的输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转基因……所有石油的、化学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来实现。我觉得这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类都绑架了。这是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贫民窟不可避免的一个前提。

　　今天，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传统小农经济之所以破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美国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农场、大农业击垮了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在WTO的框架下，在欧美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农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破产的过程。其后果就是，他们在农村没法活，只能到城市去。刚刚发生了严重地震的海地，其传统农业本来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美国进口的大米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轻易击败了海地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小农顿时失业，几十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到城市的贫民窟生活，海地因此陷入长期的饥荒状态，成为美洲最穷的国家。首都太子港本身就拥挤着大量的贫民窟，2008年的世界粮食价格动荡在海地就成为社会骚乱，海地首相被迫下台。这就是为什么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祸在海地一旦发生就会特别严重。贫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小农破产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

　　再回到当代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旧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

　　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今天资本的运作，土地的流转，在中国并不可能形成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因为不具备那样的国家补贴、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不具备国际市场。所以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在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

　　我们相信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因为这三十年我们依赖的是外向型经济模式。可是，一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时候，这些农民到城市里来，没有工作，他们的美好生活在哪里?就像这本书上描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他们回不去的话，城市自然就形成贫民窟，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贫民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不是说允不允许自由选择，而是首先得让乡村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才存在真正的“自由”选择。如果乡村继续按照这样城市中心主义的“市场化”方向发展，国家投入的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城市中心主义的，那么乡村当然不适合居住。但是，不适合居住的后果就是中国所有的城市都膨胀，所有的公共系统都没法维持，失业率、犯罪率飙升，城市中有无数城中城，城市分裂，这就是我们要的城市化吗?数亿农民离开土地的另一个可能性后果是，他们维持生存的粮食必须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中国18亿亩耕地的压力剧增，国际粮价上升，所有食品价格上升，城市居住成本进一步高抬，贫民窟状况恶化，社会动荡。而国家在失业和动荡的压力下，会进一步强化对外向型工业化经济模式的依赖，国际贸易争端也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局势也会因此更加风云变幻。正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不是说不让农民离开土地，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比城市更加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乡村其实是应该比城市适合人类居住，而不是相反。人类大规模离开土地，潮水般拥挤在脱离自然的、不堪重负的超大型现代水泥森林中，这本身不正是一个怪诞的现象吗？

　　这本书说到，很多第三世界的农民有一些传统的互助的社会纽带，家庭的、血缘的、地缘的，这些关系在他们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后，由于环境的压力和恶化，使得这些互助的纽带也断裂了。也就是说，当农民从乡村离开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乡村的土地谁进入了呢?资本进入，有钱人进入。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它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乡村土地的进入，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是把乡村用资本的逻辑重新城市化，比如在农村建别墅，建私家庄园。我听过的最夸张的故事是，开发商承包了某个地方的一座山，在山上建了非常高档的别墅群，非常隐秘，山顶上甚至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机场，那座山就整个成了有钱人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过程正在中国发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

　　乡村不好吗?当我们说乡村不好的时候，我们让农民离开，那土地归谁所有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等这些土地非农化之后，这些离开的人是回不去的，他们卖地的钱已经买不回自己原来的地，而占有土地的则是有钱人。现在已经有很多有钱人到乡村去买地，很多艺术家也居住到乡村去了，这就说明不是村子不好住，而是说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农民安居乐业?自己有宅基地的农村不好住，而在拥挤的基本生活设置与条件都没有的贫民窟里就好住了么?他们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住?为什么农民的房子要变成城里人的房子，就好住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改革”吗?一方面是农业的破产、乡村的凋敝，让这些农民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同时这些空出来的土地让给开发商变成富人的庄园。我去美国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原来不懂在美国庄园意味着什么，后来知道，它意味着你在美国是有钱人，有钱人才可以买一大片庄园，难怪历届美国总统一旦休假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去。今天我们已经目睹了很多有钱人作为外来者到农村买地盖房，但是它破坏了土地作为乡村社会、作为社区的存在肌体。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以村为边界的，这意味着它是可以根据以村为单位的人口变化进行调整的。这是土地不能私有的很重要的前提，土地能够根据社区的人口变化来调整，使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而没有这个条件，这些农民就会离开土地，没办法住。今天中国的贫民窟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还有土地作为基本社会保障，这样一个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遗产。这对于我们如何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关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整个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五年前我们对它的想象还很灿烂的话，那么今天，随着“白领”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破产，随着“蜗居”现象的出现，你更无法想象那些离开土地到了城市之后的农民工，如何获得在城市立足的空间。今天就拿上海来说，我们把上海的门打开，就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吗?我们要去看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使谁得益?是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益，还是使少数的开发商、官僚、利益集团得益?如果这是我们的城市化过程，那我们是要去质疑它的。我们有一个城乡分割，我不认为城乡分割是一件好事。但城乡分割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后果，不是前提。等到富人都去乡村了，穷人都到城市来了，我们的城乡也许是不分裂了，但是城市分裂了，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了问题，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农民并没有获得解放，而是相反，被囚禁在更没有前途的贫民窟中，就像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作者戴维斯断言，21世纪以后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贫民窟为主战场。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上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自己的“另类”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不再建立在城市和乡村隔绝的基础上，也不再建立在对城市贫民窟的依靠上。北京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断言，他说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分割是行政主导下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方式让知识青年、让医疗队、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特定的解决城乡分裂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消灭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但是今天，中国的城乡分裂是市场主导下的城乡分裂，按照孙立平的说法，这种城乡分裂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意味着什么?中国就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的中国，一个是乡村的中国。乡村已经凋敝，城市的中国就好吗?这本书描绘给我们的可怕的、悲惨的图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城市化的图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中国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幸免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城市化过程和与此相伴随的贫民窟，而是要让政府保障他们的人权和基本生活权利。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个星球上不断蔓延的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些基本的保障?因为，任何一种国家能力都无法保障不断扩大的失业人群，美国不能，中国不能，第三世界更不能，因为政府能力是建立在就业和税收的基础上的，就业下降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下降。这本书中有一章就是：“政府的背叛”，因为一旦这样的局面发生，这个政府就一定是代表着富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它意味着政府本身就是推动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所以，这样的观点恰恰遮蔽了对产生贫民窟现象的资本主义动因的追问。中国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财政，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现代化的指标，土地的资本化从城市开始向乡村蔓延，它所导致的城市拆迁、农地侵占的残忍过程，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痛苦指数最高的群体事件的爆发点。所以，今天到了需要换个维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贫民窟过悲惨的生活。最近有媒体披露，现在的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城市户口——并不像我们很多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土地。拥有一纸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吃住行都要花钱，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们今天讨论城市贫民窟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而是要把它的前生后世，它和中国现实的关联，都放在一起来讨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某种可能性和某种前景，否则就觉得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救赎了。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没办法救赎了，这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个图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希望来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中国新的乡土主义是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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