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粗壮的庄稼汉在村口干仗，热闹程度惊动了三条街。吵架的原因，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地基跟前排水沟的深浅问题看法不一致。 这是笔者的家乡，发生的一幕。 村委会通过上级拨款、村民集资的方式，硬化每条街。在施工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繁复且琐碎。于是，最后的解决方式就诉诸争吵甚至暴力。 曾有一些研究乡村的学者提出中国乡村社会自人民公社解体后，便处于“政治真空”时期。这其实是不了解乡村。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比如，笔者家乡的修路问题。 村民甲和乙是邻居，甲的房子处在排水的上方，乙处于下方。为了便于排水，施工的方案是，路边排水口的水平，处于上游的水平最高，下游的稍微低一些，这样依次类推，排水沟实际是一个由高到低的斜面。
方案计划起来简单，然而到具体施工的时候，排水沟的深浅问题，还是困扰着每家每户。这种涉及到“门前利益”的时候，村民更是锱铢必较。 于是，具体施工时，处在排水沟下方的村民，开始抱怨自家门前的排水沟太低，水都积存在自家门前了，进而，羡慕处在上方的村民。一些强悍的村民，甚至把硬化好的排水沟，重新再施工垫高，这就又使得上方的村民不乐意。所以双方开始争吵干仗。一些平时要好的邻居，反目成仇;一些原本就是仇人的邻居，相互之间怨恨和误解更深了。
施工队面对各行其是的村民，左右为难，谁都不敢得罪。于是，整个工程进度被无限延期。 这就是笔者家乡硬化路面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且还是冰山一角。 村委会去哪儿了?按说发生这种情况，村委会应该极力协调，而且对于施工方案，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厚此薄彼。 但实际情况是，村委会连救火队的资格都不具备了，村民各行其是，不把它当回事儿;它也自知毫无威信，于是只能以和稀泥的角色出现。 如此一来，村民们更是抱怨异常。一些老年人，开始怀念大集体时代的生产大队，那个时候，大队说话不但一言九鼎，村民之间，也会以集体的利益为前提，行事说话不像现在这般自私散漫。
村民的怀念不无道理，分田到户后，个人利益渐渐高于一切。随着乡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去地位，乡村渐渐成了学者口中的“政治真空”地带。 其实，随着国家退出乡村，乡村并没有远离政治，只不过村民关心的对象从国家和集体的大事，转化成了村民身边的柴米油盐，或者是家家门前的那道排水沟。 强力的国家权力从乡村退出后，村委会的政治权威日渐丧失。但村委会的强弱，也跟村子的整体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富裕的村子，其村委会相对强势一些，因为在具体的利益分配上，村委会还起着协调作用。而那些贫困村，其村委会就比较弱势，一方面是村里没有利益可行分配，另一方面，贫困的村子，外出务工的村民也更多，没有时间参与乡村事务。 虽然国家退出了乡村舞台，但村民的政治利益诉还存在，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分配时，显得尤为突出。 村民的争吵甚至打斗，是政治诉求的体现。但是，在诉求不一致的情况下，人们就要寻求妥协和共识，以便事情能够尽快得到处理和解决。然而在一个乡村，利益具体到个体的时候，问题解决起来反倒更加棘手。排水沟若修不好，直接影响水排出是否顺畅，甚或自己的地基也会受到影响。每个村民的利益诉求都是切身的，谁都不愿意妥协，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现如今，一些城市精英都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农村衰败，农业文明已死。这些言论是极其不责任的。中国还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乡村死了，这一半的人口，如何安置?说乡村死了，在笔者看来是在推卸责任。毕竟宣判死刑，就不必再对他们负责，至于今后他们的生活以及发展，也就与人无尤了。
不过乡村的问题依旧存在，至少笔者在写作本文的时候，邻居因为排水沟的问题，还僵持不下。村里修路的时候，施工队总是先把村干部家门口的路修好，而且修得最精细，这让村民们颇为不满。除了村干部，村里的富裕家庭、大宗族，也能在乡村政治生态中获得更多收益，至少不会吃亏。 村委会和着稀泥，在遇到真正纠纷的时候不处理，让叫骂和拳头说话。农民们也无暇参与乡村治理，打工的城市留不下来，农村的家只能临时歇脚;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农民都没有容身之地。这是他们，作为乡村主人，却不能参与乡村事务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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