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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中国农业的未来在于合作化与生态化——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旧文)

蒋高明 · 2017-01-08 · 来源:乌有之乡
毛主席在军事上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在经济上高度重视农业,发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正确号召,而在农业上,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接受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建议,科学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在基本没有牺牲生态环境、基本没有动用地下水源、没有依靠进口的前提下,解决了七亿人的吃饭问题。毛主席当年的这些做法,至今对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本文写作于2013年,从农业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未来的方向,并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今年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同时又是诗人、书法家、作家、哲学家,毛主席的辉煌成就是举世公认,在党、军队和人民群众中间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在全世界有着非凡的影响力。毛主席将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建立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雪耻了中国人被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依靠的就是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强大的凝聚力。建国之初的中国,是百废待兴的,国民党留下的经济崩溃残局,是依靠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治理的。当时的国家面临的严重局面一是稳定,二是要吃饱饭。因此,毛主席在军事上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在经济上高度重视农业,发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正确号召,而在农业上,又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接受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建议,科学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在基本没有牺牲生态环境、基本没有动用地下水源、没有依靠进口的前提下,解决了七亿人的吃饭问题。毛主席当年的这些做法,至今对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就从农业角度,谈谈中国未来农业的方向。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一、上世纪中后期的合作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这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空前高涨的。但分地后实行依然是私有化,即单干,经过几年的时间,农村很快就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些有青壮劳动力和牲口的农户,在耕种能力上比较强,可那些老弱病孤寡的家庭虽然得到了土地,但依然很贫困,生活压力逼迫他们将分到的土地廉价租给别人耕作,甚至出现了个别农民私自买卖土地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贫困户自发合作起来,利用人心齐的热情,与富裕中农抗衡。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和《王国藩穷棒子社》的故事,就是介绍了当时北方农村的初级合作社历史。

 

  中央逐步看到了农民合作的好处。一些合作社对土地投入大,人心齐,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使粮食产量超过了单干户。由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出现高潮,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户左右。1957年冬和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由初级互助组,到合作社,到合作联队、联社。因此,一个更大范围的农民合作形式,即人民公社开始在全国蔓延了。

 

  用客观的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加上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经济封锁对策,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吃饭还是几亿人的大问题,而农业产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赖于水利建设。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以大搞兴修水利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觉得需要办大社。于是,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人民公社”的名字。是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的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并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人民公社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其功过不能简单评论。在条件较差的前提下,又没有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大炼钢铁等少数冒进做法除外),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化,人的力气要往一块使。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至今坚持走集体化、合作化的村镇,其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远高于分田单干的。

 

  二、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设施

  

  在当时机械、化肥、水利、道路等农业基础设施极度困乏的年代,如果采取的是单干,就不可能解决当时的中国人吃饭问题。事实上,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的1959年,中国北方许多农村还是大丰收的,当时由于错误的宣传,以为今后就进入共产主义了,一些粮食烂在地里都没有人捡起来。那些丰收的粮食就证明,在艰苦环境下,人形成合力,是能够克服自然困难的。人民公社给后来的农村联产承包创造了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直到40年后,那些设施还在起作用。

 

  提到当年的水利设施,就不能不说河南林州市的红旗渠道。2010年10月,笔者出差到河南林州,近距离感受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雄姿,感慨良久。

 

  这条总长1500公里的输水渠,要穿越太行山,是林县农民农原始的工具建立起来的。为修建这条生命渠,70多名农民牺牲在悬崖峭壁上;为节省资金,农民们用土法制作炸药;在困难的时期,用以充饥的竟然是野菜。这样下来,红旗渠的建设者们为国家节省资金1293万元(文革期间的钞票1元值现在的50-100倍)。那个时候没有贪官,没有承包商,好钢都是用在刀刃上的。红旗渠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她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人间奇迹。其施工难度之大,质量之高,功能之巨,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遗产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毛主席的这句话,至今有深刻的道理。物质不是万能的,如果迷失了人生方向,物质刺激不出来世界第一。今天重新红旗渠,无论出动千人也罢,万人也罢,钱虽花了不少,但远远没有造出了红旗渠那样的世界奇迹。

 

  毛泽东时代,中国上下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水利部曾经在国家的粮食生产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上实际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理解是非常深刻的,由此掀起了全面的建造水利工程的热潮,仅大小水库全国就建造了十几万座,在提升粮食产量方面功不可没。笔者小时后,也增加随大人们去参加水利工程的劳动,那时候干活没有工资,还自带干粮,革命热情高涨。现在才知道,当年水利工程的设计,指导全国水库建设与灌区建设,都是水利部的功劳。可惜的是,今天有些水利设施老旧,亟需中央政府抢救。今天有人试图研究庄稼自己找水喝的所谓抗旱作物,用转基因的办法一劳永逸解决农业水利问题,这是典型的懒人思维,是忽悠国家,让种子垄断公司挣钱。干旱区是有顽强抵抗干旱的植物,但那是逆境下生长的植物,其生物量是很低的。为作物提供充足的水分才是正道。今天,当年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惨遭废弃,农民就地掘井,生产效率低不说,更关键的是动用和污染了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的“不过日子”的做法。

 

  在红旗渠现场,我们看到了污浊的渠水和水中漂浮的垃圾,令人痛心。当年红旗渠引入的滚滚清水,如今充满了污染物,红旗渠水颜色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水还能够灌溉么?我们追求物质的结局,带来的是精神的轰塌,道德良心的泯灭,最终可能造成人类文明的提前灭亡。

 

  三、单干的苦果

 

  集体力量消失,单干的结果是没有力量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农民将最终失去土地。连土地这一最后的生产资料也要在各种名义下从农民手里被剥夺出去,土地流转、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的出现将很快将这一担忧变成现实。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行之有效地破除了“大锅饭”弊端,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片面强调“分”的一面,集体财产被分掉,致使集体经营这一层次在很多村庄成了空架子。单纯的家庭经营,自然资源、劳力资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农民向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受到限制,水利化、机械化、山水林田路电综合治理难以实现,科技成果难以推广。

 

  由于没有了集体力量的保护,单个的农民再也没有优势与分工严密的市场对抗,小户经营没有效益,只好去让一些大户带头种地,即形成所谓的种粮大户,或者发展美国式的大农场。但这些做法,同样不利于农业落后现状的改观,那些种粮大户或者家庭农场,由于得到了政府的扶持,将逐渐脱离农业生产第一线,靠出租土地得佣金,雇佣没有土地的农民种地,重新回到以前的大地主剥削农民的时代。这样的农业模式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到解放前了。现在很多地方搞所谓的城镇化,就是以消灭农民为主,将农民与世代相依为命的土地分离。这样的城镇化如果遍地开花,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十分巨大的,将会严重动摇国家存在的根基。

 

  近年来,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一方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了连续增产,油料、糖料、肉类产量均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农业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优质专用小麦、优质水稻和双低油菜种植面积不断增加;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也都得到了增强和提高。2009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8.75亿千瓦,比2005年增加1.91亿千瓦,全国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9%。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一步健全,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51%。然而,必须清醒的是,极端恶劣气候、动植物病虫害、土壤肥力下降、农药化肥用量增加等国内因素,以及经济贸易全球化对农业和粮食发展带来的冲击等外部因素,都使得农业生产环境日趋复杂。农业中,水利、良种收集、动植物病害防疫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是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一家一户的农业模式,根本不能起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农民选择无奈的撂荒,远走他乡,进城打工,这与当年农民闯关东有什么区别?

 

  四、当今受制于人的农业

 

  目前中国农业,由于分工越来越细致,农民由原来的自给自足,种地自己说了算,逐步发展到种地的自主能力下降,农业受制于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农业受制于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种子受制于人

 

  现在,农民种地不能留种了,种子是由种子公司控制,甚至外国人控制。种子的极端重要性对于种地的农民来讲,那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没有种子就没有来年的收成,忍饥挨饿也不能吃种子。笔者小时候嘴馋,将父亲藏起来的花生种偷吃了一把,挨了一顿打。在农民眼里,那些种子是不能动的,偷吃种子的罪过是比摔坏锅碗瓢盆要大的,农家孩子只要犯了这些错,就得挨打,其目的是要孩子们长记性。

 

  几千年来,农民种地留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就是天生的育种专家,他们往往把那些个头大,整齐、没有杂质的种子提前晒干,找安全的地方储存下来,其余的才作为食物。农民种地留种就成了习惯,成了常识。长此以往,栽培品种不断优化。现代育种专家做科学试验,培育优良品种,其前期材料大都是农民祖祖辈辈而留下来的。后来,杂交作物出现了(北方的玉米,南方的水稻),农民不能留种了,这样的品种多了,农民就依赖种子公司。现在,转基因作物又出现了,农民非但不能留种,恐怕种地也要提心吊胆了,搞不好还要吃官司——转基因巨头有着各种理由禁止农民留种,即使被转基因作物污染了,本来是受害者,却说你偷了他们的种子。跟资本家是没有理好讲的。

 

  非常奇怪的是,一些传统的种子既不是杂交的,也不是转基因的,但农民依然要去买种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内外种子公司的公关力量起了作用。他们向农民宣传商业种子的种种好处,国家还向种子公司提供一定的补助,使得种子价格相对低廉,他们把种子站布局到村头。这样,农民得到了那么多的承诺,又嫌留种麻烦,就从种子公司买种子,传统的留种子做法就没有人再提了。即使农民买了假种子上了当,也只好打破牙齿往肚子里咽——种地的个体农民是无法与强大的种子公司抗衡的。

 

  (二) 国内市场受制于人

 

  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物资任由各类农业公司控制。尽管国家每年投入大量农业经费,但这些经费被各级农业部门层层截留,其余的则逐渐到了各类农业公司头上。化肥、农膜、农药等基本农用物资,农民是没有办法生产的,只有到市场上去买。当农用物资涨价时,只好认吃亏。原来农民自己留农家肥,对化肥依赖度低,但现在由于年轻劳动力严重缺乏,积农家肥费时费力还脏,几乎没有人愿意干了;以前农民用秸秆覆盖也能收获一些经济作物,但随着农用地膜的普及,秸秆不被人看好,在地头一烧了之了;过去由于精耕细作,加上间作套种,基本不用农药,农田里的天敌多,害虫没有今天这么猖獗,随着大量农药的使用,天敌也被消灭了。害虫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农药越打越多,逐渐农民对农药也产生了依赖。为了控制害虫,一劳永逸解决害虫问题,有人用转基因的办法让庄稼自己制造农药,这样引起的麻烦更多。除了转基因种子外,连农药和化肥想买别的品牌都不行,农民种地完全受制于人了。

 

  非常奇怪的是,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具有特殊价值的农产品,自己却没有定价权,完全听任市场摆布,市场又听资本摆布。遇到一年大蒜贵,农民就一窝蜂种大蒜;一年猪肉贵,农民又一窝蜂养猪;一年绿豆贵,农民又抓紧种绿豆,造成市场总是出现供大于求的状态,吃亏的总是农民。农产品便宜的时候,农民任其烂在地里都不去收。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就会逐渐对土地失去兴趣,进而转移到城市谋生。农业完全听任市场的苦果就是,先是死鸡死猪走向百姓餐桌;后是政府监管严厉时,养猪户向河道里丢弃死猪死鸡死鸭,造成黄浦江飘来死猪、长江飘来死鸭、河海飘来死鱼的“壮观局面”;城里人被迫吃地沟油、儿童喝三聚氰胺牛奶;全体中国人吃美国来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几十年前中国人就解决了吃饭问题的,现在却要看外国人脸色,且餐桌上的食品已远非当年那样安全了。

 

  (三) 国际市场受制于人

 

  中国农业受到来自境外农业的打击。中国从美国大量进口了以大豆、玉米为主的粮食;从美国进口的粮食是美国政府高额补贴生产出来的;美国进口给中国的大豆都是转基因的;美国补贴给农民的费用是中国人给的。按照现代农业和市场的标准,美国农场主生产粮食是赔本的。我们知道,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美国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不会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美国人到底补贴了他们农场主多少美元?中国人借给了他们多少钱?中国农民从政府那里到底得到了多少人民币?这些数据一旦明确了,我们或许就得到了答案。作为近14亿人的中国,在吃饭问题上如果受制于人,那将是一条不归路!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警惕美国用美元打败中国农业!

 

  美国的所谓现代农业是亏本的,没有政府的大量补贴,美国农场主根本就不能生存。美国的农业产值才3046亿美元,而农业补贴居然高达1092亿美元,占农业产值的1/3强!为什么美国政府倒贴金钱支援中国的农业呢?美国转基因大豆到岸价比中国本土的还低,因为美国政府给予了补贴。美国3亿多人,最多生产2亿吨粮就能满足其奢侈需求了,政府为什么赔钱多生产1亿吨粮食供应国际粮食市场呢?其中中国是最大的买主。天下有这样的美事吗?美国人要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吗?要知道,在美国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美国欠中国的3万亿美元不还,大量印美元使其贬值;中国人的几百吨黄金放在美国取不回来,而他们却倒贴钱给中国进口粮食,这其中的战略意图不得不防。美国在军事、航空航天、通讯等等领域的一切高科技对中国实行最严格的封锁,而唯有转基因这个高科技却不远万里送货上门,还派洋专家到中国来游说,连《科学》的主编也进中南海去游说我们的高层领导,科学家当起外交官来,难道这些都不能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

 

  所谓粮食美元,就是将美元和粮食绑定,让粮食替代石油成为美元的锚定物。美国政府每年对美国的农业补贴高达农业总产值的1/3强!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粮食能以大大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其他国家进行恶意“倾销”,以此毁掉他国农业的基础,美国每年在转基因大豆上就给美国豆农补贴19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1200亿元,使得美国的转基因毒大豆能够低价倾销中国,从而打败中国的天然高蛋白、高营养大豆,美国的农业产值才3046亿美元,而农业补贴居然高达1092亿美元!占农业产值的1/3强!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实际上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中国的农业补贴只有中国农业总产值的13.3%!比美国低一倍还多!而美国的农业补贴都是实打实地每一毛钱都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的,是由专门政府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落实的,谁也休想从这里捞一点油水,而中国的农业补贴则经过层层贪官污吏盘剥盗窃,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寥寥无几!

 

  中国农业事实上已经被美国控制,从理念上、技术上、产品销售上,美国人对中国农业的蚕食可谓“用心良苦”,他们设计的中美国农业模式,派鼓吹手游说政府,并收买媒体,无非是引起中国农业为美国马首是瞻,其实,国人并不清醒的是,中国发展美国式农业走得是一条亡国之路。笔者进行过粗略测算,如果中国农业学美国,也让2%的农民养活98%的城里人,也大量消耗动物蛋白质,即使产量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需要120亿亩耕地。这对于只有不到18亿亩耕地来讲的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

 

  五、谷贱伤农

  

  农民进城打工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他们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生命的代价,甚至两三代人的幸福。2009年,由卫生部和科技部联合完成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调查报告》显示: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民最主要的死因:肺癌、肝癌、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间分别上升了465%和96%,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很多人正值壮年就去世了,许多农民年不能年过半百。年轻人进城打工,小青年夫妇刚结婚就两地分居,孩子没有人照管。

 

  农民为什么舍弃了其基本的职业,舍弃了家庭幸福,甚至舍弃了生命而进城打工呢?这是粮食价格与市场规律严格脱节造成的。谷贱伤农,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农民撂荒、进城打工的主要原因。

 

  当前,农民种地成本过高,粮食价格过于低廉。以山东农村每亩种植小麦玉米为例,化肥、机耕、浇水、农药、除草剂、收获、种子等,总共种地成本520元。山东中产田小麦玉米大约都是800-900斤,价格1.1-1.2元/斤,按照最理想的价格计算,每亩地的净收入只有1000元(两季)。这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如遇天旱、化肥、农药、地膜涨价,收入只有500-600元。种两季只收一季,还不如出去打工一个月挣得多。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一带小麦玉米周年产量即突破1000斤,可收入人民币200元。那时候的200元人民币值今天的27249元(以黄金购买力计算,1976年二级工38.87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5296元)。

 

  我们就以当年农民收200元值今天的2.72万元来看,维持人类基本生命需求的粮食价格按照1976年的购买力计算,今天的粮食应当为136元一斤,才是按照当年农民的购买力(将挣到的工分去买黄金[1])就理应得到的合理价格。

 

  100多元一斤粮食,你肯定会吓一大跳,认为这是疯了,城里人岂不造反了。一元一斤粮食多好啊,吃不了还可以在餐馆里浪费了。如果中国农民的粮食贵了,咱不买了,到国际市场上买去啊,尽管那都是转基因粮食和大豆,尽管那是给牲口和汽车吃(喝)的,也没有关系, 反正是便宜,吃饭最好不花钱才好呢。农民就该贫困,农民就该提前得癌症死亡,农民就该两地分居,农民的孩子就该没有人照顾,没有学上!谁让他们是农民呢?

 

  即使不卖到100元一斤,就是10元一斤粮食,估计打工的农民就能回去99.9%;如果5元一斤,打工的农民能够回去90%, 即便是3元一斤,恐怕80%以上青壮年农民毅然回乡。3元一斤粮食,也意味着,每亩地里可以刨出六七千元来,五口之家就是三四万元。一对农民夫妻在城里干苦活累活危险活,吃最差的住最差的,一点也不敢消费,一年也剩余不了这么多钱。

 

  如果大量农民在家门口从事以食物生产的主导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且以生态农业为主,春节期间火车票再也不会“一票难求”;很多农民再也不用在五十岁之前就得癌症死去了; 很多严重污染的化肥厂将关门;绝对部分农药厂关了; 医院里再也没有那么多的病人,很多制药厂生产的药物将没有人买;转基因骗子再也休想忽悠农民;城里的房价雪崩一样塌落下来,城乡居民(农民家里有带院落的平房,那是别墅级的)再也不用为住房发愁; 大学生也好就业了; 农村的环境污染也少了;大城市的马路再也不用担心拥堵,城市居民再也不用担心被打砸偷抢杀,防盗门也销售不动了; 美国的粮食休想再卖到中国; 农村重新充满生机,村落再也不用担心从地图上消失; 农家孩子们从此有了天真烂漫的笑声;中国18亿亩耕地真的生产出来5.7亿吨甚至6亿吨粮来,而不是层层上报的含水分的产量数字。

 

  怪异的是,目前对农民手中的粮食价格提高都是一分一分地增长的,而农用物资价格提高则是一元或几元的速度增加的,且国家对于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给予大量的补贴,唯独不肯给种粮的农民一点实惠,农民岂有不撂荒之理?

 

  今天的便宜粮食是农村妇女老人生产的,青壮年已不愿意安心在家种地了,他们已经伤不起了。再过十年二十年,那些老人妇女动不了了或者不在人世了,谁给城里人提供便宜的粮食呢?美国人吗?

 

  将那些被资本家掠夺的财富还给劳动者,还给工农,则中国经济和环境才能可持续发展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也罢,解决城市问题也罢,就业也罢,犯罪问题也罢,农民的尊严也罢,完全在于其劳动有其合理的回报,在于耕者有其利。

 

  中国需要一次合作化为主的生态革命,一次以农民理性回归的真正的绿色革命。政府必须作为,不能把钱继续借给美国人花,让他们补助该国农业来打垮中国的农业。不能经济危机来了,就压低粮价,牺牲农民。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不能给化肥商、农药商、农膜商、种子商、农业官员、转基因农学家,而应当直接按粮食实际收购量高价收购。对于低收入者,政府可以高价买粮低价卖粮。

 

  六、弃荒——农民的无奈选择

 

  农民放荒现象最早出现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够自己吃的就行了”。这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过去维持国家粮食安全的格局是“湖广熟、天下足”,而今这一格局变成了“北粮南运”、“外粮内运”,甚至原不适应开垦的新疆和东北平原成了粮棉的主产区。对于内地农民撂荒现象,媒体有大量的报道,摘录如下:

 

  2007年8月24日,据食品商务网报道,以种粮为主年近70岁的山西省闻喜农民李有生打起了这样的“小算盘”:小麦不值钱,卖还得自己想办法,加上柴油价格高,收粮的地方又少又远,多种不如少种;在家存粮多糟蹋也多,孩子常年在外吃不了多少,种些够自己吃就行。万荣薛店农民李三怪说他家15亩地,种了14亩苹果和油桃树,剩下的1亩还种了芦笋。孩子上学(高中)每年4000多元,上大学每年不下1万元,儿子结婚还要盖两层新房,更不要说看病的治疗费、住院费,光种粮根本无法解决上学、看病、盖房的问题。山西运城市有关资料显示:1998年全市小麦播种面积560.96万亩,到2007年下降到461.6万亩。小麦面积逐年下降,每年平均下降10万亩。闻喜、万荣、芮城小麦面积只占到耕地面积的35%,并且出现了相当多的“无粮村”[2]。

 

  2008年4月21日,新华社记者在扬州市郊走访农民,发现所到过的一些近郊农村,有许多耕地被撂荒,或者被各种不成规划的建筑物蚕食。可在这风调雨顺、美丽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人们却严重地浪费着耕地,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揪心与不安。记者与一些在田间里翻整土地、准备育稻秧的中老年村民交谈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自己吃就可以了[3]!”或者是:“现在种粮食又不值钱,肥料什么的又那么贵,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少种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由于留在农村农业劳动力群体大部分都是年老体衰的老人,年幼的孩子也在“业余”帮助爷爷奶奶干干农活,可他们还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干农活。多数是老人们,由于已不能再干更多过于繁重农活,或者因为农业上的投入与产出越来越不划算的原因,聪明的江南农民种地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发展农业,更不是想从农业上取得什么良好的收入了。

 

  2011年5月23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湖南采访发现,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4],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过去,行驶在湖南乡村的公路上,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而到记者采访时,村民周大伯家的稻田还在沉睡中,一片绿草覆盖着几亩水田,不远处,也可见零星的抛荒的耕地。周大伯是长沙市岳麓区雨厂坪镇泉水湖村村民,此前在城里打工,那几天,他请假回家希望购置点化肥为种稻作准备。但在附近县城宁乡县的几家农资店转半天,他也没相中满意的化肥。“现在种粮不如买粮合算。”周大伯算了一笔细账:以2010年为例,种一亩水稻双季收成大约在650公斤左右,全年收入在1700元上下,除去种子、肥料、农药以及机耕、机收等费用,毛收入还不到800元。如果算上从犁地到播种、管理、收割的人工,基本剩不下多少钱”。对于一个月能够赚3000元钱的他来说,种田已经没有意义。

 

  在周大伯所在的泉水湖村,很多像他这样在外打工的村民,他们的农田或半休耕或完全抛荒。当农资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种粮无利可图甚至存有风险时,抛荒农田,然后进城打工已成为不少农民的新选择。

 

  抛荒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湖南,在江西,到处都有成片或者零星的耕地抛荒。江西省余干县黄金埠镇,早稻田抛荒现象也随处可见。黄金埠镇一位李姓农民介绍,当地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一些农民种稻只是为了自给自足,这位农民道出了自己的无奈:“辛辛苦苦种上一年地,碰上风调雨顺年景,也许能挣个二三百,一旦碰上气候异常,则要赔上几百元钱的种子、农药和化肥钱,很不合算。而让土地抛荒,一年还可以得到100多元政府给的良种等各类补贴。”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向媒体透露,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到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

 

  在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土地隐性抛荒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普遍现象。宁乡县农业科技物资有限公司的谭新明说,2010年5月,他们公司的复合肥销量已超过200多吨,到2011年5月,他们只销售了不到50吨;2010年5月之前农药销售额超过200万元,而2011年5月销售还不到50万元。“早稻播种面积减少应该是主要原因”,谭新明叹道。

 

  2011年7月11日,新华社重庆站记者李松报道指出, 随着“打工潮”的不断壮大,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并离开传统农业生产,留下大量老人打理土地。在西部农业大区重庆市,不少基层干部说,由于缺乏劳动力,过去种田是“绿肥铺底,农家肥当家”,如今则是省时省力的化肥当家,田地越来越瘦。由于劳动力缺乏,农民不在农田基础建设上下工夫。水库塘堰淤塞,渠道多年失修。在重庆第一种粮大区合川区,该区涞滩镇两堂村63岁的村民邓国能向记者坦言,自己的体力已达不到水稻育秧、插秧、耕地要求,只能做多少算多少,“够自己吃就行”[5]。重庆万州区天河镇天河社区农民王文义,家有6亩土地,全靠他一个人种,根本种不过来。如果春耕时遇到寒潮、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要抢播抢种,劳动力短缺就更明显了。种不过来,只有任由耕地撂荒。

 

  2011年10月28日,人民网记者广东清远河背村调查发现,原本23户人家的村庄,如今搬迁得只剩下两户村民,年轻人成了稀罕物。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情况大致类似。赵家沟村户籍人口数234人,在村常住约130人,基本上也都是老年人和儿童。据山西省永和县坡头乡校长杨香瑞介绍,近年来“娃娃们越来越少”,以前的小学,都是50-60人一个班,现在800人口的村小学,今年3个学生,一个老师,只开到3年级。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6]。据了解,在湖北省滨湖村,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2008年全村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

 

  2011年10月29日,光明网记者报道了这样一组数据: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影响农业稳定和粮食安全。在中西部广大偏远的农村,农村的景象如此凋零与寂寞,除了留守儿童与老人,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劳动力。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省市,土地撂荒造成了整个行政村的消失。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每年减少7000多个。土地作为广大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很难产出可观的效益。种地不赚钱,甚至要赔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很多农民都抛弃了祖祖辈辈传下的土地遗产。土地荒废已经不是极个别现象,在农忙时节,农田里也只是老弱妇孺,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经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生存的希望。

 

  2012年5月3日中国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未来靠谁种地?”的警告。在湖南麻阳县舒家村乡狮子湾村,全村10个组留守在农村种地的妇女占种地农民的38.6%,因耕种不过来,村里部分土地撂荒[7]。农村留守人员劳动能力不高,农业规模萎缩和耕种效率下降。狮子湾村村粮食播种面积10年下降了200亩,粮食年总产量下降了23万公斤,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

 

  为了调查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笔者先后在全国各地调研,先后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西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云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海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内陆省份。为了寻找农业撂荒的原因,2008年4月,我现场到毛泽东主席的老家湖南韶山冲调查。只见高速公路两旁的农民家庭,十室九空,大都是铁将军把门,稻田里很少见到劳作的农民。只有到了韶山冲,因为是旅游景区,才看到人山人海,但许多导游都自称姓毛,拉我们去吃她们家的“毛家菜”,毛主席发动湖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最初发源地,如今也成“本末倒置”了,他们招待客人的粮食竟然大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历史上,当最底层的农民因为吃不饱饭而沦为饥民,甚至盗贼时,只要有人揭竿而起,就会蜂拥而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运动就开始了。农民起义的代价是巨大的,谁都盼望和平而痛恨战争。过去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大地主以及富农对小农或雇农的过度欺压,农民因贫而失去土地,从此吃饭成了问题。但在和平年代,农民只要还有口饭吃,农民起义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纷纷弃荒,任由土地荒芜,面对这种现实,就不能视而不见了。

 

  七、美国的大农场不适合中国

 

  今天,一提到农业,很多人必然想到美国,想到现代化的大型农场:一个农民耕作上千亩土地;用飞机喷洒农药;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病虫草害问题;在一个县乃至一个州都种植单一的作物,然后通过长途运输将所生产的农产品调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上述规模化、机械化、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被很多学者乃至决策者奉为农业的最高境界,被冠以现代农业的美称。殊不知,那种现代农业是不可持续的短视农业。发展美国式现代农业能够预见的后果必然是: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出现退化,大量小农户破产倒闭;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经商、进城谋生;中国吃饭问题要靠国际市场满足;社会将在食物链供应环节出现动荡危机。如果中国放弃了自身农业优势,一味学美国,长期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自古到今,农业是最基础的产业,人类社会要想可持续发展下去,必须要满足食物需求。历史时期从事农业的人群,远高于经商或其它产业人群。之所以现在用很少的劳动力,就能够生产出许多人吃的食物,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然而,由于一些基本原理严重违背了生态学规律,现代农业不可避免地导致农田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在地力下降、环境污染、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出现、蜜蜂消失、生物多样性下降、食品营养不均衡、食品受到污染等等。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农业生态问题呢?这是因为,农业的特点注定了人类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才导致其稳定性。如用除草剂替代人工锄草,其后果就是促进杂草进化。为消灭杂草,就需要喷洒更多更毒的除草剂,这样作物就会受到影响;为保护作物搞转基因,作物保住了,但喷洒除草剂的数量和剂量都增加了,最终导致超级杂草出现。害虫防控也一样,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有害虫,也有益虫,还有益鸟。大量农药不仅灭杀了害虫,还误杀了益鸟益虫。更严重的是,害虫也对农药产生了顽强的抵抗力,这是因为物种繁衍是一切生物最根本的规律,害虫不会轻易放弃其生存权。为了继续替代昂贵的人工,就需要将抗虫基因转移到作物体内,继续喷洒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导致超级害虫出现。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让动物们提前发育,但这样的代价是,食品中抗生素、重金属、激素含量升高,消费者为此要付出健康之代价。

 

  现代农业与资本结合密切,最终绑架了农业,还绑架了政府。没有政府的高额补贴,现代农业是没有能力生存下去的。看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美国农场主收入中的40%来自政府补贴。美国用中国耕地的193%,才生产了相当于中国52%的粮食,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动用了多于中国农民近十倍的政策补贴。从这些数据来看,美国的现代农业还有哪些优势呢?

 

  让越来越少的人养活骄奢淫逸的现代人,且农场主还要自身享受,没有政府补贴他们就不种地,大多数人要吃饭就必须看农场主的脸色。在以资本驱动的现代农业模式下,粮食安全越来越被少数人控制,甚至波及到粮食曾自给自足的中国。美国发展现代农业,除了要依靠政府补贴,还将环境代价转移到他国,如化肥、农药、农膜等高污染的行业是在中国生产的。在美国本土,搞转基因那样的懒人农业,已造成了农药、化肥居高不下,并出现了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基因污染,蜜蜂也因此面临灭绝危险。目前,美国人搞的现代农业,已不是满足自身需求,为农民利益考虑的农业,而是赔钱还在干。美国人为什么赔钱种地来养活中国人呢?其中深层的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吗?

 

  八、生态农业是对现代农业的拨乱反正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美国地多人少,美国的土地好,适合大规模集约化经营,中国的土地差,那些处于山区丘陵的耕地不能进行规模化经营;美国从事农业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只能发展所谓的现代农业;我国人多地少,有悠久的农业历史,适合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能够对现代农业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拨乱反正”:

 

  一是化肥用量减少。生态农业强调元素循环,仅将被城市消费者带走的营养元素,通过化肥、绿肥或生物菌肥的方式弥补。大量研究证实,发展生态农业,化肥用量在现有基础上减少一半并不影响产量。

 

  二是农药大大减少。生态农业对害虫防控是以预防为主,强调生态平衡,不是待害虫爆发后靠化学物质灭杀。在生态农业模式下,农药就相当于灭火器,仅出现火灾时才派上用场。根据我们的前期研究,农药用量可在现有基础上减少70-80%而基本不影响产量。因发展生态农业而关闭一半的化肥厂和70%以上的农药厂,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消除农膜污染。农膜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地表温度、湿度且能抑制杂草,但农膜是很难降解的。全球变暖后,生长季节延长了,完全可以不使用农膜。生态农业可根据作物生长习性,在不使用农膜前提下,保证产量与质量双赢,从源头杜绝二噁英等致癌物质向环境释放。

 

  四是消除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生态农业不采取与自然对抗的办法而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保护生态平衡,杜绝基因污染,保护消费者健康。

 

  五是生态农业及其下游产业带动更多的就业,吸引更多的农民在家乡,转变为农业职业工人,就地城镇化,将农村建设成为有生气的养人之地。这对满足13亿人食品的持续安全供应,促进城乡和谐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条件,如再加上适度的合作化,搞就地城镇化,将大量人口稳定在广大的乡村或城镇,则对国家食物供应、环境保护、社会稳定功莫大焉。建议国家在全国不同生态类型地区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区,作为对照,同时也建立现代农业包括生物技术的示范区,从而筛选符合中国特殊的农业模式,用中国人的智慧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1] 1976年1美元兑换1.88元人民币,折合20.67美元,可以兑换0.59盎司(16.75克)黄金。

  [2] 够自己吃就行, 山西主产地小麦生长堪忧. 食物商务网. http://www.21food.cn/html/news/35/207821.htm

  [3] 老农一句户“够自己吃就行了”意味着什么?新华网.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97737/7144624.html

  [4] 金微. 2011. 农产品价格上涨远大于惠农补贴,多地农民撂荒农田. 国际先驱导报, 5月23日.

  [5] 老人农业现象困扰中国农业发展. 人民网, http://roll.sohu.com/20110712/n313107943.shtml

  [6] 我国每天消失20个行政村. 新快网, http://news.xkb.com.cn/zhongguo/2011/1028/166646.html

  [7] 土地撂荒, 培育职业农民刻不容缓. 中国网,http://finance.china.com.cn/industry/agri/20120503/6970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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