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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自由人,联合起来——农业集体化之殇

刘复生 · 2018-07-21 · 来源: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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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体制解体以后,乡村共同体也逐渐涣散,集体徒有其表,消费主义和各种宗教趁虚而入,农村走向沙化和原子化,真正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式的小农社会,也失去了政治能动性。当我再次读起山东作家刘玉堂写于九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生产队》,见证那些久违的集体化时代公共生活的温暖场景之时,不禁嘘吁不已。

  原编者按

  中国革命的理想,是要打破 “超稳定结构”,再度否定复制了传统结构的乡村共同体世界,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实现,它的最后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创业史》作为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其中便着重表现了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写作《创业史》,正是要回答何为社会主义。本文作者通过对柳青《创业史》的分析和对梁生宝、徐改霞等人物写作特点的探讨,论述了在《创业史》这部长篇小说中所体现的作者对于农业集体化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以及作者是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原理,如何构想未来图景及通达的路径,它将如何在文学想象中留下投影——包括它的失败导致的精神创伤。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杂志2018年第4期,转载自公众号“小说评论”,原标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创业史>与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社会主义构想

  土地革命或土改有效地完成了社会动员,造就了新的革命主体,从而将乡土世界政治化,打破了旧有权力结构,重新“修复了”近代以来趋于解体的乡村小共同体秩序。但是,这只是中国农村革命的一个环节甚或序幕,中国革命的理想,决不是为了把乡土社会恢复到一个较为公平的新起点,从而开启又一轮的循环,重复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历史轮回。恰恰相反,它要打破这个“超稳定结构”,再度否定复制了传统结构的乡村共同体世界。如果说,“翻身”与发家致富,曾经是土改政治动员的手段与承诺,那么,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构成对这一目标的否定,毋宁说,是对这一目标的重申和更高的肯定,是要将它推进到更高的普遍性——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实现,它的最后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而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原理,如何构想未来图景及通达的路径,它将如何在文学想象中留下投影——包括它的失败导致的精神创伤。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简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所谓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正是建立在普遍自由之上的联合的最高形式,在此之前,则是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发展的环节,不断地推进这种联合的广度和深度,最后克服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边界,彻底取消阶级,实现全面的自由人的普遍联合。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公共性,以及人类交往关系的深广度,成为衡量社会进步性的尺度。不断消除横亘在人群、地域、民族、性别之间的阻隔,解除由政治经济资源垄断导致的人身依附,正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动力。马克思之所以对资产阶级社会给予高度评价,就是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的交往深广度被提高到世界性的水平,社会化程度被空前地加强,生产力被神话般地释放出来。当然,这种进步性是以畸形的近乎疯狂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它必将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走向“自由联合”的障碍,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意义在于,发展了生产力,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垄断,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形式上的普遍自由,但由于这种自由与联合的先天缺陷,它只是由封建时代的“人的依赖性”过渡到了“物的依赖性”,因而只能是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历史环节。而真正的普遍自由必须在充分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上才能得以实现,“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1]因此,社会主义是最后的过渡形式。

  最高的自由,当然是全面消除了异化劳动,充分实现人性的丰富性的状态,这就是共产主义。而此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则是生产充分社会化,在平等的社会交换关系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公平交易,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兼顾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自由人性和美德得以培育。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这些摆脱了人身依附性,在经济上获得自由的劳动者的经济联合体,即是《资本论》所说的“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 而“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做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产物。”[2]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及以前的时代,人的社会交往异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或以金钱和异化劳动为中介的不充分联合或虚假联系,“人在社会之外才是人”,那么,社会主义要达到的目标是:人在社会之中成为真正的人。

  柳青写作《创业史》,正是要回答何为社会主义。在各种“题记”与创作谈中,他一再表明自己的写作动机。“《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3]。 “《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着重表现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4]。柳青的传记清晰地显示,他对革命最终目标即共产主义的理论准备和深入思考已经达到了同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境界,他辞去北京的工作落户乡村,亲身介入合作化运动,就是要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检验思想并将自己的思考推进到新的水平,而他强烈的文学表达欲望正是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5]。那么,作为中西合璧的乡土立场的知识分子,共产主义者柳青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原理?又如何构想社会主义?

  在我看来,柳青所构想的合作化或许正是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联合。在自愿的基础上,农民走向持续的深化和扩大的联合,充分发挥集体协作优势,不断应用新技术,提高生产力,配合同步发展的城市工业化,走向共产主义的远景。在这一过程之中,美好的社会关系和新人性也得以生成。尽管小说写作建立在作者坚实的经验观察之上,在写作之时,合作化运动也已正式展开,我仍然认为,《创业史》是通过小说进行的一场思想实验和沙盘推演。只不过,丰富的历史感性内容和高超的写作技术,以及小说所呈现的日常感性形态,掩盖了这一点。

  请注意柳青为小说设定的故事空间或初始状态:蛤蟆滩,即黄堡区下堡乡第五村,是一个由流民迁居组成的多姓村,村民的主要来源是租种别人土地的移民。他们搭建草棚屋,渐渐形成了村落。“蛤蟆滩根本没个村庄,没个街巷嘛。这里三家,那里两户,下河沿足有二三里长,全是草棚屋”。主人公梁生宝家的组建大概也能说明,这是一个宗法基础淡弱,由众多自由小农甚至个体组成的地缘乡村共同体。在这里,各种传统的束缚和义务并不明显。村落的形成,正是一群自由人(当然是低水平的,形式上的)联合的结果,不过,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个起点将很快被阶级关系和压迫关系所取代。尽管如此,蛤蟆滩的居民,仍然保留着独立个体的某种原初特征,从而构成了柳青思想实验的“自由人”原型。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社会交换正是发生在自由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是其中一种形式,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被认为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交换形式,不过在本质上却是扭曲的形式。[6]

  需要指出的是,蛤蟆滩的情形并不只是柳青的戏剧性设定,而是华北乡村的某种普遍状况。相比于华南的“聚族而居”,华北乡村(包括关中地区)则表现出“分裂性”特征,呈现出以户为单位互相竞争的局面。所谓华北乡土中国的礼法或宗法内容,很多带有调节这种社会关系的功能,其宗法性并不能和宗族力量强大的华南农村相比,也不能和原子化的华中“分散型”农村相提并论。[7]这使北方形成了以小家族为单位的地缘共同体形态。《创业史》就反映了这种以小家庭为自由单位的联合体的特征。

二、注定错过的道路

  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自愿联合的前提之上,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正当性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柳青一再强调合作化三原则:自愿、互助、增产。[8]面对土改后普遍中农化和土地更加细碎化的农村现实,只有合作化才是解决农业困境的合理道路。配合同时进行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工农与城乡协调发展,在适当的时机,工业化就能够给予农业更大的技术支持,逐渐实现农业现代化,柳青通过梁生宝买新稻种和技术员韩培生下乡提供技术指导隐约做出了展望。

  后世对集体化进行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大锅饭”,认为它缺乏有效的激励。而初期的合作化却正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激励之上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逐渐减少土地分红的比例,过渡到完全按劳分配,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合作社具有巧妙的制度设计,1955年11月9日《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56条规定,劳动所得不单和个人工分挂钩,还和全社全年的收入相关。“这样,全社全年收入越多,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越多;全社全年的收入少了,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就少了。因此,每一个社员为了多得收入,既要自己积极劳动,以便多得劳动日,又要努力地促进全社的整个收入增加,使每一个劳动日所能够分到的东西跟着增加,这样,就使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得到了正确的结合。”[9]另外,传统的乡土伦理崇尚劳动,偷懒磨滑永远受到道德谴责,也并不普遍化,那只是到了后期集体化陷入危机的时代才开始更多地出现。事实上,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世界,懒惰是一个严厉的道德评价,将使个体背负沉重的精神压力。《创业史》不经意间也流露出对劳动的赞美——这本不是它的关注点,即使郭振山这样的只热心于个人发家致富的污点人物,只要处于劳动场景中,柳青也还是情不自禁地要笔墨盘桓,难以掩饰赞美之意(阳光下劳动的健美身体和协调技艺)。而白占魁和孙水嘴,之所以形象可憎,首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阶级属性,而是因为二流子身份,这才是乡村世界最看不起的人。

  如果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从容的环境,那么,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合适路径,或许正如柳青所设想的那样,逐步稳健地扩大深化,巩固提高,同时发展合作社内部的多种经营(它的初级形态就是“进山砍竹”做扫帚卖给供销社),待工业化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两大部类间的良性的互动和协作,再推进农业的机械化,进一步改善生产技术和基础条件,促进不断扩大的城市工业化规模,共同消化吸纳多余的农业人口(使改霞不用纠结地进城,自由平等的流动),扭转农业“内卷化”趋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自由人的联合。不过,在五十年代初的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似乎没有办法快速推进到更大规模,大概小规模的互助生产是唯一适合的形式,缓慢的过渡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方向是朝向更大的合作经济。

  社会主义,并没有排斥小农式的注重家庭实利和按劳取酬的算计,合作化小说经常出现这样的算账情节,用数目字来比较,参加合作社和单干孰优孰劣,以动员落后中农参加合作社(如《山乡巨变》也有类似情节)。自愿参加,退社自由,合作化虽然要由先锋党及国家政权启动,但性质上仍要保持社会联合的某种民间性和自发色彩。正如“公社”一词所隐含的意义,它指向一种人民自我管理的社会公共性,排斥现代性的科层体系和管理模式。如“大寨模式”所显示的,在社会主义的劳动原则和分配原则之上,人民自我管理,发动群众的创造性,从各村选拔出人民认可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带头人(他们正是梁生宝式的人物,先公后私,有能力有觉悟,富于献身精神),组织起全村人,维护好社群团结,克服困难,集体改造自然,经营农业和乡村副业和工业,由村到县,使“公社”规模逐级扩大。这不正是梁生宝所走的道路吗?

  只可惜,历史没有给中国乡村和梁生宝们准备那么理想和从容的环境、条件和时机,沉重的现实压力逼迫乡村做出牺牲。这是众所周知的两大困境:一是严峻的粮食供给形势,二是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短缺。对于粮食问题,薄一波说:“新中国诞生伊始,粮食产需矛盾就十分尖锐。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一,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建国之后包括初期合作化之后,粮食供应持续增加,一是城乡供应面迅速扩大,二是农民生活改善,消费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易价格波动,国家被迫关闭自由市场。工业化也没有与农业协调并进,它的战略优先性,不断增加的工业人口,要求农业来供应。工业不但不能为农业提供条件,反而需要农业和农民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原始积累。为了完成这种内部剥夺,国家用政治强力建立了二元结构,使不平等的交换固化和体制化。所谓工农剪刀差,不仅指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的抬高与压低,还应包括对农村多种经营的取消,正如弗里曼等对中国河北村庄的观察:“在50年代中期,中央在发动反市场运动的同时,又把以农产品加工为基础的手工业,从农户和村庄中转移到城里的工厂。这就破坏了当地重新兴起的棉纺织、纺丝、榨油和其他农村副业及手工工业,它们无法与国家争夺原材料。……这如同一个第三世界的厂商向经济强国交出了加工业和市场。”[10]农民入社已经不可能再全凭自愿,后来干脆不准退社。依靠行政系统的压力,伴随奖励与排斥,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扶持,比如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国家低息贷款(还不起就勾销),对不入社的农民却进行不断地挤压,在统购统销之后,取消自由市场,限制土地出租和雇工——但所交税款和卖给国家的粮食定额却不能少,这使单干成了一种惩罚。“大跃进”之后,盲目追求共产主义,超越了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一大二公”、行政命令、官僚主义盛行。在现代官僚等级制中,那些具有个人野心的官僚,只管讨好上级,“一刀切”,“刮台风”,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生产力的破坏,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所谓“上级放个屁,下级当本戏;领导动动嘴,社员跑断腿。”[11]这就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不但不见“自由人的联合”,反而回到了隔绝的“封建状态”和人身管制,小家庭和个体依附于村社,失去了主体意志。冻结消费和取消市场,更进一步取消了主体间的交换空间或交往形式,社会的流动,甚至要借助于军队、公安和民兵来强力控制。

  1950年代初党内关于机械化还是集体化的论争,二者都有合理性,巩固互助组是对的,但要机械化之后再推进合作化则过于保守,于是,毛泽东的批评说服了全党。不走集体化道路,机械化何从谈起?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仅靠土地再分配,不会改变人地比例,会使农场面积下降,加重内卷化,降低生活水平。停留在土改阶段,革命成果马上就会消失,社会危机将再度出现,事实上,这种苗头已经出现。

  普遍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短期内靠单纯的机械化解决,人口也无法有效转化,事实上,机械化也不仅是解决生产设备的缺乏问题这么简单,它需要一系列的基础实施和社会条件的配合。勉强推行的机械化,只是造成了机械浪费,“买机器,书记挂帅;买回来,风吹日晒;过几年,废铁一块”,“张庄”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12]

  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社会条件,决定了合作化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规模不宜过大。而《创业史》书写的正是这一阶段,它充分显示了互助的优越性。后来的激进化的失败也从反面证明了盲目跨越的危险。大跃进之后的收缩,也是回退到较小的以村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合作社阶段。大社制之所以难以维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社内部的生产率和绩效不能差别太大,如劳动力现金标准差别过大,强行合并在一起进行核算,则会造成所谓平调,事实上形成一个集体对另一集体的非补偿性调拨,妨碍公平(这和欧盟内部的矛盾是一样的)。[13]只有在内部差异基本消除后,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水平,自然要求冲破生产关系障碍的时候,才可以顺利过渡到更高阶段,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各部类协作。

  过早过急的过渡,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对于中国的基础国情和出路,费孝通在1948年即认为,在农村人口庞大,耕地稀缺的条件下, 整合小地块建大农场根本不具可行性,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人力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积累农民投资,累进地主税,转化为国家收入(他可能还没有设想后来的“土改”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建设现代运输体系,改善农村公共设施,建立多种经营的农村经济。这些设想虽然没有考虙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紧迫和严峻性,但的确代表了审慎的社会学家的观察。[14]在费孝通看来,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历史上一直存在,市镇(更不要说都市)的传统收入,都来自乡村,所以,都市一刻也离不开农村,但农村离开城市却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更好。未来的关键是要形成“乡村和都市在同一生产的机构中分工合作”的关系。“要达到这目标,在都市方面的问题是怎样能成为一个生产基地,不必继续不断的向乡村吸血。在乡村方面的问题,是怎样能逐渐放弃手工业的需要,而由农业的路线上谋取繁荣的经济”。[15]这是1948年的问题,也是新中国的问题,甚至是当今的问题。如果说在五十年代,从长远目标上还是要消除“三大差别”,共同富裕,那么,八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这样的张力与目标远景似乎也已消失。如果说急于过渡导致了集体化的困境,那么,任由城乡、沿海与内陆,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在财富分配上迅速而无节制的拉大,则将带来新的社会危机。

  通过这样的回顾,我们能够更清晰地领会1953年到1955年这段时光的特殊意义。那正是一段走向“自由家庭联合”的黄金年代,梁生宝满怀信心,尽管脚下还布满崎曲坎坷,但远方丰收的田野已然在望,作为历史新事物的合作社在克服了最初的困难之后,不断上升,不断上升。

  《创业史》第一部的故事时间是1952年底至1953年底,从土改结束到“总路线”的提出,基本上对应着“合作化”从低谷走出,重新振作的历史区间。在梁生宝式人物的带领下,合作社发展终于来到了一个心劲十足的上升期。此一时期的华北的合作社,运作状况普遍良好。据薄一波在1953年11月提交给毛泽东的报告显示,华北区初级形式农业生产合作社,45%左右办得很好,50%左右一般好,5%左右不好甚至垮台。1953年合作社的产量,一般均超过1952年水平,也超过当年同样土地的单干户和一般互助组的水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如劳动效率高,使用土地合理,能首先采用新技术,能充分发挥党所提倡的各项事业如兴修水利、改良土地和步犁、改良品种、密植等的效益,是单干户望尘莫及的,已为一般农民所理解。”[16]合作社依靠自身的多打粮食,吸引了原本有疑虑的观望者,1954年华北地区普遍农业丰收,有的单干户反倒青黄不接,向政府申请救济粮。不必强迫,单干户纷纷要求加入合作社。《创业史》正是这段时光的真实记录。

  不管怎样,历史并没有沿着梁生宝和柳青的预期展开,合作化的魅力迅速减退了,虽然没有出现内部的两极分化,群众却仍停留在普遍贫困中和人身束缚中,而合作化初期的期望却没有了,心劲儿也难以维持。这正是柳青为什么不再接着写的原因。柳青对1955年下半年以后的合作化运动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要求过急,发展过快”。于是,《创业史》的时间终止于1955年,正是这种否定态度的无声表露。[17]

  之后,乡村内部的裂痕再度出现,为了维持集体化道路和现实秩序,重提阶级斗争话语,《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写作模式成为主流。

  柳青终其一生,都对“合作化”不改其志,未曾动摇。但对实践中或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却多有保留意见。由于《创业史》的写作跨越了1952--1959年,思想不可能没有波动,这种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思想的曲折回环,也在文本中打下了印迹。它有时表现为观念的叠加,有时表现为自我的质疑——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他会尽量抹去这些痕迹。

三、“改霞问题”

  柳青的立场始终站在乡村一边,对占据了国家战略优先地位的工业化的城市心存疑虙。在小说写作的后期,城乡二元关系已经初步形成,乡村的牺牲者角色已被确定。从柳青的角度,从大局出发,他自然对于这种二元关系的必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但乡土立场又使他在情感上难以认同。这种矛盾清晰地折射在徐改霞这个人物身上。由于集中体现了这些矛盾和潜在疑虙,使这个人物在众多人物形象中显得极其特别(性格、气质),甚至表现出某种美学上的不协和,过于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正如有些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改霞更像一个具有“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城市青年,而不像一个农村女性。

  柳青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对“改霞进城”的道德评价上。1953年,国家发布“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实施“一五”计划,工业化加速启动,需要吸纳大量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到城市参加工作。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表述来看,这是参加国家建设,是值得鼓励的个人选择。面对正在形成的城乡关系,乡土精英或回乡知识青年开始不安心乡村,投身城市,给乡村建设造成了潜在冲击——合作化的关键期最需要这样的青年干部。

  柳青在理性上当然也不否定改霞进城招工的正当性,但从乡村建设的立场上,他对改霞的选择进行了道德上的否定,甚至将其视为对乡土的背叛,对合作化事业的背叛和对爱情的背叛。改霞的内心困惑甚至负疚感由此而生,进城与否成了她委决不下的艰难抉择。支持改霞进城的是自私自利的“反面人物”郭振山,尽管郭振山完全重复了国家主流话语,政策性很强,但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似乎就带有了某种不纯正的个人动机和挑拨离间的嫌疑。在招工干部王亚梅的眼里,改霞的进城动机也是可疑的。

  王亚梅严肃地说,“工业建设需要人,是个事实。青年们积极参加经挤建设,也是个事实。不过看起来,大多数闺女家是不安心农村,不愿嫁给农村青年……”王亚梅说:“就是找工作,靠工资维持生活。眼下,工人比农民挣得多,所以才会有盲目流人城市的现象。改霞,你参加了整党学习?参加了?那么你知道,将来消灭了城乡差别的时候,才能没有人不安心在农村的现象。社会是复杂的,人的觉悟不齐嘛……”

  在人格境界上,改霞离生宝相差太远,同属于“知识分子”,她基本上和她所讨厌的郭永茂是一类,柳青赞赏的是主动离开城市,安心服务农村的知青韩培生。

  但是,真正复杂和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不难看出,改霞又是柳青特别偏爱的角色,责之也深,爱之也切。抛弃生宝进城,似乎使她具有了道德污点,但柳青曲意维护,通过把爱情表白的责任推给生宝(叙事人甚至跳出来批评生宝),并交待她挽回爱情的种种努力,细致展示她内心的挣扎,小说对改霞的形象做了尽可能的补救。另外,还通过她对郭振山的质疑,以及拒绝永茂,和这些落后分子做了切割,表明了她良好的本性和共青团员的觉悟。

  柳青终于还是体谅了改霞,那么,既然不赞成“招工进城”,他又肯定了改霞的什么品质呢?

  柳青肯定的是改霞身上所表现出的现代人的自由与独立意识。关于是否进城,要不要和生宝结婚,改霞思虑颇深,小说大段落的心理描写被不成比例地分配给了改霞,这已经有些伤及了美学的均衡和协调。正是通过这些直接的心理独白,我们看到,改霞进城的动机,决非贪慕城市生活,而是要逃离正趋于停滞和闭锁的乡村生活,到异地去寻找另外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这其中,其实寄寓了柳青对即将走向封闭的合作化精神的判断!我想,在这一点上,改霞和生宝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真正体现了柳青的社会主义人格理想,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改霞才有资格成为生宝的真正恋人。而他们的分手结局,似乎也象征性地隐喻了合作化的未来命运。

  改霞不是寻常女子,她需要的是更自由的天地。她早早地就被许配人家,本来等待她的将是循规蹈矩的缺乏主体性的人生。是土改时期的波澜起伏的革命情势,将她从传统的狭小生活格局和人生道路中解放出,从“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和父权夫权压抑下解放出来。她1951年在黄堡镇万人大会上发言,二十一岁成为团支部委员,不顾习俗压力,勇敢地退婚,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赢得了与生宝自由恋爱的机会。她和秀兰不同。对于政治正确的包办婚姻(秀兰未婚夫是朝鲜战争毁容的战士),秀兰尽管不情愿也只能接受,乡村习俗和国家意识形态甚至包括生宝都将站在夫家的立场,只有改霞明确地表达了否定性看法,这无关政治觉悟,只关乎一个女性的爱情选择和情感判断。

  但现在,她万万没想到,在生宝变成单身汉、她解除了婚约的时候,社会形势却变成这样。蛤蟆滩再也听不见下堡村的锣鼓响和口号声,再也看不见马路上红旗飘和人群流。村里死气沉沉,只听见牛叫、犬吠、鸡鸣,闷得人发慌。而如雨后春笋的城市建设,却向着三年级小学生改霞招手。这真使她为难了!她不是那种没心的人,怎么能一下子忘了土改时的旧情,舍弃生宝,只管自己高飞远走呢?”改霞开始想:“唉!生宝好是好,谁知道蛤蟆滩要几十年才能到社会主义呢?几十年啦!自发势力这么厉害,一个小小的互助组,能掀起多大浪!这样我留在蛤彼滩,几十年以后,我就是一个该抱孙子的老太婆了。我还是奔城里的社会主义吧。”

  每当我读到这两段内心倾诉的时候,我都难以平静。我们难道看不出,改霞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吗?

  现实依旧沉重,前景并不明朗,作为女性,改霞的担心又有另一重含义,这是梁生宝所不能分享的。在革命的尖峰时刻,现实仿佛被瞬间撕开,透出希望与光亮,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又迅速合拢,美好的明天又变得遥遥无期。而父权结构的国家与社会,要求女性的牺牲,正如工业化要求农村牺牲一样。不安分于现状自然是罪过。在父兄的天空下,改霞们并没有被承诺另一片蓝天。她和生宝的爱情产生于土改时期——那时她体会到了男女平等,却会在未来的生活中面临考验。改霞表现出惊人的理性,她的目光又投向远方——那个革命当初所描绘的现代远景,投向了象征这种远景的城市。

  或许我们可以批评柳青赋予了改霞超越历史的敏感眼光,其实,这是柳青站在五十年代末,以一种惋惜之情,将复杂的历史判断赋予了小说中仍在上升期的1953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已经清楚,1954年,宪法取消了人口自由迁徙权的规定,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开始实行,在这之后,农村户口的学生考城市中学的比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些规定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农村为工业化的城市输血的二元结构正式固化。像改霞这样的“回乡知青”(区别于“下乡知青”)失去了进城的机会——“新时期”之后,我们将再次在柳青的“学生”路遥的笔下见到他们的身影——高加林、孙少安和孙少平。

  当“大跃进”失败,“自然灾害”,中苏交恶之后,经济状况恶化,国家收缩工业战线,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同时也为减轻农业负担的财政人口,开始清退城市的农村工人和临时工,并动员“回乡知青”安心回乡,甚至鼓励城市青年下乡,从而兴起初期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以“回乡知青”为主题的乡村叙事,豫剧《朝阳沟》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银环和栓保唱遍华北。至今我仍记得小时候,在八十年代初的山东小县城里,大家涌进剧院看戏的盛况。

四、尊严政治与德性

  柳青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不只是共同富裕,更重要的它具备的内在的德性,也就是小说所谓“性气”。这种新的人性,指向的是人的最终解放,它不仅包括外在的解放,即摆脱物质束缚,从压抑性的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还包括内在的解放,解除心灵的枷锁,摆脱异化状态。正如幼年生宝所体验的,和“借贷”贫农的“人穷志短”所显示的,蛤蟆滩的旧秩序,没有准备下“人的条件”。梁生宝所要追求的是使所有人摆脱屈辱的尊严政治。

  十三年岁时,梁生宝在下堡村吕二财东家打长工。受地主儿子欺负,梁生宝哭着回了家,他妈安慰他说:“你不懂事哎!咱穷人家,低人一等着哩。要得不受人家气,就得创家立业,自家喂牛,种自家地……”

  而梁三老汉转变的更为内在的原因,也正是这种“体面”。“老汉想起这些,感动得流泪了。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

  《创业史》第一部终结于这几句话:

  梁三老汉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了。他知道蛤蟆滩以后的事儿不会少的,但最替儿子担心骇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柳青心中的合作化事业,首先建立在发展的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景之上。中国农民是唯物主义的,合作化就是要用眼见为实的富裕成果吸引他们,赢得他们的信任和跟从。但这还不够,合作化还要在共同劳动中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激发起潜藏在他们心中的朴素的对于尊严平等的追求。它是人同此心的同情心,正义感和良知。这才是改天换地的能量。“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洲尽舜尧”。

  旧制度和传统小农经济,只能导向人群分化,最终来到人人为己的虎狼世界,这种社会会造就与此相匹配的理性法则和人间道德。《创业史》精细描写了姚士杰在卖粮和投资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理性,这是传统农民的“精明美德”,但它很容易就走向了损人利己,以次充好,坑蒙拐骗——市场竞争和劣币驱逐良币的自然法则会自然促成这一结果。某种意义上,这无关于个人道德,梁三老汉和郭振山的投资算盘,都是正常经济理性的体现甚至本能性反应。只要社会不发生结构性改变,这种”理性“就不会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只要具备了物质条件,梁三老汉也会走向他所痛恨的杨大扒皮和吕二细鬼。现实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不是也想过要买地吗?

  传统乡村共同体温情脉脉的“礼”的背后往往潜藏着虚假的“理性”算计,《创业史》中,梁生宝亲眼目睹了一桩兄弟争家产的争讼。

  生宝不禁心生感慨:

  生宝这个刚入党的年轻庄稼人,不禁深有感触。他觉得同志感情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而庄稼人之间的感情,在私有财产制之下,不常常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庸俗人情吗?邻居间在利害一致的时候,相好得那么俗不堪言;一旦错收了一颗鸡蛋,拌几句嘴,就该别扭多少日子了。

  或许,在柳青看来,传统礼制已经被淘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传统理想的实质,“题记”中的“兄弟团结”强调的就是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改造。“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巩怕就是集体劳动吧!不能等改造好了才组织起来吧?要组织起来改造吧?”

  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是比富裕更重要的。合作化时代的集体劳动不仅是生产活动,还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人生乐趣的来源。[18]当然,在后来的某个时期,当它沦为异化劳动时,集体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变了味道。但即使在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即使公社制度有种种弊端,仍然基本保留了这种新型人际关系的构架。公社体制解体以后,乡村共同体也逐渐涣散,集体徒有其表,消费主义和各种宗教趁虚而入,农村走向沙化和原子化,真正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式的小农社会,也失去了政治能动性。当我再次读起山东作家刘玉堂写于九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生产队》,见证那些久违的集体化时代公共生活的温暖场景之时,不禁嘘吁不已。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18年第4期

  注释

  [1]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

  [2]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7-7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3]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八期。

  [4]王维玲《柳青和<创业史>》,《柳青写作生涯》13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

  [5] 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

  [6] 贺桂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参见《“总体性世界”的文学书写:重读<创业史>》,《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柳青为中心》(会议论文集)

  [7] 当然,这种笼统的分类,存在着理论风险,事实上,华北各地以及与此类似的东北地区,内部差异也非常大,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演变的复杂过程。这里只是就总体状况概而言之。

  [8] 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9](美)韩丁《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110页。

  [10]((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244页。

  [11](美)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3月,364页。

  [12](美)韩丁《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81页。

  [13] 见(美)韩丁《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

  [14] 参见(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24页。

  [15] 费孝通《乡土重建》,岳麓书社,2012年1月,18页。

  [1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145页。

  [17] 《孟维刚谈柳青在长安的生活和创作》,载蒙万夫、王晓鹏等《柳青传略》,2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

  [18](美)韩丁《深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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