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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给总理写信,为农民说话

谭畅 · 2019-02-15 ·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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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平(谢子龙/图)

 

  李昌平有满肚子真话要对人讲。但“有谁能听得进我说的话呢?真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李昌平觉得很冤枉:“我知道监利县不能久留了,重新安排也还是在荆州,今后荆州不稳定,会不会也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呢?”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19年前的春耕时节,深感“农民负担过重,实在找不到出路”的李昌平连夜写了一封信,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他在信的开头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

  犹豫几日后,李昌平在2000年3月8日用平邮将信寄出,邮资八分钱,信封上写着“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收)”。至于朱镕基能否收到,李昌平也没把握。

  谁知,“3月27日总理就派人(调查组)了。”2019年1月20日,离开体制多年的李昌平,坐在他创建的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简称“中国乡建院”)办公室里,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捅下的娄子”。

  一番“心里话”引起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聚焦和中央的高度重视,也在监利县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但李昌平自己却不得不在半年后辞去公职,南下广东打工。2000年底,《南方周末》第一次组织读者投票评选年度人物,李昌平高票当选。

  一年后,李昌平又北上,开始混迹京城“三农”圈子,做学问、写文章;后来在导师陆学艺的点拨下跳出学术圈,搞乡村建设实验。

  “解决农村问题,昌平是干了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事。”张木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是中国农村改革重要推动者杜润生的门生。2019年1月21日,他在中国乡建院一年一度的顾问会上评价:“我最赞成昌平走过的路,下通农户,上通红墙,上下都能接受。”

  1

  “闭上嘴就不是李昌平”

  中国乡建院顾问会设在北京前门大街附近一座隐蔽的四合院里,当天应邀而去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三农”问题研究者和乡村建设专家,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

  向顾问们汇报完2018年的工作后,李昌平认真表态:“我打算今年闭上我这张嘴,再不乱放炮了。”

  听到这句话,本来在埋头敲电脑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晓山哈哈大笑:“闭上嘴,那就不是你李昌平了!”

  李昌平从来憋不住话。

  1982年大学毕业后,李昌平放弃留城工作的机会,自愿申请到湖北省监利县周河公社工作。

  “周河公社是我的家乡,此后我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上‘三起三落’,基本无特别值得一提的建树,但错误犯了不少,错事做了太多。”1999年12月被任命为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时,李昌平已是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

  到职两个多月,李昌平目睹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更糟糕的是,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来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

  李昌平憋不住,有满肚子的实话、真话要对人讲。但“有谁能听得进我说的话呢?真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最终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四千余字的信连夜写成。信中,李昌平历数其亲眼目睹的农村现状,并给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建议。最终促使他义无反顾将信发出去的,是监利县2000年3月初召开的一次农村工作会议。

  会上,县委要棋盘乡做典型发言,介绍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的蓝图。面对全县实况转播的镜头,李昌平红着脸念完了材料,“通篇的牛皮大话吹过之后,感觉自己就像做贼一样,做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

  大会散场后,李昌平在分组讨论时再次发言,这次他说了真话,把监利县农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摆了出来,引起大部分乡党委书记的共鸣。但主持人转移了话题:“我县最近几年农村形势是好的,有问题是局部的、个别的。”

  县委书记最后讲话,语气强硬,不时站起来用手敲打桌子:“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鼓舞全县人民的士气,振奋精神,有些同志就是要改变会议的主题,这是不讲政治的表现……”

  李昌平心想,没有理由不把写给总理的信发出去了。

  2

  “剩下的只有一条路”

  据《朱镕基讲话实录》记载,2000年3月22日,国家信访局《群众反映》第28期摘登了李昌平的信。3月27日,朱镕基指示农业部派人调查。5月4日,朱镕基在农业部的暗访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2000年6月,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随之展开。

  当年8月2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为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场改革。

  

  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头版版面

  “《南方周末》报道以后,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农民的来信最多,大多是反映他们家乡的农村负担太重,干部太凶,领导太贪,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李昌平在2002年1月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道,当时的市领导判断:监利很不稳定,李昌平是监利不稳定的核心,如果李昌平觉得监利不适合他,组织上可以考虑将他调出监利,重新安排工作。

  李昌平觉得很冤枉:“我知道监利县不能久留了,重新安排也还是在荆州,今后荆州不稳定,会不会也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呢?剩下的只有一条路——我该走了。”

  2000年9月,李昌平辞职南下,不当干部了,一开始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了优越感”。习惯后,他觉得“打工还真不错,没有‘一票否决’的压力,没有‘左右逢源’的无奈,没有‘装腔作势’的跋扈”。

  进城打工的李昌平一度以为自己要告别农村、农业、农民。但初心难忘,当听闻老家依然因农民负担过重连发恶性事件时,李昌平在悲愤中写下《我向总理说实话》书稿,并在其中反思:“用‘花多果少’来形容这场改革的效果是客观的……一封信,一段领导批示,一个现场会,一班人,仅一个月、一阵风式的突击性改革,想一举取得成功?”

  2001年9月,李昌平携书稿北上,应“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邀请,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当记者。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开始无法出版,北京“三农”圈子里的朋友出了个主意:请杜润生老先生给书作序。那时候杜润生快九十岁了,拿着放大镜看完书稿后,就正儿八经写了一篇序,叫《我们欠农民太多》。

  3

  “回”农村

  《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后,李昌平下基层采访时会得到很多优待。他参加了四川步云乡长直选换届的全过程,写出独家报道《步云直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他采访全国第一个依法罢免村官的村庄——哈尔滨集乐村,写出《有无民主两重天》,他还写了《莱州刁民张丕庆》,并将这三篇报道视为记者生涯的代表作。

  也因为《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本书,李昌平在北京的学界多了很多老师和朋友,甚至被时任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收为“编外弟子”。到北京两年后,李昌平写的跟“三农”有关的文章再次结集成书《我向百姓说实话》。

  文章越写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但在陆学艺看来,李昌平在北京一直“漂着”,还是准农民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2008年春,陆学艺按照惯例请农口的老同志聚会。送走老同志后,他把李昌平叫到办公室,泡上茶,围绕李昌平的“后半生”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陆老师说,北京这个圈子说什么你都已经知道了,但中国少一个深入基层做实验的实验员李昌平,却是很大的损失。”李昌平说,陆学艺嘱咐他:“一火车皮的论文,其作用赶不上小岗村十几个农民的红手印。”

  就这样,李昌平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他总结,是温铁军将他带进了“三农”学界,让他知道学者们在想什么、说什么,而陆学艺又将他“送回去”,劝他发挥基层干部出身、能和农民打成一片、又能把专家学者“设想”落地生根的优势,去广阔的农村扎扎实实地做实验。

  2009年,李昌平选择了河南郝堂村开展“内置金融”实验。

  内置金融就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配套建立农民主导的村社合作金融,利息归村社成员。李昌平认为,村社有了内置金融后,农民的承包地、村社集体成员权甚至宅基地和房屋等都可以用来抵押贷款,农民手上就有活钱,村庄就可能有发展。

  曾在郝堂村当党支部书记的禹明善这么向村民介绍他:“李老师来了,知道李老师是谁吗?就是当年给总理写信的人。”

  但李昌平并不认为曾经的光环是他能在农村做成事的原因:“不会说因为是李昌平(别人就买账)。我们乡建院有自己创新的一套方法,在乡村振兴这个市场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中国乡建院是李昌平“回到农村”3年后,于2011年创建的,定位是“一家为乡村建设提供系统性、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专业机构”,李昌平担任院长。

  “和做公益不一样,我们是社会企业。”李昌平说,他创建中国乡建院时的愿景,就是把乡村建设变成一个职业,持续地为农村做事,持续地培养专注为农村做事的人。

  4

  “退一步想,待十年看”

  2019年1月21日,北京室外寒风凛冽。中国乡建院的顾问会上,听完李昌平的汇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调侃说:“昌平现在是春天来了,意气风发。”

  “现在的乡村振兴,喊得很响,解读文件的人很热闹。但细看规划,空的多。如何落到实处?”赵树凯认为核心在基层的突破。

  “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农民的声音发出来。你们搞实验常年驻在村里,能发挥这个作用。”赵树凯勉励李昌平,“只要你们脚在村里,自然而然能弥合和超越纷争。你们和农民‘滚’在一起,政府的困惑还要靠你们解答。”

  李昌平也有困惑。

  和南方周末记者交谈时,他也不时念起过往,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四两能拨千斤”,农民干什么成什么;后来农村的路越走越窄,农民从地里难挣到钱,发展缺乏主体性,变成“千斤拨不动四两”。

  而各方对于“三农”的讨论,似乎也离真实的农村越来越远。“以前大家还在乎,还讨论农村该怎么走。今天好像没人在乎了。我写文章,写完了对与错好像没什么意义。”

  曾经提笔就给总理写信的年轻人,现在甚至不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了,他担心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走样。

  于是,他告诫自己:少说话,少写文章,埋头做乡建。

  然而,直言不讳的文章仍一篇接一篇地发,逆耳忠言仍一句接一句地讲。前一天在“朋友圈”里抨击农村组织无效,后一天见记者时又批评政策走回头路……李昌平还是憋不住。

  言辞虽激烈,但李昌平说他的心中没有敌人。如赵树凯所言,李昌平只是在“把农村的声音放大”。

  赵树凯对李昌平说,如今农民的声音虽然变小了,但依然需要被听见:“希望还是在基层,我很看好你们。”

  李昌平在中国乡建院的办公室里摆了一幅字:“退一步想,待十年看”。这是李昌平的岳母托人写的,岳母了解李昌平的性子,鞭策他做事不要太着急。李昌平说这句话对他影响很大,“不着急、慢慢干,着急也没用。以前觉得自己可以干很多事,但到了这个年纪,知道自己能干的事很少。”

  但李昌平仍感到有希望,希望在年轻人。每当看到愿意投身“三农”的“小朋友”,李昌平就满心欢喜。

  李昌平不知道自己年轻时有没有做好基层干部,但他现在知道,怎么做好中国乡建院的“CEO”——把发展农村的机会放手交给年轻人。“(有人)担心自己没能力。我说,年轻人要大胆干,怕什么,我给你当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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