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前,一个人静静的去了,带着对现实世界的些许遗憾。那些年他常常念叨要是革命干不好,将来怎么去见马克思。好像中国的事情搞不好,就全怪他似的。当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他的思想似乎也迅速冷却,他不安地走了。
在他走了的那几年,揭批查也好,清理三种人也罢,总之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秀或者新秀的朋友死的死,关的关,吏治为之一净,号称河清海晏。接着那些号称文革的拥护者遭到排挤(免职的免职,辞职的辞职,请假的请假,当农场顾问的当农场顾问,研究农业的研究农业,发牢骚的发牢骚)他们还曾经宣称过过那么个七八年再搞一次文革呢。可惜历史也不会给他们机会,正像历史不会因为某些人(指苏联)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在搞社会主义就承认一样,即使他们仍在台上也不会再搞文革了。出乎意料的是,全会一开,决议一下,新上任的领导人气势汹汹地表示,贵圈真乱,需要整顿,然后大搞团结一致的时候,自己的圈子又乱起来了。你骂我思想僵化,我说你搞资本主义,吵得不亦乐乎,改革与原则两面大旗之下各自聚集起自己的人马。
他静静地注视着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在水晶棺里。尽管中央的同志屡有争吵,然而在对待他的问题上还是勉强一致的,即你功劳至伟,因为你帮我们打下了江山,而晚年犯了的严重错误又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你把我们都得罪了。然而,伟岸的诗人又如何能够消失。他在一篇演讲中玩味过这样一句话“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它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吵来吵去,既然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也许是为了经济),这样也好。
革命的领袖在那个时代仿佛消失了,这是很奇怪的。决议中曾写到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然而他们又可曾遵照。拿枪杆子的人主动避谈自己曾经的领袖,尽管总设计师一如既往地展示自己的宽容,并将“实事求是”的理论思想根源追溯到毛。拿笔杆子的人自发或不自发地开始陈述自己的浩瀚苦痛,只有那个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得一塌糊涂的胡风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主观战斗精神,坚称自己不反毛。他的那帮“朋友”估计要被气疯了,别人只不过是牛鬼蛇神,你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居然不趁机咬他一口。毛的著作被查封,毛的头像被下架,一切对新时代起负面作用的与毛有关的东西消失了。只有不起眼儿的农家小院里说不定还残存着几张毛的画像,画像中的毛依旧面带微笑,引人心酸。
仿佛是故技重施一般,当波涛向上传播时,另一个毛泽东悄悄的在中国被制造出来。文革时期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造反派眼里的毛泽东,另一个则是保皇派口中的毛泽东。在以前,毛在人民心目中再沉默,他也首先是一个革命的领袖。如今,他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功臣,中国梦的发起人。
当革命的理论不再为当权者所接受,民族这个能够包容一切臣民的概念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民生活实力的相对衰弱,既给领导人以信心,又让人有所担心。那么一个带领着千千万万人奔向幸福的毛泽东就足以让人欣慰了,因为他的出现能够给人一种几代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的感觉。
毛在六十年代就曾预见过现在这一事实,“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演习“。当权者在冷落了十多年毛泽东后,又不得不祭起了毛的大旗,搜寻毛的只言片语,抽其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或者直接把早年那个懵懵懂懂的胸怀天下的毛泽东搬出来,以此印证党的执政的合法性。
如今的毛泽东大概有四个:一个是人民的,正在苏醒;一个是当权者与民族主义者的,正在逐梦;还有一个,这一个叫做神,有些对官方不满而又看不到希望的人,重新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在神的世界里遨游,这一个毛泽东是超脱世界的,好像整个中国因为有了毛就获得了什么奇迹似的;最后一个就是黑毛党眼里的,恶魔,淫棍,坏蛋,让这样的人统治中国也是奇迹。
三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人间的疾苦,马恩列斯毛可还能够看到?水晶棺里的人还在沉睡,然而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对他说一句晚安。那我估计还是能够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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