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由于偶感小恙而入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故而未能上网。昨日痊愈回家后，第一时间便打开电脑，迫不及待地登陆上了《乌有网刊》网站。
由于同为辽宁人的缘故，因此我对“辽宁王忠新”网友的文章，是每篇必仔细阅读。特别是“辽宁王忠新”网友所写的《为东北振兴把脉》的系列文章，更是引起了我的深切关注。真是刚刚看了上篇，便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下一篇。
从八月十二日到十月六日，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辽宁王忠新”网友便写下了五篇《为东北振兴把脉》的文章，字数更是多达两万四千多。在这五篇文章中，“辽宁王忠新”不仅准确地找出了东北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而且还更是为如何振兴东北，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然而“辽宁王忠新”网友提出的振兴东北的办法虽然不少，可是“辽宁王忠新”网友提出的振兴东北的这些办法，如果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代，那是无可争议的切实可行。然而在私有化的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的今天，那显然就背道而驰了。
近年来，东北地区的经济是不断下滑。二〇一四年，黑龙江、辽宁和吉林这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仅为百分之五点二、百分之六点二和百分之六点五。在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的排名中，分别位列倒数的第一、第三和第五位。为此，李克强总理不仅在二〇一五年四月亲自到东北来进行调研考察，而且还更是在四月十日他亲自主持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为了鼓励东北地区的干部群众能把东北地区的经济搞上去，提出并号召今天的东北人民，要重拾当年的“闯关东精神”。
“闯关东精神”是种什么精神?说来惭愧，作为“闯关东人”的后代，一开始我还真的就一点也不理解。但是由于我对“闯关东”的这种行为，还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因此后来我对“闯关东精神”的理解，粗浅地认为可能就是逃荒路上那种不得不为之的死求百赖的不要脸精神。
“闯关东”就是当年山东、河北一代的农民由于人多地少而活不下去，于是不得不自发地进行人口迁徙，就是一路逃荒要饭到东北来谋生。逃荒要饭的人，哪里还会有什么做人的尊严。能否得到他人的一点恩赐，则全凭自己的不要脸。
我的奶奶是在大清王朝的末年跟随着太姥爷和太姥佬从山东省的曹州府，拐着一双小脚，沿途要饭，一步一步走到东北来的。我的姥爷和姥姥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带着我的四姥爷、五姥爷和母亲、舅舅等人，从山东省的临清县，乘坐火车来到东北的。姥爷和姥姥来的时候，尽管同样是为了逃荒，但由于是乘坐了火车并且在离家时还带了一些煎饼，所以只是在下了火车之后，才要了很短时间的饭，之后便很快安顿了下来。
满清入主中原，几乎是阖族入关。因此满族的发祥地辽宁的东北部和吉林的东南部一代，也几乎成为了无人区。但是为了守护住自己的这块“龙兴之地”，满清政权却严禁人多地少的汉族人迁徙到这里来谋生。为此，满清政权还专门修筑了一条一千三百多公里长的柳条边，以作为封禁的标志。对被抓获到的那些擅自进入者，不仅一律予以严惩，而且有的人还被砍下了脑袋并挂在柳条边上以警示后来者。一时间，柳条边上到处都挂着人头。正是由于当时逃荒要饭到东北地区去谋生的人都要闯过这条柳条边，因此这种做法，才被称为了是“闯关东”。直到一八六〇年之后，满清政府才逐渐开放了对东北的封禁。所以，“闯关东”对于当年的汉族人来说，不只是无奈，而且还更是屈辱。
在毛泽东的时代，东北的经济发展，始终位居全国的前列。特别是咱们辽宁，由于被誉为是“共和国的长子”，因此才俗称是“辽老大”。然而毛泽东时代东北的振兴，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靠的是勤俭建国这样的孟泰精神，靠的是“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样的铁人精神，靠的是爱憎分明、奋不顾身、公而忘私、言行一致这样的雷锋精神，靠的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样的“鞍钢宪法”精神，靠的是“三老四严四个一样”这样的大庆精神，靠的是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而敢打第一枪这样的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珍宝岛精神，靠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宁可舍弃自己的利益并敢于对不合理的旧体制和旧习惯说不这样的反潮流精神，而决不是靠死求百赖不要脸的“闯关东精神”。死求百赖不要脸的“闯关东精神”，决不可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纯洁、走向崇高、走向复兴、走向未来。
当年的“闯关东”，决不是像后来的毛泽东时代那样，从人口密集的汉族地区向新疆、内蒙和黑龙江等边疆地区的大规模移民，是为了守护边疆、开发边疆和建设边疆，因此在当年那些“闯关东”的人身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闯”字精神可言。他们到东北来，不过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而这场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也正是在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这个理由下，才开启的。因此在不断深化私有化的改革开放这个历史条件下振兴东北，无非也就是为了解决东北人的吃饭问题并提高东北人的生活水平。然而在私有化的改革开放已经不可阻挡的情况下，既然“辽宁王忠新”网友提出的这些振兴东北的办法与时代背道而驰，那么如何才能解决东北人的吃饭问题并提高东北民的生活水平呢?办法当然是有。只要抛弃毛泽东思想而认真学习并深入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从中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点都不难。
二〇一四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百一十周年，为了纪念邓小平的周年，有关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拍摄了一部名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并在全国的多家电视台集中播放。《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由于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从而有力地批驳了那些汉奸文人和反党叛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人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时代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污蔑。
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第二集中，有这样的一段剧情：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大队的农民宋学友一家和邻居等不仅要一路唱着花鼓戏到北京去要饭，而且生产大队的干部还更是给他出具了一张写着“宋学友一家因经济困难，外出求援，请予帮助”这样内容的介绍信。
这段剧情，决不是来自《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编导们的想象力，而是源于真实的历史。在二〇一四年的“两会”召开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忆起自己在安徽凤阳县上山下乡时，说自己在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期间，就曾经拿着大队的公章，亲自给本大队的妇女儿童开过被俗称是“逃荒证”的逃春荒证明，从而便有效地解决了全大队社员的吃饭问题而没有饿死一个人。从李克强总理当年在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通过给社员开“逃荒证”便解决了社员的吃饭问题这件事上看，只要国务院给一亿多的东北人每家、特别是每人都开具一张“逃荒证”并号召东北人重拾当年的“闯关东精神”，然后由赵本山作总领队，让他的那些徒弟作分领队，带领大家像吉普赛人那样一路高唱着咱东北的二人转，到俄罗斯、到日本、到英国、到法国、到美国、甚至是到联合国去要饭，那东北人吃饭并提高生活水平的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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