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孩子都被裹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浪潮里，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被影响。
2009年，根据全国教育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2200万人，那时流动儿童还不到一千万人。在统计数据里，他们有一个更直观的称谓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去年， 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达到了1400万人，而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却大大减少，只有1550万人。
不管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孩子都被裹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移浪潮里，生活直接或间接地被影响。区别就在于，相比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加上“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原先近半数的农村留守儿童转变成了“城镇留守儿童”。因此，上文提到的约3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并不能代表当前我国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全部儿童数量。
“作为一位母亲，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定希望可以天天陪伴在孩子身边，”陈媛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在《风中的蒲同英：中国流动儿童生存报告》——“外地生会拉低学校质量?其实并没有”一文中说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陪在身边，在心理、社会适应性上有或多或少的缺憾，更不用说认知方面的发展了。”
在外务工的父母对留守孩子的不忍和牵挂也许是流动儿童群体的快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同时，《义务教育法》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免费受教育权利的保障也解决了部分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
以上海市为例，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2年，上海市入读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从17万人增加到了40万人。之后的3年，上海的公办学校并没有接纳更多的流动儿童，但由于随迁子女总数的减少，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大大增加，达到80.42%。
而同为一线城市，广州、深圳两地流动儿童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要低得多。
公办学校学位有限，为了让更多的流动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地方政府只能和当地的民办学校合作，由政府出资购买民办学校的学位，供流动儿童免费就读。而政府的经费有限，所购买的学位也有限，超出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承受能力范围的，部分流动儿童只能选择自费就读民办学校。
2015年，一线城市中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数量最多的是深圳，超过78万人，其次为广州，约60万人，上海和北京分别为50万和48万人。而影响流动儿童入学人数的两大因素分别是当地政府的人口政策和教育经费。我们先从教育经费谈起。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7年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去年全国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的生均教育事业费分别为10199.12元和14641.15元，而生均公用经费分别为2732.07元和3792.53元。这里的教育事业费包括中小学在编教职工的工资、学校的开办、建设以及正常运转费用，而公用经费指学生学习的日常费用。
也就是说，国家对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教育经费补贴分别约为每人1.3万元和1.8万元每年。
然而，教育经费主要按照户籍拨付。当某地户籍的学龄儿童流入到另一地，并在该地入学，流入地只能获得该名儿童生均公用经费(按照基准定额计算，也即600元每人每年)以及“两免一补”(指的是免除学费、书本费以及对贫困寄宿学生提供的生活补贴，约600元每人每年)的流转。
这就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90%以上的教育经费都将由流入地财政承担。作为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生均教育经费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再以上海为例，从2008年到2015年，上海市入读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生均投入从1.4万元增加到2.1万元，政府委托的民办学校生均投入从两千元涨到六千元。2015年，上海仅对流动儿童教育的财政投入就达到88.68亿，占当年上海市公共财政教育总支出的近12%。
相比北京、上海，珠三角地区由于流动儿童数量庞大，地方财政的压力也显得过大。例如，深圳市近80万的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每年所需的教育经费超过百亿。教育经费不足导致了珠三角地区流动儿童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长期低于50%。
另一方面，即使经费有余，但如果流入地实行较为严格的人口政策，该地流动儿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比例也会偏低。
2013年以来，随着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控制，北京和上海不仅大大提高了对于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还陆续关停了许多民办学校。部分流动儿童即使达到了入学标准，由于非京籍学生不得参加中、高考，很多没能坚持到初中毕业就出国或者回老家了。
“流动儿童在初中不得不回到原籍就读几乎是普遍现象，”陈媛媛在她的文章里说道，“而大部分回到原籍的孩子父母都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去，回到原籍的孩子从流动儿童变成了留守儿童。”
研究表明，这些回流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水平要显著高于普通儿童和留守儿童。他们曾长时间的陪伴在父母身边，却因为上学问题不得不回到原点，骨肉分离。
由于教学大纲和体制的不同，许多回流儿童都或多或少面临学业上的挑战。此外，从大城市回流到小乡镇产生的心理落差，也让一些回流有尽早辍学，重新回到大城市的想法。
数据显示，相当比例的回流儿童中在念完高中后就辍学了，然后继续回到之前所在的城市打工。但这种“回归”并不能帮助他们尽快摆脱“外地人”的身份。从目前一线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来看，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永远也无法落户，变身“本地市民”。而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政策，他们的孩子也将可能和他们一样，从流动到留守，飘摇不定。
“越是家庭背景差的学生，越是成绩较差的学生，学校的质量就越为重要，”陈媛媛强调说，“因为优秀的学生或者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可以从自身或者家庭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而对于父母无暇顾及的学生来讲，学校的质量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从政策上来看，越是弱势家庭的儿童，政府越应该关注他们所接受教育的质量。”
如果流动儿童的教育经费能随学位流转，如果一线城市在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能对流动儿童的上学问题稍作倾斜，也许这一千多万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会过的更轻松些，至少不必过早地被“外地人”的身份笼罩。毕竟，他们也是国家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陈媛媛. “外地生会拉低学校质量?其实并没有.”《风中的蒲公英：中国流动儿童生存报告》，陆建非、吴英燕(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年.
2. 魏佳羽，赵晗.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教育现状(2013~2016).”《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 2017年.
3. 刘玉照，王元腾. “上海市流动儿童教育状况分析(2013~2016).”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 2017年.
4. 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基金会.“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7年.
5. 李楠.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观察报告.”户改观察和城市化观察网. 2017年.
6. 李楠. “15张图，了解15个城市人口数据和入户政策.”户改观察和城市化观察网. 2018年.
7. 李楠. “聚焦‘回流儿童’：那些返乡的流动儿童.”户改观察和城市化观察网. 2018年.
8. 田格凡，毕一凡，邝心怡，赖蕙敏，蒋梦筱. “圆桌论坛：求解城市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户改观察和城市化观察网. 2018年.
9. 靳雅楠.《流动经历对农村回流儿童抑郁程度的影响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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