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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炎黄春秋》痛心改开现实的苟且,渐趋追求文革诗和远方的田野

比雷更雷的人 · 2016-03-26 · 来源:乌有之乡
王海光教授说:“从政治文化上讲,文革理论无疑是……但也要看到,它也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是以追求社会平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价值载体。这虽是……但也是一种文化情怀。……但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问题是,人们的文化情怀也萎缩了,越来越娱乐化、低俗化、‘小时代’化了。”现实世界道德的沦丧,使王海光教授也觉得不能继续苟且。

  文革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

——《炎黄春秋》痛心改开现实的苟且,渐趋追求文革诗和远方的田野

作者:比雷更雷的人

  《炎黄春秋》2016第三期求实篇,发表了两篇反思文革的文章。一篇是前文化部长王蒙的《反思文革责无旁贷》,另一篇是当代史专家王海光教授的《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王蒙的文章,解读的人很多。有的人认为王蒙对文革、对毛泽东本人褒多于贬,有的人认为王蒙对文革、对毛泽东本人贬多于煲。无论怎样,《炎黄春秋》褒了毛泽东、褒了文革,尽管对褒的数量还有异议。王海光教授的文章,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对文革、对毛泽东本人态度的一个转变。

  《炎黄春秋》是右派的大本营。所谓左派、右派,不同于左翼、右翼,通常的理解,是中国是基于承认和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下,立场不同的两股势力。直白的说,就是毛左和邓右。左翼和右翼,则是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和坚持资本主义,而立场不同的两股势力。中国也有左翼右翼,那是在旧社会,比如鲁迅所处的左翼作家联盟。

  《炎黄春秋》选择文革50周年发表这两篇文章,是右派向左派给予了足够尊重,释放了最大善意。毕竟,让相斗几十年的老对手,说一声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不可能的。《炎黄春秋》为什么选择在此时发表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说了什么?大家一起看一下。

  一、文革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历史,否定群众。

  是谁神化了毛泽东?恰恰是那些恶魔化毛泽东的人。在对毛泽东一次次诋毁和否定中,他们发现一切看起来有些徒劳。因为文革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文革,文革能得到全社会拥护、支持和参与,不是简单的个人崇拜可以解释的。我们看到铁杆反对者贺卫方教授,在课堂上时不时会手舞足蹈,把一般人唱不了的毛泽东语录歌,唱的全情投入字正腔圆。可见,即使是文革的反对者,对文革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王蒙的文章,追述了一大堆毛泽东的个性特点,最后无奈的表示:“你可以分析纯属个人的毛泽东的性格特点,你可以分析任何伟人的个人情绪与偶发因素,但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其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必然,它带来的教训仍然有它的极度深刻性。例如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不论毛泽东思想哲学上的叛逆姿态有多么高调,我们从他的一大二公的提倡上仍然会看到天下大同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可以说斯时已经准备了中国的20世纪的赤化。孙中山的口号之一也是天下为公。连国民党党歌里也唱:‘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就是说,民国是最低纲领,大同者是最高理念。 ”

  王海光教授则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系统考虑:“第二个问题是左倾思潮的回潮问题。当前的左倾思潮的回潮有两种,一种是翻文革案的思潮,一种是清算改革开放的思潮。不久前,有人开会追思江青,赞颂江青,推崇张春桥,调门很高。江青、张春桥是文革的政治符号。有些人重新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偏好问题,而是反映了文革与现实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1980年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已是全民唾骂的公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40年过去了,现在社会上又有人重新肯定他们。这当然不那么简单。一、从社会心理上讲,许多人对文革的怀旧,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对当前社会现状的不满。二、从历史研究上讲,对文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政治实用主义的问题。有些人总想把文革这段历史给回避过去,实在回避不了,就来个“宜粗不宜细”的冷处理。由于长期以来对文革研究的禁锢,人们对文革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至造成对文革历史的许多误解误读,后遗症很大。

  “文革虽然过去了,造成文革的许多因素却还存在,还在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拨乱反正中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建立民主法制等等,都没有真正落实。而且,到现在还有一股思潮,说当年对文革反思过头了,对历史总结过头了,否认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否认文革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两股思潮,是同源共生的。”

  二、文革的性质,是变法、是变革、是改革。文革更多的倾向于精神层面,而一般改革更倾向于物质层面,这是文革的改革性质,一直不能被承认的原因

  文革,它和历史上的历次变法,比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甚至改革开放,没有什么不同。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争论,由来已久。人性本恶不是真理,那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人性本善呢?文革从人性本善的立场出发,最后发现人性善恶是五五开,有的人善,有的人恶。

  文革就好比是樱花,就好比是诗歌。现在兴起樱花热,大家非常痴迷樱花的美丽。可是樱花既不能吃也不能喝,除了观赏,根本无用。我们都喜爱诗歌,诗歌既不能当药吃,现在写诗也不赚钱。好歹说到牡丹芍药的美丽,我们非要说牡丹芍药还有药用价值。猪明明主要是吃肉,我们偏说猪的全身都是宝。我们总很物质的考虑问题,而喜爱无用的樱花、喜爱无用的诗歌,是基于精神层面的。文革更崇尚道德,要拷问精神的乏力,是我们一直不肯积极反思的主因

  王蒙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不似政变,恰似政变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右派”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革不算革命,它只是一次普通的改革。这个“不是政变恰是政变”,说的就是文革的改革性质。

  文革一直是和改开相提并论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论”就是如此,实际早已承认了文革的变法性质。

  王海光教授说:“由于时段的拉长,可以更理性地看问题,可以把文革与改革做比较,对一些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我认为,文革留下的最大的负资产,还是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方面。”也就是说,从学者的角度讲,文革更寻求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变革。

  王蒙虽然不承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民主”性,但是他说:“西方发达国家是到处鼓吹民主的,那是一种对于多数的争取,并声言保障少数的应有权利。毛主席也是追求多数的,但不是通过竞选与计票,而是通过领袖、导师直接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通过团结下层、被压迫阶级来取得多数,战胜少数上层人物,战胜乃至消灭剥削阶级。毛泽东的民主是阶级的民主、战斗的民主、人海的民主。 ”他认可文革是在进行一种民主的尝试,也即是和王海光教授一样,认为文革时寻求““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变革。

  三、为什么“反思文革责无旁贷”,为什么要从彻底否定走向彻底反思?因为道德的沦丧,让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痛心改开现实的苟且,转而寻求文革的诗和远方的田野。

  王蒙说:“造反派那边具有许多弱点,有的出身不好,有的历史纪录不堪信任更不堪重用,有的不过是投机取巧、不靠谱的胡闹,根本上不得台盘。我的印象是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势力仍然落在保皇派之后。

  “保守派同样乏善可陈:力找后台、照抄照转、势利第一、语言无味

  “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两大派全面内战,居然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与国家机器的控制下面,出现这样的悬疑活剧,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还有令人叫绝之处在于,政治时事形势诱发出各种各样的人跳出来表演。于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到处都有小民震服于毛主席的政治艺术。

  “文革后期发表了毛主席的语录,他批评一些官员的毛病越来越多,却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毛主席经常替弱势群体讲话,替穷人说话。他反复强调,永远站在占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大多数人一边,那么,就是说总有少数的,百分之五以下的人精人核,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

  王蒙叙述的是文革发起的一个诱因,也是文革为很多人接受并支持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大家认识到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后来被证明显然留了一手。

  王海光教授说:“从政治文化上讲,文革理论无疑是陈旧的、 落后的、偏狭的、虚无的,反现代化的。但也要看到,它也还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是以追求社会平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价值载体。这虽是虚幻的社会目标,但也是一种文化情怀。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中,文革那套假大空的价值体系被现实生活打得粉碎。人们对于过去信奉的理想主义,很有些上当受骗的感觉,弃之如敞屣。但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问题是,人们的文化情怀也萎缩了,越来越娱乐化、低俗化、‘小时代’化了。这一方面说明原来的理想主义价值载体的虚幻性,另一方面说明文化转型的严重滞后,担当不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要求。本来,原来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载体破灭了,就应该在人类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予以重构。比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保障、职业伦理这些东西,都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价值原则。中国要走上世界舞台,就得遵守这些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准则,重新塑造天下大同的文化情怀。在重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不仅要借鉴西方的文化资源,也要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中国历史上的‘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道统,也是能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文化资源。”

  现实世界道德的沦丧,使王海光教授也觉得不能继续苟且。尽管他不十分赞同文革的方式,但也承认文革是“理想主义的价值载体”,是“诗和远方的田野”。

  王海光教授说:“走出文革,最难的是走出文革思维。文革的阶级斗争思维具有黑白两分的绝对化非理性特点。”借着文革50周年之际,右派放低姿态、率先表态、主动示好,为左右派的团结融合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今天我们还沉迷在“黑白两分的绝对化的非理性”中,是整个民族的巨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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