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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文人官僚体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和动乱周期律

黎阳 · 2016-05-17 · 来源:乌有之乡
【摘要】一提文革,文人公知马上发难:“你愿意回到清贫的毛泽东时代吗?”“你愿意过充满暴乱打砸抢的日子吗?”如果不知道文革的真正宗旨是“使中国跳出千年动乱周期律”,对这些问题还真不容易拿出简洁有力的答复。但现在不同了。我马上就能反问:“你愿意回到天下大乱的时代吗?”“你愿意过军阀混战、杀人如麻、人口大灭杀的日子吗?”“你愿意活在中东乱局那样的地方吗?”

  文人官僚体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和动乱周期律

  黎阳

  2016.5.16.

      目录

  .没有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华民族必遭灭顶之灾

  .军人官僚体制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持久的大一统,只有军阀割据、豪强称霸、四分五裂

  .从军阀割据的历史教训看反分裂反腐败的基本原则

  .文人官僚体制必导致中国从大一统走向衰败动乱分裂崩溃

  1.文人官僚体制的设计宗旨是压迫而不是服务,是碍事而不是做事

  2.文人官僚体制只容得主观专断,容不得实事求是

  3.文人官僚体制人为制造出一个游离于社会经济体系之外的寄生虫阶级怪胎

  4.文人官僚体制使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阶级实际获得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

  5.文人官僚体制没有纠错功能

  6.文人官僚体制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

  7.文人官僚集团的权势与文人“公知”三大诉求的同步增长关系

  8.科举制是最坏的文人官僚体制

  9.文人官僚体制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横行霸道七大法宝——癌变式腐败;同仇敌忾逆向淘汰;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持久战;信息战、心理谋略战;釜底抽薪“清君侧”;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图穷匕首现蓄意制造灾难动乱政变

  10.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发展看一个典型的动乱周期全过程的主要阶段和关键节点

  五.出路何在

  前言

  官僚国家体制是中国周期性动乱之源。只要坚持官僚国家体制,中国周期性动乱就不可避免。

  中国的千古难题——中华民族要生存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几千年来的定势思维是以官治国——建立国家即建立官僚体制,而官僚国家体制只能要么是军人官僚国家体制,要么是文人官僚国家体制。历史证明:军人官僚国家体制必导致军阀割据、豪强称霸、四分五裂、天下大乱,无从真正的持久的大一统。文人官僚国家体制比军人官僚国家体制进步,但治标不治本,只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长远,只要建立起来就必走向反面,必最终导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衰败崩溃。这就使中国总也跳不出动乱周期律的死循环。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一.没有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华民族必遭灭顶之灾

  1.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是克服自然灾害的生存需要

  李晓鹏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说:“中国是世界两大自然灾害带——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据统计,二十世纪80%以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作为这两大灾害带交汇点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难发生频率最高、最严重的国家。”——自然灾害年年有,今年这里,明年那里,这次是我,下次是你。如果是势单力薄互不相干的独立小国,谁遭灾谁完蛋,到头来谁也不能幸免。只有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在全国大范围内调剂余缺以丰补灾,使不管哪里受灾人们都能得以生存。

  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是最暴虐、历史上危害最大的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史就是跟严酷自然灾害尤其是黄河水患的斗争史。从大禹治水起,历史就已经一再证明:对付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尤其是黄河水患,孤立割据的部落和蕞尔小国无能为力。只有强大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才能集中起必要的人力物力、承担起治理黄河这样的大规模系统工程。

  治理黄河如此,治理淮河如此,治理长江如此,治理全国水系和其他资源同样如此。

  2.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是抵御外敌入侵的生存需要

  只有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能有效地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抗外敌入侵,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尤其在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华民族必遭灭顶之灾——不是一般的灾难,而是大灾大难,足以毁灭整个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中国历史上从来是内忧必招外患,中央集权政府衰败分裂必导致周边国家野心膨胀产生觊觎之心,必生侵略,必有人口大灭杀。今天更是如此。

  阿Q动不动就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阿Q尚且如此,何况“精英”乎?中国周边从来不缺比阿Q更阿Q的牛人。从过去到现在,从私下到公开,从官方到民间,从“精英”到市井,“我的祖宗比你阔得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之类阿Q梦一直津津有味、绵绵不绝、代代相传、从不间断:

  ——越南:民间及学术界广泛流传越南强大时“曾饮马长江”、“与中国划长江而治”、“据《越南摭怪》,越南的神话人物‘骆龙君’的后代曾建立名为‘文郎国’的国家,文郎国‘东夹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至狐狲精国(即占城,今天越南中部)’”、“文郎国国君为‘雄王(hungvuong)’(今天越南的各大城市里都有以‘雄王’命名的街道)”、“日本国土轮廓呈长条S形,越南国土轮廓也呈长条S形;日本连续打败了两个大国(中国和俄国),越南也连续打败两个大国(法国和美国);但日本最后被白种人国家打败了,而越南把所有白种人国家都打败了,因此越南才是黄种人最优秀的代表”……

  ——韩国:从官方到民间、从教育界、历史界、学术界、文艺作品、教科书到市井话题整天连篇累牍大肆宣扬“渤海国属朝鲜”、“整个东北都属高丽王朝”、“满洲和韩半岛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把满洲归纳与韩国古代领域不仅合乎情理,而且也是必要的”、“韩民族的祖先远古史上生活在阿尔金山”、“中国《山海经》上说的长白山即韩国的白头山”、“白头山是韩民族的发祥地”、“东北地区是韩民族的发祥地”、“满洲历史上属于高丽”、“山东历史上属于高丽”、“中国中原地区曾是韩国领土”、“韩民族的一切文明文化史都超过中国的文明史”、“进入青铜器时代都比中国早上千年”、“孔子是韩国人”、“孙子是韩国人”、“毛泽东是韩国人”、“韩民族要收回他们的故土”、在国际组织中把端午节抢注成韩国节日、把中医改名为“韩医”、抢注国际中文原文化标准、韩国队在中国长春冬运会上公然打出横幅“白头山是我们的”、南韩最大报纸《朝鲜日报》发表系列文章“追溯韩民族的北方古历史”,宣布“满洲由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三省组成”、“这个面积超过韩半岛5倍的广阔领土虽然现在是中国的领土,但此前一直是我们民族的舞台”、“满洲不是中国的东北”、“要重新命名为韩民族古代的北方领土”、“在21世纪,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很有可能与韩半岛再次连里密切的关系。从这一点看,我们对北方古历史的重新认识不仅为了‘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未来’”、“要重新设计民族的未来”、韩国议员公开叫嚣“在华的朝鲜族同胞都有自己究竟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的困扰,如果要充分尊重这些人的个人意愿和人权,就要在延边举行公决,让我们的海外同胞连同土地一起回到韩民族的怀抱,就像香港回归中国”、“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韩国人跟山东人就像亲戚”……

  ——日本:“恢复日本为一个正常世界大国的地位”、“啊,满洲”、“啊,海军”、“啊,军歌”、“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大东亚共荣圈”……

  ——外蒙古:梦寐以求的不是“回归中华”,而是“恢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大帝国的辉煌”。

  ——土耳其:“恢复奥斯曼大帝国的疆界”、“将新疆纳入东土耳其斯坦”……

  ——“伊斯兰国”:建立包括中国新疆青海在内的“伊斯兰大帝国”……

  ——印度:念念不忘中国的西藏,上层“精英”中流行的雄图大略:“中国最流行的佛教是印度传去的,所以印度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祖宗。历史上,印度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从印度次大陆直到整个东南亚都是印度的势力范围。泰国、柬埔寨、越南以至印度尼西亚都曾经是印度的一部份。这些国家的文化、艺术、宗教都是模仿印度的。直到今天这些地区的名字还跟印度相关,如‘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将来,印度还会收回这些地方。那时印度一定会压倒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外部如此,中国内部呢?不但有人闹藏独、疆独、台独、港独、“满州国独立”,而且有“南方系”公然鼓吹“广东共和国”、“南方防务”……

  当中国强大统一时,“一猫镇百鼠”,内外各路野心家的野心再野也只能象阿Q那样过过嘴瘾聊以自慰。但这一切循规蹈矩的前提是“中国强大统一”。一旦没了五行山,原本乖乖猫在山脚下的孙猴子马上就要蹦上天;一旦中国动乱分裂衰弱,原本被中国巨人震慑住的各路野心家马上就要野心大爆发,阿Q梦马上会就变成实际行动——小国的战略视野一般比较狭窄。但正因为比较狭窄,才会格外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只要没有现实的直接外因限制就照样会产生取代中国、问鼎世界霸权的梦想,一有机会就死抓住不放,而且不惜一切代价,敢冒任何风险——小国培养不出世界级政治家,倒是很容易产生思维孩童般幼稚、不大量见血不知危险的鲁莽轻率疯子政客。越是小国,野心大起来往往越野,平时越受压抑,一旦爆发越能量惊人。最典型的是日本——1874年日本人开始向中国挑衅时,不光李鸿章,连日本许多高官都认为是在找死,但是抓住中国衰弱历史机遇的日本人为实现梦想爆发的能量实在惊人,不仅自己没有死,20年后反而差点把中国弄死。以后中国的境遇用不着翻历史书,是中国人就应能刻骨铭心。日本从侵略中国尝到了甜头,野心空前膨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同时与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印尼、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开战。所有这一切足以证明小国未必野心就小。越是蕞尔小国,野心膨胀起来越野得没边没沿,越敢以小吃大、以蛇吞象。日本创造了一个小国向中国爆发野心且大获成功的典范——没有甲午之战,没有狠吃中国,哪有今天的现代化日本?如今会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遍布火山、经常地震的贫瘠岛国在哪儿?

  日本给中国周边的某些小国树立了一个榜样,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要想鱼跃龙门大翻身、小变大、弱变强、穷变富,最佳捷径就是学日本、吃中国——日本能抓住中国衰败的历史机遇下狠手侵略中国咸鱼翻身一步登天,我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也抓这样的机会?有了日本的先例,这些小国只要觉得时机成熟,释放出的能量一点不会比当年的日本差——有了第一个日本,中国周围也想走“杀中国致富”之路、当第二个、第三个日本的从此大有人在。

  国际纷争往往既简单而又残酷:小国的非分企图,不是被大国抑制就是被大国利用。

  中央情报局出身的美国情报外交老手李洁明2004年8月对南韩《朝鲜日报》记者说,“高句丽争议表明中国不敢承认满洲的一半历史上属于高丽”、“历史争议并不能改变现在的边界,韩国应该注意小心观察中国,特别是中国内部的腐败和民族问题”——明明白白告诉韩国:若想改变现存边界不能靠争议历史,而要留意中国国内的腐败和民族矛盾,明白暗示如果“中国内部的腐败和民族问题”导致中国内乱衰败,韩国可以指望美国支持 “改变现在的边界”。

  可以肯定,美国不但会对韩国如此,而且对中国周围任何敢向中国发难、“改变现在的边界”的国家都会如此——援弱打强,以小制大,这是屡试不爽的国际大国的强权游戏。当年英美能利用急着暴发的日本牵制俄国,今天为什么不能利用中国周边第二个、第三个急着暴发的日本搞垮中国?这比自己直接赤膊上阵合算多了——既然当年以中国东北为代价就让日本象打了鸡血一样亢奋、白白替英美牵制了沙俄;今后为什么不能以中国的生存为代价把中国周边的国家变成一群大大小小的恶狼、一拥而上撕碎中国、然后再相互大打出手、免费替西方除去一切心腹之患?这也是人之常情——对任何国家,哪怕是世界超级大国而言,中国都太大太可怕——国家巨大,人口众多,勤劳睿智,文化优秀,潜力无穷……这么个巨人即使心甘情愿当附庸,当宗主国的也放心不下:如此庞然大物在侧,到头来将会谁吃掉谁、谁消化谁?不把中国肢解分割掉,觉都睡不安稳。这就决定一旦中国衰败分裂,对于彻底消灭如此足以威胁自己生存的强敌的机会,谁肯放过?谁敢放过?人家岂能允许中国有机会东山再起?岂能不支持一切对中国有野心的国家趁虚而入斩草除根一劳永逸?同理,中国内部一切分裂势力、与中国统一为敌的任何个人都可以指望美国的支持,至少不会遭到美国的坚决反对——人们可曾见过美国坚决反对过任何国家向中国提出领土领海要求、坚决反对过任何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坚决反对过任何与中国为敌的中国人?美国连抓获的在美国及其盟国搞恐怖破坏的中国籍恐怖分子都拒绝交给中国惩处,宁可送到其他地方释放,何况其他人?既然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自己世界霸权的头号威胁,那凡坚决与中国为敌的力量美国都必坚决支持,或者说,凡美国坚决支持的力量都必坚决与中国为敌——不管是蓄意侵略的邻国、内部的叛匪还是“公知”。

  (按照台湾国民党人的说法,美国当年并未全心全意支持蒋介石剿共,而是留了一手,不让蒋介石真把共产党消灭掉,免得让蒋介石实现中国统一,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由此可见使中国保持分裂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即使像蒋介石那样全心全意向美国一边倒,美国也照样不会改变这个原则,照样不会允许中国统一。)

  不光对中国,美国对俄罗斯不也如此吗?再看看雅尔塔会议记录,当年美英苏三巨头讨论战后处理德日的基本思路不也是如何防范其东山再起吗?美国后来扶持德日,第一是因为冷战的需要;第二是因为美国已经牢牢控制了德日的命脉,不怕他们跳出自己的手掌心。而对没把握彻底控制的国家,美国的处理就大不一样了——对念念不忘恢复当年巴比伦帝国辉煌的伊拉克萨达姆和一再闹着要重新统一阿拉伯世界的利比亚卡扎菲,美国就老实不客气,不由分说大动干戈打了个稀烂——既然没把握绝对控制,那就索性干掉了事。如今阿拉伯世界谁想恢复古代阿拉伯帝国的辉煌,谁就必定遭殃。由此可知一旦中国陷入动荡分裂,谁想重新统一中国,谁就必将同样遭到美国全力以赴的打击。

  有美国这个强援,中国邻国即使对中国没野心也会生出野心,中国内部某些人即使不敢分裂也敢闹分裂了。

  中国目前与俄罗斯的关系不错,但必须看到前提是中国保持统一强大。如果中国衰败分裂,情况就难说了。俄罗斯内部最大的心病就是怕中国有朝一日要求收复失地。当年斯大林说:“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对有这样的心病的人来说,是与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为邻放心,还是与若干打成一团、内外交困、后顾之忧不绝的战国为邻放心?

  一旦中国不再统一强大,一切建立在“中国统一强大”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会如何变化就都难说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显赫者一旦不再显赫,还想见到原来整天围追堵截、赶都赶不走的团团笑脸吗?(退休高官、破产阔佬和过气明星们对此恐怕最有体会。)

  国际政治只讲实利,只认实力。严酷的现实是:世界上绝对不希望中国衰败分裂的只有中国老百姓,其它国家其它人不会有多少当真反对中国衰败分裂。要确保中国的统一强大,中国人只能靠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指望不上。

  看看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灭杀——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金兵南侵、蒙古入侵、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以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小国有机会侵略中国、少数民族有机会奴役汉民族时,总是格外凶狠残忍,总是伴随着人口大灭杀。道理很简单:

  第一,怕庞大的对方缓过劲来。

  第二,没有心理优势,要靠残酷屠杀摧毁对方的自尊自信抵抗意志来树立自己的心理优势。

  第三,财力薄弱,必须靠烧杀掠夺以战养战。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只要衰败分裂就必定外患不止、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人口大灭杀,必定最终人心思治、渴望统一。

  结论:

  第一,没有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华民族必遭灭顶之灾。

  第二,只有中国老百姓绝对需要、真心希望中国统一强大。其它国家其它人都不会如此。

  过去如此,今后更是如此——中国分裂崩溃后自行重新统一的历史条件几乎已不复存在。满清王朝崩溃、军阀割据不仅使外蒙古有机会独立,而且使日本有了全面侵华的天赐良机。中国能避免彻底分裂亡国灭种是历史的侥幸——内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外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历史机遇。但中国如再陷入分裂动乱,还能指望有新的毛泽东、新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种千年不遇的历史侥幸吗?

  二.军人官僚体制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持久的大一统,只有军阀割据、豪强称霸、四分五裂

  军人官僚体制说白了就是军人当政,暴力当家,谁拳头大谁说了算,谁实力强谁做主,没什么道理好讲。这种官僚体制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政权形式——权力来源于部族战争,来源于军事需要;先有军事机构,后有政权机构。政权机构不过是军事机构的延伸,政权首脑不过是军事首脑的副业。

  正因为没什么道理好讲、谁拳头大谁说了算,军人官僚体制的统治只能靠暴力、恐惧和个人利益,维系体制的纽带则不可能是牢固的政治信仰,而只能是对军事首脑的个人忠诚。这种个人忠诚只能来自与军事首脑的私人关系——血缘、私交、同乡之类。

  这就决定军人官僚体制的统治基础极其脆弱,大不了也长不了。

  ——基础极其脆弱:既然维系军人官僚体制的核心纽带是不是政治信仰而是对军事首脑的个人忠诚,那军事首脑的权威和核心就举足轻重,除了本人别人指挥不动。军事首脑本人健在时体制才有战斗力凝聚力,一旦不在了或失能了,往往立刻就会引发内乱甚至全盘崩溃。这种体制经不起军事首脑发生任何个人变故,经不起“擒贼先擒王”的“斩首行动”——蒙哥命丧钓渔城,马上引发内争,整个元军南侵行动都不得不暂停。

  ——范围大不了:以军事首脑的私人关系为纽带的统治层的圈子超不出军事首脑个人可能的活动空间、可能的接触范围。私人关系一般只能有效建立到一手二手(手下、手下的手下),到了三手以上(手下的手下的手下)就不是军事首脑本人的私人关系,而是别人——手下或手下的手下的私人关系了。国一大、人口一多,一、二手的管理层次就不够用,就只能进一步分层。地域越大、人口越多,管理层次越多,最高军事首脑的私人关系越不可能完全建立到最下层,私人关系的小圈子越玩不转,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军人官僚体制越不牢靠,越适得其反——大范围多人口的大国条件下划私人关系小圈子等于自我孤立:圈得进是少数,圈不进的是多数。圈内的少数成了“自己人”,意味着圈外的多数都成了异己和对头:靠同乡关系拉拢了一个省的人,实际意味着把其他二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人都推向了对立面;任人唯亲用了一个亲属,实际意味着把其他多少亿不沾亲带故的人都推向了对立面。这招你会别人也会,你建立你的关系网,人家建立人家的;你有你的关系圈子,人家有人家的关系圈子,全国从上到下层层叠叠大大小小圈套圈、圈对圈……出了私人圈子话就不灵,就得靠别人的圈子,这本身就是分裂的基础——每个圈子都是一个独立王国,每个独立王国首脑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只效忠于独立王国首脑个人,不效忠于国家。国家首脑只有在自己的武装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慑服指挥得动各个独立王国。这就决定这种靠私人关系体制为纽带的军人官僚体制只能在国小人少的狭小领域,如部落、部族、诸侯国、“梁山”、“威虎山”之类地方能维持得较为持久。在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大国中建立军人官僚体制,实际建立起来的不是真正组织严密的统一国家,而是由各军事集团首脑们组成的“联合酋长国”,国家的最高军事首脑其实跟“天下武林盟主”差不多,名义上可以发号施令,但底下的各路亲王、诸侯、酋长、部落首领、土司、“座山雕”们都各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都能做主,一急都能造反。

  ——长不了:私人关系可以说变就变,利益面前血缘关系没多少作用,为利益骨肉相残自古不绝于史。从来“天家无父子”,况且血缘关系永远随着代差而淡漠,几代之后有血亲跟没血亲也差不多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军事首脑一死,建立在个人忠诚基础上的私人关系就不复存在了,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军事官僚体制就没有了凝聚,说分裂就分裂。

  成吉思汗一死,他建立的大帝国马上就分裂了。春秋战国、汉“七国之乱”、晋“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唐“安史之乱”、“藩镇割据”…… 中国历史证明:统治范围一大,靠私人关系、血缘关系维系的国家没有不迅速分裂内乱的。

  分裂内乱意味着军阀割据,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力量相互抵消,无力抵抗外侮,反而为外来势力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侵略中国提供绝佳机会。因此军人官僚体制总是与军阀割据、豪强称霸、四分五裂、外来侵略、人口大灭杀等大灾大难密不可分。

  三.从军阀割据的历史教训看反分裂反腐败的基本原则

  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分裂无一不是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密切勾结合二为一。地主阶级代表了经济,官僚阶级代表了权力,二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跟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豪强和门阀集团,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豪强割据,进一步发展就是军阀割据。由此可见权力+经济=割据。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权学”:政治+经济=政权——只要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体化,那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政权单元,就构成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政治与经济合为一体自成一家,不独立也独立了;政治经济仰人鼻息,独立也不独立。

  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交汇处即政权。正常的统一的国家应该只有最高决策层才有权同时掌握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下属任何一级都不应同时具有这种权力,否则这个所谓的“最高国家领导”就已被架空,已徒有虚名——你已经失去了制衡手段,指挥不动了,这不就等于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国中有国”、事实上的分裂割据?而哪一层下属能够同时掌握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那一层就是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的首脑。是否公然宣布分裂割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愿意就随时可以分裂割据。

  由此可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防分裂反割据的基本原则必须是除了国家最高层,拥有政治力量的不得同时拥有经济力量;拥有经济力量的不得同时拥有政治力量,二者必须隔离,严禁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私通苟合。说白了就是“有权的不得有钱,有钱的不得有权”——既有权又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制于人,想管也管不了。

  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同样是必须禁止任何个人既有权又有钱——实体既有权又有钱意味着独立王国分裂割据;个人既有权又有钱意味着腐败:用权力给自己弄钱,用钱给自己买权,随心所欲不受任何制约,这难道不是无法无天?难道不是腐败?因此要反腐败就必须“有权就别想有钱,有钱就别想有权。”

  不管是防分裂反割据还是反腐败,基本原则都是“钱权隔离”——“有权的不得有钱,有钱的不得有权”。

  氧化剂与燃烧剂(燃料)相互隔离、在需要时才在特制的燃烧室里相遇、在受控条件下燃烧,这样的反应是造福人类。如果二者私相混合、无控燃烧,那就是灾难。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同样如此:权即政治力量如氧化剂,钱即经济力量如燃烧剂(燃料),钱提供能量,权释放能量,钱与权受控反应是做功,失控反应是灾难。要避免灾难就必须钱权隔离,只通过正当可控的程序才能相逢燃烧发生反应。

  实物财富和金属货币可以看成“固体燃料”。

  纸币可以看成“液体燃料”。

  电子货币可以看成“气体燃料”。

  燃料越现代化,越容易泄露,隔绝燃料与氧化剂私自混合无控燃烧越困难;财富形式越先进,越容易无孔不入,防范“钱权私通”的反腐败难度越大——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比固体燃料灵活机动得多,稍有漏洞就能跑、冒、滴、漏跟氧化剂混合反应引起爆炸造成灾难;纸币电子货币比实物货币灵活机动得多,稍有漏洞就能跑、冒、滴、漏跟权力私通发生交易造成腐败。但不管有多先进,防灾难与反腐败的原理都一样:“钱权隔离”、“氧化剂”与“燃料”隔离、严禁二者私相混合、无控燃烧。

  既然军人官僚体制的统治的基础是暴力、恐惧和个人利益,没有牢固的政治信仰作为维系体制的纽带,那就必然以宗教、种族为代用品——军人官僚体制往往与宗教和种族主义密不可分。同样,与军人官僚体制密不可分的军阀割据、豪强称霸、四分五裂也必然与钱、权、宗教、种族密不可分——“钱+权+宗教+种族”=“民族分裂独立”。

  (由此可以明白“两少一宽”之类是如何荒谬绝伦错得没边了:“汉人撤出”、“藏(疆)人自治”、“宗教自由”、“任凭海外宗教势力投资”……“钱+权+宗教+种族”——军阀割据、豪强称霸、四分五裂所必须的一切,人家自己都没敢全妄想时,你竟然就主动给人家凑全了,还能指望人家不闹分裂闹独立?人家不闹分裂闹独立简直都对不起你的这番“好意”。)

  四.文人官僚体制必导致中国从大一统走向衰败动乱分裂崩溃

  文人官僚体制尤其是科举制只防止武将造反,却不能真正贯彻反分裂反腐败的基本原则,不能防止腐败,不能防止社会分裂动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动乱周期律”老大难——文人官僚体制只能防范军人,不能防范文人;只能防范军阀割据,不能防范文阀割据;只能防范军阀叛乱导致国家分裂,不能防范文阀叛乱导致国家崩溃。军阀腐败导致国家动乱社会倒退,文阀腐败同样导致国家动乱社会倒退。二者都祸国殃民,危害同样大,谁也不比谁差。文人官僚体能解决的问题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制造出的问题则是永久的、无条件的。

  1.文人官僚体制的设计宗旨是压迫而不是服务,是碍事而不是做事

  文人官僚体制本质上是对军人官僚体制弊端的简单机械修正——军人官僚体制也好,文人官僚体制也好,本质都是“官僚治国”:由官僚组成统治机器实维护统治秩序,实现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压迫、剥削;服从原则都是“自上而下”、“官大一级压死人”。只是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因为军人官僚体制靠不住,动不动就反叛分裂割据,所以不得不改用文人官僚体制。中国历史上文人官僚体制走红是防范军人、统治百姓、镇压反叛、维持秩序的统治需要,而不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决定文人官僚体制的原始宗旨是“对上服从、对下压制、对同级防范”,除了最高统治者,最好谁也别想干成什么事。

  这也就决定文人官僚体制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体制——根本宗旨是“维持现有秩序”,是“守成”而不是“创业”,是保守而不是进取。为了防范制约,所以分而治之,把办成一件事所需要的权力分割给不同的部门,彼此相互制约,形成串联电路关系——只要一处不通就休想通电。这就赋予体制内一切沾边的官员都有“一票否决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我一处顶着不办,事情再急再大也办不成。   对一般人来说,文人官僚体制的基本原则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不做事;不是想方设法让谁谁做成事,而是想方设法让谁谁做不成事;考核方向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没出乱子就是成功;出了意外就是失败。至于为社会发展做了什么则不是文人官僚体制的份内任务,也不是考核指标。如此体制说白了就是个专门管卡压、专门刁难捣乱的体制——说文点叫“羁靡”,说俗点叫“牵制、笼络、制约”。

  最能体现“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不做事”这一本质的是一个字:“混”——混官场、混日子、混人生、混了个XX级、混出个人样……凡做事的地方都容不得“混”,凡容得“混”的地方都不是做事的地方——某官员曾感慨说,如果我在体制内什么都不干,哪怕整天躺着睡大觉都可以,而且还能睡得很舒服;但如果我站起来不管朝什么方向哪怕只迈一步,四面八方马上就能冒出无数条绳索来把我死死捆住,动都动不了。存在决定意识。官场(文人官僚体制)“不许做事、只许刁难”的存在决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官场”意识。

  “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不做事”这一本质决定这种体制的文化是“交差文化”——自身没有办事的动力和积极性,自发倾向是“混”,能不干就不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对上级压下来的事则不能不办。二者折衷的结果是一切以“能交差”为准,上面抓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抓得紧雷厉风行,抓得松敷衍塞责,不抓就不了了之。通行语言:“交不了差”、“交得了差”。对一个系统而言,能在上面挂了号的事总是少数。这就决定文人官僚体制对处理大量需要自己根据情况拍板担责任的事毫无效率。(如果体制内某人突然格外积极办某事,背后多半有猫腻。)

  “混体制”和“交差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奖懒罚勤”:谁积极干事谁就在体制内费力不讨好——容得“混”的体制就容不得“干”。“干”本身就是对“混”的否定。在容忍“混”的体制中“积极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对体制的挑战,就不可避免地对对“混体制”的人产生压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他们的对立面。谁“积极干”谁就要被孤立甚至打压。要求下级积极干的上级同样要遭到“混体制”的下属的怨恨。

  合理的制约与发展的关系应如同轴承与轴的关系:轴承应既能制约住轴在其他方向上不乱动;又能让轴在需要的方向上运转自如。如果一说制约就把轴抱死连转都转不动,一说搞活就让轴随便晃荡甚至整个散架,那简直就是成心捣乱。而文人官僚体制恰恰就是“把轴抱死连转都转不动”的体制——防失火,于是连百姓点灯都禁止;防造反,于是连军人保家卫国都犯忌……尽管文人官僚体制比军人官僚体制有进步、科举制度比豪门世袭制度有进步,但治标不治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管制约,不管发展;靠牺牲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安定换取眼前表面的安定;只能短期防范显性的军阀割据分裂、显性的豪门世袭,不能长期防范隐性的文阀割据分裂、隐性的豪门世袭,不能使中国摆脱动乱周期律。从长远角度看,文人官僚体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破坏作用一点不比军人官僚体制小。

  2.文人官僚体制只容得主观专断,容不得实事求是

  既然文人官僚体制的基本宗旨不是做成事而是做不成事,是防范、羁靡、维持秩序,那就是说,不以改变世界为目标。既然不以改变世界为目标,那就不需要以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不需要实事求是,不需要顾及实际后果,整个体制就只能以长官意志和(潜)规则等主观认定的东西为依据,是非对错全凭主观认定。

  军阀的权力来自兵,有了兵才有权,没了兵就没权。军阀再不负责,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完全无视下层的兵。文人官僚体制下文人官僚的权力来自顶头上司。有了顶头上司就有官有权。文人官僚只需要笼络住自己的顶头上司,对下层可以毫无顾忌。带兵打仗属于跟客观世界打交道,军阀再武断拔扈也不能完全无视客观规律。文人官僚体制中只需要跟少数顶头上司的主观世界打教道,可以完全脱离实际。因此军阀体制中尚且不得不存在的“不能完全无视下层”、“不能完全无视客观规律”等因素在文人官僚体制中可以完全不存在。这就决定文人官僚体制中的“长官意志”、主观专断等比军阀体制更彻底,主观性的东西比客观性的东西威风得多——“程序正义”压倒一切,结果不要紧,程序才要紧,程序比实质过硬,主观夸张比实事求是吃香;长官意志和(潜)规则比真理大;长官意志和(潜)规则比客观效果重要——体制内要紧的不是有理没理、是否属实、后果如何,而是是否合乎长官意志和(潜)规则。不合长官意志和(潜)规则,有理也没用;合乎长官意志和(潜)规则,没理也无妨;违反长官意志和(潜)规则,对也错;符合长官意志和(潜)规则,错也对。

  既然文人官僚体制内一切以主观认定的东西为准,那在体制内如鱼得水的就不可能是尊重实践经验、崇尚认真和实事求是的人,而只能是专事主观夸张、文字游戏、专长引经据典、吃透用解释规则玩弄规则、胡搅蛮缠、扯皮诡辩、打“擦边球”、钻规则空子、擅长察言观色、精通揣摩长官意志心理、投其所好、阿谀奉迎、吹牛拍马的文人。

  “一切以主观认定的东西为准”赋予文人官僚以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一念之差决定一切——同一个官对同一件事,想办就一定能拿出一大堆能办的理由,不想办就一定能找出一大堆不能办的根据,而且保证不管哪种情况都振振有辞有根有据看上去无懈可击——“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想办的事即使被硬逼着同意办,也总能玩花样打折扣——怎么才算“办”、怎么个“办”法、办到个什么程度、时间要拖多久……只要心里不愿意,就一定有招合法合理地从公然软磨硬抗、不了了之到不动声色地让事情看起来办了,实际上没办,甚至最终实际效果还不如不办。

  “程序正义”=“照本作戏”——结果不重要,全过程按照规定的脚本走才重要。所以“官场如戏场”,官员如戏子:说官话,打官腔,摆官架子,作官样文章,搞冠冕堂皇……一切都是弄虚作假,一切都是表演。

  3.文人官僚体制人为制造出一个游离于社会经济体系之外的寄生虫阶级怪胎

  文人官僚体制规定由文人出身的官僚把持全部统治权——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政权的全部实权都由文人出身的官僚一手包办。文人官僚人数占人口比例虽然微不足道,却实际支配了整个国家全部人民的命运,成了专司统治的阶级。印度的种性制度是只有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级种性才有资格当权,权力机构必须由婆罗门、刹帝利等组成;中国的文人官僚体制是只有文人出身的官僚才有资格当政,权力机构必须由文人出身的官僚组成。文人官僚体制就这样人工制造出一个变相的贵族“种性”、变相的“当官专业户”。

  以前读书识字是贵族的特权,普通人家出身的人读不起书,读了也当不了官,非贵族出身的读书人很少。文人官僚体制尤其是科举制刺激大批人以做官为目的读书,生成了一个专门为文人官僚体制服务的特殊群体——科举制说白了就是假话、空话、废话、抄书大比赛,挑出最能顺着自己心意说假话的。(凡不肯或不善于顺着自己心意说假话的能被录取吗?)选拔这样的人当官,其实就是专门选拔骗子来骗自己。这样的体制决定入选者只能是没有正经营生、一天到晚琢磨如何靠寻章摘句忽悠人的识字混混中的高手。这些人读书不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经济体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官或为当官的服务。其他各行各业都因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没了就会影响社会的生存和生活;唯独这些“当官专业户”不是因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没他们,社会的生存和生活也不受妨碍。他们赖以生存的客户只有一个:官场——吃官饭、准备吃官饭、以当官弄权搞政治为目标的单位和个人。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不当官也能有出路;唯独这些“识字混混”不当官就没有出路。他们只能在“当官”和“为当官的服务”一棵树上吊死。一旦不能直接间接吃上皇粮,不饿死也跟叫化子差不多——要么“范进中举”,要么当“孔已己”。

  孔已己别的不行,咬文嚼字是把好手,在“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上大做了一番文章。代表孔已己这群人的高手咬文嚼字更高一筹,给这个群体起的名字特有讲究——要么称为“知识分子”,让人一不小心就把他们跟创造财富的理工类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混为一谈;要么称为“文人”,让人一不小心就把他们跟一切不以当官或为当官的服务为目标的文科类读书人混为一谈。幸好这些人无意中将自己跟其他人划清了界线——文人“公知”:只有不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为当官或直接间接为官场服务的文人才既是“文人”又是“公知”。

  文人官僚体制尤其是科举制导致文人“公知”数量猛增、影响巨大,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阶级——不创造财富、对社会发展没有任何贡献、完全依赖文人官僚体制生存的寄生虫阶级。

  (被文人“公知”咬牙切齿诅咒的毛泽东其实对他们笔下相当留情,否则描述他们时怎么会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用“依附”代替“寄生”,意思委婉多了。实际上“依附”与“寄生”有多大的本质区别?)

  太监是因皇族需要而产生的畸形怪胎,文人“公知”是因文人官僚体制需要而产生的畸形怪胎。没有皇帝,就不会有太监,因为社会不需要。没有文人官僚体制,就不会有文人“公知”,因为社会不需要——“百无一用是书生”。

  “存在决定意识”。寄生虫的存在决定文人“公知”寄生虫的意识:必须拼命维持赖以寄生的体制——文人官僚体制;决不能允许人们看透自己原来是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

  1)必须拼命维持赖以寄生的文人官僚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没了文人官僚体制,寄生在文人官僚体制上的文人“公知”将何以寄生?这样的寄生存在决定文人“公知”必须拼命维护文人官僚体制,拼命维持“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治天下必须靠文官”、“科举制的文人官僚体制是唯一建国正道、其他一切都是邪门歪道”等千古定势思维,决不允许任何人对依靠官僚治国、依靠科举文官治国的传统有任何怀疑。

  不过文人官僚们对“长官意志”的逢迎仅仅是做戏,实际上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抵制对自己不利的。凡对多数文人官僚利益不利即有损于整个文人官僚体制的“长官意志”必遭到整个官场不约而同的阳奉阴违,实际寸步难行。

  2)决不能允许人们看透自己原来是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关键途径是一骗二吓三隐蔽:

  一骗——让人们想都想不到去看透自己是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用“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国家必须由精英治理”、“文人‘公知’都是精英”之类神话禁锢人们的头脑,一天到晚自吹自擂自己对社会多么重要、多么离不开,让人们觉得由文人“公知”当官治国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想都不去想这些“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的“精英”原来竟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竟然是百无一用的寄生虫——货色越烂,叫卖声就得越响亮;越是对社会毫无用处的寄生虫,越得拼命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社会离不开的栋梁,不然怎么生存?凡是社会需要的行当,其重要性根本不用你嚷嚷,人们凭常识就能知道——人们见过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整天说自己这一行对社会多么重要、多么离不开吗?文人=骗人。

  二吓——让人们即使怀疑也不敢坚持看透自己是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用文凭主义、学历至上等把自己装扮成“专家”、“学者”、“精英”;处心积虑把种种毫无必要的考试强加于人,一方面人为制造出社会对自己的虚假需求,一方面制造出自己“聪明”、“睿智”、“高智商”、“博闻强记”、“才思敏捷”、“高人一等”的“优等人”神话,一方面把绝大多数人都贬为低人一等的“外行”、“愚民”、“弱智”之类,动不动就“你不懂,等你学会再来说”、“你看不见皇帝的新衣是因为你智商低下”……让人们被“高学历”、“专家”、“学者”等高帽子吓得心存自卑,即使怀疑也不敢坚持。

  三隐蔽——让人们即坚持也难以看透自己是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说不服,绕糊涂”,用专业术语、冷僻典故、文字游戏、概念迷宫、繁琐哲学、古文、洋文等鬼画符故弄玄虚唬人,把自己的庐山真面目隐蔽起来,让人们即使坚持怀疑、即使想看也难以看透自己:

  ——用专业术语、冷僻典故、文字游戏、概念迷宫故弄玄虚唬人——例如:“经济学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学科”。贺卫方说“法律语言”是“黑话般语言”,是“法学家的‘独门暗器’”,让“外行人一看,脑袋立马就大了”、激发外行人“对于这个行业的好奇、尊重或畏惧一类的感觉”、“在内外之间划界”、“强化某种行业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茅于轼说:“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吴敬琏承认中国经济研究只会“造词”:“什么框架、重构、供给侧、需求侧等等,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一堆新词儿,但问题还在那摆着”。吴思说“打擦边球仍是一项艺术”。杜导正说“扭秧歌也是前进”……

  ——用繁琐哲学故弄玄虚唬人——例如,明朝户部尚书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折,六百个字就能说清的事却用了几万字,引经据典废话连篇,光读就读了好几个钟头——明知朱元璋出身贫寒、读书有限、日理万机、不胜繁忙,却故意长篇大论卖弄典故,一是为了通过卖弄“学问渊博”变着方子嘲弄他知识贫乏,二是惟恐他累不死,三是企图“说不服,绕糊涂”。又例如,繁文缛法——在“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的名义下用繁琐哲学把法律复杂化神秘化,变成谁也不懂的变成一团乱麻。不仅“物权法”、“刑法”,如今随便一个买卖合同、劳动合同都能长篇大论让普通人根本没时间看、看也看不懂,不得不稀里糊涂签字画押。

  ——用古文、洋文故弄玄虚唬人——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士大夫)也跟着不尊严了。”“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说:“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侪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已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还有,举国疯狂英文热……

  “必须拼命维持赖以寄生的文人官僚体制”、“决不能允许人们看透自己原来是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等客观存在决定文人“公知”对社会没有什么说实话的理由——与人相互配合共同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才需要实事求是,才需要说实话。文人“公知”不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为生,连对自身存在的最基本事实都必须撒谎,那还有什么是不可撒谎的?还有什么说实话的必要和理由?对社会而言,文人“公知”说谎才正常,不说谎倒反常——鲁迅说:“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实际说的是“文人‘公知’统治的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

  骗子的规律:你相信他,他鄙视你;你不理他,他巴结你;你揭穿他,他恨死你,想方设法报复你。文人“公知”更青出于兰:被迷信被吹捧则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一旦原形毕露、臭不可闻、无人买帐则马上一点脾气也没有,阿臾逢迎、自我批判、相互揭发之类干得比谁都溜;对揭穿自己老底的人则恨之入骨,绞尽脑汁用最阴损的手段报复,不依不饶代代不休。

  4.文人官僚体制使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阶级实际获得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

  表面上文人官僚体制对一切权力都有制约——“以文制武、以文制文、以文官治民”。但所谓“以文制约”即用文字制造的条法规则制约。然而文字制造的条法规则实际上只可能制约军人和百姓,决制约不了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什么文字制造的条法规则能制约住专吃文字饭和条法规则饭的文人“公知”?你用文字造出任何条法规则,人家都有本事用文字造出针锋相对的反条法规则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欲赖之罪,亦何患无词。光棍对光棍,文人对文人,文字对文字,规则对规则,同文同种同类别,同样的背景,同样的教育,同样的价值观,同样靠主观夸张为专业,同样识字混混擅长钻研规章制度,同样善于咬文嚼字舞文弄墨,同样善于扯皮打笔墨官司、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你会玩弄规则我也会;你能引经据典搬出规则来制约我,我也能引经据典搬出规则来反击你。都是主观夸张专家,都是规则油子、官场混子、机关耗子,都善于钻空子扯皮玩弄规则,狗咬狗两嘴毛,扯不清的是非算不完的帐……最后总能使最高裁决者面对一大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左右为难,不知谁真谁假、谁是谁非、相信谁、支持谁。除对极个别极重要的事能亲自出马一查到底外,对其他更大量的是非只能不了了之——谁见过文人之间靠笔墨官司能分出胜负?

  凡制约,制约者与被制约者之间必须有明确而不相混淆的界线,否则必同流合污无从制约:水制约不了水,文人制约不了文人——你不能指望用水能制约住水、用液体能制约住液体、用气体能制约住气体。要制约,容器就只能是与之不相融混的固体。你不能指望用文人“公知”制造条法规定能制约住文人“公知”——用文字制造的条法规定制约不住善于文字游戏、善于用文字制造反条法规定的文人“公知”。要制约,依靠力量就只能是与之不相融混的非文人“公知”。然而文人官僚体制中除某些军事机构外,一切政府部门、上层建筑一切机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信息情报、宣传、媒体、外交等全部都由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组成,哪里有非文人“公知”的地位?这就决定文人官僚体制下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实际是制约不了的——对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的个人或有制约,但对文人官僚利益集团整体则实际毫无制约。用水制约水,结果是不知道谁制约谁;用文人“公知”制约文人“公知”,结果同样是不知道谁制约谁。不受制约的权力即绝对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就决定文人官僚体制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体制;文人官僚利益集团作为整体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整体。

  (自古“儒以文乱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断章取意曲解一切条法规则,导致行政成本大幅度提高,造成比任何其它国家都难缠的枉法诡辩。秦国时代老百姓对法律法令不打折扣,之后捣鬼越来越多,没有一个环节不作手脚,法律法令根本没法落实,最终全成废纸。这样的社会没法不腐败。)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最有力的证明:文人官僚体制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是唯一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承担自己行为后果而让别人为自己的行为付代价的特权群体。其他任何群体都必须遵从“结果导向”、“实质正义”——结果比过程重要,客观实际比主观夸张重要,自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不成功就不行——军人打仗,不成功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工、农、商、工程师、科学技术人员等行业,不成功要以自己的饭碗和生存为代价。唯独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作为整体有特权独享“过程导向”、“程序正义”——程序比结果重要,主观夸张比客观实际重要,一切以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主观规定的程序为准。只要符合程序,不管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哪怕捅出天大的漏子自己都不负责,再严重的后果也不由自己承担,而由别人承担——“慕尼黑协定”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而英法两国决策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文人官僚们却不受任何惩罚,更不承担任何后果,因为决策签订“慕尼黑协定”的程序合法。结果:一切死亡和损失全部由无辜的普通老百姓承担,真正责任人的日子却照样滋润,只是不当官而已。但跟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相比,丢官算什么惩罚?明朝灭亡,满清入关,崇祯皇帝自杀,皇族被灭绝,老百姓惨遭屠杀:“杨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而搞垮了明朝的文人官僚集团尤其是东林党人们却什么损失也没有,摇身一变当顺民日子照样过,甚至照样当满清的官——天下大乱,所有牺牲全部都由老百姓承受,导致天下大乱的文人官僚集团却不承担任何后果、不受任何追究惩罚。同样,决策苏联解体的文人官僚们、决策“下岗三千万”、“国有资产流失”、“房地产投机”导致强制拆迁、社会矛盾激化、腐败横行、“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导致中国股市大蒸发、利用“7.23”动车事故疯狂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导致中国高铁全面停工、降速、损失惨重的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们……哪个承担过责任和后果?更不用说受到追究惩罚了。这不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又是什么?

  工人加工出问题造出废品,个人要受惩罚成了天经地义;文人官僚决策出问题哪怕搞得国家崩溃,个人也不受惩罚也成了天经地义。工人造成废品的损失跟政客造成国家崩溃的损失相比哪个严重?偏偏造成小损失的人要遭到严惩,而造成祸国殃民大损失的却可以免受惩罚,任何追究惩罚的诉求必定遭到整个文人“公知”阶级的全力反对阻止,而且必定振振有词根据充足,甚至还倒打一耙:“不切实际”、“刁难苛求”、“破坏宽松的政治气氛”、“危害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最后必定搞得你弄不清真相、弄不清是非、弄不清责任,想惩罚都不知道该惩罚谁。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得到整个文人“公知”阶级如此一致的声援——对这种涉及整个文人“公知”阶级绝对特权的生死搏斗,文人“公知”们从来同仇敌忾高度一致。结果:水制约不了水,条法规定制约不了文人“公知”。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整个社会默认了文人“公知”独享“程序正义”的特权。古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今有“毁钩者诛,毁国者侯”。这不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又是什么? ...

  文人“公知”即使违背“程序正义”、哪怕干了天大的坏事也总有人包庇袒护——迄今为止还有人替汪精卫翻案,为李鸿章、洪承筹辩护。如果干出同样事的不是文人而是武将或别的人,还会有这么多人如此不遗余力为之辩护吗?这不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又是什么?

  “存在决定意识”。“刑不上文人”这一绝对权力的存在导致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不负责任、嚣张跋扈轻率冷酷意识——既然任何后果都不必承担,那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就没什么理由把国家前途和百姓生死当回事,没有理由不玩忽国事、草菅人命,没有理由不脑袋一热随随便便就拍板,随随便便就定性,随随便便就结论,随随便便就决策:“下岗三千万”、“改革代价”、“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三百年殖民地”、“增发四万亿”、“金融创新”、随心所欲乱造新词瞎折腾:“框架”、“重构”、“供给侧”、“需求侧”……“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有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们“免死金牌”的绝对权力,就必有“根本不把国家前途百姓命运当回事”的绝对腐败——由最脱离实际、最鄙视实践经验、最不负责、最肆无忌惮、可以最轻率做决定的文人“公知”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任意支配整个国家的前途和老百姓的生死。

  5.文人官僚体制没有纠错功能

  既然官场是文人“公知”唯一的出路,那文人“公知”就必须不惜一切保住自己的官场出路。为此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绝不能承认错误,更不能承担责任——文人成堆的地方,文人相轻的环境,处处比学历、比文凭、比后台背景、比心思缜密、比能说会道舞文弄墨……谁承认不懂、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谁就不仅威风扫地,而且从此授人以柄,再也休想保持“无所不知”、“一贯正确”的神话,再无出头之日。因此文人官僚体制内的办事基本原则一是“不担责任”,办事定要遵循“责任传递”原则——责任必须象击鼓传花那样怎么来的怎么去,决不窝在手上;二是“不认错误”,再大的乱子也要文过饰非,把责任推卸掉,至少要“错误人人有份”,你错我错大家都错,谁也别想逃脱干系。

  这就决定文人官僚体制没有纠错功能——只要一件事经过各级主管官员层层审批、走完责任传递全过程,那要否定它就不仅意味着逼所有经手的官员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而且意味着挑战所有相关的(潜)规则,意味着挑战“程序正义”、挑战整个文人官僚体制,等于与整个官场为敌。所有相关官员为自己的官场生存必竭力找出种种根据推卸责任、扯皮到底。对体制中人来说,与其与所有官员、与整个体制为敌,不如“官官相护”,包庇错误,大事化小、小事花了。即使有“尚方宝剑”也未必能扭转乾坤、纠正文人官僚体制的错误——得罪整个官场往往比得罪皇帝后果更严重:皇帝在位是暂时的。一旦不在位了,“尚方宝剑”就不灵了,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而文人官僚体制是永久的,得罪了整个体制就永远得不到体制的宽恕,永无死灰复燃之日。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决不认错、决不负责、决不承担责任”等原则导致文人官僚体制最根深蒂固的潜规则:信息封锁、信息压制、信息欺骗、信息误导——报喜不报忧,欺下瞒上,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扯皮诡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官相护”……

  6.文人官僚体制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

  文人官僚体制是一个不可能不腐败分裂割据的体制:

  ——一个由寄生虫阶级独霸政权的体制。这个阶级本身就是对社会百无一用、从存在本身就没有任何理由对社会说实话的识字混混寄生虫,本性就是不劳而获,本色就是撒谎诈骗,本来就主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的本性就是谋私”,本意就是为发财而当官。不以权谋私,收入就只能是“计划经济”,一切都经过计算核算,不可能奢侈,更不可能到处打点拉关系;以权谋私,收入就是“市场经济”、“上不封顶”,就能维持骄奢淫逸官运亨通;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一个根本宗旨不是社会发展而是维持压迫、是守成而不是创业、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不做事、只求通过管、卡、压维持统治秩序的体制;

  ——一个绝对权力不受任何实际制约、只有你求他,没有他求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急他不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认长官意志和(潜)规则等主观夸张、不认客观实际、主管官员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任何事情都既能找出赞同的理由也能找出反对的理由而且都振振有辞、一切完全取决于经手官员的主观愿望、决策不凭客观凭主观的体制;

  ——一个强制轻率决策、出错决不认错、更不担责任、错也要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为逃避责任不惜隐瞒真相、封锁消息、欺下瞒上、文过饰非、只对私利负责、不对国家人民负责、官场如戏场、潜规则文化压倒一切、浸透弄虚作假的体制;

  ——一个给好处就一定有办的理由、没好处就一定有不办的理由、有求于官就必须花钱买路子、以权谋私易如反掌的体制

  这样的体制根本不可能实现防分裂、反割据、反腐败的基本原则——“钱权隔离”:“有权的不得有钱,有钱的不得有权”。也就是说,文人官僚体制不可能不腐败、不分裂、不割据。

  军阀割据靠“钱权合一”、钱权私通苟合搞腐败搞分裂割据,文人官僚体制同样靠“钱权合一”、钱权私通苟合搞腐败搞分裂割据。只不过军阀割据的“钱权合一”是枪杆子加钱袋子的二元组合,文人官僚体制的“钱权合一”是印把子(刀把子)、笔杆子加钱袋子的三角组合。军阀割据的“钱权合一”只有硬暴力,赤裸裸毫不掩饰,简单粗暴没什么欺骗性。文人官僚体制的“钱权合一”既有硬暴力又有软暴力,组成由官(提供硬暴力)、学(提供软暴力)、商(提供经济力)密切配合的利益铁三角,有暴力、有理论、有舆论、有甜头,既能强迫又能欺骗还能收买,极其稳固,欺骗性极大,破坏性更大。

  政治与经济的交汇处即政权。腐败政治与腐败经济的交汇处即腐败分裂割据的独立王国。

  军阀官僚体制的腐败分裂割据是明的,文人官僚体制下“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腐败分裂割据是暗的。

  军阀割据分裂:

  明显的权力+明显的经济=明显的割据——明显的独立王国。

  明显的钱+明显的权=明显的腐败。

  “官学商利益铁三角”:

  隐蔽的权力+隐蔽的经济=隐蔽的割据——隐蔽的独立王国。

  隐蔽的钱+隐蔽的权=隐蔽的腐败。

  一个“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就圈出一个腐败单元,一个隐蔽的割据独立王国:

  政治+经济=政权。权力+经济=割据。钱+权=腐败。

  “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印把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硬权力+软权力+经济力=隐蔽的独立王国=割据=腐败单元=社会癌细胞 (文人“公知”总喜欢标榜自己有“独立人格”。实际上这“独立人格”来自“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没有独立王国的撑腰,从不创造财富的文人“公知”哪有经济来源?没有经济来源,文人“公知”就不过是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有文化的叫花子,只会有叫花子情怀,绝无“独立人格”——叫花子有“独立人格”吗?范进中举前有“独立人格”吗?孔已己有“独立人格”吗?文人“公知”标榜“独立人格”,只能证明自己得到“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权力上和经济上撑腰,是直接或间接吃上皇粮的“铁三角”中人,所以才敢大言不惭牛气冲天。)

  文人官僚体制的固有性质决定“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在这个体制内没有天敌——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体制内谁也制约不了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就必无限生成生成再生成,然后无限发展发展再发展,无穷无尽,无止无休。

  军阀的数量有限;“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数量无穷。军阀割据把国家大卸八块成若干明处的独立王国,“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割据把国家千刀万剐成无数隐蔽的独立王国——支离破碎的一盘散沙。军阀割据是非法反叛;“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割据是“合法”反叛。军阀丢了地盘就当不成军阀,为生存不得不至少在自己的地盘内关注经济和民生,多少要负点责;“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则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不管谁当权都不愁无地寄生,根本不需要关注任何国计民生,因此只管榨取财富吮吸营养,其他一概不管。军阀割据是国家外伤;“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割据是国家内患——每个“官学商利益铁三角”都是一个社会癌细胞。人体癌细胞无限发展的结果是癌扩散吞噬掉人体的全部养料,导致躯体灭亡。社会癌细胞“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无限发展的结果是癌扩散吞噬掉社会的全部养料,导致社会崩溃——“崩溃”即裂解为无数碎片。当社会变成无数“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时,可不就是无数碎片吗?

  用文人官僚体制代替军人官僚体制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不能制止社会周期性动乱。

  7.文人官僚集团的权势与文人“公知”三大诉求的同步增长关系

  从古到今,中国文人“公知”的各种主张其实不外三大类:思想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

  这三大诉求代表着“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三条边——软权力、硬权力、经济利益。建造“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实际就是建造这三条边;建造这三条边即落实文人“公知”这三大诉求。

  建造“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突破口永远是软权力这条边——“思想霸权”,即“真理解释权”。谁掌握真理的解释权,谁就能代表真理;谁能代表真理,谁就能支配别人的思想;谁能支配别人的思想,谁就掌握了软权力;谁掌握了软权力,谁就能顺理成章掌握硬权力。军阀夺权是用硬刀子直接干,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夺权是软刀子先行,夺政权必先夺舆论,夺舆论必先夺真理解释权,夺到真理解释权就掌握了软刀子,掌握了软刀子就能进一步掌握硬刀子;掌握了硬刀子,政权不交也到手了。古往今来文人“公知”有关真理解释权的一切冠冕堂皇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本质都是为夺取权力。

  一旦夺到真理解释权,文人“公知”下一步就是夺取政治硬权力。这时就必然大喊大叫三大诉求的第二条:“政治霸权”——“政治上听我的”。实际含义:把硬权力交给我——1978年用“真理标准大讨论”夺到真理解释权,不到一年就干掉政敌独揽大权。等大权到手立刻只有“不争论”,再不允许有“真理解释权”之争——深谙此道者决不会给别人同样机会。

  一旦软权力硬权力都到手,“经济利益”那条边跑都跑不了,“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水到渠成。这时就轮到鼓噪落实三大诉求的第三条:“经济霸权”——任凭“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自由敲诈勒索聚敛财富,不得干涉妨碍。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文人官僚集团的势力和文人“公知”的三大诉求是同步增长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文人官僚体制得到加强,于是就有了董仲舒把儒家的“道统”上升为“天道”,试图与皇帝分享真理解释权——用代表文人“公知”软权力的“道统”与代表皇权的“法统”分庭抗礼,借以分夺皇帝权力、压制军人集团,让自己这个集团成为国家的权力中心。这证明文人官僚已开始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势力已大到敢于公然诉求了。

  ——宋朝全面贯彻科举制,文人官僚体制空前发展,文人官僚权倾天下,文人“公知”的三大诉求全面落实——出现了大大超越董仲舒的程朱理学,把儒家的“道统”变成不容置疑的“天道”,“道统”与“法统”完全分离。把持了“道统”解释权的文人“公知”把真理的解释权从皇帝手中抢了过来,使自己获得了空前的软权力,不但能支配皇帝的思维,而且能渗透到整个社会各个角落,支配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观念和日常习俗——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裹小脚……空前的软权力带给文人官僚集团空前的硬权力,超越了皇权、压倒了军权,“官学商利益铁三角”遍地开花横行无忌,表现就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库捉襟见肘,腐败横行,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秦桧压倒岳飞。一切试图制约“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肆无忌惮掏空国库鱼肉百姓的努力(如王安石变法)均遭到彻底失败。

  ——明朝科举制登峰造极,文人官僚体制登峰造极,文人官僚权力登峰造极,文人“公知”的三大诉求横行无忌压倒一切。文人“公知”跟皇权的关系已经不是分庭抗礼,而是控制摆布——明确规定“道统高于法统”、彻底垄断真理的解释权。文人官僚集团获得了对皇权否决权,能够迫使皇帝不认亲爹、不出京城、休想落实任何对文人官僚集团不利、任何制约“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决策。文人官僚集团获得了任意支配、欺侮军人的绝对权力——明朝后期居然必须由文官统兵,军人完全成了文人的附庸。不管靠舞文弄墨发迹的文人如何瞎指挥,军人只有俯首贴耳冲锋陷阵流血拼命的份。打赢了,头功全是文官的,打败了,文官却能什么事也没有,把责任全推给军人。明朝文人“公知”的软权力对民间思想意识的渗透控制同样登峰造极——有录可查的“烈女”、“贞妇”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朝代。获得绝对权力的文人官僚集团尤其是以代表东南大地主大商业集团利益的东林党人肆无忌惮猖狂推行“经济自由化”——严禁妨碍“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自由兼并土地聚敛财富、严禁对东南征税、对工商业征税,把全部负担强加于农民……结果:“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一社会癌症疯狂发展全面扩散,吃光全部社会财富,导致国库枯竭、官逼民反、内乱外患全面迸发,最终葬送整个明朝。崇祯皇帝临死才总算明白过来:“诸臣误我”、“文臣个个可杀”。

  ——自从否定毛泽东、在“干部知识化”名义下以“文凭主义”为突破口恢复科举制选官之后,文人官僚体制全面复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文人官僚集团已基本控制了今日中国政界,“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已经羽翼丰满盘根错节。空前的权势膨胀带来文人官僚集团空前的野心膨胀,表现就是空前猖獗的文人“公知”的新三大诉求——“普世价值化、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这新三大诉求跟历朝历代文人“公知”旧三大诉求——思想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其实是一回事:

  1)“普世价值化”:实现思想霸权、争夺真理解释权、夺取软权力的另一种说法。过去把真理叫“道统”,如今叫“普世价值”,换了个名字而已——资中筠承认,文人“公知”过去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以天下为己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对孔孟之道的传承和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自以为真理在握,有这份自信”;如今“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过去的“道统”——孔孟之道至少还比较确切,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还有比较明确的说法,可钻的空子多少有所限制。如今的“道统”——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等等全是可以没边没沿海阔天空无穷大的虚无飘渺:怎么才算符合“普世价值”?怎么才算“民主”?怎么才算合乎“人权”?……没有什么确切的标准,“知识分子满意”、“多数人同意”之类不需要任何客观依据的主观认同就是标准。这就使文人“公知”可以尽情发挥主观夸张的优势,随心所欲想怎么解释就解释。只要上了“普世价值”这条道,就掉进了文人“公知”的八卦迷魂阵,只能任他们肆意摆布。

  2)“政治民主化”:政治霸权的新形式,软权力变硬权力的转换器——用“普世价值”抓住真理解释权,软权力就到手了。用“政治民主化”抓住政治霸权,硬权力就到手了——以“普世价值”为真理标准,轻而易举就能否定现政权的合法性,就能制造出确保只有自己能赢的从政当权之道。

  “普世价值”是文人“公知”才有条件独享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工农兵、科学技术人员得整天忙本职,面对信息爆炸能有多少功夫处理?又怎么可能像文人“公知”那样一天到晚别的事不干专门琢磨咬文嚼字设置文字陷阱?这种条件下肯定只有有条件独霸舆论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能赢——连陈有西都承认“民心是非常容易被操纵的。好坏尽看媒体在谁手中”。所谓“民主选举”其实是掌握软权力的人“左手选右手”,自己选自己。

  鸟主张比飞,鱼主张比游,虎主张比单打独斗,狼主张比团伙拼搏,高个子主张比篮球,矮个子主张比摔跤,蒙古人主张比骑射,南方人主张比驾船,胖子主张比体重——谁重谁赢,瘦子主张比体重——谁轻谁赢……文人“公知”主张比“普世价值”、“言论自由”、“政治民主”、“一人一票”……打的其实是同样的如意算盘。

  3)“经济自由化”:实现“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经济霸权的工具——在“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已成气候、横行无忌的情况下,“经济自由”的真正含义是确保“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发挥权力优势弱肉强食、吞噬财富的抢劫不受任何妨碍。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所有这一切证明古往今来文人“公知”的三大诉求——“思想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普世价值化、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都是“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利益需要的反映,都随着文人官僚体系的发展而发展——文人官僚体系越发达,文人官僚集团权势越大,文人“公知”的三大诉求越嚣张。但万变不离其宗,三大诉求再嚣张也不离“政治+经济=政权”、“权力+经济=割据”、“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软权力+硬权力+经济力”的公式。

  文人官僚集团的权势与文人“公知”的三大诉求的相辅相成关系还反映出另一条规律:“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文人官僚体制发展程度=文人官僚集团势力膨胀程度=“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嚣张程度=文人“公知”吃香程度=文凭发狂程度=做官发烧程度=社会腐败程度

  8.科举制是最坏的文人官僚体制

  自宋朝起,科举制独霸官场,成了当官掌权的唯一“正道”。

  ——从此文人官僚、文人“公知”阶级空前暴长,获得前所未有的压倒一切的软硬权力;“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空前肆无忌惮所向披靡。

  ——从此面对外来侵略,中国再无一致对外的“将相和”,只有窝里炮的“文武斗”。文官压倒武将、“偃武修文”、“以文制武”、“优待文官虐待武将”、“只杀武将不杀文官”等“潜规则”空前彻底。秦桧压倒岳飞,“高俅”压倒“林冲”,军人守土保国越积极、功劳越卓著,越难有好下场——岳飞命丧风波亭,戚继光死于贫病交加。明朝后期居然必须由文官统兵,军人要获得正当给养还必须向文官行贿。军人出生入死却处处受歧视——“丘八”、“贼配军”、“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文官养尊处优瞎指挥却不必负责,文过饰非轻而易举。

  ——从此中国全面保守僵化,“学而优则仕”成了唯一正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只读孔孟之道,其他一切都是邪门歪道;一切科学技术都成了“奇技淫巧”、“不务正业”。

  ——从此中国社会汉唐之风不再,猥琐犬儒之气日甚,鄙薄阳刚实干、崇尚阴柔权奸、投机取巧、背信弃义、勇于内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阳奉阴违、一盘散沙……

  ——从此中国再无“四大发明”那个级别的发明创造,再无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那个级别的思想家,再无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那个级别的的伟大建筑——老子、墨子、庄子、孙子、荀子、孔子、都江堰、郑国渠、灵渠、长城、大运河等全部出现在彻底实行科举制的宋朝之前;“四大发明”有三个发生在宋朝之前,只有一个“活字印刷术”发生在程朱理学刚开始嚣张、尚未来得及全面渗透巩固泛滥成灾的北宋早期。

  ——从此中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摧残迫害妇女的陋习——妇女裹小脚、“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妇”、“烈女”、“节妇”、“徇夫”、“守节”等大规模泛滥成灾。

  ——从此汉民族就几乎只有挨打的份——“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大宋=大送”。秦桧的“莫须有”断送了宋军收复失地直捣黄龙的历史机遇。明朝东林党人掌权不到六个月就连续丢掉了辽东最重要的两座城池沈阳和辽阳;东林党掌权之后一年零几个月,辽东辽西的领土就全部沦丧,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明帝国被迅速推到了接近亡国的边缘……经济技术文化方方面面都世界先进的宋明两朝都挨打不断,最后都亡于远落后于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

  ——从此中国全面固步自封一路下坡,明朝起开始落后于世界,错过了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历史机遇,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最后全面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乎被瓜分而亡国灭种。

  自从否定毛泽东、在“干部知识化”名义下推行“文凭主义”、通过明文规定干部必须有学历文凭而全面复辟科举制选官之后,文人官僚体制全面复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羽翼日渐丰满。伴随他们权势的日益增长,如下种种开始重新盛行:

  ——再现当年文人官僚“公知”陷害爱国军人的“莫须有”、“风波亭”——“猎鹰计划”、“中国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共鹰派少将罗援微博遭‘围剿’乱了方寸”、“中国鹰派军人遭到网民群殴式围攻”、“围攻罗援的行为体现了高度的爱国责任感”、“一大批公共知识份子讨伐罗援”、“无知狂徒”、“宣扬战争”、“激发战争狂热”、“逃兵”、“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应该法办!”、“信口开河,标新立异,对外以好战著称,对内则党同伐异”、“建议中纪委和国防部好好管管他们”、“思想抢滩,让文革思维军事化”、“军人干政”、“涉嫌违宪”、“在为谋反造声势”、“罗援不除,国将有难”、“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罗援、戴旭战役意义深远”、“今日对罗援和戴旭的揭露就是清除民族主义病灶的最好时机”……

  ——再现文人官僚“公知”势力熏天时代对爱国军人的侮辱、歧视、诽谤——“无知狂徒”、“傻大兵”、“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兵的太过娇情,不过是一份特殊的职业罢了”、拒服兵役、“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狼牙山五壮士事迹是假的”、“黄继光事迹是假的”、“邱少云事迹是假的”、“刘胡兰事迹是假的”、“抗日战争共军杀敌851人”、“地雷战没有炸死一个鬼子”、“挂炉烤鸭”、“半面熟”、“赖宁的烤肉”、“人肉烧烤店”、“恭喜你与烧烤齐名”、“力挺你成为烧烤店CEO,开店十万罐,说到做到”……

  ——再现明代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破坏郑和航海、销毁郑和航海图档案资料的一幕——“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茅于轼)、“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王福重)、“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时殷红)、“中国不该造太空战机应省钱发展经济”(环球时报赵可金)、“中国造大飞机没有市场优势”(南方都市报)、“学习日本,让美国保护中国;国家可以不要,但必须要人权”(清华庞中英)、“原子弹还不如茶叶蛋有用呢”(袁腾飞)、“老说两弹一星,那玩意顶什么用呢?”“至于重工业,基本没有用”(人大张鸣)、“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南方报系)、“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让高铁刹车,让民航起飞”(童大焕)……

  ——再现满清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9.18的“绝对不抵抗”——“(外交)首先别人要喜欢你”、“争取不到朋友还得罪不少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爱祖国,也要爱人类”、“消气外交”、“爬也要爬过去”、“即使菲海军旗舰向我舰开炮也可不回击”、“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秦桧站起来”、“为汪精卫翻案”、日军南京大屠杀中举行的入城式是“在世界历史上永放光彩的南京入城仪式”、“爱国贼”、“带路党”、“三百年殖民地”、“文怀沙:假如日本统治中国中华民族将更壮大”、“我们不需要《惩治汉奸言论法》”“‘汉奸’这个词本身就非常不确定”(南方都市报)……

  ——再现“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围成无数独立王国瓜分天下、横行霸道掠夺民财、欺压良善、鱼肉百姓的种种特色:视国事为儿戏,视百姓如草芥,穷凶极恶草菅人命——“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对待刁民不能手软”、“你就不配活着!”……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社会日益走向分裂对抗。

  ——再现科举制特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舆论环境和以“文凭”“应试”为核心的寄生虫教育体系——“文凭主义”、“应试教育”、死记硬背、猜题压宝、考试作弊、买卖文凭……

  ——再现文人官僚集团崇尚权术、鄙薄实干、吹捧人文“道统”、欺压科学技术之风——“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陈有西)、“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人大张鸣)、“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打破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再现宋代“朋党论”、明代东林党与各利益党派疯狂党争的内斗文化,文人“公知”阶级全面帮派化黑社会化,党同伐异,利益交易,勾心斗角,你死我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再现昔日文人官僚体制下腐朽堕落种种特色:穷奢极欲、纸醉金迷、欺压良善、玩弄妇女、整个社会腐败猖獗、唯利是图、谎言充斥,诈骗盛行,弄虚作假造谣诽谤司空见惯,“专家”、“教授”、“学者”、“小姐”等原有尊称的意思全部变味,人们只认“利益铁三角”不认社会、彼此日益冷漠、整个社会迅速走向一盘散沙:“拐卖儿童问题的出现是供需问题。只有开放儿童市场,允许合法的买卖儿童,才能遏制非法买卖儿童”(陈兴杰)、“贿选是基层民主建设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南方都市报》)、“卖淫嫖娼是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南方周末》记者连岳)、“嫖客与妓女的关系是私人买卖行为,不属于法律制裁范围”(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阶级斗争思维埋下戾气种子”(《南方周末》)……

  ——再现“皇帝应全力以赴抓大事,具体事宜不劳费心”的把戏,宰相架空皇帝,总理架空主席。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北宋灭亡时皇帝被宰相架空,南宋灭亡时皇帝被宰相架空,明朝灭亡时皇帝被百官架空,满清灭亡时皇权被“东南互保”架空等一幕幕历史。

  对比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只要贯彻科举制,上述种种问题就必然出现——尽管形式各异,但本质完全相同。科举制越彻底,问题越严重。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规律,铁一般的历史规律。

  道理其实很简单:科举制使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角色发生了质的变化——本来设立文人官僚体制是为了“制约豪强”、“防范分裂割据”,但科举制使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自己就成了最大的豪强、最大的利益集团——独霸政权全部权位的排他性利益集团;最大的分裂割据者——把国家和社会变成无数隐形分裂割据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科举制使文人官僚、文人“公知”集团的利益需要不是制约别人,而是摧毁别人对自己的制约、消灭任何对自己独霸政权的挑战;不是防范分裂割据,而是摧毁别人对自己分裂割据的防范、消灭任何对自己“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分裂割据的威胁。科举制的创造者就这样放出了一个自己控制不了又收不回去的吞噬一切的魔鬼,连自己都成了猎物——彻底贯彻科举制的宋之后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势力空前暴涨,不但欺负军人、架空皇权,而且通过理学道学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灌输到社会的每一角落,流毒之大之深之远空前未有。

  ——科举制造成的利益存在决定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必须不惜一切维护科举制,必须不惜一切把“文凭学历”吹捧成无比神圣的东西——没有科举制和文凭学历,文人“公知”就不过是一群没有正经营生、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有文化的叫花子;有了科举制和文凭学历,他们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摇身一变成为高高在上“精英”、大权在握的“国家栋梁”。科举制不但一下子就剥夺了绝大多数人与文人“公知”平起平坐平等从政的权利和机会,而且从奠定了他们被文人“公知”奴役支配的“伦理道义科学依据”。科举制和学历文凭是文人“公知”唯一的法宝和命根子,当然必须不惜一切捍卫加神化。

  ——科举制造成的利益存在决定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必把文凭学历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没有科举制和文凭学历,别人可以生存,文人“公知”不能生存。只有文人“公知”才能同仇敌忾拼死捍卫科举制和文凭学历这一根本利益,利害才可能一致,才是“自己人”;其他任何人都与自己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是敌非友。猩猩惜猩猩,“公知”认“公知”。

  ——科举制造成的利益存在决定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必须把一切从事“改变世界”的人——工农兵、自然科学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踩在脚下;必须坚持“‘解释世界’压倒‘改变世界’”即主观夸张高于客观实践(“吹”重于“干”);必须不允许“‘解释世界’从属‘改变世界’”即客观实践高于主观夸张(“干”重于“吹”)。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主观夸张,“改变世界”是客观实践。“改变世界”是人与禽兽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类一切有意义行为的全部内容。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只能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生存。人类作为整体,靠主观夸张——耍嘴皮子空谈不能生存;靠客观实践——身体力行动手实干才能生存。人类的一切财富都来自“改变世界”。只有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才对人类生存有积极意义。脱离“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是对人类生存规律的反动。

  科举制的一切都建立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从教学、考试、应试、录取到授予文凭等全过程都是主观认定,都属于“解释世界”范畴,都与“改变世界”没有必然联系。这就决定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人才教育选拔体制是一个纯粹主观认定、主观夸张、跟客观现实世界完全脱离的封闭世界象牙之塔体系。只有脱离客观实际、专注主观夸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才能在这样的机制中胜出。从这样的机制中胜出的文人“公知”只会“解释世界”即主观夸张,只能靠主观夸张生存,也只能靠主观夸张当权——说白了一切全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或者说全靠耍嘴皮子吹牛(用胡传魁的说法是“光拿话甜和人”)。

  科举制的选官条件不管如何冠冕堂皇弯弯绕,明白无误可操作执行的硬件干货其实就三条:学历,资历,听话。这三条少了哪条都必被否决。而这三条没有一条属于“改变世界”即动手实干。这就是说,科举制对“改变世界”没有任何明确要求,也就是说,科举制的考核硬指标只有考试,没有做事。这就决定科举制下只要有学历、会巴结,啥也不干光混资历就能长久地在体制内过得挺滋润,而会玩权术搞腐败跑官买官的则更有机会一帆风顺飞黄腾达:

  学历+资历+马屁=发迹

  学历+资历+权术+贿赂=高官厚禄

  如此体制选拔出的官员绝大多数最好也只能是官场混混,能混事不能干事,只擅长用“解释世界”取消“改变世界”——不叫“婊子”而叫“性工作者”,卖淫犯罪问题就算解决了;不叫“资本家”而叫“民营企业家”,阶级矛盾问题就算解决了;不叫“解雇”而叫“下岗”,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不叫“穷人”而叫“待富人”,贫富对立问题就算解决了;不叫“空手套白狼”而叫“皇帝的新衣谁看不见谁愚昧”,就不存在招摇撞骗问题了;不叫“消灭共产党”而叫“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就不存在背叛变质问题了;不叫“殖民侵略”而叫“文明输入”,就不存在反侵略斗争问题了……什么都不做,专门“换个角度、换个思维、换个概念、换个说法”玩名词术语,舞文弄墨玩弄文字游戏发明各种不同的解释拼命忽悠,让人们以为解决问题就是换名词说法;名词说法换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甚至就不复存在了,改变世界及所必须的苦干实干流血流汗就没价值没必要了。这样的官员只会“不做事,换解释”,做事就是解释,解释就是做事。让他们脚踏实地变革现状解决问题简直是赶鸭子上架。

  “存在决定意识”。科举制造成的利益存在决定科举制既得利益者文人“公知”的两大意识:

  第一,精神贵族,极端自负,决不平等——你苦干实干流血流汗不如老子轻轻松松舞文弄墨舌头一转满嘴扯蛋,可见老子“精英”、“优等”、“优秀”、“高级”、“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而你们“劣等”、“低劣”、“脑残”、“不配活着!”……

  第二,冰山后盾,极端心虚——饮水思源,文人“公知”拥有的一切全靠科举制,科举制的一切全靠“解释世界”当道——文凭、资历、权术、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这就决定文人“公知”极端自负的同时极端心虚,唯恐科举制赖以存在的“解释世界”这座冰山崩塌。

  这样的利益存在决定文人“公知”为了生存和权位必须确保“解释世界”压倒“改变世界”,(即主观夸张压倒客观实践、空谈压倒实干)——“改变世界”吃香,就得以“改变世界”的需要为辨别是非和考核优劣的标准,就得按客观规律办事,就得使“解释世界”为“改变世界”服务而不能无条件至高无上,吃香的就是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夸张,文人“公知”百无一用识字混混寄生虫的真面目就要原形毕露,就混不下去了:既然“改变世界”的人能把事情办好,那只会耍嘴皮子“解释世界”的文人“公知”凭什么至高无上指手画脚?任何改变世界者的成功都损害靠卖嘴解释世界而当权的文人“公知”的特权地位。要确保文人“公知”的生存,就必须使“解释世界”把“改变世界”踩在脚下,平起平坐都不行——实实在在勤恳劳动创造了财富的人岂能容忍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一伙啥事不干偷专会懒耍猾的人用一堆空话就拿了去?只要权利相等,岂能不坚决抗争?因此文人“公知”必须不顾一切把“改变世界”踩在脚下,必须打压一切从事“改变世界”的人——或者说,必须确保扯蛋的压倒实干的。 .

  “必须确保‘解释世界’压倒‘改变世界’”、“必须打压一切从事‘改变世界’的人”(“必须确保扯蛋的压倒实干的”)这一根本利害关系决定文人“公知”必持如下立场:

  1)容不得实干做实事

  实干做实事即“改变世界”,即在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必须打压之列。科举制容得混事、碍事、坏事,但决容不得做事——更确切地说,决容不得做利国利民的好事实事:有利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祸国殃民缺德事敞开了尽管做,即使把地球掀翻了都没事——私有化、股份制、国有资产流失、“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房地产投机、“金融创新”、强制拆迁、强制推广转基因……哪样容不得了?但对做利国利民的好事实事就容不得,谁敢做谁不是没有好下场,就是被文人“公知”永永远远无孔不入地妖魔化: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朱元璋反贪、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国防现代化、两弹一星、高铁、“五个重庆”、“打黑”、购买“瓦良格号”(“辽宁号”)来中国……

  由此可见科举制是个“惩勤容懒奖捣乱”的逆向淘汰体制:苦干实干的不如啥也不干的,啥也不干的不如扯蛋捣乱的——越苦干实干越威胁到一众只会卖嘴扯蛋的寄生虫们的生存,越招他们的忌恨,越不遗余力挑毛病整你,结果往往越惨;越啥也不干越不得罪人、越无懈可击,日子反而越轻松;越善于扯蛋捣乱在体制中越如鱼得水,越能飞黄腾达。

  由此可以明白历史上中国为什么没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落后挨打——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先进生产力属于“改变世界”——大航海、开拓海外市场、开发新技术、大规模使用机器……所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都需要实干做实事,都是“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无法控制、无法立竿见影获得利益的东西,都不能为科举制所容。再说,工商业只要有“官学商利益铁三角”为靠山就无往而不胜,就利润丰厚,哪用得着自由竞争?科举制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这一最大的利益集团独霸的天下,变成了无数“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割据的经济“春秋战国”。光看看今天中国一条高速公路上多少收费站,就可以明白当年“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割据天下导致的关卡林立造成的物流代价有多大。物流代价如此巨大,怎么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所必需的商品自由流通?怎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发展到资本主义;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洋务运动失败、转型资本主义失败。为什么?别的不知道,只知道历史上日本学中国,什么都照学都照搬,唯独两样不学不搬:一是科举制,二是太监制。显然日本没有中国那样的由科举制造就的数量庞大、势力雄厚、对社会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阶级——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公知”。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科举制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罪魁祸首、万恶之源。

  2)内斗文化

  科举制决定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不可避免要与一切人为敌——第一,与工农兵、自然科学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人为敌——这些人从事“改变世界”本身就对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利益集团靠“解释世界”独霸权位的根本利益构成了威胁。第二,与皇帝为敌——皇帝必须架空,因为皇权妨碍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这一最大利益集团独霸权位。第三,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之间彼此为敌——狗咬狗、黑吃黑,不同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之间同样要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改变世界”才会有客观是非标准;有共同的“改变世界”的大目标,人们之间才会有共同的客观是非标准,才谈得上团结合作协调配合。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只有私利,没有共识——都靠“解释世界”吃饭,都只认主观夸张不认客观是非标准,都工于心计善弄权谋,都“文无第一”、“文人相轻”。他们只有在面对工农兵、自然科学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等从事“改变世界”的人时才可能有一致的共同利益,才会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一旦只剩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自己,那就谁也不服谁,利益面前谁也不让谁,相互之间不斗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才怪——正如“红楼梦”里贾探春说的,“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科举制是个专门制造内斗的体制——从设计起就不为做事为内斗,在内斗中发展,在发展中普及深化内斗,最后形成整套的内斗传统和内斗文化。所谓“中国人好内斗”决非什么“民族劣根性”和“文化劣等”,而是科举制这一最坏的文人官僚体制的必然产物——“存在决定意识”,内斗的体制决定内斗的意识;科举制的利益存在决定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与人内斗,其利无穷”的利益需要和内斗意识。

  严格讲,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来说“内斗”这一词欠准确——他们的敌我之分以自己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围成的独立王国为准:铁三角之内的一切才是“我”,之外的一切都是“敌”。因此所谓“内斗”从中国大一统的角度看才算得上“内斗”,但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利益铁三角围成的独立王国的角度看,那不是内斗,而是“国际冲突”。

  3)不能允许中国强大

  使中国强大属于“改变世界”。人要强壮就容不得寄生虫,国家要强大就容不得混混蠹虫;就必按“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办事,就得苦干实干,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这些能吹不能干、全靠文凭包装的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就没法靠再靠耍嘴皮子混下去。

  中国越贫穷越落后,文人“公知”的日子就越好过:越落后,生产技术越简单,就越不需要文化知识,老百姓中文盲就越多。当中国文盲充斥的时候,老百姓写封信读封信都得求文人“公知”赏脸。文人“公知”在老百姓面前神气得很:“识文断字”、“有学问”、“有本事”、“能干大事”、“天上的文曲星冒犯不得”……天下大事他们说什么老百姓就得信什么,即便土匪山大王也往往得对“读书人”另眼相看。那时文人“公知”的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一旦中国统一了,强盛了,实现现代化了,文人“公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中国要现代化首先就得普及文化,而普及文化就等于要了文人“公知”的命——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文人)也跟着不尊严了。”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神秘,不再是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老百姓再也不是睁眼瞎了,用不着看封信都求爷爷告奶奶了,人人都有文化,自己也能读书看报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文字信息来源渠道,自然也就有了相应的判断而不再一切全由别人说了算。一贯垄断读书识字和文字信息来源、在老百姓面前趾高气扬摆臭架子的文人“公知”们“星宿下凡”之类神话一下子就破灭了,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一手遮天了。高人一等的架子掉下来一大截,当然极其失落。就凭这,文人“公知”也对毛泽东憋足了满腔怒火一肚皮鸟气。中国落后挨打,胡适、季羡林之类文人“公知”吃香,中国搞现代化,钱学森、邓稼先、屠守锷、罗阳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香。中国越强盛、越发展、越现代化,文人“公知”越混不下去——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是扎扎实实的进程,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实干,文人“公知”卖嘴扯蛋吃不开。

  利害关系如此之大,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怎么可能容忍中国强大?

  4)不能允许中国反侵略,不能允许中国军队有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功能

  反侵略战争属于“改变世界”。任何反侵略战争都是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独霸权位的威胁,都不能容忍。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军人只能用来对内镇压老百姓,不能用来对外反侵略。军人打反侵略战争越有功,越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威望越高,对文人官僚集团的权位威胁越大,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就越不能容忍。要确保自己独霸权位,对外来侵略必须一是坚决不打,宁可“花钱买和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二是打也不能打赢。军人越打胜仗,文人官僚集团就越积极挑拨皇帝和武将的关系,越处处刁难破坏,甚至不惜制造“莫须有”。

  对于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来说,外来侵略者不是敌人,坚决反侵略的爱国军人才是敌人。对秦桧来说,威胁自己权位的敌人不是金兵,而是岳飞。岳飞收复了失地立了大功,自己还怎么独霸权位?吴建民说“首先要让别人喜欢你”,但他一点也没打算要让罗援喜欢自己,反而津津有味到处炫耀如何唇枪舌剑把罗援打得大败“不敢回答”,可见他要让喜欢自己的是侵略中国的外国人,而不是坚决主张保卫国土的本国军人。身为外交官,却对外国人竭力讨好、对本国军人凶神恶煞,为什么?因为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来说,真正威胁自己私利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外来侵略者而是坚决保卫国土的爱国军人——外来侵略者得了手,受损失的是中国,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毫发无损;坚决反侵略保住了中国主权,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一点便宜也占不着,反而会因保家卫国有功的爱国军人威望的提高威胁到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独霸权位的利益(如果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在国外有财产亲属,一旦打起来利益损失就更大)。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必然对外奴颜婢膝、对内凶神恶煞,必然以保卫国土的爱国军人为敌。

  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彻底废掉中国军队反侵略武功的努力并非今日才开始,刚复辟科举制不久就闹过一次:“前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中国必须吸取教训”、“国防工业要为改革开放让路作牺牲”、“尖端项目大下马”、“军转民”、“军队要忍耐”、“军队经商”、“造原子弹不如造茶叶蛋”……一时间气势汹汹甚嚣尘上,差点把整个国防工业一锅端、把整个军队搞垮——既然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军队只能对内镇压不能对外抵抗,那装备自然不需要多现代化,自然不需要现代化国防工业,自然要如此釜底抽薪。这一图谋之所以未能得逞,内因是中国国内经历过战争锻炼的军人还大量健在,具有忧患意识爱国意识的人还能占上风,科举制刚复辟不久,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势力还没那么强大,还无法那么肆无忌惮;外因是美国及时给中国人上了两课:96年一下子派来两个航母作战群为大闹台独的李登辉撑腰,99年“误炸”中国使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结果一是军队停止经商,回归准备打仗;二是中国国防工业总算避免了被活活饿死的命运,还抓住苏联解体的机会通过“双引”上了一层楼(当时决策并实施“双引”的有关负责人不管别的如何,至少在这一点上功不可没,应该青史留名)。但事情并没有完。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废掉中国军人抗侵略武功、笔杆子压倒枪杆子的努力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否定反侵略战争历史、摧毁国防意识、“谁是最可爱的人”退出教科书、“狼牙山五壮士”退出教科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衰亡使经历过战争考验的老一代军人和对中国落后挨打有切身体会的中国人日渐减少;科举制使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势力日益增长;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精心设计的教育体系使新一代中国人中许多人对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对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性的认识跟上一代已很不相同。经过新时期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显然认为他们的孜孜不倦已经收效,于是卷土重来。这次比上次气焰嚣张多了:“猎鹰计划”、“中国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的网上论战”、“中国鹰派军人惨遭人肉痛骂极端孤立”、“中国鹰派鸽派代表人物电视辩论交锋”、“落实宪政、军队国家化、共产党交出军队”、“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祈祷天宫一号发射失败”、“销毁核武装取信美国”、“两弹一星没有用”、“重工业没有用”、“高铁下马”、“为汪精卫翻案”、“秦桧站起来”、“岳飞根本不是民族英雄”、“殖民史是文明传播史”、“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为南京大屠杀辩护、“爱国贼”、“带路党”、“三百年殖民地”、爱国退伍军人驳斥污蔑“狼牙山五壮士”遭到起诉,小姑娘王芳演唱“英雄赞歌”遭到狂风暴雨般的诬蔑围剿……论战、围剿、诬蔑、诽谤不算,还公然起诉直接送上法庭——复辟科举制才仅仅二十多年,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势力就已经嚣张到敢公然欺负爱国军人、公然用笔杆子专枪杆子的政的地步。可见科举制已使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这还没有完,还仍然仅仅是开始——文人“公知”仅仅是迄今为止尚未得逞。用硬权力“罩”着他们、背后给他们撑腰的文人官僚势力还在膨胀。赤膊上阵当面反军的文人“公知”不但没有受到丝毫惩罚,反而声名大振,借机著书立说、电视讲座、到处宣讲名利双收……只要科举制继续,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势力膨胀就必定继续,力量对比一边倒的倾斜就必定继续。照此势头下去,再过若干年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付主张保家卫国的爱国军人可能就不是什么“论战”、“围剿”、“网上交锋”、“电视辩论”,连起诉都嫌费事,安上个“莫须有”直接就送“风波亭”——看看科举制复辟才几十年就给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势力带来的变化,就可以明白宋朝为什么会有“丘八”、“贼配军”,为什么会有“莫须有”,为什么会有“风波亭”;明末为什么会是文官统兵、为什么会“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只要是科举制,这种结果就不可避免。

  5)不能允许中国保持大一统,不能允许中国避免四分五裂、避免亡国当殖民地的命运。

  保持中国大一统属于“改变世界”——从来没见谁啥也不干光靠耍嘴皮子就能统一中国、就能保持中国大一统。

  文人“公知”说“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这话没错。只不过他们爱的“国家”是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他们不爱的“朝廷”是正在被他们寄生的政权——文人“公知”赖以生存是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而不是大一统的中国。靠什么生存就必然爱什么,就必须爱什么。身为不创造财富、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只能靠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生存,当然只能爱这个独立王国。不管哪个政权统治中国,只要实行科举制,就能确保文人“公知”能结成“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寄生下去。对文人“公知”来说,谁统治中国不要紧,实行科举制才要紧。只要实行科举制,中国崩溃就崩溃,灭亡就灭亡,四分五裂就四分五裂,当殖民地就当殖民地,一切都没关系。

  从全面贯彻科举制的宋朝起,文人“公知”的“道统”跟“法统”就已经分离,“国家”与“朝廷”成了两码事。文人“公知”关心的不是被寄生的“朝廷”能否生存,而是自己的“国家”——“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能否生存。一旦感觉正在寄生的现政权——朝廷即将被他们这些寄生虫吃垮,毫不犹豫马上就去寻找下一个寄生对象——明代文人“公知”把明朝吃垮了,马上改换门庭另找主子,在新的文人官僚体制里安营扎寨,继续经营自己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实现了“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科举制使皇帝和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目标函数彻底分离——皇帝的目标函数是确保自己的政权,为保政权而利用文人官僚实行统治,底线是不能官逼民反,因此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无穷贪婪不得不有所制约。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目标函数是确保自己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而“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取决于科举制而不取决于某个政权。因此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目标函数就是利用政权确保科举制,对妨碍“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无限膨胀的任何制约都坚决反击,官逼民反就官逼民反——对皇帝来说,政权是目标,科举制是手段;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来说,科举制是目标,政权是手段。只要确保科举制,政权可以随便换——借你的台,唱我的戏。只要能唱我的戏,戏台是谁的并不重要,也不必爱惜,塌了就塌了,另换个戏台就是了。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要求皇帝应该跟庙里的神像一样,整天一动不动接受顶礼膜拜,但一切要由住持跟和尚们做主,一切布施和香火钱要全归他们。表面上住持跟和尚们对神像毕恭毕敬,但他们一旦庙遇到灭顶火灾时马上各自逃命,决不会拼死救神像,事后却一定要再建个庙另起神像,继续让人们顶礼膜拜,自己继续以神的名义捞钱。如果神像不甘当死人而要活过来自己做主,那对住持跟和尚们来说马上就不再是神而是鬼,马上要赶下神坛打碎扔进垃圾堆。皇帝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制约与反制约的斗争就这样一来从此贯穿各个朝代的政治生活。

  皇帝能撤换个别文人官僚,但撤换不了文人官僚集团整体,更撤换不了文人“公知”阶级;而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公知”阶级不但能撤换皇帝,而且能改朝换代。皇帝与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公知”阶级的斗争最终胜利者从来不是皇帝。

  宋朝灭亡时还有几个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在竭力拼命挽救,到明朝灭亡时文人官僚、“公知”全跑得干干净净,崇祯皇帝亲自出马也一个人都召不来,到处吃闭门羹,死前身边只剩一个太监。可见到明朝时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已经比宋朝大大前进了一步。如今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发展到了新高度:不再消极等待天下大乱改朝换代,而是把天下大乱改朝换代变成家常便饭,未雨绸缪主动为天下大乱创造条件,想方设法让中国人不反对、而且还挺期盼天下大乱:

  ——让人们以为中国大乱好,以为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杀人如麻、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乱世不但不可怕,而且还很好玩、很浪漫——“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一个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即使没有政府,也能运转良好”、“有没有政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一个县有点警察维持一下社会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规模,连警察都可以省了”、“军阀战争相当文明”、“毒气弹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他们是尽可能不伤及无辜,现在回过来看是相当文明的”、“战争力度不大,真有人愿意看热闹。成都第一次巷战,这些老百姓搬板凳出来坐着,像看足球一样地看”(人大张鸣)。天下大乱的1949年以前有以人为本,天下太平的1949年以后没有了(俞可平)。“认为无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乱的观点,忽略了这种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的事实”、“经济自由,哪怕是产生于各武装势力忙于争权夺利而无暇顾及民间的隙缝,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索马里证明没有政府是一件好事”(《南方周末》) "

  ——让人们以为中国分裂好——“中国变成小国好”、“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国家里,心态就会完全不同”、“国虽小,却是一个世外桃源”(茅于轼)、“一个国家暂时的分裂或暂时的独立为两个主权国,不是可怕的事情”(吴祚来)、“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中国若民主,必分裂不假。但是,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大一统为最优吗?……大家都过得好,分开过又如何?”、“分裂就分裂吧!只要大家过得好,分就分了吧!”、“如果一定要分裂才能民主,那么我宁可要前者,这是民主的本意。什么是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如果真的要在分裂与民主之间选择,我宁可要民主,而且大多数中国人都需要这个。别用分裂来吓唬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民主必然分裂,那她也只能选择民主!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分裂才能实行民主,那就证明她应该分裂!”(凯迪网络)“‘广东共和国’将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南方都市报)、“不是所有暴力行为都一定是分裂,也可能是因为地方政府不当行为所激发。为什麽不能分裂?!”(贺卫方)……

  ——让人们以为中国灭亡当殖民地好——殖民史是“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朱学勤)、“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文怀沙)、“三百年殖民地”(刘晓波)、“只是换个良民证,朝廷换了,跟老百姓无关,并无不可”(凯迪网络)……

  天下大乱对文人“公知”有益无害——天下大乱意味着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意味着文人“公知”处于卖方市场,不管哪个军阀想得天下都得打出“学而优则仕”的旗帜拉拢文人“公知”。天下大乱才兴“三顾茅庐”,才兴“礼贤下士”,才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才兴“识时务者为俊杰”,才兴“朝秦暮楚”,才兴“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受害的是老百姓,受益的是文人“公知”。要是中国亡了国成了殖民地呢?文人“公知”的地位更有保障——不管哪国统治中国都得通过中国奴才。然而还有谁比中国文人“公知”更精通奴役中国老百姓呢?鲁讯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

  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文人官僚集团、文人“公知”阶级根本没有理由在乎中国垮不垮、亡不亡、分裂不分裂。中国崩溃不要紧,分裂不要紧,亡国当殖民地不要紧,只要新的统治者实行科举制就行。文人“公知”只在乎科举制,不在乎实行科举制的政权的死活——这个政权被科举制造成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社会癌症毁灭了,投靠下一个就是了。寄生虫从来只在乎有受害者可寄生,不在乎受害者的命运——这个受害者被榨干了,寄生到下一个就是了。

  在今天,文人“公知”尤其需要使中国四分五裂灭亡当殖民地——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老百姓普遍有文化、有自尊自主反抗意识,不再盲目迷信顶礼膜拜文人“公知”。只有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陷入四分五裂天下大乱杀人如麻,才能借外国人和军阀们的刀杀光一切不服文人“公知”的老百姓,才能重新愚民,重新恢复文人“公知”独霸文化、“文曲星惹不起”的绝对权威。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文人“公知”比一切企图侵略灭亡中国的外国侵略者更急着分裂中国、灭亡中国——“存在决定意识”,奴役中国老百姓的利益需要这个存在决定文人“公知”比谁都更积极灭亡中国的意识。

  文人“公知”叫嚣“三百年殖民地”绝非一时失言,也绝非个别人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看看文人“公知”、“大V”们近几年来煽起的几次倾向性舆论狂潮的矛头所向:借“7.23”动车事故大肆围剿高铁;编造“轰炸东京”的谣言配合“猎鹰计划”疯狂围剿爱国军人;声援为南京大屠杀翻案的汉奸教授;为薛蛮子嫖娼辩护;欢呼天安门广场立孔子像;声援港独围剿孔庆东;肉麻吹捧拜登吃面;欢呼西方“人权高于主权”入侵伊拉克、利比亚;鼓吹“颜色革命”;诬蔑保钓游行、鼓吹“带路党”、大骂“爱国贼”;用东莞扫黄大闹“南娼起义”;制造“《南方周末》新年特刊风波”公然要求罢免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支持茅于轼辱骂毛泽东;声援茅于轼“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中美合作带头均衡裁军”;声援袁腾飞诬蔑抗美援朝烈士“挂炉烤鸭”;声援“@作业本”、加多宝诬蔑邱少云烈士“半面熟”、“赖宁的烤肉”;声援洪振快诬蔑狼牙山五壮士;声援借口环境污染鼓吹消灭国有企业的《穹顶之下》;疯狂辱骂唱“英雄赞歌”的王芳;破口大骂游行抗议煽动“杀光中国人”的海外华人……

  掀起的那么多次舆论狂潮,不仅没有一次认同“爱国”、“中国强大”、“反侵略”、“中国统一”、“不允许中国分裂灭亡当殖民地”,反而把所有这些都妖魔化成了贬义词,一提就冷嘲热讽破口大骂:一说“爱国”,马上就是“爱国贼”、“纳粹式爱国”、“义和团式爱国”;一说“中国统一”,马上就是“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一说“中国强大”,马上就是“宁要弱小的民主,不要强大的独裁”……掀起这些舆论狂潮时,从来没见其他文人“公知”“大V”们表示过任何反对。这证明了两条:第一,这是整个文人“公知”阶级一致的政治立场。第二,“铁三角”在行动——文人“公知”能用软权力此兴风作浪掀起如此倾向性舆论狂潮,一靠“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硬权力保护,否则早被干掉了;二靠“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经济力量在背后撑腰,否则早饿死了。可见这些倾向性舆论狂潮并非文人“公知”的单打独斗,而是“官学商利益铁三角”配合一致的联合作战——出赤膊上阵一马当先出风头的是文人“公知”,背后护着罩着喂着豢养着的是“铁三角”的“权力边”和“经济边”。

  这一切足以证明“不能允许中国强大、不能允许中国反侵略,不能允许中国军队有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功能、不能允许中国保持大一统,不能允许中国避免四分五裂、避免亡国当殖民地的命运”是科举制下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公知”阶级一致的政治立场、一致的利益需要——不仅不能允许人们这样做,连这样想都不允许,因为只要从“使中国强大、反侵略、有保家卫国反侵略的功能、保持大一统、避免四分五裂亡国”的角度看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发现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所做所为必导致祸国殃民,就妨碍了他们的图谋。

  文人“公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关键在诈骗。诈骗的关键在认识论上做手脚——诱使人们“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是非”,而不是“以‘改变世界’为准判断是非”。只要做到这一点,其余一切都不在话下,文人“公知”的诈骗必成功。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以‘改变世界’为准判断是非”即按“改变世界”的需要和结果来判断是非。说白了就是一切从“干”的角度看问题、辩是非。比如,从“中国强大”、“中国统一”、“保家卫国反侵略”、“人民的生存安全”的角度看问题:为了中国强大、统一、保家卫国反侵略,需要做什么,某某做了什么,做得如何……由此判断某某的是非功过。“以‘改变世界’为准判断是非”就得一切以客观事实、客观规律为根据。而客观事实、客观规律都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就决定“以‘改变世界’为准判断是非”就得实事求是而不能凭主观愿望随意解释信口开河。

  “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真理”即按“解释世界”的需要和结果来判断是非。说白了就是一切从“吹”的角度看问题、辩是非。比如,从“让文人‘公知’满意”的角度看问题:为了“让文人‘公知’满意”,需要怎么样,某某是否“让文人‘公知’满意”了,满意到什么程度……由此判断某某的是非功过。

  (当然,直接说“让文人‘公知’满意”太赤裸裸,要瞒天过海得靠文字游戏概念圈套——不叫“让文人‘公知’满意”而叫“自由”、“民主”、“人权”、“自由选举”、“普世价值”,就能达到同样效果而且极其冠冕堂:反正是不是“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从来全由握有话语权的文人“公知”说了算。文人“公知”满意就“民主”、“自由”、“人权”,不满意就“独裁”、“专制”、“侵犯人权”、“迫害知识分子”……轻而易举就能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左选举,你就休想当选——“自由选举”就得“让选民满意”,选民满意不满意由倾向性舆论狂潮支配,倾向性舆论狂潮由文人“公知”支配。只要闹“自由”、“民主”、“人权”、“选举”、“普世价值”,实际效果就是“让文人‘公知’满意”。)

  “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真理”则一切以主观愿望、主观夸张为根据。而主观愿望、主观夸张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就决定“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真理”完全不受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的约束,可以凭主观愿望随意解释——是不是“自由”、“民主”、“人权”、“自由选举”、“普世价值”……哪样不是任凭文人“公知”根据自己满意不满意随嘴说?

  科举制使能吹不能干的文人“公知”当权。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靠科举制吃饭的文人“公知”必须使社会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是“吹”而不是“干”。文人“公知”实现了这点就必然能诈骗得逞,否则连生存都难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否定了文革,但并未全盘否定毛泽东,因为当时“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真理”仍能发挥作用,因此还能按诸如建党、建军、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两弹一星……等“改变世界”的需要和结果来判断一些历史是非。

  随着科举制全面复辟,势力膨胀的文人“公知”不但全盘否定了毛泽东,而且连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华民族都一古脑否定了——按“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真理”,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变成了“以文人‘公知’是否满意”(及其改头换面——“自由”、“民主”、“人权”、“自由选举”、“普世价值”)。“改变世界”的需要和成果一概不算数,不管做出了什么样的历史贡献,只要文人“公知”不喜欢,就能主观夸张出个理由全盘否定一笔勾销。反之,不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只要文人“公知”喜欢,同样可以主观夸张出个理由“屎里觅道”,比如为汪精卫、袁世凯、南京大屠杀辩护。

  “以‘改变世界’为准判断是非”的核心在于实事求是。只要实事求是,即使不懂高深学问也能明白是非——当年老百姓即使不识字、不知什么共产主义,但只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共产党人的所做所为就判断出好坏,就拥护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钱学森等海外游子即使没读过共产党宣言,但只凭新中国奋发图强“改变世界”的作为就判断出是非,就坚决回国效力。反之, 只要脱离实是求是,就陷入了“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真理”,即使真理也会被主观夸张歪曲解释成干坏事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曾被王明等人变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工具,毛泽东的论述曾被人断章取义当成到处打人的棒子。只要背离唯物论的认识论,再好的理论也会被纳入科举制“以‘吹’压制‘干’”的诈骗轨道,陷入“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荒谬”的陷阱。

  文人“公知”推行“以‘解释世界’为准判断真理”的后果:“以自我感觉为判断是非标准”之风泛滥成灾——不看干了什么,只看“是否让我满意”。什么才符合“是否让我满意”?“普世价值”——“人权”、“民主”……实际结果:宁要分裂不要统一、宁要卖国不要爱国,宁要亡国不要救国,宁要汉奸不要民族英雄,宁要汪精卫不要狼牙山五壮士,宁要“带路党”不要“爱国贼”,宁要“人权高于主权”不要“中国主权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宁要“三百年殖民地”不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宁要中国落后挨打不要中国繁荣强大——“乱世好,乱世有自由”……只顾“普世价值”这符合“让我满意”但虚无缥缈的是非判断标准,连“生”与“死”、“和平”与“杀人如麻、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乱世”这样残酷的区别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可见科举制文人“公知”的认识论诈骗威力有多大。

  日益猖獗无孔不入的电话诈骗给人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决不能相信你根本不认识的人的主观夸张——是谁全凭他们嘴上说,什么事全凭他们嘴上说,你需要做什么全凭他们嘴上说,为什么这样做全凭他们嘴上说,做了有什么好处、不做有什么坏处全凭他们嘴上说,证据全凭他们一伙相互嘴上证明……从头到尾一切都全是他们主观夸张的嘴上说。只要你信以为真,结果就是被骗个精光。

  文人“公知”的这一套跟电话诈骗没什么本质区别:一切来自一伙老百姓根本不认识、从来高高在上根本瞧不起老百姓的精神贵族的主观夸张:自己说自己不是寄生虫,自己说自己是“精英”——自己一伙相互提供科举制下主观认定的证明,证明自己这伙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权威;自己说自己创造财富、对社会贡献大得不得了;自己说自己这些一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者只要大权在握就必以人为本;自己说自己的主张绝对正确,谁不听谁就是“反智”、民粹”、“极左”、“迫害知识分子”;自己说自己以前的牛皮谎言如“先富带后富”、“一包就灵”、“一私就灵”等没兑现是因为“改革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去解决”……从头到尾一切都全是他们主观夸张的嘴上说。只要你信以为真,结果就是被骗个精光。

  电话诈骗集团靠电话诈骗不劳而获,文人“公知”阶级靠文化诈骗不劳而获。电话诈骗集团是寄生虫犯罪集团,文人“公知”阶级是寄生虫犯罪阶级。电话诈骗集团的电话诈骗只要钱,文人“公知”阶级的文化诈骗要钱又要命,而且连国家和民族的命也一齐要。只看到电话诈骗集团的危害,看不到文化诈骗阶级的危害,是不折不扣“只顾疥癣之疾,不管心腹之患”。

  许多诈骗受害者往往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文人“公知”的价值观,不知不觉按照文人“公知”诱导的思维方式看问题,上当受骗还不自知——比如看人,一上来不管别的先看学历:有没有文凭?大学还是大专?然后看学位:博士?硕士?大本?接下来看背景:是否名校?是否名导师?学历查三代……人连见都没见,为人、能力、作用等等还一片空白,脑子里已经先入为主打上烙印了——没高等学历的实际已被归入“无知”、“大老粗”、“没受过教育”的“低层次”一类,有学历的则被归入“精英”、“人才”、“受过教育”的“高层次”一类。这一套看似正常,其实却跟过去有钱人家娶亲相媳妇一个道道:一上来不管别的先看大脚小脚、庶出嫡出、头婚二婚、门第背景……人连见都没见,为人、能力、作用等等还是一片空白,脑子里已经先入为主打上烙印了。一种环境下似乎正常的东西,环境一变就可能极其荒唐。看人光看学历,就跟相媳妇光看大脚小脚一样,不知不觉已经上了科举制价值观的当。(尤其是如果出了事,往往还没等查清情况结论就已经就出来了:一听“硕士生嫖娼”,马上断定有冤枉。但如果当事人不是“硕士生”而是“农民工”呢?有如此迅速激烈的反应吗?)

  科举制的荒谬其实仔细一想就应该能明白过来:科举制说白了就是从一群没有正当谋生之道、从不创造财富、对社会百无一用、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识字混混寄生虫里挑选出最善于顺着别人心思说假话的高手,把国家大权交给他们,然后指望这群从不知如何创造财富、只善撒谎诡辩、崇尚自私自利的识字混混寄生虫不贪污、不撒谎、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把国家引向繁荣昌盛——矛盾不矛盾?荒唐不荒唐?是不是脑子有病?

  科举制对中国社会的人文根本造成了无比深远的灾难性破坏——表面看,科举制使任何人都能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小民百姓只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光靠寻章摘句揣摩别人心思就可能使自己的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比如今中彩票合算多了——买彩票还得不断地掏腰包,中彩不中彩跟自己的努力无干,有劲也使不上;即使侥幸中彩也只能带来钱财虚名,却带不来威风权力。而“范进中举”至少自己使得上劲,不但“一举成名天下闻”,而且从此威风凛凛让人敬畏。跟其他改变命运的方式相比,“读书作官”简直是零门槛、零成本、零风险(鲜有人能看透以人生为赌注的机会成本)回报却无穷大。堂堂正正无本万利,天下没有比这更美的事了,其他任何方式任何行业都比不了——靠其他行当改变命运,有整个社会一致的舆论支持吗?有入门资本吗?有技术吗?有经验吗?有关系网吗?有经得起失败的本钱吗?即使成功,好处有多大?能带来权威让人普遍敬畏吗?能象“读书做官”这样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不流血、不流汗、不冒险,安安静静就一劳永逸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且名利双收被普遍羡慕肯定吗?既然如此,那有多少人会不认同“解释世界”的“读书作官”是最光明正大的人生之道?“解释世界”成了光明大道,“改变世界”自然就成了旁门左道。整个社会形成推崇“解释世界”、鄙薄“改变世界”的大是大非环境和传统,社会岂有不停滞不前之理?

  不仅如此。科举制的结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作官高”。“读书做官”成了整个社会从上到下的一致认同。一致认同意味着共同语言。“读书做官”成了沟通整个社会的共同语言,就无形中自动排除了其它能成为整个社会共同语言的东西。换句话说,整个社会在其他方面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就必然相互隔膜,结果一是“官本位”,二是“一盘散沙”——既然“读书作官”是唯一正道,那就是说,“读书作官”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结果自然就是“官本位”。“读书作官”成了唯一正道,其他行业自然就得“入另册”;自己的命运系在“读书作官”,其他行业自然就与己无关。既是“另册”又与己无关,那就用不着在乎其死活。大家都如此,于是“隔行如隔山”——任何行业的事只有同行的人关心,其他行业的人都不关心。结果:一盘散沙,谁也不在乎别人的死活。

  这就决定中国封建社会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从事工商业本身就入了“另册”,成功了虽能带来财富,但带不来权威,反而可能会招来麻烦与仇恨;失败了没多少人同情。“人怕出名猪怕胖”,工商业越成功,财富越多,越会招来权势者的觊觎。与权力抗争决不会得到社会多数人的支持——既是“另册”又是一盘散沙,有多少人会同仇敌忾冒死支持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的权益?这就决定工商业者最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向权力屈服,同流合污加入“官学商利益铁三角”保护自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势力操纵硬权力和软权力,“官学商利益铁三角”中“商”这条边最大,其他两条边都得跟着“商”这条边转;中国社会是硬权力和软权力操纵资本,“官”和“学”这两条边永远大于“商”这条边,权力面前“商”先天性弱势,从来得不到“官本位”社会的敬畏,永远也休想与“权”抗衡。这样的大环境中资本的力量永远只能是配角——资本的价值观永远无法与“官本位”抗衡,再有钱也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一致认同,权力面前说完蛋就完蛋,没多少人会为你牺牲奋斗。科举制使中国封建社会无法产生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那样的内外因大环境,因此休想发展到资本主义。

  人类靠“改变世界”生存。科举制却用“解释世界”破坏“改变世界”。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生存规律的反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闭关自守、落后挨打、周期性动乱……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科举制。所以说科举制是最坏的体制。

  9.文人官僚体制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横行霸道七大法宝——癌变式腐败;同仇敌忾逆向淘汰;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持久战;信息战、心理战、谋略战;釜底抽薪“清君侧”;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图穷匕首现蓄意制造灾难动乱政变 .

  1)癌变式腐败——惊人的繁殖速度、惊人的繁殖数量、惊人的防不胜防

  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体制内就没有任何因素能从根本上消除约软权力、硬权力、经济力三者自发结合成利益铁三角独立王国的利益驱动。只要条件齐备(建立起官僚制、科举制、私有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就没有天敌,就能不断生成、不断吞噬一切、自我膨胀、分裂扩张、相互吞并、持续壮大,以几何级数象癌变一样无限繁殖,速度惊人、变化多端、防不胜防。这些铁三角就是社会癌细胞,象癌细胞一样无限吞噬社会资源而不为社会作任何贡献。人体癌细胞一旦全身扩散,外科手术切除治疗就无能为力了。铁三角这社会癌细胞一旦全社会扩散,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摧毁就无能为力了。

  2)同仇敌忾逆向淘汰

  文人官僚体制是个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体制。体制中人稍微有点权力,不用自己主动敲诈勒索,自然会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来诱惑拉拢。拒绝这种诱惑意味着撕破众多亲友面子、得罪很多人,自我孤立,很难下决心。体制中人们不腐败往往比腐败的压力更大,人情、官场都说不过去。不接受官场潜规则就会被视为异己,优先淘汰出局。

  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公知”阶级是文人官僚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排它性特权利益群体。不管其内部如何矛盾,在维护文人官僚体制、保护自己特权这一点上根本利益永远一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人官僚体制不存,“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将焉附;科举制不存,识字混混寄生虫将焉附……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任何消除“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腐败的举措都必将遭到文人官僚集团和文人“公知”阶级的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谁反腐败太认真谁马上就要在体制内犯众怒。历史上坚决反贪的清官多难有好下场,在体制内极端孤立、处处碰壁受刁难不说,还得时时小心“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处心积虑找机会抓把柄栽赃陷害,一家子都活得累得要命,即使善终往往也难逃被安上个“酷吏”的帽子死后继续挨骂。难怪古往今来官场潜规则是“难得糊涂”;难怪如今许多贪官一旦被抓,宁可自杀也不揭发。这并非勇敢或以死抗争鸣冤,而是“两害相衡取其轻”——揭发等于向体制挑战,与体制中所有既得利益者决裂,不但马上被彻底孤立,而且还会被落井下石诿过嫁祸甚至杀人灭口,最后既被体制抛弃,又被社会鄙夷,哪里都得不到同情,即使能活下来也不比死强多少。而自杀则等于以命换人情,至少家属可望得到照应。既然反正揭发了也活不成还落个臭名加仇敌一大堆,那还不如一死还能给家属留条后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家眷安全”、“越坦白死得越快,越包庇越被包庇”——文人官僚体制内同仇敌忾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3)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持久战

  文人官僚体制决定政权的执行机构完全操纵在文人官僚手中,“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县官不如现管”——谁当头也绕不过我,不管是谁的命令最后也得通过我来执行。只要我顶着不办,天王老子也没办法——公然叫板、公开造反当然不敢,但阳奉阴违软磨硬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危害整个文人官僚体制和“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利益的命令如反腐败,即使来自最高层也必遭到文人官僚体制中人同仇敌忾一致反对。当然,公然反对就等于公开造反,就得准备遭到国家机器的无情镇压。这个风险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轻易不敢冒。但不敢公开造反不等于不敢造反,只是不敢公开而已。能实现既逃避公开造反的风险又达到造反目的的法子就是阳奉阴违软磨硬抗——只要文人官僚体制不变,任何干下达反腐败、反“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倒行逆施的命令的最高决策人都必然处于少数,任期有限,寿命有限,帮手有限,体制内的局面必是少数对多数、有限对无限、明的对暗的、暂时对永久,必遭体制内一致的阳奉阴违软磨硬抗——大家都当算盘珠,拨一拨动一动,拨到哪动到哪,你不拨我不动。你能管到所有的算盘珠吗?大脑能具体管到心脏的每一次跳动、每一个细胞的新陈代谢吗?只要体制丧失其该有的自动调节功能,大脑再能也无可奈何。即使能管,那也必挂一漏万。因此你明知我阳奉阴违软磨硬抗也无可奈何——如果你从头到尾盯着我这颗算盘珠,亲自拨、亲自监督我动,那就意味着你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去盯更多的其他算盘珠了,也就是说,别的事就别想管了,就等效于被解除了最高领导职务、降格成某一具体业务部门的头头了。如果你不得不分出时间管别的,那就不可能从头到尾盯着我,我就正好拖下去。反正体制的寿命比人长,人拖不起,体制拖得起,总能拖到任期到头或寿命到头的时候。你能撤掉我一个官,但你能把所有同样阳奉阴违软磨硬抗的官都撤掉吗?都撤,就等于改朝换代,甚至等于废除文人官僚体制,而那就意味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王安石变法时保守派曾质问神宗皇帝:你是通过小民来治理国家,还是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神宗皇帝无言以对——既然是文人官僚体制,那皇帝就不能不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就不可能把所有的官吏都撤掉,就不能不对整个官场一致的阳奉阴违软磨硬无可奈何,王安石变法就不可能不失败——个人对抗不了体制,一代对抗不了代代,即使有王安石宰相之权和神宗皇帝之威也无法例外。

  4)信息战、心理谋略战

  文人官僚体制决定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一手操纵政权的信息渠道和决策环境。这使他们有能力通过信息战和心理谋略战破坏一切不利于“官商学利益铁三角”的力量。

  (1)信息战:阻止对手获得正确决策所必须的正确信息,主要手段有信息封锁,信息压制,信息欺骗,信息对抗。

  ——信息封锁:官场上下不约而同一致封锁消息、隐瞒实情、瞒上欺下、报喜不报忧。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朱元璋用锦衣卫,朱棣及以后的皇帝用东厂西厂,蒋介石用军统中统……无不事出有因:不能在文人官僚体制的“正规信息渠道”这一棵树上吊死,否则不被信息封锁、信息屏蔽是不可能的。

  ——信息压制:无法封锁信息隐瞒真相,就用无数谎言废话淹没真相:既然不能让你什么信息都得不到,那就让你被无数垃圾信息搅昏头。结果同样是让你无法获得有用信息——东林党人无法彻底封锁崇祯皇帝获得信息,就用无数告状信、小报告、笔墨官司搞得崇祯晕头转向,无所适从,昏招不断,最后困死北京。文人“公知”无法隐封锁国有资产流失的真相,就用无数“学术报告”、“专家解读”之类搞得老百姓晕头转向,眼睁睁看着他们阴谋得逞。

  ——信息欺骗:既无法封锁信息,又无法压制信息,就用假信息偷换真信息——狐假虎威,假传圣旨,谎报军情:明末收“辽饷”,上头让收一两,下头敢收十两;对下打着皇帝的名义,谁不交说谁抗旨;对上说是“刁民刁顽,实难征收”,两头欺骗。强拆殴打百姓,对上却报告说是“违章强建,暴力抗法”——上骗国家,下骗百姓,中间自己骗自己。

  ——信息对抗:封不住、压不住、骗不了就直接搞信息对抗,硬碰硬把水搅浑、把思想搅乱——利用苏联解体制造“军备竞赛压垮苏联”的论调掀起反军工建设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利用“7.23动车事故”掀起围剿高铁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利用“轰炸东京”谣言掀起“猎鹰”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利用王芳唱“英雄赞歌”掀起否定革命历史的倾向性舆论狂潮……

  (2)心理谋略战:

  利用人的一切弱点从心理上打开缺口诱导对方犯战略性大错——孙子兵法说:“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多疑,就尽量挑拨离间;寡断,就拼命制造迷离扑塑;主观,就竭力制造假象;虚荣,就拼命肉麻吹捧;急功近利,就拼命诱之以眼前小利——“休克疗法”、“融入西方”、“不怕领导有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胆怯,就拼命虚张声势、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一定要大战,那非斗的你死我活不可”、“中国现在这个势头,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这个势头丧失了,再要找回来,你们年轻人到我这个年纪,也未必找得回来”……从古到今,文人“公知”都是干这一套的行家。

  5)釜底抽薪“清君侧”

  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体制中一切人,包括家属子女,都被置于体制的监督中,一举一动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文人官僚集团成员面前,一切弱点都能被利用,稍有把柄就能被抓住,就能实施“正面攻不动,侧面迂回”、釜底抽薪“清君侧”——对最高当权者没办法,就集中力量对付其得力助手和家属子女:收买策反、诬陷栽赃、挑拨离间、设置陷阱、拉人下水……只要打开一个缺口,立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施加压力“清君侧”,就能釜底抽薪、围魏救赵、反守为攻,一举扭转局势,保护“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把亲属子女拉下水,本人再正也牛不起来;把汉武帝派往各地监察豪强的官员说成“酷吏”、抓住辫子大做文章打击下狱,汉武帝抑制豪强的计划就大受挫折;离间反间除掉了左膀右臂亲密战友,老帅的威信就大受打击,说话不灵孤掌难鸣了。

  6)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

  文人官僚体制使政权的执行机构完全操纵在文人官僚手中,文人官僚永远能利用手中独霸的执行权“合法”地破坏掉一切自己不喜欢又不敢公然对抗的命令。其中最阴险、最恶毒又“合法”的当属“极端化破坏法”——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把自己想反对又不敢公然反对的命令引向极端,蓄意制造出反效果以激起民怨、达到实际破坏的效果,比如:

  ——王安石变法:你想用“均输法”平抑市场物价,我给执行成“专门抢购紧缺物资,哄抬市场价格,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你想用“免役法”取代劳役杂税,我给执成“‘免役法’的钱要收,原来的劳役杂税照收不误”……谁敢有怨言,马上扣上“破坏变法、目无君上”的大帽子。不管原来的设想多么美好,全部给你执行成掠夺老百姓的新工具,不动声色就达到破坏变法、搞垮王安石的效果。

  ——“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一统又死……”一说制约就把轴抱死连转都转不动,一说搞活就让轴随便晃荡甚至整个散架,就是不让轴既不散架又运转自如。

  ——一说反腐倡廉,马上把基层员工的春游也取消了,美其名曰不能公费旅游;越“反腐倡廉”越起劲地专门在工作上搞“枪打出头鸟”,干事越多越危险,干事越少越安全,什么也不干反而什么罪也不会有,逼着上上下下集体怠工——态度良好、笑容可掬,就是拖着不办事,不是说这里不合手续就是说那里证据不足不能办,故意让人感觉“越反腐倡廉衙门办事越难”;一说国企领导不能乱涨工资,马上不但连基层员工的工资也冻结,而且连必要的基层员工福利也取消,逼优秀员工纷纷跳槽,使国有企业人才流失;一说“简化行政审批”,马上一风吹干脆连必须的审批也取消,任凭假冒伪劣鱼目混珠酿成天津大爆炸、金融大风暴,唯恐经济不危机、民愤不沸腾……“合理合法”地激起普通老百姓对“反腐倡廉”和最高领导的反感,不动声色地达到破坏“反腐倡廉”、损害最高领导的实际效果。

  ——一说宣扬抗日,马上炮制“抗日神剧”,让人一看就倒胃口,从而对一切抗日题材作品都丧失了兴趣,不动声色地达到以“宣扬抗日”的名义“破坏宣扬抗日”的效果。

  ——一说“干部知识化”,马上搞“文凭主义”,愈演愈烈,直到“高学位、名校、名导师”、“学历查三代”(有朝一日一旦反“文凭主义”,保证马上“大老粗高于一切”、“专提文盲”)。

  ——一说整风向党提意见,马上“共产党下台”、“轮流坐桩”;一说反右,马上“按指标抓右派”、“給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一说大跃进,马上“亩产万斤粮”;一说纠偏,马上“农业要退够、工业也要退够”、“大下马”;一说公有制,马上“一平二调”、“穷过渡”、“吃饭不要钱”、“割资本主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说反对“共产风”、纠正极“左”,马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人间正道私有化”、“公有制是邪恶”;一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马上打砸抢武斗抄家;一说抓意识形态阶级斗争,马上抓“侮辱画像”、专门拿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报纸对着太阳反复看背面是不是有不恭之处;一说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马上批斗钱三强、何泽慧和一切卓有贡献的知名专家;一说纠正打击一大片平凡冤案,马上“一风吹”右派全部摘帽平反,从此任凭全面否定中国革命、诋毁共产党、疯狂辱骂毛泽东……

  美军作战手册说:“如果你的攻击进行得很顺利,那一定是你中了圈套。”军事上如此,政治上同样如此:对深恶痛绝的事不但不反对,反而敞开了欢迎、格外卖力执行,背后肯定有名堂——如果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某项自己深恶痛绝的事却显得格外积极、格外热心、格外卖力,执行起来格外坚决、彻底,那十之八九是“极端化破坏法”:“过犹不及”、“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荒谬”故意走极端,是为尔后反攻倒算全盘否定做准备——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不想干的事向来阳奉阴违软磨硬抗,怎么推都推不动;对想干的事根本不用催促,怎么拦都拦不住——三令五申不准建楼堂馆所、不准公款吃喝、不准行贿受贿……拦住了吗?“高薪养廉”、“私有化”、“先富起来”、“文凭主义”……用得着半点催促吗?这样的人却格外起劲地干自己尔后格外起劲痛骂的事——反右时格外起劲地滥划右派、大跃进时格外起劲地亲自撰文“三餐干饭不要钱”、“亩产6.4万斤”、“反瞒产成功”的杜导正尔后格外起劲地大骂反右、“饿死3000万”;大跃进时格外起劲地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胡绩伟尔后格外起劲地大骂大跃进“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格外起劲地闹“两个凡是”的郑必坚尔后格外起劲地向美国人保证一笔勾销一切“凡是”:“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格外起劲地反私有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不许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的吴敬琏尔后格外起劲地鼓吹私有制,成了大名鼎鼎的“吴市场”;格外起劲穷凶极恶“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的吴思尔后格外起劲批判毛泽东时代“穷凶极恶”……格外起劲骂极“左”的正是格外起劲闹极“左”的;格外起劲控诉文革“打砸抢”的正是文革中格外起劲“打砸抢”的——如果当真反对,当初干什么去了?为什么那时就不像顽强抵制禁止公款吃喝的三令五申一样顽强抵制“打砸抢”了?为什么那时就像闹“高薪养廉”、“先富起来”一样闹“打砸抢”,不但不用催,而且拦都拦不住?——文革中毛泽东三令五申明文规定不准打砸抢,是不是拦了又拦?结果呢?当时置之不理发狂发癫,故意激起民愤再把一切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这正是“极端化破坏法”: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蓄意走向极端把一切搞砸,为日后反攻倒算打伏笔——格外起劲打砸抢,为的是尔后格外起劲嫁祸毛泽东。

  “极端化破坏法”是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实现“下级抗上级、下级整上级”的一个杀手锏——打着“服从你”的名义整你,搬你的石头砸你的脚,“打着红旗反红旗”,既达到了目的又“合法合理”,让你有苦说不出。只要是文人官僚体制,就无法改变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独霸行政执行权的状况,就无法制止他们利用独霸的行政执行权搞“极端化破坏法”。

  (“极端化破坏法”与工作失误的区别在于,一个一定有利益关系在内,一个不一定;一个是居心不良,目的就是破坏;一个是无心之过,因水平经验不足而好心办坏事。一个专走极端,惟恐不出乱子,不是极“左”就是极右,极“左”极右来回跳,这次如此,下次还如此,回回如此,永远不改;一个注重后果,知错必改,注重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一个出了问题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为的是禁止再做某事;一个出了问题急着找出原因加以改正,为的是把某事做好。

  打个比方:一个是你说偏右了他就故意闯逆行线,你说偏左了他就故意撞马路牙子,然后说,都是你让我这样开的。结论:你下台,由我来。一个是发现要闯逆行线、撞马路牙子立刻努力纠正,即使没来得及出了问题也会说,是我没掌握好,下次一定改,结论:只要加强训练我一定能把汽车开好……)

  7)图穷匕首现蓄意制造灾难动乱政变

  ——智利“官学商铁三角”对社会主义者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不满,就联合美国制造出一连串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动荡、百姓不满、军人不满,发动军事政变干掉了阿连德。

  ——文人官僚们对毛泽东的文革不满,就用“极端化破坏法”让许多人以为文革是“十年浩劫”、一无是处,为十月政变大肆欢呼。

  ——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对反腐倡廉“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不满,就用“极端化破坏法”制造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拼命放风“中国反腐导致富人逃亡、资金外流、崩溃在即”,为新的政变创造条件。

  文人官僚体制使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独霸行政执行权,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决策概不执行,谁也没办法,逼急了就图穷匕首见,故意放弃维持社会秩序、故意制造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而引发政治危,制造不满,制造动乱,制造政变。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10.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发展看一个典型的动乱周期全过程的主要阶段和关键节点

  1)癌变萌芽阶段——奠定癌变基础

  一个典型的动乱周期的开始意味着一场天下大乱结束,一个新政权诞生。这时吞噬掉前朝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大都被天下大乱摧毁了。新的铁三角成气候之前的时期是社会发展的黄金期。毛泽东说:“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天下大乱消灭了大量“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清除了祸害社会的癌肿块,而不是文人“公知”宣扬的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地主对农民只有反攻倒算,哪有“让步”?)

  从新建立发展“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离不开三个制度:官僚制、科举制、私有制——官僚制确定出“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官”这条边;科举制确定出铁三角的“学”这条边,私有制确定出铁三角的“商”这条边。而这三个制度往往早在新政权还没建立就已经定下来了:只要信奉“打天下者坐天下”、视天下为私有,那当然就是私有制加官僚制。只要信奉“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那当然就是科举制。而能让新政权的最高决策者具有这些意识的只能是前朝的文人“公知”——天下大乱,“官学商利益铁三角”中的“官”和“商”总是众矢之的,总是被重点打击消灭;只有“学”最容易幸存,最容易被新政权招揽。“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能千古流传至今,全靠文人“公知”这个遗传基因。

  确立了官僚制、科举制、私有制这三制就确立了科举制的文人官僚体制,就确立了“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社会癌症最终吞噬一切的命运。

  “存在决定意识”。文人官僚体制的存在决定文人官僚体制的意识。文人官僚体制一建立,就迫使新政权自动产生一场“文化反革命教育运动”,大破大立——大破一切原先因打天下而必须养成的符合“改变世界”的意识和作风,大立适应文人官僚体制这一“解释世界”体系的意识和作风;大破一切带有实事求是色彩的东西,大立官场“潜规则”。

  2)癌变早期发展阶段——排除异己站稳脚跟

  “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要发展壮大就必须有硬权力,就必须架空皇权,就必须铲除一切异己,使皇帝只依靠文人官僚和文人“公知”而不依靠其他任何人。开国之君的权力多不来自文人官僚而来自武将,这就决定文人官僚集团必须以武将为首要打击对象,特别是能够跟皇帝建立直接联系的武将。实现这一点一靠配合皇帝打击居功自傲违法乱纪的骄傲兵悍将,二靠文人“公知”抓思想霸权——“天下太平”、“武将有能力造反而文人没有”、“骄傲兵悍将,尾大不掉”、“兔死狗烹”、“偃武修文”、“杯酒释兵权”……宋代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以“出身行伍、大臣耻于为伍”、“如果让这种没文化的粗人当国家高级官员,野蛮民族就会看不起大宋”之类借口反对重用名将狄青,张浚和秦桧之类以“破坏和谈”、“莫须有”之类罪名诬陷岳飞……

  压倒武将之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矛头就要指向其他异己势力,如太监集团。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来说,凡是能从文人集团手中分权的都十恶不赦,更不用说自己从来看不起的生理残缺、掌握监察权力、实际专门监督朝中权贵的太监了——监察权必须由文人集团垄断一手遮天,文官集团再腐败也不能允许宦官监督。千年来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利用独霸写书写史的权力不遗余力把太监妖魔化,千方百计使后世读这些书长大的人象崇祯一样,一听“太监”二字就先入为主地没好印象。

  只要压倒了军权、独霸了监督权,皇帝就只能靠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来保证皇位,就再也离不开他们也得罪不起他们了。使皇帝靠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保住皇位,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就算站住了脚跟,“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发展就一帆风顺肆无忌惮了。

  3)癌症抵抗治疗阶段——争夺思想霸权、政治霸权、架空皇权

  “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越发展,“社会癌细胞”的破坏效应越显著——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国家收入却越来越少,财富全进了“铁三角”。国家财政不断恶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当然不能为皇权所容,当然要设法改变,当然要和“铁三角”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

  开国之君的权力不来自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自己有判断,能做主,敢做主,有力量抗衡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因此文人“公知”最希望开国之君出身富贵,如赵匡胤;最恨也最怕开国之君出身低微,如朱元璋。

  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来说,出身富贵的皇帝好对付:第一,从亲身经历就不会把尊处优欺压百姓当太大的事。第二,居高临下长大,不易清楚官僚巧取豪夺的鬼把戏。

  而出身低微如朱元璋就大不一样了:朱元璋出身于中国社会最底层,从小就目睹了底层官吏的贪污暴虐,15岁的时候全家死绝,被迫乞讨3年。后来被迫参加农民起义军,对文人官僚利益集团的腐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切齿痛恨,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祸害的严重后果有本能的警惕,对他们巧取豪夺的诡计花招比一般人门儿清得多,最不容忍捣鬼也最不容易糊弄。朱元璋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腐败严厉打击毫不手软,肃贪肃得整个文人官僚集团都站到了对立面。但朱元璋建立了独立于文人官僚体系之外的监察执法体系——锦衣卫,所以能粉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信息封锁和一切反抗;摧毁了几乎网罗了全部文人官僚的宰相胡惟庸集团、庞大的郭恒贪污集团和蓝玉谋反集团;废除了文人官僚集团结党最方便的工具——宰相之位;用空印案、时时让官员知道自己对他们私下言行一清二楚等方式警告文人官僚集团休想对自己搞信息封锁……所有这一切当然让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们恨之入骨,当然要在书里大骂朱元璋“暴君”,暴得跟秦始皇、隋炀帝齐名;一再把最高统治者的“出身贵贱”当做判断历史是非功过的原则性大问题,拼命强调“出身贫寒的不能当权”。

  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跟朱元璋较量失败了,但跟朱元璋的后代较量成功了。他们利用垄断的教育权,终于成功地让朱元璋的长子、长孙和永乐皇帝朱棣之后继承皇位的子孙后代认同了自己的真理解释权:理想君主应该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皇帝用不着管具体琐碎小事,只需要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自然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合天道应民心,官员自然会努力执行,天下自然大治……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获得了真理解释权就确立了思想霸权,确立了思想霸权就在争夺政治霸权的较量中获得了主动——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之后,皇权日益架空,即使靠东西厂太监体系的权力平衡也招架不住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咄咄逼人,“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举国泛滥越来越猖獗。

  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总是先用思想霸权获得政治霸权,获得政治霸权后立刻再反过来利用政治霸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思想霸权——“盛世修史”。

  所谓“盛世修史”实际是按文人“公知”的利益需来记载和解释历史——天下大乱不是文人官僚体制造成的,而是因为不尊重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真知灼见、迫害知识分子、倒行逆施引起天怒人怨……结论:必须牢记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巩固文人官僚体制,一切由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说了算:“用贤臣、绝奸佞、亲君子、远小人”……

  要维护这样的结论,一切与此矛盾的事实就不能让后代知道,就不能如实记载,而必须要么删除,要么篡改。这正是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正史、野史、捕风捉影、马路新闻……反正文人“公知”独霸修史权,“史书记载”只有他们写的东西。等知情人那一代死光,后人要知道历史就只能看文人“公知”写的东西,就只能知道文人“公知”想让他们知道的历史了——比如,后人从文人“公知”写的书上只能知道朱元璋如何屡兴大案,如何杀人,如何杀功臣,却不知道朱元璋专杀贪官豪强而非小民百姓;而被这些贪官豪强弄死的小民百姓更不知道有多少;只知道“朱元璋用蒸鹅杀徐达”、“朱元璋借‘金盘有幸来殊域’、‘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类兴文字狱大开杀戒”,却不知道这些全是朱元璋死后多少年后的野史编出来的;不知道朱元璋宽厚待民、农业商业税低到三十分之一、建国后无大规模对外战争、无大兴土木大修宫殿、疯狂工作、严厉反腐、不遗余力除豪强、建军屯、丈田亩、修水利、大规模组织赈灾等作为;不知道朱元璋时代老百姓的生活安定、国力迅速恢复蒸蒸日上;更不会把几十年后的郑和下西洋、修建北京城、大规模修缮长城、重新疏通大运河、编成《永乐大典》等成就与朱元璋坚决反腐奠定的国力根基等联系到一起。光看这样的书不知不觉就会产生朱元璋“残暴”、“暴君”的印象,不知不觉就会认同文人“公知”希望的结论:“出身贫寒的不能当权”。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强制不利于文人官僚体制的历史事实被人们遗忘,就能连后人的头脑也控制起来,使之只能得出文人“公知”需要的结论。这样写出的历史实际是“断代史”——阻断后代知道历史。这样的“盛世修史”实际是“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

  “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讲的是过去,实际瞄准的是现在和未来——第一,把上一次天下大乱的教训归结为“必须维护文人官僚体制、必须依靠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从而用来加强自己权势的合法性。第二,为下一次天下大乱打伏笔推卸责任:如果天下再乱,那都是不维护文人官僚体制、不依靠文人官僚、文人“公知”造成的,跟“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无关。

  4)癌症疯狂扩散阶段——“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肆无忌惮势不可当泛滥成灾

  科举制条件下,守成之君的皇权到了第二、第三代之后就很难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抗衡了——没有亲自领兵的经历经验,直接掌握不了军队,特务体系(如锦衣卫、东西厂)没有执行大政方针的系统和能力,只能小打小闹,干不成真正的治国大事。皇帝完全靠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维持权力,得罪不起他们了。从此皇权实际被架空,“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日益成熟老练,盘根错节,权势熏天,无节制地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残害百姓、吞噬整个社会的财富,发展出一整套逃避税收、把税赋压给老百姓的成熟方法。人民税负日益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举国泛滥如癌症扩散,已经势不可当。

  一切试图扭转这种局面的努力——如唐朝的两税法、王安石的方田均税和免役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改革和丈量天下田亩——最终都归于失败,都玩不过“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采用什么新方法,新的逃税和转嫁税赋的办法很快就能发明出来并普遍使用。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降低人民负担的结果是国家财政收入没长多少,人民的负担反而大大加重,反而进一步激化阶级矛盾,加速王朝灭亡。王安石变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5)癌症晚期——王朝末日,无可救药,飞鸟各投林

  王朝末日,“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吞噬一切,国家财政破产,民不聊生,整个社会都被无数“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窒息得透不过气,如同癌症晚期的整个人都被无数癌肿块折磨得痛不欲生。军人被彻底边缘化、奴仆化、家丁打手化、炮灰化,士气低落军纪涣散丧失战斗力,外不能抵御侵略内不能维持秩序,动不动就哗变兵变兵匪不分,甚至专门欺负老百姓杀良冒功官逼民反。老百姓忍无可忍,社会矛盾彻底激化,内忧外患一起爆发。对此皇帝束手无策——靠手术切除某个“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已既没有力量也没有作用。“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堵死了能够缓解社会矛盾的一切通道。物极必反,终于火山大爆发,社会动乱开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纷纷象耗子逃离沉船一样另寻出路,甚至落井下石牺牲末代皇帝讨好新主子——明末文人官僚们明知大厦将倾,却千方百计不让崇祯离开北京,惟恐他不死,惟恐明朝不亡。王朝灭亡,天下大乱。“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群雄并起,匪寇横行,杀人如麻,“乱世人命不如狗”,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导致社会动乱的罪魁祸首“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因吞噬了社会大量财富肥得流油,在乱世中是匪盗最理想的猎物,总是最优先被消灭。但其中“学”这条边即文人“公知”生存机会最大,最有机会投靠下一个强人。至此动乱周期律的一个动乱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开始。

  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生成到导致社会动乱的全过程有三个关键节点:

  第一:防患于未然临界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生成条件满足点。生成“官学商利益铁三角”需要三个制度:官僚制、科举制、私有制。在这三个制度凑齐之前“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无法生成。这三个制度齐备之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生成就不可避免,防患于未然的机会从此不复存在。这三个制度齐备之日就是防患于未然临界点。

  第二:小手术治愈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势力膨胀的转折点,即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获得思想霸权并攫夺部分政治霸权之际。在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获得思想霸权之前,“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政治上没有合法性,经济上很脆弱,经不起打击,只能低姿态装出一副无害而可怜的样子。一旦获得思想霸权即真理解释权如“道统高于法统”、“人权高于主权”,文人官僚、文人“公知”马上就有资本、有能力把部分政治霸权夺到手,“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立刻有了保护伞,得以开始飞速膨胀。在此之前,要摧毁横扫“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轻而易举,就象早期癌症,一个小手术就能治愈。在此之后小手术治愈的机会不复存在。

  第三:大手术治愈点(无可挽回临界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摧毁了最后的抵抗,获得思想霸权、架空皇权、压倒军人、取得绝对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所有能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抗衡的力量都被消灭、压制或边缘化,“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奏效,不利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历史事实被大多数人遗忘或漠视,“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获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吞噬社会财富肆无忌惮不受任何制约。社会癌症全面扩散。在此之前通过外科手术式手段打击消灭“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尽管有副作用、带来一定的社会震荡,但尚可行,就如癌细胞全身扩散前通过大手术切除癌肿块虽然很痛苦,但尚能治愈。在此之后无可救药,病人死路一条,社会大动乱不可避免。这一个节点是无可挽回临界点(The point of no return.)

  五.出路何在

  说了半天,军人官僚国家体制不行,文人官僚国家体制也不行,那怎么办?

  1.文人“公知”的处方

  文人“公知”的处方是西方市场经济、西方“普世价值”——据说只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不靠政府靠市场、“小政府、大社会”、“一切交给市场”,就能避开既不好又没效率的文人官僚体制;只要靠“普世价值”政党轮替,就能解决政府腐败;一切问题就立刻迎刃而解。

  这些照搬照抄的“纯理论推导”忽略了如下情况(如果不说是故意隐瞒歪曲误导的话):

  第一,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小——美国联邦政府的规模即使不是世界最大也名列前茅。

  第二,西方国家的一些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社会办,但许多要害的事仍然必须由政府办。西方国家的文人官僚体制跟中国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凡文人官僚体制的固有毛病它都有。

  第三,西方社会资本控制一切,资本的价值观渗透一切,资本的游戏规则支配一切,任何人都不得违背资本的利益需要和游戏规则。资本的力量已经强大到使多数人即使没有政府的强制也不得不按照资本的价值观、资本的游戏规则行事。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也不例外,必须按照资本的利益需要和游戏规则行事——无论是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国家统一还是发动世界大战、搞种族灭绝,都取决于资本的利益需要而不取决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自己。

  资本有两重性:既有创造财富的一面,又有掠夺破坏的一面。《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发达靠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这就决定资本的利益和游戏规则不能从根本上排斥“改变世界”的规律;就决定西方国家的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不能像中国的同行那样可以完全不顾客观规律肆意胡作非为;就决定西方国家的一些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靠政府靠社会。

  第四,中国的情况正相反——西方国家是“资本左右权力,经济左右政治”,中国是“权力左右资本,政治左右经济”;西方国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中资本那条边最大,资本支配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得按资本的游戏规则行事;中国“官学商利益铁三角”中资本那条边最小,资本永远被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支配,资本得按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游戏规则行事。中国资本的势力永远无法大到西方国家资本势力那样,足以使多数人驯顺地服从资本游戏规则而不需要政府权威时时的监督和强制的程度。

  第五,造成中国“权力左右资本,政治左右经济”这一国情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老传统——“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中国社会中资本的力量永远不是老大,资本的游戏规则永远斗不过权力权术规则和政治潜规则。

  “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传统从何而来?正面来自科举制,反面来自“动乱周期律”。

  ——科举制:科举制决定“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既然“万般皆下品”,那资本家自然是下品;既然“唯有读书做官高”,那文人官僚自然比谁都高,资本家自然只能是低官一等的“未入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使中国社会上上下下千年以来“官本位”心理根深蒂固浸入骨髓。结果:引导出来个“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

  ——“动乱周期律”:天下大乱,人命危浅。人一旦走投无路,为了生存可以不顾一切,急了人都敢吃,何况吃大户?生死关头的人不会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按文人“公知”的说教这是不应该的。穷人即便活不下去也应该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秋毫无犯,坚持“饿死事小,产权事大”。虽然不知道文人“公知”自己面临生死关头时能否如此崇高,但有一点能肯定:信奉文人“公知”“饿死事小,产权事大”的SB即使有,在乱世中也活不下来。能活下来的肯定都是不买这个帐的。历经周期性动乱生存的下来的人,祖祖辈辈总结出来的乱世生存之道肯定不会是“饿死事小,产权事大”,而会是“产权事小,饿死事大”、“吃他娘,穿他娘”之类。一次又一次的天下大乱证明:当朝不虑夕时,凡不能马上要命的都不再可怕——即使早晚都得死,那也是能活一时是一时,只要不马上要命就顾不得那么多,先得罪了再说。这种事一多,人们就发现原来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可怕。有权的(必须是实权)能马上要你的命,有钱的则未必。这就从反面告诉老百姓:“有钱不如有权”——没有权,钱再多也不过是头肥猪,谁有刀谁就能宰,钱再多也带不来权威和普遍的敬畏。没有权威,你就只能依附权力当小三,离了权力就没人尿你;你的游戏规则没有权力当保镖死死盯着就玩不转,就没人买账。结果:逼出来个“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

  马云说:“把地主斗死,农民不一定富。”错。这不是富不富的问题,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自古农民斗地主吃大户不是为了富,而是为了活。生存权高于一切。一旦涉及生存权,一切法律法规道德纪律都不再有效。不承认这点,那就是要求人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饿死事小、产权事大”。这种人如果自己身体力行,早被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动乱淘汰掉了。如果自己做不到却强迫别人做到,早晚被愤怒的人们消灭掉。

  文人“公知”说,中国如今的一切问题都是“仇富”造成的,而“仇富”是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尤其是文革造成的。他们的这番高论,第一,太抬举对手了——“仇富”的前提是“不怕有钱的”。而成立不满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刚刚发生五十年的文革有什么本事造就一个千年之久的“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民族传统?如此“穿越”,用来搞文艺尚可算创意,用来搞政治纯粹是无赖无知加无耻。第二,自己太谦虚了——文人“公知”在这里非常“谦虚”地埋没了自己千年来对“仇富”思维基础的历史性贡献——“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官本位”、“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为末等”、在整个社会制造出“无商不奸、有贾皆贪”的歧视经商有钱者的定势思维……所有这些哪一条与“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无关?哪一条不是“仇富”的基础?哪一条是中国共产党和文革的功劳?哪一条不是文人“公知”已持续千年的孜孜不倦? .

  文人“公知”延续千年的文人官僚体制造成的周期性动乱消灭了一切不敢仇富、不肯仇富的人——凡是听文人“公知”的说教、铁心当乖孩子、即使天下大乱走投无路仍然坚持“饿死事小、产权事大”的都被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动乱淘汰了,能活下来的当然是不听这一套、“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归根到底,消灭淘汰听从文人“公知”说教决不仇富的人、逼出“仇富”思维基础的恰恰是文人“公知”自己,跟共产党和文革有什么关系?如此明显、如此确凿的事实,文人“公知”楞是看不见,嘴皮子一翻就把自己的屎盆子往别人脑袋上扣,可见撒谎成性,弥天大谎张口就来,连脑子都不知过一过、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

  文人“公知”不是老说“国恤民,民方能爱国”、“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吗?既然他们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从不知有民,更从不恤民,那自然就有“民不知有国”、“民不能爱国”——老百姓决不知、决不爱他们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不仅不知不爱,而且绝不手软,宰你没商量——鲁迅说:“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文人“公知”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别说给老百姓“安排杂合面”,从来连死活都不管,只管自己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不把整个社会吃垮吃崩溃决不罢休。而社会崩溃意味着天下大乱,意味着“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的权力保护伞完蛋,意味着轮到平时受尽他们欺负的老百姓得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人“公知”的“国不恤民,民不爱国”、“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还治文人“公知”的“官学商铁三角独立王国”之身。这是一种残酷的公平,也是一个无情的结论:“周期性动乱”是“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产物。造成中国“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历史传统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是文人官僚体制。

  “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决定中国的资本主义成不了大气候——资本没有权威,没有权力的保护就存在不了,更无从发展,当然永远处于弱势,永远是“权力大于资本,政治左右经济”,永远做不到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资本大于权力、经济左右政治”,更休想能抵御实力庞大的国际垄断资本财团。想让中国资本发展,就得靠权力,结果是资本和权力同步发展,而且权力发展的幅度更大,仍然是“权力大于资本、政治左右经济”。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发展成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西方国家垄断资本的利益不允许国家灭亡,因此在“资本左右权力,经济左右政治”的西方国家,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有“不许国家灭亡”的底线。而在“权力左右资本,政治左右经济”的中国,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不受这种制约,没有这个底线。历经千年的“动乱周期律”,中国的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早就亡国亡惯了,舔腚舔惯了,早成了拿破仑说的那种“习惯于被所有的人强奸的老牌婊子”,根本就不把国家生存民族生存当回事——否则为什么萧瀚敢公然叫嚣“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文怀沙敢公然叫嚣“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刘晓波敢公然叫嚣“三百年殖民地”……而其他一贯到处指手画脚、无事不插一杠子的文人“公知”大V们对此除了鼓噪喝彩就是沉默,从无任何驳斥声讨——沉默本身就是容忍,容忍就是赞同,就是阶级立场。

  第六,把“只在乎有钱的,不在乎有权的”西方社会行得通的做法生搬硬套到“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中国社会来,是“肛门上抹眼药——用错了地方”。

  文人“公知”喋喋不休拍胸脯说,只要人人都遵守市场规律就万事大吉、只要人人都“普世价值”就万事大吉……这一套听着太熟了——孔老二两千多年前就拍胸脯保证过:只要人人都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万事大吉;两千多年来文人“公知”一直用这样的“教化”拍胸脯:只要人人都尊孔忠君就万事大吉……“只要”了两千多年,只见没完没了的“周期性动乱”,从不见他们拍胸脯保证的“万事大吉”。如今文人“公知”还要继续拍胸脯“只要”下去。他们虽不在乎再拍两千年的胸脯,可还会有多少人肯再白等两千年?

  不管喜欢不喜欢,“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是中国国情,是客观存在,是千年之久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官本位”和“动乱周期律”的产物。有这样的存在跟没有就不一样,就休想让适应“只在乎有钱的,不在乎有权的”、“资本左右权力,经济左右政治”的环境的资本游戏规则在这里同样运转自如。文人“公知”以为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加一通拍胸脯——“如果人人都遵守市场规律就万事大吉、如果人人都‘普世价值’就万事大吉”就能使经历了千年周期性动乱的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变得跟只有三百年历史、除了南北战争之外再无内战的美国人一样,真不知这是假痴还是真呆——再能言善辩,你能凭花言巧语口吐莲花就让爱斯基摩人的心理和传统变得跟赤道国家的人一样吗?

  “只怕有权的,不怕有钱的”国情决定生搬硬套适应西方资本游戏规则的“小政府、大社会、一切交给市场”在中国肯定行不通。

  第七,经过科举制千年厚黑学浸润,中国文人官僚体制已经得道成精,官僚文化根深叶茂,厚黑之极,能化解一切,把一切都纳入“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利益轨道,把一切真善美都迅速变成假恶丑——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

  只要文人官僚体制这厚黑大染缸不消除,一切挽救的努力就都适得其反:每一项“改革”都无非为“官商学利益铁三角”投食喂料;实际结果都是“官商学利益铁三角”更肥更壮。“小政府、大社会、一切交给市场”也不例外。“官商学利益铁三角”本身就最容不得市场规律,最破坏市场竞争——“铁三角”之内的无须竞争,有权力为保护伞;“铁三角”之外的无从竞争:根本就竞争不过,连存在都不让你存在。比如房地产那么热,但就是不允许老百姓自己盖房,非让房地产商剥皮不可。而哪个房地产商没有权力为后台?没权力保驾护航,能进房地产的圈吗?能呆得下去吗?金融股票也如此。没后台没背景的有几个不赔的?不是“官学商利益铁三角”中人,别想在房地产金融界中混。其他商业也好不到哪儿去。不投靠权力,连开个饭馆都别想安生。文人官僚体制下“小政府、大社会、一切交给市场”的实际效果是“一切交给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简政放权”的实际结果是“去掉你的公权,为我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私权开路”。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实际是用“小政府、大社会、一切交给市场”的名义为自己的“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疯狂吞噬社会财富扫清障碍——破掉公有制的垄断,才能实现“民营资本”对房地产的垄断、对“民营医院”80%的垄断、对寺庙90%的垄断……

  更无赖的是,明知生搬硬套倒行逆施已经搞得乱象丛生,还要死皮赖脸蛮干到底:“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有毛病,却是最不坏的选择……”——“不错,我只有烂货,但烂货你也得要!”

  文人“公知”的“小政府、大社会、一切交给市场”、“普世价值”根本不能防止“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社会癌症搞垮社会——中国国情决定“小政府、大社会、一切交给市场”只能使“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社会癌细胞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肆无忌惮疯狂繁殖扩张吞噬一切,没有任何天敌,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普世价值”的“政党轮换”无非换换部门头脑,绝对触动不了任何“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更不可能隔离权与钱的私通苟合(制止氧化剂[权]与燃烧剂[钱]的失控燃烧),也就是说,不能遏制腐败。既消灭不了又遏制不住“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社会癌细胞的产生、繁殖与扩散,那就不可能制止其吃垮中国导致社会崩溃分裂,也就是说,不可能确保中华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中国。

  2.毛泽东的实践

  自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后,毛泽东显然一直把“使中国跳出持续千年的动乱周期律”当成一个极其重大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来对待。当许多人想的只是“如何打倒国民党”时,毛泽东已经想到“如何防止共产党变成国民党、不得不被将来的共产党打倒”——当年人们普遍的心理是“国民党政府坏是因为当政的人坏。只要把坏人赶走换成好人,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就从此天下太平。”而毛泽东却冷静地看到:赶走坏人、换上好人不难,难的是如何防止好人变成坏人——国民党一开始也是革命党,当权后变坏了。不光国民党,历史上许多政治力量都是如此:“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但当权后无一例外都走向了反面。

  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之前就已经极其重视“防止共产党获得政权后走向反面”,特地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向全党提出警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警惕不拿枪的敌人,警惕糖衣炮弹,警惕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明确提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毛泽东还一再以李自成为反面例子告诫全党决不可“政权到手、革命到头、当官做老爷”,把进京建国喻为“赴京赶考”。

  “防止共产党获得政权后走向反面”、“防止共产党变成国民党”使新中国政权建立时明确拒绝了私有制。这是新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蒋介石私下都承认,共产党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干部不得有私产”。如果毛泽东1949年搞了私有制,共产党一下子就得变成李自成,变成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中国的那点底子还不够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刘宗敏们分赃的,还拿什么搞经济建设工业化?早分崩离析了。

  新中国建立时没有实行科举制——“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但实际上也没有明确而彻底地堵死科举制的后门——当时干部队伍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欢迎有文化的新鲜血液。有文凭的只要能加入体制,基本就是干部,以后不一定非有贡献,光凭资历也能混。文科类大学生通过当秘书进入政坛再飞黄腾达更成了后来的惯例。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读书做官”科举制。这就造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共存、实际上的科举制和实践选拔制混合存在的状况。  新中国未能像拒绝私有制那样明确地拒绝官僚制——第一,对官僚制的本质需要一个历史性认识过程。当时人们普遍以为新政权把旧官僚赶走、换成新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新上来的人有点官僚主义不过是个作风问题,尚未认识到这是个体制性根本问题。第二,“学苏联”把苏联的官僚制也当“苏联先进经验”搬过来不少。虽然一开始干部队伍基本来自军队,但“正规化”之后干部就基本来自地方、来自学校了。也就是说,逐步走向文人官僚化了。

  由此可见新中国建立时,对“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生成发展所必需的三大制度——私有制、官僚制、科举制抵制住了一个半:私有制,半个科举制;未能抵制住一个半:官僚制,半个科举制。虽未能彻底抵制,但也使“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一社会癌细胞始终无从产生发展。真正全面彻底建立官僚制、科举制、私有制是在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之后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难怪文人“公知”那么恨毛泽东、反共产党,唯独对胡耀邦无限热爱感激涕零。)

  因为毛泽东极其重视跳出动乱周期律,所以千方百计“防止共产党当权后变国民党”。这就与文人官僚体制的根本宗旨——“压迫而不是服务”、“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完全矛盾。

  因为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不是为了个人打天下,而是为了救国救民;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华民族必遭灭顶之灾,所以毛泽东要全力以赴建立一个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属于“改变世界”——“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与文人官僚体制的本质——“统治”而非“改变世界”完全矛盾;与文人官僚体制的官僚文化潜规则——碍事而不是做事、只容得主观专断、容不得实事求是、依靠文人“公知”识字混混寄生虫阶级、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没有纠错功能、自发形成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等等完全矛盾。

  “存在决定意识”。文人官僚体制的存在决定官场文化潜规则的意识。只要身处体制中,再优秀的传统也难以持久相传,因为客观存在变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打天下时培养起来的“改变世界”的优秀传统——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官兵一致、艰苦奋斗……无不缓慢地却确定不移地被官场文化所取代,被潜规则所侵蚀。坚持这些传统的老干部往往在体制内感到步履艰难,被在文人官僚体制环境下成长起来、完全适应官场文化的新一代人视为“僵化”、“保守”、“教条”,后来甚至讽刺他们“没有文化、思想僵化、年龄老化、只配火化”(连这些老干部的一些子女都觉得父辈“迂”、“不灵活”、“太正统”、“太呆板”、“脱离实际”、“跟不上时代”,觉得自己比父辈更聪明、更灵活、更实际)。 "

  与历史上每个新朝代建立、“从打天下转到坐天下”时自动发生的“文化反革命教育运动”不同,建国后发生的“文化反革命教育运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坚决遏制——三反、五反、整风、四清、社教、“6.26批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

  然而毛泽东的一切努力始终遭到官僚体制和文人“公知”的阳奉阴违软磨硬抗、“交差文化”的敷衍塞责而大都流于形式。积极执行毛泽东指示,就不可避免与官场文化潜规则冲突,就不得官心,就要在体制内陷于孤立,甚至被淘汰;拒绝执行毛泽的指示,就是对抗中央、严重违纪。这使许多人处境尴尬,极为苦恼。但苦恼归苦恼,多数人终究无法对抗文人官僚体制的力量,得出的结论:“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文人官僚体制的力量更强。

  显然,毛泽东终于发现问题的根子在体制——文人官僚体制。文人官僚体制不变,什么措施都没有用,都破不了文人“公知”横行霸道的七大法宝,尤其是将计就计借力打力“极端化破坏法”——整风向共产党提意见,马上被“极端化破坏法”搞成“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反右,马上被“极端化破坏法”搞成“按指标抓右派”、“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大跃进,马上被“极端化破坏法”搞成“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过去人们只知道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砸烂旧的,另建新的。但人们没想到的是:不能照搬照抄旧国家机器的结构和设计来建新国家机器,否则等于用新人新材料重建一个旧国家机器,自己重建了一个被自己打碎的东西。要建立新国家机器,整个体制设计都得重新来,而不能照抄旧的文人官僚体制。

  显然,毛泽东必须二者择一:第一,向现实屈服,向千年来的传统屈服,不再挑战文人官僚体制,舒舒服服当开国之君,省心省力名利双收。代价:任凭文人官僚体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官僚联合酋长国”,任凭“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自由生成泛滥成灾最终导致中国在社会动乱周期律的作用下陷入又一次天下大乱、兵灾人祸、内忧外患、人口大灭杀。第二,不惜一切破文人官僚体制,使中国跳出动乱周期律,救子孙万代中国人于未然。代价:空前艰难,空前残酷,空前危险,心力交瘁,甚至粉身碎骨身败名裂。

  显然,毛泽东选择了最难最险最费力不讨好的路:不惜一切破文人官僚体制,使中国跳出动乱周期律,救子孙万代中国人于未然。 毛泽东五十年前破文人官僚体制的基本原则,现在可以大概看出个头绪了

  第一,用“三结合”破“官僚治国”。

  用“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干部、群众、专业技术人员三结合”)组成的权力机构取代传统的权力机构——反腐败反割据的基本原则不是钱权隔离吗?既然靠军阀官僚体制做不到,靠文人官僚体制也做不到,那为什么非靠官僚不可?为什么非靠单一的体制结构不可?单一材料不行,为什么不用复合材料?单一制导不行,为什么不用复合制导?单一装甲不行,为什么不用复合装甲?靠单一成员组成政权机构不行,为什么不用“三结合”这种复合式政权机构?

  “三结合”是一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权力构成一分为三,军、干、群相互制约。

  群众代表是群众选举的,代表群众利益、眼前利益,属于自下而上的监督。干部代表负责权力的正常运转,代表着单位利益、局部利益。军代表是任命的,代表长远利益、中央利益、全局利益,代表自上而下的监督,对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既起协调监督作用,又起裁决平衡作用。军代表是外来的,相对而言临时强,与当地没有深入的利害关系,地位超然,容易秉公办事,公信力强。所以当时群众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军服”。这套机构又是一元化的权力机构,既能综合全局利益、局部利益和群众利益,又能考虑长远利益、近期利益和眼前利益;既能保证效率,又能比较有效地制约处理日常工作、实权最大的干部的权力,权力制约与权力效率都兼顾到了。这既区别于历代封建集权自上而下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又区别与“精英民主”平起平坐的“以‘精英’制约权力”的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是毛泽东史无前例的尝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特色“三权分立”、中国式特色权力制约,中国式特色民主。

  第二,用“实践出真知”取代“学而优则仕”

  从有贡献的工农兵中选拔干部——不看说了什么,只看做了什么;不看包装如何,只看成果如何。光说不练,头衔再高再吓人也不算数;干出成绩,不管是钱学森还是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都有资格当领导,工人农民“大老粗”照样当部长当国家领导人。国家管工业的必须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管农业的必须有农民出身的领导人。

  第三,打破官民对立,缩小官民差别

  “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参加管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第四,发动人民群众,靠绝大多数人监督少数人

  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各级负责人,成百上千双眼睛盯一个人,别说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就是有四十八小时也照样能看住,想瞒天过海没门。

  群众监督简便易行,人人都能参与,没有门槛,没有先决条件,休想用学历、资历、金钱设置障碍。

  绝对可信——人民群众最可靠。人民群众能够做到“既制约权力、自己又不会变成权力”,不需要另外的权力来制约。这就彻底解决了权力这个“打不死的魔鬼”造成的最大难题。

  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围绕一个目标:使中国彻底摆脱为害千年的动乱周期律,确保中华民族生存所必需的强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救无数中华民族子孙万代于无形。这就必然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彻底决裂,从根本上消灭“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社会癌细胞生成的条件。 .

  3.文革为什么失败

  毛泽东当年的这些努力未能成功。现在看来关键原因有二:

  第一,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远见与正确——我当年眼睛里看到的全是阴暗面,因此激烈反对文革,直到今年才开始真正领悟到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为的是“破文人官僚体制,使中国跳出动乱周期律”,才大彻大悟、由衷钦佩。王震将军说,毛主席比我们远看了五十年。屈指一算,今年可不正是五十年吗?我一个“铁杆毛粉”尚且用了五十年才能领悟毛泽东,何况他人?当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领悟到文人官僚体制的危害时,自然看不到文革的必要性,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不理解的理论不可能正确运用贯彻落实。这就使毛泽东陷入孤立、几乎无人可用——在用的人绝大多数只是在盲目执行,加上“史无前例”,无任何先例可循,一切都要在黑暗中摸索,各种失误差错在所难免。当绝大多数人看不到文革的光明面而只看到文革中出现的黑暗面时,自然会对文革产生负面印象。得不到绝大多数人的衷心支持,文革就无法成功。

  第二,毛泽东的文革把生成“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所必须的三大条件——私有制、官僚制、科举制一扫而光。这就挖掉了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祖坟,断了他们的根,损害了他们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当然要遭到他们最刻骨的仇恨、最疯狂最激烈的抵抗和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当年他们破坏文革最得力的武器是“极端化破坏法”——煽动支持以文革的名义打砸抢、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故意激起民愤,然后把这一切都推到毛泽东身上,让人们把文革跟“暴力”、“恐怖”、“无法无天”、“打砸抢”、“学生斗老师”、“红色恐怖”、“草菅人命”等联系在一起,以为文革就是一场毫无理性毫无人性的大疯狂,从而反对文革。

  分析一下如今时髦的几个“红卫兵道歉”,就可以看到“极端化破坏法”是怎么回事

  1)当年都惟恐文革会伤害自己在文人官僚体制不变的条件下必然的既得利益。

  2)如今都是既得利益者——“官商学利益铁三角”成员或利益圈中人。

  3)都承认自己当年文革中曾违法乱纪胡作非为。

  4)都声称自己当年都是因为听毛泽东的话才有那些行为。

  5)都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当年做的坏事是毛泽东直接让干的。

  6)结论都是“文革坏,文革不能再来”。

  声称听毛泽东的话,那怎么不听毛泽东不准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三令五申?不能证明自己干坏事是毛泽东的命令,那凭什么说坏事是毛泽东的责任?因为当年担心文革会伤害自己的利益关系,所以反对文革,但又不敢公然反对,所以用“极端化破坏法”故意制造事端丑化文革,事后好把责任赖到毛泽东头上、文革头上。因为如今有利害关系,所以唯恐人们对文革有任何肯定,所以要借“文革道歉”继续妖魔化文革,把自己的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这就让人们看到文人“公知”妖魔化文革的最大王牌——打砸抢、学生斗老师、红色恐怖等等原来都是“极端化破坏法”的杰作。大肆渲染“文革恐怖”为的是让人们看不到文革的真正内涵——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彻底决裂,使中国彻底摆脱为害千年的动乱周期律。

  显然,搞“红卫兵道歉”的人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文革道歉”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了,就能“建立一种比如西方两党制的宽松机制”,自己就没事了,既得利益就保住了,就可以“不要毛泽东,但要毛泽东打下的政权”。撒尿擤鼻子——两头全拿。

  然而在文人“公知”面前,这等小伎俩实在太嫩了点。鲁迅说:“中国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进者极少,大抵反进两步,非力批其颊,彼决不止步也。”大张旗鼓闹“道歉”,得到的是:“国家应向文革道歉”、“个体道歉是不能代替国家道歉的”、“武斗XXX有责任,现在的道歉不够、她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和对武斗局面的推动,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徐友渔)、“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章立凡)、“平反就够了吗?不清算罪魁祸首,正义怎么能够伸张。冤魂怎能安息”(茅于轼)、“杀人尝命,不是一句道歉就可以解脱的!”“XXX是元凶应该投案自首”、“XXX道歉是为自己开脱罪责!她必须负法律责任!”、“不仅仅是道歉,更应该伏法!”、“血债要用血来换,打倒XXX,打倒罪行累累的高干子弟!”(凯迪网络)、“应该上升到批判制度的高度”、“太子党跟文革脱不了干系”、“习近平,他们是红二代,是太子党。我们知道,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都是红二代,都是今天的太子党为首组成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文革是红二代的,今天的中共政权又到了红二代手上。也就是说,文革也是他们,所谓的改革开放也是他们”、“文革本身跟红二代,跟太子党有脱不了的干系,而且他们在这个文革中有班班的血迹,累累的血债”(陈破空)、“文革受害校长卞仲耘及其丈夫王晶垚在49年前后(土改、镇反中)的行为,与‘红卫兵’有什么区别?”“陈毅、宋任穷等在49年前后(土改、镇反中)的行为,与‘红卫兵’有什么区别?”(凯迪网络)……

  4.何去何从

  当致命疾病刚开始萌芽、尚无明显症状时,人人都看不到,病人自己也感觉不到,只有扁鹊看到了,指出来了,要动手根治,却遭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反对和嘲笑,就放弃了。等病人病入膏肓、痛不欲生、想起扁鹊时已经迟了。毛泽东有扁鹊之能,却没有学扁鹊知难而退,而是不顾一切要治病救国防患于未然,哪怕身败名裂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所以有了文革。文革失败了,但也成功了,因为如今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医国诊断和要采取的治疗措施并没有错,只是被人们晚认识了五十年——扁鹊诊断的病人死了,不能证明扁鹊错了,反而证明扁鹊的先见之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失败了,不能证明毛泽东错了,反而证明毛泽东的先见之明,以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用自己的粉身碎骨来唤醒民众的勇气。

  只要还有点实事求是、还能正视点现实,就无法否认如今中国是私有制、科举制和官僚制三制齐全;无法否认如今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势力空前膨胀而且在继续膨胀;无法否认如今“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已泛滥成灾而且愈演愈烈;无法否认如今实际没有任何力量能有效遏制“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的无限扩张。

  这一切证明中国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社会癌症,仍然没有跳出动乱周期律,仍然正在动乱周期律的作用下走向崩溃分裂大动乱。

  因为如今中国社会癌细胞“官学商利益铁三角”生成所必须的三大制度——私有制、官僚制、科举制已经凑齐,“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已经防不胜防,文人官僚、文人“公知”已经权势熏天,已经通过否定军史、“猎鹰计划”、否定“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邱少云、“‘谁是最可爱的人’退出教科书”、“‘狼牙山五壮士’退出教科书”等举措开始把军队边缘化,所以可以认为如今中国社会已经跨过动乱周期全过程的“癌变萌芽阶段”(奠定癌变基础)和“癌变早期发展阶段”(排除异己站稳脚跟),正处于“癌症抵抗治疗阶段”(争夺思想霸权、政治霸权、架空最高统治权);已经越过了“防患于未然临界点”,正在越过“小手术治愈点”。

  之所以说如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而不是“已经越过”“癌症抵抗治疗阶段”(争夺思想霸权、政治霸权、架空皇权),是因为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还没有完全获得思想霸权和政治霸权,还没有完全架空共产党中央。如今中国合法的指导理论仍不是“普世价值”,谁当中国最高领导人仍不是由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说了算。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知道历史真相的人仍然大批健在,仍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随毛泽东开国的老干部的后代虽然有一些人成了“既得利益”的官二代,但仍有大批人成为“继承大义”的红二代,对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肆无忌惮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解放军虽然饱受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欺侮,但并未被边缘化,仍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仍能挫败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猖狂进攻。

  然而文人官僚、文人“公知”仅仅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获得思想霸权和政治霸权,还没有完全架空共产党中央,但实际已离此不远了。文人官僚体制使他们势力不断增长。他们已经成功地在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建立了思想霸权;用“让我满意”、“人权、民主”、“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等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是非判断标准取代了“为人民服务”、“国泰民安”等以“改造世界”为核心的是非判断标准。他们用“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使相当多的年青人对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充满了无知和偏见,被灌了一脑袋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他们已经在许多领域夺得了政治霸权,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强制推行转基因主粮、用房地产狂热把老百姓得压得透不过气、用“金融创新”、“中国牛”为金融骗子大开方便之门造成股市大灾、大搞“减政放权”“放宽审批”搞得天津大爆炸、一纸通知就取消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没有一个政府敢放弃的食盐专卖,连个解释都没有,更不用说讨论通过了……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几个“专家”“智囊”一嘀咕、头头一批就下文,什么法律法规制度手续也不管,出了问题什么责任也不承担,连解释都懒得解释,完全视老百姓为无物。文人“公知”整天叫嚷学习“西方民主”、整天说中国捍卫国家安全的措施这“违反宪法”、那“不合程序”,唯独对这些胡作非为一声不响,从不说“独裁专断”、“不民主”。复辟科举制、私有制才三十多年,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气焰就已经嚣张到不但敢污蔑“狼牙山五壮士”,而且敢把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人送上法庭。虽然文人官僚、文人“公知”这次未能得逞,但他们也没受到丝毫惩罚,实力丝毫未损,随时随地可以卷土重来。抵御他们的力量基本已被边缘化,被封锁打压成了司空见惯,能被多数人听到的声音很少很微弱,一切胜利都赢得很艰苦很吃力。

  然而即使种勉强的对峙也不会持久持续。文人官僚体制决定双方力量对比还要继续一边倒地倾斜——再过十年,还会有多少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多少“红二代”?多少有力量抗衡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人?只要文人官僚体制不变,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数量就将源源不断,势力就将不断膨胀,“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就将越来越多,越来越盘根错节吞噬一切。等“红二代”死完了,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死完了,再没有能抗衡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力量了,最高领导人没有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支持就干不下去,得罪不起他们了,年轻一代全被“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弄得脑袋成一张白纸、任凭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中国社会就必将越过动乱周期中的“大手术治愈点”(无可挽回临界点),进入“癌症疯狂扩散阶段”(“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肆无忌惮势不可当泛滥成灾)——文人官僚、文人“公知”摧毁了最后的抵抗,获得思想霸权、架空最高统治权、压倒军人、取得绝对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所有能与“官学商利益铁三角”抗衡的力量都被消灭、压制或边缘化,“断代史强制忘却洗脑法”奏效,不利于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历史事实被大多数人遗忘或漠视,“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获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吞噬社会财富肆无忌惮不受任何制约。社会癌症全面扩散。社会大动乱不可避免。

  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文人官僚体制是不是事实?“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肆无忌惮疯狂发展是不是事实?只要承认这些是事实,就不能不承认只要不改变文人官僚体制,文人官僚、文人“公知”阶级独霸政权就是早晚的事。而要知道文人官僚、文人“公知”的统治意味着什么,就得清楚地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阶级:

  ——这是一个对社会百无一用的识字混混寄生虫阶级——从来不能用确切的事实证明自己创造过任何财富、从来只能象电话诈骗集团靠电话诈骗生存一样靠文化诈骗生存。

  ——这是一个专门损人利己的阶级——从来不能证明自己给任何群体带来过任何好处、却目空一切,狂妄地要支配别人命运,把工农兵、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等实实在在创造财富的人一概抹倒、全部踩在脚下。

  ——这是一个铁心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卖国贼阶级——不能任何用行动和事实证明自己爱国、证明自己认同并支持中国统一强大、证明自己坚决反对中国分裂灭亡当殖民地;对中国从弱变强崛起的伟大历史性转变不但无尺寸之功、无举手之劳、无只字首肯;反而无孔不入冷嘲热讽污蔑诽谤、公然鼓吹卖国、破坏中国抵抗侵略、不遗余力分裂中国、公然叫嚣“人权高于主权”、“带路党”、决心里应外合灭亡中国。

  ——这是一个灭绝人性的阶级——视老百姓性命如粪土,疯狂毁灭农业、叫嚣废除“十八亿亩红线”、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开口闭口“刁民”、“愚民”、“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你就不配活着!”、“我们有原子弹!”……

  ——这是一个专门破坏捣乱的阶级——只知道勾心斗角、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会阴谋诡计挑拨离间玩弄权术、到处制造矛盾、到处制造分裂、到处制造一盘散沙。

  ——这是一个无耻透顶的阶级——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虚伪透顶、糜烂之极、过去发明推广了妇女裹小脚、“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妇”、“烈女”、“守节”等最野蛮最耻辱的风俗习惯、如今叫嚣“卖淫嫖娼是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跟自由相比强奸算得了什么”、“只有开放儿童市场,允许合法的买卖儿童,才能遏制非法买卖儿童”……

  ——这是一个专门祸国殃民罪恶滔天的阶级——从古到今一贯用“官学商利益铁三角”制造社会癌症、搞跨了所有信任他们、重用他们的政权、导致中国陷入千年动乱周期律、制造了无数次人口大灭杀却从不负任何责任、从不承担任何后果。

  ——这是一个一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历史上破坏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如今破坏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

  文人“公知”阶级的生存方式决定,这是一个与所有人为敌的阶级;一个经济上完全寄生、政治上极端反动、文化上彻底腐朽的阶级;一个一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这样的阶级统治中国,中国岂有不重复动乱周期律之理?

  要避免重复动乱周期律,除了毛泽东的文革还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

  因此对文革不是反思不反思的问题,而是如何反思的问题。

  反思文革,反思什么?

  第一,文革不可避免。文革万岁

  道理很简单:只要文人官僚体制还在,“官学商利益铁三角”这社会癌症就无可救药,中国社会就跳不出动乱周期律,在周期律作用下走向崩溃分裂大动乱的趋势就不可避免。要避免继续动乱,就得消灭文人官僚体制。要消灭文人官僚体制,就得要么是文革文斗,要么是武革武斗。中国人迟早得在“文革小乱”与“天下大乱”之间做一选择:要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吃文革的敬酒,就得吃天下大乱的罚酒。不想吃罚酒,问题就不是文革再来不再来,而是何时再来、是否还来得及。

  毛泽东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毛泽东的文革正是如此:“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第二,毛泽东万岁。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使中国永远跳出动乱周期律,永远摆脱在动乱周期律的作用下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天下大乱、兵灾人祸、内忧外患、人口大灭杀,是救子孙万代中国人于未然的大慈大悲大正义,为此毛泽东不惜牺牲一切,不惜置个人家人安危于不顾,甚至不惜粉身碎骨身败名裂。如此大善大德大智大勇必须永垂青史,必须万古流芳。

  第三,应“桥归桥,路归路”——真文革的归真文革,假“文革”的归假“文革”。

  真文革——破除文人官僚体制、使中国跳出千年动乱周期律的大革命大改革。

  假“文革”——用“极端化破坏法”制造的挂着“文革”名义的打砸抢大暴乱。

  肯定文革是肯定真文革,而决非肯定借文革名义打砸抢的假“文革”——我当年因分不清文革和“极端化破坏法”制造的挂着“文革”名义的打砸抢而反对过文革。今后如果再有文革、再有人用“极端化破坏法”以“文革”名义制造打砸抢,我就知道该反对什么、拥护什么了。

  第四,应总结教训:为什么“极端化破坏法”能如此得逞?应如何防止?

  第五,应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当年许多人因为历史局限而看不到文革的真正目标是“破除文人官僚体制、使中国跳出千年动乱周期律”、只看到“极端化破坏法”制造的挂着“文革”名义的打砸抢大暴乱、因而反对文革、甚至反对毛泽东。对这种历史的特殊情况应予谅解,应用这样的观点重新评价一些文革前一直没问题、有贡献、当年仅因文革而反对毛泽东而被否定的人,如林彪及其手下,如刘少奇、王光美。

  一提文革,文人“公知”马上发难:“你愿意回到清贫的毛泽东时代吗?”“你愿意过充满暴乱打砸抢的日子吗?”“你愿意过离不开粮票布票的日子吗?”

  如果不知道文革的真正宗旨是“使中国跳出千年动乱周期律”,对这些问题还真不容易拿出简洁有力的答复。但现在不同了。我马上就能反问:“你愿意回到天下大乱的时代吗?”“你愿意活在中东乱局那样的地方吗?”“你愿意过军阀混战、杀人如麻、人口大灭杀的日子吗?”“你愿意回到五胡乱中华、五代十国、金兵南侵、蒙古入侵、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时代吗?”“你愿意过离不开易子而食、人吃人的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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