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闭幕的69届戛纳电影节(Festival de Cannes)最大奖颁给了英国左派导演肯·洛奇(Ken Loach)。6月将满80岁的英国导演肯·洛奇以复出之作《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赢得金棕榈奖(Palme d'Or)，他在领奖时痛批撙节让欧洲濒临灾难边缘。 他也成为史上第9位两度赢得戛纳最佳影片殊荣的导演。
肯·洛奇以法文感谢制作团队、长期编剧伙伴保罗拉维提(Paul Laverty)、制片瑞贝卡欧布莱恩(Rebecca O'Brien)以及坎城全体工作人员。长期关怀社会公义主题的肯·洛奇并以英文表示，有鉴于他的作品启发于底层受苦的民众，如今在这个华丽的场合获奖令他感到“十分奇怪”。
肯·洛奇在领奖时说，“我们现今身处的世界很危险。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危机处处的撙节政策让我们濒临灾难边缘。”他也提及电影叙事的力量，表示“我们必须给出希望，我们必须呈现另一个世界是有可能的。”反对英国保守党撙节政策的工党议员们也对肯·洛奇的获奖表示庆贺。
《我是布莱克》描述英格兰北部城市新堡(Newcastle)一名中年鳏夫布莱克(Daniel Blake, 由首度演出电影角色的喜剧表演者约翰斯(Dave Johns)饰演)，因心脏疾病无法工作，却不合社福补助标准，而陷入生活困境的故事。电影描述了布莱克与另一名单亲母亲，一同对抗英国社福体系的繁文缛节的过程。
肯·洛奇上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作品为2006年的《吹动大麦的风》(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以爱尔兰独立战争中一对因1921年《英爱条约》(Anglo-Irish Treaty)产生理念分歧的叛军兄弟为主角。
专访肯·洛奇：底层人民在经受欧洲经济体制带来的惩罚
2016年5月23日
英国大师肯·洛奇，在今年戛纳电影节，成为第8位“双金棕榈”俱乐部成员，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被《世界电影史》称为“新的现实主义中间最重要的导演”。他的作品在写实风格之下，充满社会意识和政治批判，被认为是当今最重要的左翼导演。
以下是《我是布莱克》在戛纳参赛时，肯·洛奇接受的媒体专访，在其中，他详谈本片创作构思，并做出了自己的政治解读。
Q：在戛纳，人们再一次为您起立鼓掌欢呼，并且长时间的起立欢呼……请问您能否跟我谈一谈您对首映时印象最深刻的事呢?
A：这的确很难讲。这部电影尝试讲述一个当下，在2016年发生在欧洲(不仅仅在纽卡斯尔，而是整个欧洲)的故事。当然了，你没办法拍一个很宏观的电影，一定要注重精确的细节，但是故事的实质是一样的。
让我感动的是我们的观众可能并没有经历电影中所能看到的极度的困苦（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却能够体会理解先下正在发生的事。而且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但这部电影可以使他们重新回归到人性的角度并意识到电影中所发生的事是不能让人接受的。由此，我们就有可能根据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反应来进行政治方面的探讨。
Q：与此同时，您提及您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在表述一个事件记录之前，您需要一个“故事”，是这样吗?
A：是这样的，这两者联系紧密。作为电影人，你的目的并不是传递一些信息，而是找到一些重要的故事，作为一些大事件的缩影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一个不能带给人影响的故事不能够算作是一个真正的故事。这可以是一个类似有人在图书馆用某种武器杀害了牧师这样带有悬念的迷幻故事，但你会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故事产生回响。
Q：在这种情况下，黛西对丹尼尔说了很感人的话： “你在过去帮助过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帮你呢?”。想到这里，我们不禁会自问：我们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些基础的东西都被遗忘了?这是您想要我们记住的故事吗?
A：我认为这很重要。在英国我们有句谚语：“We are ourbrother’s keeper ”，我们是我们的兄弟的保卫者，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照顾他人。英国和其他福利国家，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期望就资本主义垄断锁带来的后果进行更深刻的讨论。资本主义垄断将我们的社会划分开来，一方面，一些富有的人群忙着将他们的财产藏在不需要缴税的地方，另一方面，大多数的人却在艰难度日，而在社会的最。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及经济的辩题。但从人性方面来讲，就是你帮我，我帮你这么简单。
Q：电影中有这样一幕：凯蒂身处在食物救济所，饥饿无比，您因此而愤怒……对您来说，这种愤怒，或者爱，或者这两者，对电影的制作是否起推动作用呢?因为作为观众，看到这里，我们唯一的情绪就是愤怒……
A：我认为愤怒是很重要的。多少次人们因为愤怒而走上街抗议游行，愤怒是大多数极端政治运动的来源。
Q：对您而言呢?
A：当然也是同样重要的。但它不能是盲目的愤怒。愤怒首先会带给人冲动，但你得用它来思考事情发生的缘由。答案并不在食物救济所里，也不是拿着盒子去街上乞讨来寻求帮助，答案是对经济体制的了解。为什么这个体制能够同时生成极端的贫困与富裕，为什么它永远都不是可持续的。为什么我们很快就要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我们怎样做才能改变这一切。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欧洲的政治而言，有很多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的愤怒，但是政治体系却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改变的，我们得从愤怒转向反思。
Q：和行动?
A：完全正确。而且现在是很好的契机，由于欧盟的投票，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项目(事实上它也确实是)，因此希望退出欧盟。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改变这个现状?”与欧盟内部的左翼团体合作?还是从外线攻破?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退出欧盟，我们就等于设立了一个更加偏右翼的政府，英国想要退出欧盟的右翼希望另一种方式的改变，他们寻求放宽管制的最大化，但这样其实会更糟糕。对我而言，我们应该留在欧盟，但却是出于与卡梅伦希望留下来相反的原因：与希腊左翼Syriza，西班牙左翼Podemos，以及法国和德国的左翼组织建立联系。
Q：要达到这一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两年前，您在《吉米的舞厅》之后曾说：“这可能将会是我最后一部电影”。这可能是您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想到的。现在法国马上就要举办欧冠了，您会去看吗?
A：当然会!
Q：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讲讲您将来的打算呢?
A：您是说我下一部电影吗?我还不能告诉您是否会有下一部电影，我们需要耐心等待。能够制作出这么一部电影，并为了它而战斗当然很好，但对我来说要将它制作出来很费功夫。我知道伍迪·艾伦肯定会觉得这轻而易举的事儿，但对于有些人而言，早起晚归简直堪称一场斗争。
Q：在看您的最近的一部电影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难以置信的人物形象，我之后不禁好奇，您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人物形象的呢?当我们制作出这样一部出色的电影后，难道不想一直继续做下去吗?
A：是的，大家都想继续做下去。这些人物是由保罗·拉维缇撰写的。保罗是故事的精华，人物也都是保罗创造的。
Q：但是您得找到演员不是吗?
A：最重要的事是可信性。你首先得考虑这些人物来自哪里，多大年纪，来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丹尼尔来自于纽卡斯尔工人阶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形象。我很喜欢喜剧演员，因为他们的节奏感很好，也往往来自于工人阶层。我们就是从这里着手的。
纽卡斯尔就如同英格兰中部的利物浦，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一样，这个地区建立在各种斗争以及生活的艰辛的基础上，这促使了很多伟大的喜剧演员的诞生。这是建立在反抗与贫穷上的喜剧。我们于是在这样的喜剧演员中选角，戴夫(约翰)是一个喜剧演员，他出生于我们电影的拍摄地，他父亲曾经是个工匠，一个木匠……海莉与凯蒂来自于同一市区，我们就是这样选定我们的演员的。
Q：您的电影传递了一个信息，讲述了一个故事，使得我们发笑。把笑穿插进观影过程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吗?
A：是的，这是我们真实的体现。这是真实的体验，笑。
Q：您经常笑吗?
A：是的，是的，尤其和保罗一起。重点在于，人们不懂工人阶层，就拿食物救济所来说吧，这本是一个悲情场所，但是那里总会发生一些愚蠢滑稽的故事。
Q：是因为场面很荒谬吗?
A：是的，人们穿着他们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奇怪的衣服，使得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滑稽感，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一些愚蠢的事也在这里发生。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会影响悲剧本身的基调。
Q：您是怎么平衡这些滑稽的场面与悲剧的主线的呢?
A：我不知道，我有讲故事的天性, 保罗很明显也有这个天性, 所以你们只会在最后才笑。英国评论家并不总是我们的朋友，有一个评论家写到他在电影开始20分钟后就已经猜到了结尾，但悲剧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在短短20分钟后就知道哈姆雷特要死了，老人里尔要死了……过程才是最精彩的部分。这些评论家以牺牲人性本能反应而换取的智力上的聪慧的愿望也是蛮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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