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文章《陶东风：不敢说真话，但至少不要说假话》，这位陶大教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拿着政府还是资本给的钱，要来告诉世人底层人民需要什么，该怎么做。这靠谱吗?我总觉得这比那些抽取佣金指点散户如何炒股的人更不靠谱呢。好歹，后者直接从服务对象手里拿钱，还有点约束力。
老实说，教授打口水仗骂架的文字能力还是挺高的，文人相轻，知识分子的唯一优势，吃饭的家伙。首先，教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你们真的了解农民(工)的需求吗?不能依靠同情和道德感来代替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原因的探究，要拿出这方面的真实知识哦。到此为止，我对教授的表现打满分!
接着，教授就让人大跌眼镜了。教授为此举了个例子，其实也不错，认为分析以上问题要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但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理论逻辑呢?教授说要把资本和公权力结合起来分析其复杂的关系，不能抽象的批判诸如“资本”、“城市化”、“资本主义”等等。好吧，教授，不抽象批判，你倒是到实践中来啊!底层人民大众强烈呼唤教授到基层第一线，到农村到工厂去，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教授一定能够得到具体的、真实的知识，然后一定能够给出具体的对资本与公权力的批判。
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很可惜，这位教授生活在祖国首都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压根就没有到底层人民中间生活。那教授是怎么知道底层人民需求的?通篇文章，都没有看到教授拿出什么调查案例和数据。然后，教授就开始给出他神奇的药方。丝毫不用论证，所谓要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只是嘴上说说的经济+政治=资本+公权力的变换，多么好的框架啊。教授的意思大概是，抽象的批判资本不公平，没有用处，要抽象的批判政府和公权力。人才啊!
教授抽象的给出的答案和建议是个什么玩意呢?底层人民在一起搞个互助自助的青年公社，反思下个人主义，这就不对了，教授说，要教育人民懂得公民权利，知道个人和政府的界限。知道了，然后呢?难道底层人民能够像教授那样，有本事让政府和资本一个月给发几万块工资吗?虽然教授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显示出智商比人民高多少。高高在上的教授，当然是有理由这样批评的，成功人士向来就是这样批评弱势群体。反正底层人民的困境又不是教授的困境，教授当然不用去找政府和资本维护自己的权利。教授早就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教授不告诉人民自己成为成功人士的真实知识和经验，却要忽悠人民去学习什么公民教育，学习个人和政府的界限。妮玛这也太不靠谱啦!如果教授一定要证明他说的是对的，那他就应该真正的实践一下他所说的知识。
教授不仅自我感觉良好，好为人师，更是对具体的底层百姓提出了宏大叙事般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你们所面对的都是社会问题，应该寄希望于社会来解决，这个社会就是倡导公民权利的社会，这口号咋喊得比天还高呢。问题可以说是社会性的，这还能理解，但解决问题也可以依靠教授不做任何调查和实践就抽象的提出的口号吗?教授说底层人民自力更生是打广告，那请问下，底层劳动者一天不打工、一天不种地靠什么吃饭?难道像教授那样被养着也可以天天喊口号?对于我们这些具体的、活生生的动者来说，不自力更生、团结起来就更没有生存的空间。拒绝一切不跟底层劳动者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宏大叙事解决方案，因为那不靠谱！不靠谱!不靠谱!重要的事说三遍。
既然教授懒得做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研究资本和政府权力如何具体勾结祸害农民(工)百姓，那只得我们自己来做。笔者在《吐槽当前三农问题理论分析和话语范式》及《乡村建设的千年争论》两篇文章里做了很多分析，总结起来就是：当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各种资源都被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产业资本组织为生产要素，利润被占有和掠夺出农村，导致农村凋敝破败;而产业资本的利润又进一步被中央垄断金融资本所占有，中央财政遂转移支付扶助三农，但通过部门官僚体系被一层一层截留和精英俘获。这就是乡村治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原本，农民村社自己可以做好农业，并且比起资本产业化农业成本更低，生态更友好，但就是因为不能为资本和地方官僚提供剩余价值，某些政府权力就偏要为虎作伥，支持产业资本去搞所谓现代化农业，圈地搞规模化机械化，结果是亏损连连，然后拿财政补贴死撑硬撑。不仅如此，还要发明一套为之辩护的话语体系，谎称没人种地，于是要创新经营主体;种地不赚钱，那就农民市民化啊，减少农民，增加大户。大户企业没钱投资，经营权抵押。看看吧，教授，这难道不是你们的功劳吗?
中国工业化之前的传统乡土社会，因为没有资本主义对乡土资源的抽取，相对来说乡土的剩余绝大部分留在本地，叫做剩余社区化，以此支撑起了书院、社仓、义田、水利、庙会等一整套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及制度体系。现在这些都被市场化、消费主义文化所侵蚀掉，农民也不得不接受那些来自“城市化”“现代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宅基地上市、住房集中市场化等等，但这些却是远离乡村且高成本，耗尽农民打工收入也支付不起。为什么工业化过程中一定要是这种局面，一定要都集中在城市?不能在乡村吗?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责任和道义在哪里?农村剩余社区化，组织内生化，然后工业反哺农村载之有道。难道，像陶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学学传统乡绅乡贤，不该去乡村发挥作用，为农民提供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吗?这样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建议，比起教授“抽象的逻辑一跃”难道不更靠谱么?
说了这么多，也不指望教授能够精神一跃，行动一跃，还是让他们去抽象批判吧。劳动人民，我们得记住：
自力更生，比教授更靠谱!
组织起来，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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