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底层文学在当前面临着困境，打工文学的“自我表述”式文学叙事受原子化社会的影响，往往形成单向化叙事和愤激的情绪。知识分子化的“代言”式底层文学有着较高的文学成就，但仍然是体制内的批判，无法提供底层文学的根本变革之路。当前中国需要更复杂的叙事来带给底层文学一个突破，印度底层研究的“细语”叙事与中国道家的无为式叙事可能提供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为现代性话语围困的底层文学提供一个可行的出路，即建构一种属于中国的东方化叙事。

　　本文发表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感谢刘旭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底层文学的苦难与现代之难

　　刘旭

　　“底层文学”作品的出现远早于学术界的“底层”一词，这是文学的复杂及敏锐之处的表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张炜和梁晓声等人的小说中，农民和工人明显在文本中被归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最下层的位置，有了朦胧的来自社会现实的“底层意识”，而打工文学在深圳开放之时就已经产生[1]，且打工文本中那种“底层感”远比在农村的农民更强烈。十几年之后，学术界开始以“底层”一词为契机关注底层问题，新世纪前几年形成了底层文学大兴的局面。在新世纪的中国，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写作及其研究需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的限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底层文学与城市文明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资本意识形态具有无可阻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物质的痛恨和向往成为矛盾的两极，特别是打工文学，它产生于城市，大多数有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同质化的现代梦想。知识界对底层文学的研究也多从现代性出发，希望这一巨大的阶层矛盾能从现代内部获得解决，这是个需要长期深入探讨的问题。一些打工文学刊物发表文章，试图用现代博弈论的“双赢”来定位打工文学的未来[2]，其背后正是资本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子，它指向的似乎不可能是打工者的双赢，也未必是打工文学的双赢，而是作为话语主体的权力者的“双赢”，而被言说的底层/打工者只是某种他者。这种思路并不是个案，总是立足于如何更现代，是直至今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真理化/本质化的现代思路。特别是底层文学研究方面，不少研究者延续着那种归于“不够现代”的启蒙式思想[3]。正如贺桂梅所批评：

　　以“新启蒙”眼光来看待80年代与“五四”传统的关系，进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反省传统中国文化的方式来批判50—70年代的历史实践，正是这种“启蒙主义”思路的集中反映，并导致了80年代从中国“内部”寻找弊端缘由，而从“外部”寻求思想资源的思维框架。[4]

　　这段话在中国的“后工业”打工时代重提，是因为它不只是适用于80年代，那种新启蒙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元话语”，直至今天仍然统治着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的思维。作家尤其需要反思现代性话语的绝对统治力量，罗岗在对比张承志和张炜的创作时说：

　　90年代初他们俩“以笔为旗”，并称为“道德理想主义”， 张炜至今仍然还保持一个高调批判现实的态度。但他的批判为什么不像张承志那么有力呢?关键在于张炜的整体立场是认同主导性的现代化，所以他背后的精神资源与主流价值是同质，既然是同质化的，那么再激烈的批判顶多只能变成道德义愤，而不能让人们感觉、体会到在道德义愤后面，还拥有一个与现在不同的世界。[5]

　　一个作家以现代性的思路来解决现代性本身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就面临着无力和道德化，需要从更复杂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和世界问题，为文学提供更广阔的维度。

　　1.底层写作的西方向度与“自我表述”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工业社会给文学写作制造的一个更大的困境，资本有多强大，其意识形态力量就有多强大。作家往往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何况这种控制是深度隐藏的，甚至进入了无意识范畴。曹征路的《问苍茫》[6]是较少有的多方位多视点描写新世纪工人罢工的长篇小说之一，当年他以《那儿》( 《当代》2004年第5期)建构了一个凄婉的后工业时代的阶级挽歌，这次他的叙事更宏大，主场景之一是一个台资工厂的工人罢工，这个很有工运特色的宏大历史事件，在文本中却失去了曾经的凝聚性。一开始所有工人的罢工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荡然无存，没有一个工人具有哪怕一点点集体解放的意识，工人中间虽然产生了一个类似领导者的人物，但其目的也并未超出一般工人的利益化特点，后来他被开除后专门成立公司为工人维权，但不断被利益集团分化打击，其他工人也不相信他是真心为工人谋利，而是认为大家各为钱财，只是方式不同而已。资本家与工人斗争时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瓦解工人联盟，而且很容易就成功了。就是说，当前的底层，尤其是打工群体，有着非同一性和利益化特征，即使联合斗争，也很容易被利益集团各个击破，无产阶级式集体解放宣言在资本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一方面，这个结局意味着现代“主体性”的召唤带来了底层的原子化，底层个体之间缺乏共同基础上的联系，没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也没有了共同的经济目标，只是为了个体的生存。因此，这种现实意味着底层问题在现代性内部的解决愈发艰难。另一方面，作家如此建构叙事又有更深的意识形态阴影，文本的话语间确实对工人有同情，但并非马克思主义式的同情，而像是小说的应对复杂现实的诸多视点之一，是一种泛人道式的同情，小说同时还对资本家和公司领导者的形象进行了理解式的描述，视点的复杂化带来了复杂的意义指向，这和王十月《国家订单》(《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中把作为资本代表的工厂老板的发财与国家任务的完成结合起来类似，形成建设现代大国的民族国家式宏大叙事，其背后的中国梦想像与现代性话语的龃龉，意味着文本深层意识形态的复杂冲突。底层写作的国家化倾向，一方面可以说底层文学作家正在渐渐摆脱个体化的苦难叙述和控诉，获得了更有大叙事意义的视野，另一方面它是不是也意味着底层写作中底层一维的渐渐湮灭?底层的苦难和上个世纪启蒙思路一样，穷人的解放被民族化约?作家作为主体，是应该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控制，还是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打工者的写作更能直接地看出城市底层的分崩离析。病狼《出租屋的房客》写道：“我们将自己囚入冷漠/小心翼翼地生活/门上不管挂了几重大锁/都不觉得安全稳妥//我们其实不能称为‘我们’/各顾各的生活/各走各路的陌生人/各自进门关门的各人。”[7]可以看出，打工者进入城市，一方面被物质高度控制，另一方面，相互间却是冷漠甚至是敌意。资本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力已经摧毁了工人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可能，“阶级”成为历史的日渐淡漠的记忆。对打工诗歌研究较多的柳冬妩认为打工文学泥沙俱下，但也不乏艺术较高的作品，他认为我们的时代缺少“发现的精神”或“发现的能力”。[8]上述仅作为打工者兼文学爱好者的病狼的作品即表现出了较高的素养，无论从文学还是思想方面，都具有了诗人的素质，文字很有诗歌的精炼且意象丰富的特色，“冷漠”、“大锁”与“不觉得安全稳妥”之间形成恰当的推进，三个意象实现了非常好的隐喻化修辞，把现代经济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了诗化的投射。同时，“我们其实不能称为‘我们’”，两个“我们”意味着打工者已经对词语高度敏感，与德里达、福柯等人的后现代“解构”思维相合，中国当前的底层也已经明白些许词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每个群体的词语可能都有不同的含义，像“罢工”，后工业原子时代的工人阶级口中的同一词语基本不再具有阶级意味，同样成为高度个体化的利益化符号，如同解构大师德里达的“删除号下写作”。

　　或许，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越远，底层问题越是积重难返;但是，越是绝望，我们越是要发挥鲁迅的怀疑精神，以竹内好的“超克”精神从现代性之外寻找不同的资源。张未民的“在生存中写作”[9]的提法很有创造性，为评判打工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生存中写作”意味着打工作家与打工者身份的重合，很有“自我表述”之意。生存与写作的重合，为打工文学的产生与文学价值提供的新的意识形态依据，就是21世纪的“无产者”写作——当然此时的“无产者”已经了新的政治内涵，它已经被抽离了革命因素，只留下了生存指向。现在更重要的是下一步，即如何进行写作和批评实践的问题。从整个底层文学创作来看，“生存中的写作”还未成气候，这种生存写作作为一种“小叙事”，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写作理念和态度，便于寻找更多的文学与现实及传统之间的张力，并发现新的意识形态的踪迹。同时，“生存中写作”作为底层写作的一种态度，又与底层写作中的知识分子代言式写作不同，从两类底层写作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裂隙，找到更多与现代相悖的复杂性。

　　最早进行打工文学研究的杨宏海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发自心灵的呐喊，是他们植根生活创造的文化品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中国经验”[10]。即这种文学的自我表述感很强，提供了一个打工者表现自我和审视自我的机会，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深层意识渗入文学表达之中。从整体上看，打工文学一直是与现代社会同质化的，这些作品表面看来有着强烈的批判，但更多的是控诉和呼吁，希望得到社会或富人的帮助。这种期待中的帮助，往往也是体制内的，进而是现代性之内的，没有那种超于现代性之外的东西，很难有更强大的批判力量，也直接导致打工文学的无效，甚至如祥林嫂一样让人生厌。打工诗人谢湘南在《结束》中写道“从农村到城市/人们挤满了列车/他们要用热爱金钱的痴狂/去终结一个时代”，(《谢湘南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高平的《城市》(《中国作家》 1996年第1期)更精炼地说出了农民到达城市的目的：“农民不甘差别/扑向城里的圣火”。城里的“圣火”，在这儿已经毫无神圣的含义，它恰恰是最庸俗的金钱，诗人用强烈的反讽表达了“飞蛾扑火”之意。诗人在这儿写出农民工异化的事实，可能表现出某些批判，但更多的是表现的另一种不容乐观的存在状态：诗人与角色的同质化，为了金钱而奋斗。金钱化的存在价值观，基本就是打工者提供的中国经验之一，形成了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单向度的思维和单向度的人。

　　打工诗人谢湘南

　　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警惕的前提下，对现代物质生活的追求或许会是打工文学的致命伤。90年代末期到新世纪前几年，打工文学的写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这一时期的打工文学写作者还是以打工者为主，进行苦难书写，但另一部分打工文学集中编造一些打工妹当“二奶”“三陪”的等卖身求财的故事，男打工者则杀人报复，打工者形象被妖魔化，这加重了城市对打工者的排斥，因为作品正“印证”了城市人对打工者的不良看法[11]，只有极少数写作者还坚持着较严肃的打工文学的创作，而且注意到了打工文学的文学性问题，进行了一些较高水平的探索。这种情况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2000年《南方文学》上开始了关于“打工文学到底怎么了”的大讨论，争论焦点集中在老问题上：“写什么”和“怎么写”。多数观点认为打工文学不能再去描写工厂流水线上的生活，在怎么写上，多数人也认为打工文学的文学品质粗糙，要让打工文学“纯”起来的呼声也很高。因此还有了打工文学的“市场派”和“文学派”之说。市场派当是《故事会》式的通俗化写作，文学派当如周崇贤所做的一些技巧和主题上的尝试。当然还是市场派更受欢迎，这正是市场起作用的结果，刊物不再崇尚纯文学或精神至上，而更关注经济效益问题。在这种市场规则的作用下，本就很难评价的打工文学创作日趋粗糙，而且现在提供给打工文学的平台却日益萎缩，像《大鹏湾》那样被称为“打工文学的黄埔军校”(此提法见陈竞《打工文学：疼痛与梦想》，《文学报》2007-06-28)的文学杂志已经消失了。一个文学青年曾说，“打工文学”的标签甚至成了出版界销量的杀手，他举了个例子，某出版公司的老总直接说“打工文学”标签导致打工文学出版的困难，销量更难保证，即使在打工文学盛行的广东地区，打工文学也只占图书市场很小的份额[12]。他说出了打工/底层文学面临的大众接受问题，当前社会和大众对打工文学认同度不高，这或者也是社会对打工者的不认同的映射。从近十几年的文学创作来看，打工文学仍然是小众文学，与赵树理的文学当年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有相似之处，其过于通俗的语言连彭德怀也冠之以“通俗故事”。(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89页。)但赵树理的写作方式是有意而为，而打工文学与赵树理小说相比明显缺乏深刻的思考和文化底蕴。

　　打工者相对于农民，身份上有明显的不同，农民还有土地，有家，在传统链条中有固定的位置。但打工者是一个暂时的身份，随便可能消失，也随时可能面临更多的苦难。所以打工者的漂泊无居使其创作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打工者的身份消失，打工作家也随之消失。我们看时下那些有名的打工作家后来的变化就可以明白。第一代著名打工作家先后“成功”，最早的张伟明、林坚、安子等都先后停止了打工文学的创作，原因是他们多因打工文学上的成绩而被文化部门“招安”，改变了命运，成为文化上的成功人士。张伟明做了主编，安子做了老板，周崇贤成了文化名人，他们成为众多写作者的模仿对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功，让第一批打工作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我们以最成功的“打工皇后”安子为例。她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到进行写作、经营企业，变成中国改革开放20年20个历史风云人物之一、影响中国城市生活的最重要的十个角色之一、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之一、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团中央十三大代表，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百年讲坛特邀主讲嘉宾等，所取得的成功从任何角度都可以说是很辉煌的。然而她成功的主要原因，其实并非在于打工文学，更多是因为她成功的创业。从经济社会中“成功”的切实物质条件来看，初进深圳的安子只是一个初中文化的打工女，但2007年的安子是一个已有了深圳户口、拿到了研究生文凭、出版了七本书、开办了四家公司的成功女性。安子的成功是现代性内部成功的典型个案，中国实践西式发展道路的巨大的成果，所以从主流意识形态来讲，她的存在是个丰碑，给全球化之路增加了切实的确定性和真理性。从让她成名的第一本散文化小说《青春驿站》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打工叙事所表达的成功秘诀：阳光和爱。无数打工妹的爱与奋斗的故事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神话，并与全球资本的宣传形成良性互动，个体的奋斗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相当“正确地”融于打工叙事之中。安子的打工文学和当年深圳女中学生郁秀的青春小说《花季·雨季》一样，都是通过充满人类之爱的现代都市叙事建构了一个改革开放神话，为民族的现代性追求剔除了经济的阴暗，或者提供了解读经济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的励志式平民视点，人类文明的走向被平民叙事与意识形态装饰成一个光亮之点。从现代经济逻辑来看，安子确实是从正面成功了，她印证了她在小说中不断宣扬的一个心灵鸡汤式的现代承诺：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幕上人物为安子

　　从另一角度看，安子的打工文学叙事建构更像是自我幻象，致力于现代规则内的成功使她主动被意识形态询唤为现代主体，她积极实践的不是打工者的普遍道路，而是一个现代成功学的典型范例，如同买彩票中百万大奖一样，每天都可能在媒体上看见，但对于一个发展逻辑笼罩下的现代个体，它只是机率低到近于零的成功梦。和安子一样，其他几个打工文学的“成功者”也是成功地进入了体制，由漂泊者变成了合法的深圳人，“成功”的同时意味着打工作家身份的终结。而对于众多打工文学作者，则很少从创作中得到什么好处。如以《铁·塑料厂》(《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获2007年人民文学奖散文奖的著名打工诗人郑小琼，其文学成就在全国打工诗人中当属名列前茅，之后她又获得“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这些奖项给她带了很高的荣誉，但这并未对她的生活产生多大的正面影响，她仍然在工厂打工，写诗甚至时常成为内心的罪恶。因为她害怕失去工作，她很反对“打工诗人”的称谓，她说“诗人太神圣，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她有切身体会，一次她与诗友结伴爬山，被警察拦住，朋友拿出一本书，挥舞着告诉警察，那是他刚出的诗集。警察很不耐烦，将诗集打落在地，只把手一伸，“暂住证!”。郑小琼害怕工友知道她写诗，会被问能赚多少钱，她无法回答;更害怕老板知道自己“不务正业”，逐她出厂。(更详细的介绍可参见成希 潘晓凌：《郑小琼：在诗人与打工妹之间》，《南方周末》2007年6月11日)

　　郑小琼的事例说明，当前大多数打工作家即使在文学上有了实际的成功，在生活中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可能是打工文学质量不断下降，或者文学性一直不高的原因之一。而且，没有了优秀作品的支撑，读者因得不到强烈共鸣便渐渐远去，广东省的一些纯文学刊物对打工文学的热情也在慢慢降温。依靠打工文学起家的《佛山文艺》，也减少了打工文学的发表量，仅保留一个“打工OK”的栏目。打工文学似乎成了文化场的鸡肋，第二批打工文学作者，注定要在市场诱惑和成功焦虑中迷失。而且，大部分打工文学作者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像安子那样变成现代社会中的成功者。再者，打工文学作家的成功意味着摆脱打工身份，而打工者的经历，或者只是耻辱和苦难的记忆，或者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忆苦思甜的反面教材。概言之，在现代规则下“生存中写作”式的“自我表述”想在文学上和思想上有大的突破会非常艰难。

　　2.聆听“细语”与东方化文学

　　我们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叙事方式，和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控制下的思路。正如张承志的力量来自于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一样。对于底层/打工文学，印度对历史文本的底层视角的叙事研究是可能性之一。印度的底层研究起步比中国早，19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有了一批很好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底层研究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对底层文学的叙事研究有着启示意义。印度底层研究的早期致力于从叙事文本中发现底层是什么，后来又转向底层是如何被表述的，90年代中后期又转向“聆听细语”。古哈《历史的细语》(1996)主张以细语/小叙事(small voice)对抗现代大叙事(grand narrative)，他发现致力于底层如何被表述的是没有意义的，让底层自我言说也是很难实施的，这种努力都使印度底层研究一次次地陷入困境，后来他发现从历史中寻找底层的声音的踪迹，即那些与现代性话语相悖的“细语”，恰恰是对现代性的解构[13]。或者，中国底层的困境与印度相像，这种细语的聆听有可能是底层研究的一个出路，在中国底层研究中，打工文学的“在生存中写作”式的自我表述可能提供更多底层的“细语”，知识分子化的底层小说中也可能发现这样的“细语”，如陈应松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钟山》 2002年第2期)中农民伯纬生活在神农架贫穷的山区，一生救人无数，却不求任何报酬，只在山上放着羊，听阵阵松鸦鸣。那种乡村的“细小的幸福”与打工农民在城市中的屈辱相比，有着东方的恬淡无为之风，正是与现代社会的高度功利化相对的另一极。

　　拉马钱德拉·古哈

　　被《时代周刊》誉为“印度历史卓越的记录者”。现为印度知名历史学家、专栏作家。

　　印度的新成果是很好的借鉴，古哈的新思路是要从当前的主流话语的喧嚣中发现不同声音，更主要的是跳出现代性的框架，从现代/封建、进步/落后、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打破现代化理论固化了的“发展”规律。如对于中国和印度，可以去发现东方文明相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新价值，发现底层的细语与现代性相异的部分，从而发现新的生存观、价值观、宇宙观。东方的小农社会一些思想资源则对解决当前底层的生存问题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中国30年的社会主义经验也留下了较多的可利用资源，如其中的平等化与理想化、对人民大众的未来化引导等，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文学创作与研究都需要吸收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一个有突破性的思路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如不少底层/打工文学表现了对乡村生活的怀念，并着力描写乡村生活的恬淡和内心的宁静，如葛水平的《喊山》塑造了一个和宁静的乡土相融的单纯善良却又命运多难的哑巴，显然是作家乡土情结的文学展现。凹凸《秉性》和何玉茹《母女之间》(《当代人》2003年第8期)等小说都涉及到了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知足常乐的恬淡生活，提供了现代城市文明下的另类叙事，更典型的是马东旭《行走的瓦刀》：

　　爹，你是一名泥瓦匠

　　在悬空的脚手架上，汗水缤纷，无暇顾及一片流云的美丽

　　在城市，你的身上馥郁泥土的腥味

　　敲打坚硬的日子时，别人一笑，你十指就发凉，疼痛密密匝匝

　　回到乡下，你活在自己细小的幸福里

　　一如既往地为他人垒江山，谈论二十四节气，捻着草根发笑

　　抽劣质的烟，掺和着红白喜事……[15]

　　离开了城市的压抑，诗中的那种淡淡的满足，正是东方文化的精华所在，其源头当是道家的无为自在的存在。打工文学中的乡村向往意味着什么?回到乡下，生活在自己“细小的幸福”里，“谈论二十四节气，捻着草根发笑”，此种“细语”虽很小，却触动人内心的柔软，那是一种俗世的超然，一种卑微、平凡而认真的人生。相对于冷漠的功利化的城市，那种田园牧歌般的乡村感叹发自年轻的打工者之口，不能不说它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异类，背后是打工者无意识中的东方文明，如苏轼之《赤壁赋》，静享江上之明月与山间之清风，正是生存中写作的“小叙事”之一。从中国古典哲学和文论来看，这也类似道禅式的“破名”，以破除现代规则对“幸福”的既定命名而达到无名无我之境，从而以无形之势成为现代语言逻辑和资本意识形态的质疑者和反抗者。

　　胡学文的《乡村战争》[16]则从更复杂的角度表现了现代意识形态对乡村的冲击和破坏，还包含了新的意识形态因素。棋盘村的柳小叶在城市打工多年，为了给村里争来扶贫款，她“献身”给相关人等换来了“成功”，但她拿到的钱被乡长拿走，还被告知钱仍不够，她就卖掉自己和初恋情人小石匠的文物，直接导致了初恋情人的自杀。从表面看，柳叶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肉体、道德和文化，从大众道德来衡量正是反道德的，但其目的偏偏是“高尚的”(为大家争得扶贫款)，高尚的目的和阴暗的手段相合，正是城市的现代消费观念与实用主义在柳小叶那儿形成的“后现代”新伦理。或者可以说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异化，代表着新世纪的农村女性自我商品化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它却又体现着现代主体性的确立与自我丧失的悖论。柳小叶身体的商品化程度再高，在这一乡村叙事中也未必代表着资本主义大获全胜，更不能说是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全面溃败。因为，柳小叶身上的商品化与为公的行为形成奇异的杂糅，虽然不那么协调，但却形成一个性格鲜明的立体化的“主体”，或者，“异化”程度很高的柳叶身上也体现了东方的“细语”，因为“私中有公”正是中国乡村伦理的独特表现之一[17]。尽管未来更大的可能是柳叶在物质诱惑之下更“堕落”，但这种为了“公”的堕落，正与莫泊桑笔下的妓女羊脂球一样，可能包含着人性的伟大，或者西方文化围剿之下的中国乡村的生机，也蕴含在作家那不甚成熟的乡村叙事之下。

　　作家胡学文

　　聆听“细语”和“在生存中写作”或者给底层写作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思路。从另一方面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当前印度式研究思路可能存在的又一个困境。“细语”式反主流描述就能文学化且准确地描述“底层”的生存状态吗，并能提供某种改变的可能吗?如前文所说，底层在现代社会中被迫生存化，面对城市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底层写作的苦难化有沉重的现实基础，与生存中写作相应，众多的苦难叙事更是不可避免。现实的苦难高度压抑了人们另类的可能，包括那些有才华的作家们。1980年代的现代化理想中过于强调了五四启蒙式的精神因素，而个人生存的物质因素被忽视，精神与物质的断裂造成1990年代底层“被物质化”之后的崩溃与无路可退，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乡村伦理遭到严重破坏，想坚守农村和土地已经不可能，现代性从上而下地摧毁着他们的最后生存之地。陈应松《八里荒轶事》(《小说月报》2007年第11期)中描述了一个苦苦地维持最低生存的农村妇女端加荣，在多数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打工的情况下，她保持了农耕文明的土地意识，文本以各种方式强调她不顾一切地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以致拼死也要将自己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但一直被各种力量阻挠，叙事高潮和终点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到男人都不敢去的荒山开荒，历经艰难就要收获之时，却被基层官员以破坏绿化的名义毁掉了土地，最终逼迫这个希望坚守土地的农妇离开农村，进城做了一个无业者——极似西方资本积累时代的圈地运动。隐含作者的建构本身就包含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强烈批判，一种愤懑情绪渗透了整个叙事空间：“现代”没有启蒙话语设想的那么美好，它正以各种名义逼着农民离开土地。而且它不是个案，贾平凹的《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中也提到一个土地的坚守者夏天义，其结局更悲惨，被活埋于泥石流之下。贾平凹的乡村叙事似乎预示了农村的必然崩溃，同时，对于坚守土地的农民的惨死，叙事话语的修辞中并没表现出多少痛惜，且夏天义死于山体滑坡，这种“自然”的逝去似乎与“命运”观相连，土地之失去也更具预言感。与陈应松的强烈批判精神相对比，作家之间对现代意识形态的复杂态度已经喻示了乡村的危险位置，而贾陈之间的文坛地位的差别，似乎更意味着现代意识形态的强大控制力，这与“农民”作家高晓声十年前就很自豪地认为农民为了“现代”而必须抛弃土地[18]形成鲜明的互文式投射。其背后正是乡村传统被西方文化淹没，农耕文明被中国几代启蒙知识分子抛弃至前现代之地，资本意识形态渐渐地蚕食着东方乡村文明存在的所有叙事空间和现实空间。

　　相对于严酷的现实，“细语”毕竟是太“细”，小叙事的微观化暂时难挡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只是艰难地寻找生存的空间。从众多的乡村底层叙事可知，多数被以物质丰富为特征的“中产”生活所“启蒙”了的乡村人，已经无法再返回农村，已经过上“中产”生活的乡村权力者，也要不遗余力地巩固和推行这种生活方式。乡村伦理必然被看成是愚昧与封建，传统伦理与现代性的冲突，必然被置换为时间性的进步/落后，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进化”真理。当一种思想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时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大获全胜的时候，同时也是这种思想走向全面反动的时刻。所以，我们需要另类的思考。但是，只是一个对“细语”的“聆听”，到底有多大的意义，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细语”相对于宏大的现代叙事，“细”已经难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使揭示出，那也是在自我边缘化的前提下;精神的退场，日常生活的破碎化，工人群体的分散化，意味着“细语”的聆听必然带进来生活的碎片，这种碎片很可能与后现代的原子化是同构的，怎么将这些碎片整合，形成一个新的文学叙事模式?当前的苦难叙事仍然更多地从外部寻找底层问题解决的社会途径，而不是聚焦文学内在的影响力，这种叙事状态必然地需要大的改变。因为，碎片化的生活和体制内的思考都不能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既然是文学，新世纪风云变幻的中国更需要德莱赛和巴尔扎克那样的来自文学本身的震撼力。

　　戴斌《打工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可以算是打工文学的新高度，也是“自我表述”的文学化的样本之一，文本的建构表现出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和总体意识，把打工者的产生与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纳入词条样式的叙事结构之中，表现出较强的大叙事意识。再者，作家此时已经脱离了打工者，这样的半知识分子化的打工文学或者会成为打工文学的主流，与底层文学仍然是以代言为主一样。也可能作家只有脱离了打工者/底层的身份，才能真正获得与现实的距离感，生存的状态确实直接左右人类的意识和无意识，与现代主体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类似。作为一个结果，从文学性或美学角度来看，还是曹征路的《问苍茫》从艺术性上讲更娴熟，它是现实主义意义上较成熟的知识分子代言式打工文学作品，从大处到小处，把打工者的命运从世界、国家和个人角度解释得较为深刻有力。相较之下，周崇贤的《杀狗》(《当代》2009第1期)之类则缺乏这种宏大视角，对历史、社会及人类命运的关注被个体的愤懑淹没，作家与作品的叙事距离的缺乏是重要原因。要想借作品完成深刻的批判，就需要从各个方面发掘打工者之所以有如此命运的原因，如果只是一种愤激的表达，无论从思想性还是文学性都会有诸多欠缺之处。当然，中国进入资本化时代才30年，而资本主义发展300年之后才出巴尔扎克这样的伟大作家，我们也不必太苛求中国的打工作家。

　　当然，巴尔扎克的写作和契诃夫的写作，也都是为经济压力所迫，沈从文之所以创作极丰富，也和生活的艰难有直接关系。经济压力似乎不能成为打工文学文学性低的理由。也不是说致力于苦难和批判写不出好作品，着力于现实批判也能产生巴尔扎克、契诃夫、老舍这样的批判大师，打工文学的苦难叙事也一样能写出好作品。同时，我们要看到，诸多打工文学作家都来自底层，受教育机会少，文学修养相对较低，提高可能会是个难题。当前的打工文学迫切需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实力显示自己的魅力，当初沈从文不被文坛接受和之后的名震文坛，主要原因都在于他怪异又充满才情的风格。每个有成就的作家都会形成独特的文体风格，不受主流文学样式的控制，因为作家文体的形成其深层的动力即为解决社会历史中的某种矛盾，从而使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作品中得到较好的体现[19]。伟大的文学语言用一种独有的文本描写各种不同的客体和客体的不同层面，以此表现了社会的同一性和整体性，如莫言小说的恢弘之气。整体来看，打工现象是长期存在的，经济模式提供了打工的大环境，与越来越强的现代意识形态相应，打工文学的前途将是多变而复杂的，一切设想和质疑只能是一种猜测、一种出于个人经验的思考，要求打工文学一夜之间摆脱控制，另辟蹊径，似乎没多少可行性，那就需要打工文学不断提高，在现代性的笼罩下树起典型，再言突破，如打工诗歌中的纯文学经典之作，郑小琼的《铁》：

　　时光之外，铁的锈质隐密生长

　　白炽灯下，我的青春似萧萧落木

　　散落似铁屑，片片坠地，满地斑驳

　　抬头看见，铁，在肉体里生长

　　仿佛背对我的荔枝林，有风摇曳

　　花草弄影，多少铁在图纸间老去

　　它们随着运货车远去的背影

　　模糊的不可预知的命运，这些铁

　　这些人，将要去哪里，这些她，这些你

　　或者这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与迷茫

　　(《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

　　或许这首诗歌的背后正是资本意识形态控制下痛苦灵魂的典型。她用现代意象之“铁”，把冰冷的大工业生产与底层的苦难联系在一起，词语组合充满着意义的张力，达到了诗歌的陌生化效果，激发接受者无限的思考。从另一面看，这首文学成就相当高的诗歌之中，由于诗人身在资本逻辑之中，她提供的只是迷茫、痛苦和批判，打工生活的单调和封闭性使她明显缺乏建构宏大叙事的资源。

　　何西来曾建议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和态度来研究打工文学[20]，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评价标准，同时也能以此来创作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效果与影响力至今不可小觑。同时仍然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建构和解读打工叙事和底层叙事的中介符码是有效的，用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来建构和阐释也同样会有不同的发现，但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西方思想的进入不过上百年。中国道家式的自在自为的生存可说是中国人最容易获得的东方式“反欲望”思维，因此我们仍然有机会用自己文化传统建构属于中国的现代叙事和诠释世界的新方式，比如道家、儒家和佛，与“细语”叙事一起，我们有可能形成一种多样化的文学语言，也有可能出现世界文学大师。其实，我们已经有成功案例——赵树理已经成功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东方化之路，莫言将之推向世界高度，如果说莫言形式上把各种传统及先锋手法综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有震撼力的叙事模式，很有后现代的解构之风，那么，莫言的小说同样可以从中国道家的无我与非我、无名与破名出发来解读：他建构出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破名”的宏大东方化叙事，既有儒家式对底层人民的悲悯，又有道家式对人类利益的超越，可算是达到了文学乌托邦之化境。打工/底层文学也需要这样中西合璧的方法和宏大的胸怀，根本点在于与资本意识形态的彻底对抗精神，回归静谧、深沉而复杂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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