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到21世纪初的世界恐慌、经济危机，直到2010年代的东日本大地震，这一过程即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日本经济，经常被称作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所谓“失去”(lost)并不是“消失了”的意思，而是含有“失败”的意思。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日本经济曾经达成了不亚于任何国家的高增长，甚至获得了“japan as number one”的美称。然而，这样的日本经济为何却遭受了“失去的20年”呢?安倍政权提出的所谓安倍经济学试图动员一切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增长政策以摆脱“失去的20年”，但是为何至今仍看不见任何出路?对这些问题，《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日本经济》(桜井書店、2009年、中国語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和《21世纪日本的经济与社会》(桜井書店、2014年)曾做出了部分探讨，而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总体上反思2016年节点上“失去的20年”问题，通过批判安倍经济学，探索摆脱“失去的20年”的道路。
１．1990年代的泡沫破裂
从1950年代后半开始到70年代初期，战后的日本经济持续了年均9%的高速增长。然而，以71-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移向浮动汇率制)和73-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为契机，日本经济一度遭受挫折，74年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0.5%，是战后首个负增长。
但是，靠着较早引入ME技术的“减量经营”与对欧美各国的大量出口，75-79年度增长率回复到4~5%，即便在7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也不过下降到2~3%的Gross Recession水平安然度过。1979年，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写下了《Japan as Number One》，在书中，他高度评价了日本的经营体制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体制。这一书名为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随后成了赞美日本经济实现了相对高于欧美各国经济增长的世界性广告语。
1985年的广场协定后，一边是飞速的日元升值，在美国的压力下将当时“史上最低”的低利率(央行再融资利率2.5%)从87年2月持续了2年3个月到89年5月，货币存量(M2+CD)从87年到90年连续4年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另一边，前川报告(86年4月)和日美结构协议(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89年7月～90年6月)宣言依靠放松管制、都市再开发和扩大公共事业以扩大内需。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开始了。泡沫化的主要契机是广场协定和前川报告代表的扩大内需政策，但试图依靠不合理的扩大内需政策解消日美经济的不均衡是巨大的错误。
远超过实际GDP增长的货币存量的上升为何没有造成通胀，仅提高了资产价格呢?恐怕原因在于日元的急速升值中，以出口产业为中心的合理化、削减成本的压力增强的同时，原油为首的进口品价格显著下降，导致商品部门几乎没有任何通胀预期。与此相对，金融自由化的制度变化过程中产生的金融创新触发了金融、房地产部门的货币增发，只要股价、地价上涨，担保增值的股票、地产的金融机关的贷款也增大，使得货币进一步增加，导致了泡沫的自我增殖。
当然，仅把游离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当作86年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不景气的特征是不正确的。因为，日元升值下，受合理化、成本削减的压力，87年以后民间设备投资连续4年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4年间，实际GDP增长率也达到了年均5.8%。然而，超级金融宽松政策下诞生的低利率也造成了膨大设备投资的扭曲。这些设备投资中的大部分不是依存于银行，而是从证券市场调来的资金;或者虽说投资的资金是留存收益(Retained Earnings)，但因为投资基准的市场利率较低，预期利润率较低，所以低生产率、高成本的项目也能得到投资。90年代后，这种无效率投资成了过剩设备继续留存，随着金融资产、房地产的跌价，它们成了90年代不景气长期化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1990年初的股市下跌、91年后的地价下跌，20世纪末的日本泡沫开始破裂了。日经平均指数由89年末的顶峰38915日元下跌了三分之二，到2000年末跌倒13385日元。全国地价调查价格(每平米)从90年的峰值约48.2万日元，下跌到2000年的约13.8万日元，不足原先的三成。据核算，90年代中，股价、地价的资本损失大约超过1000万亿日元。
在90年，实际GDP增长率尚能维持6.2%的高水准，到了91年就下降到2.3%，92-93年几乎是零增长(93年为-0.5%)。
以90-91年度的泡沫破裂为契机，日本经济从91年起，进入了所谓的90年代不景气。以资产(虚拟资本)的价格暴跌为契机，随后是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和生产萎缩(失业增加)，持有不良债权的金融机关的紧缩银根(惜借、催还)成了经济复苏的绊脚石。90年代的不景气从某些方面来看十分古典、典型。虽然宫崎义一将泡沫不断破裂的90年代不景气称作“复合不景气”(1992年)，但以金融危机(信用恐慌)为契机引发生产过剩的实体经济的危机，可以说是危机的典型模式，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环。但是，这一不景气又带有特殊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脆弱的浮动汇率制下，以金融全球化为先锋，全球化的进行建立在异常的速度下。同时，美国压力下的广场协定后，(日本)在对美金融协作的名义下持续采取超金融宽松政策，导致了泡沫的扩大。因此，泡沫破裂伴随的资本损失高达GDP规模的2倍以上。
97-98年的金融危机是90年代不景气的顶峰。95-96年度经济曾有2.7%左右的实际增长，但桥本龙太郎政权将其误认为真正的经济好转，从97年开始将消费税从3%上调到5%，上调健康保险的个人负担额，并废止了不景气下的特别减税，将9万亿日元的收入从民间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试图重建稳定的财政。然而，由于遭受97年7月开始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同年11月，随着三洋证券、山一证券的相继破产，13家大型商业银行的一角——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第二年，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权信用银行也因破产被暂时国有化。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98年日本的实际增长率为-1.5%，这是战后第三次负增长。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是，90年代初期的泡沫破裂带来的不良债权只不过被推迟了，并未得到最终处理(利润或折旧)。
为应对1997-98年的金融危机，(政府)于98年制定了金融早期健全化法和金融再生法，确立了可以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灵活投入公共资金的制度。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权信用银行的暂时国有化和2003年理想(Risona)银行的短期国有化都是该制度的功劳。另一边，在1996年11月桥本政权的日本版大爆炸宣言和98年的反垄断法修正案下，(政府)在20世纪末期开始着手大银行的合并、重组，并在2006年成立了所谓的三大银行体系。这样，日本的金融体制一度被视作世界比较安定的体系。即便05年4月日版大爆炸的一环——存款保护[1]解禁了，也没有出现实际执行的例子。08-09年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元危机时，日本也常常成为国际热钱的避险地。其根据之一就在于日银的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这些政策使数百万亿日元规模的存款者利息收入转移到了银行部门，起到了“隐性银行补助金”的作用。
1 存款保险指加盟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机关如果破产，为保护存款者，将对存款者直接支付保险金(清算方式)的制度。——译者注，摘自三菱UFJ信托银行关于存款保护的说明页(http://www.tr.mufg.jp/life/payoff.html)
2．“失去的20年”的根源
好不容易控制了金融危机，01年度受美国IT泡沫破裂影响经济收缩后，02年到07年日本经历了被称为“超过伊邪那岐(景气)2”的长期(73个月)的“没有实感的经济好转”。这6年间，年均GDP增长率不过名义1.6%，实际1.7%左右，正所谓“没有实感”，相比90年代的不景气时期毫无改观。支撑这次经济回复的是02年开始到07年为止，大约增加了1.8倍的出口和企业受益。与此相对，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不过分别增加了1.09和1.29倍。
民间消费并没有在回复期有增长，是因为工人每人每月现金收入额从02年的34.35万日元下降到了07年的33.03万日元。回复期完全失业率较低但工人平均工资减少，一部分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大量低工资工业制品的进口，这形成了国内工资的下降压力;另一部分因为IT革命带来的劳动多样化、分散化和个别化增大了非正规就业者(派遣工人、兼职等)的比例，从而弱化了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非正规就业者占就业者总数的比例在1985年还是16.4%，但到2000年已经大到26%，05年上升到32.3%，10年34.4%，15年大到37.5%。在它的背后是标榜着劳动市场自由化、灵活化的1985年《劳动者派遣法》的制定。虽然制定当初被限定在软件开发、翻译等13个业种中，但99年修正后，除制造业以外的业种原则上也自由化，04年小泉政权进一步修正，将派遣劳动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制造业和医疗、护理劳动。
1990年代以后非正规就业的急剧扩大也与资方的战略相关。在95年发表的旧日经联(后与经团联合并为日本经团联)的《新时代的日本经营》中，提出工人应被分为三组。即①签订永久就业契约(不设雇佣期间)的“长期积累能力活用型组”，②有限期雇佣且从事企划、技术开发等的“高度专门能力活用型组”，以及③在制造现场从事一般工作的“就业灵活型组”三种。①是指长期雇佣的正规就业者，②和③则是指短期雇佣的非正规就业者。
上述非正规就业者的扩大虽然在短期削减了劳动力成本，但却带有下述两个矛盾。第一，有雇佣年限的非正规就业者难以积累熟练度。雇佣时间、上班时间都不确定的非正规就业者没有掌握技能和提高熟练度的时间和机会。资方虽然提到“高度专门能力活用”，但“高度专门能力”是无法在大学或专科习得的。而长期雇佣的正规就业者却可以在OJT(在职培训)和JR(职位轮换)中积累“多方面”的“高度专门能力”。迎来人口减少期的日本经济必须提高生产力才能依靠提高品质弥补劳动力量的减少，无法积累熟练度的非正规就业者比例的扩大对日本经济而言可能是致命的。
第二，非正规就业者比例的扩大导致就业者整体收入的下降，从而带来了消费的绝对下降，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看，生产将难以扩大。据日本国税厅的《民间工资收入现状调查》，90年代以后民间工资收入者(含法人职员)的年工资收入总额的顶峰在98年的222.8375万亿日元，到2006年，这一数值下降到200.346万亿，2014年也只到203.809万亿日元。工人工资虽然是企业的成本，但同时也形成企业生产出的货物、服务的消费需要。正因为工资收入在90年代末以后处于绝对下降状态，想摆脱“失去的20年”是绝无可能的。
若要问“失去的20年”的根源是什么，答案只能是全球化带来的工资下降压力和IT革命带来的工运的弱化，资本家利用它们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灵活化，在短期内急剧扩大非正规就业者的比例，压缩了工人工资总额。
3．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
02年-07年的“毫无实感的经济回复”碰上了以次级房贷关联证券的破产和雷曼倒闭潮为契机的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别说“摆脱失去的20年”了，日本经济创下战后最大的实际增长率跌落，陷入了更深的泥潭。
对08年经济危机的性质，日本内有过争论。一种见解(井村喜代子等)认为它并非经济周期的一环，即危机(crisis)，而是金融破产也多少波及到了实体经济的金融危机。另一种见解(川上忠雄等人)认为它是无法恢复原状的灾难(catastrophe)式经济变动。我认为08年的经济危机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期最初的、真正的世界经济危机，它具有下述历史特殊性。
第一，对日美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前的景气期内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活动很弱，与此相对，金融部门提供的丰富的货币供给刺激了信用提供活动，即所谓的“经济的金融化”。
第二，全球资本主义化推进的信息通信技术(ICT)革命带来了劳动力的多样化、分散化和个别化，非正规就业者的比例增大，工人运动弱化，就业者的人均所得没有增加。
第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新型各国(金砖五国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资本，以低工资等动力和资源为武器增大出口，实现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它们的成长力在08年经济危机中，扮演了缓和世界经济收缩的角色。
08年的经济危机正是勃发、展开于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中。随后，靠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大规模金融机关救济政策和扩大财政支出政策，仅就实体经济而言，09年中危机基本告一段落。从08和09年主要国家的实际GDP增长率来看，美国为0.4%和-3.5%，日本(财政年度)为-3.7%和-2.1%，欧元圈为0.5%和-4.3%，英国为0.5%和-4.4%，中国为9.6%和8.7%，2010年全部转为正增长。
但是，虽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09年中途已经筑底，但从10年开始，经济却并没有开始恢复，只是靠财政支出的扩大和中央银行的金融宽松政策支撑，些许从底部爬上了一点而已。从经济周期论来考虑，09年中期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状况属于萧条(depression)的局面。
如上述08、09年增长率数据所见，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中，日本2年合计-5.8%，是实体经济收缩率最大的国家。与美国和欧洲、英国相比，受次贷关联证券和雷曼倒闭潮影响的程度较少的日本，为什么反而实体经济下滑得最厉害?
其原因应该从08年经济危机前“相对景气”的特殊特点中寻找。08年经济危机前，美国处于次贷导致的住宅泡沫中。欧洲则处于欧元泡沫以及由此带来的住宅、不动产泡沫。与此相对，如前所述，02-07年日本曾有过超出1966-70年的“伊邪那岐景气”[2]的史上最长的“毫无实感的经济回复”。虽说冠以“史上最长”之名，但同期年平均名义增长率也不过1.6%，而且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出口，国内需求几乎没有增长。在工人的工资总额减少下，国内消费需求不会增加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在美国的住宅泡沫、欧洲的欧元泡沫下，它们从中国和日本大量进口。日本扩大了对中国·亚洲的生产资料、半成品出口，和对美国的机动车、电机等高附加值制品的出口。当时已被称作“世界工厂”的中国在向美欧日出口低附加值制品的全球循环中，03年小泉政权下的日本通过大规模买入美元干预日元贬值，利用外汇市场搭上美欧泡沫的便车，显著地扩大了出口量。
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名义出口额：名义GDP)传统只有10%左右，与通常超过30%的韩国、中国、印度相比要低得多。然而，在“毫无实感的景气回复”的末期，06年上升到了14.8%。可以说这是美欧的泡沫直接或经由中国·亚洲间接吸收的日本制品，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日本国内的消费不足、投资不足导致的储蓄过剩已经无法仅靠财政部门吸收，只能转向出口了。
虽然从02年到07年，日本的名义GDP增加了13.1万亿日元，但同期出口增加了31.8万亿日元。这意味着即便出口增加1万亿日元，GDP也仅增加了4120亿日元，所谓的出口乘数效应已经完全丧失。此外，虽然同期日本的出口增加了26.2%，但同期世界GDP之增加了25.6%，日本的出口增速对世界GDP增速的弹性为1.023，这意味着该时期日本出口增速的扩大速度与新兴国家并驾齐驱。显然，日本成了以美欧泡沫为基础的生产过剩、贸易过剩的重要一端。
在这一背景下，08年的危机爆发了。由于大量持有次贷相关证券的主要是美欧的金融机关，直到08年夏为止，日本政策当局一直在隔岸观火。然而，在雷曼倒闭潮后，国际银行间市场几乎处于冻结状态，日本的出口、工矿业生产和GDP急剧下降，股价也暴跌。与此联动，日元对美元和欧元急速升值。07年7月尚且徘徊在1美元对120日元的外汇市场到08年3月已经变为95日元，雷曼倒闭潮后进一步变为80日元左右。日元升值对以汽车、电机、机械为中心的出口产业产生了深刻打击，为勉强靠出口支撑起来的“毫无实感的景气回复”划上了句号。08和09年度，日本经济的下滑幅度超过了欧美。
2 伊邪那岐景气，指1965-1970年(昭和40-45年)长达57个月的高度经济增长时代。伊邪那岐为日本《古事记》中出现的天神，为天照大神的父神。——译者注
4．东日本大灾害
从01年4月到06年9月执政的小泉内阁是日本战后政治史第三长的长期政权，但是后任的第一次安倍内阁、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各政权都是只持续了1年的短期政权。09年8月的大选中，民主党提出“重要的是人不是混凝土”(比起公共事业更重视社会保障)的公约，获得压倒性胜利，与社会民主党和国民新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于09年9月建立以民主党为中心的鸠山由纪夫政权。这是自1994年的羽田政权以来，15年首次出现的非自民党政权。
鸠山政权一边主张冲绳普天间基地“最差也要搬迁到(冲绳)县外”、废除美方的年度改革要求书等，纠正一贯的亲美崇美政策;另一边组织了提倡“新公共(事业)”的圆桌会议，制作了“新公共”宣言。但是，受其“反美”倾向和自己的政治资金问题影响，10年6月鸠山被迫辞职，向菅直人移交政权。
先不说民主党中心的正确的经济政策是否有效，2010年日本经济达成了名义1.2%、实际3.3%的GDP增长，3年来首次实现正增长。尽管欧洲的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的财政、金融危机表面化，美国持续高失业，但靠着向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出口商品和输出资本，日本开始摸索复苏的道路。2010年的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较09年有所改善。
正在日本经济逐渐从08年的经济危机中走出，开始缓慢回复的微妙时期，2011年3月11日，以东北地区太平洋海域的巨大海底地震(里氏9级)为起点的东日本大灾害袭来了(通常被称作大地震，本文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事故一起合称“大灾害”)。这一地震被称为1100年前的贞观地震(869年)以来最严重的地震不仅使东日本太平洋侧遭到了震级6~7的冲击，而且还带来了波高10米以上、逆流距离30公里的连环海啸，导致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冷却电源损坏，引发了堆芯熔化(melt down)和氢气爆炸等严重事故(事故等级为最高级7)此次东日本大灾害造成的损伤包括死者15852人、失踪者3268人、128753栋建筑物完全损坏、245384栋建筑物损坏过半、避难者343000人、直接经济损失(不包含核电站关联受害)16.9万亿日元(据日本学术会议报告书，2012年4月)。
虽然大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除核电站关联影响)16.9万亿日元不过是GDP的3.6%，但是，东北地区广泛分布的汽车、电子、电机关联的供给链断裂导致日本，甚至美国、中国、亚洲等地的制造业收缩，核电站事故后的一段时间的计划停电也导致了日本生产规模的缩小。LNG等核电替代燃料进口的增加和制造业收缩带来的工业品出口减少导致了日本此后的贸易赤字。
然而，外汇市场在大灾害后，日元一转开始升值，11年3月14日创下1美元对76.25日元的新高。这是由于投机者认为，为支付保险金，日本的保险公司需要将在海外保有的资产兑换为日元。但是，日本的出口企业除了面临部品不足、电力不足等供给面的困难，还不得不面对日元升值这一贩卖面的新困难。同时，中国、韩国、台湾、印度等新兴国家和地域除了扩大本国市场外，也趁机占据了更大的欧美市场份额。
虽然对日本来说，东日本大灾害是罕见的悲剧，但如果损害仅停留在地震和海啸面上，在08年危机后的不景气=需求不足的经济下，20万亿日元规模的灾后复兴需求甚至有可能成为支撑GDP增长的因素。虽然只不过是把破坏了的东西重新建起来，并没有增加人们的财产福利，但在GDP流量的面上，灾后复兴需求有提高增长率的作用。
然而，11年的增长率与前一年比不过名义-2%，实际0%，矿工业生产率下降1%，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为什么灾后复兴需求反而给11年日本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呢?
首先，如前所述，分布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出口产业的供给链崩溃，因部品不足，工业品生产面临困难。这警示我们，工业品的供给链虽然依据最优区位生产的原理分散在国内、全球各地，有助于削减成本、分散风险，但是哪怕只要有一个地方的生产停止了，整个生产体系都将无法正常运转。
第二，虽然制定了10年间财政支出23万亿日元作为东日本大灾害复兴对策费，其中12.5万亿日元靠复兴债，10.5万亿日元靠复兴特别征税的预算，但资金的调度方法却成了问题。复兴债带有建设国债的特点，但普通建设国债的偿还期为60年，而东日本大灾害复兴债的偿还期却只有10年或15年，给财政造成了紧缩压力。另外，复兴特别征税采取从13年开始，连续25年将个人所得税上调2.1%的方式，但对法人税不过是冻结原计划从13年度开始的减税3年，而且最终年度连冻结也解除，实施了减税。这导致了税制的显著不对称。这次特别征税与14年度开始的消费税增税共同导致了消费需求的低迷。
第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事故的调查和污染处理没有进展，对核能应在日本的能源政策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国民尚未达成一致。虽然民主党中心政权提出要在将来去核电化，但第二次安倍政权却将核电当作基底负荷电源之一。但是，仅仅过去30年间，就有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三次堆芯熔化严重事故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核电不管是因为人为失误还是自然灾害，一定会引发事故。不管因何种原因导致的事故都可以自动纠正、维持安全的核电技术尚不成熟。而且，核电的致命缺陷还包括不存在处理用完的核燃料的有效方法。如果把事故时的处理费用和用完的核燃料的处理费用算入核电电力成本中，恐怕将会成为一个天文数字。因此经历了广岛·长崎、比基尼岛环礁3和福岛的日本应尽快形成去核电化的国民合意，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虽然当前原油价格的低水准不利于风力、太阳能、潮汐能、地热和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但如果在国民间形成了去核电化的认识，就一定可以创造出吸引投资和就业的技术创新吧。
5．安倍经济学的破产
08年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虽然脱离了危机的谷底，但受欧元危机和资源价格下跌的影响，即便是靠着金融、财政政策勉强阻止了不景气的进一步恶化，终于摆脱了零利率政策的美国，其实体经济的活力仍然十分脆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虽然靠着08-09年以公共事业为中心的扩大内需政策维持了10%的增长，但随后就直面欧元危机带来的出口放缓和国内金融泡沫破裂，开始由出口主导型经济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结构转型，但至今尚未抵达稳定增长路线。应该说，现代经济仍未摆脱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
第二次安倍自民党-公明党联合政权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将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根源视作物价和实体经济同时收缩的通缩，试图以超级宽松的金融政策为突破口，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摆脱通缩。15年9月，在通过新安保法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安倍首相表示安倍经济学进入了第二阶段，将实现名义GDP600万亿日元、“编织梦想支援育儿”、“1亿总活跃”社会称作新三支箭。不过，新三支箭是重叠在旧三支箭上的。
众所周知，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政策工具)中，第一支箭是被称为“异次元”的超宽松金融政策。安倍政权于2013年3月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银行总裁，后者迅速在4月的金融政策决定会议中，以多数表决发布《有关导入“量化、质化金融宽松”》的会议纪要。经14年10月日银会议的追加、补充，16年1月在同一会议上导入了负利率政策。
这一超宽松金融政策包含以下具体内容。①通过购买长期国债，以每年80万亿日元的速度扩大基础货币。同时，将买入国债的平均到期时间(距离到期偿还剩余的时间)确定为国债发行余额的平均时间，即7年。②基于资产价格的溢价观点(允许金融资产可以有更高风险的观点)，以每年约3万亿日元的速度持续买入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并以每年900亿日元的速度持续购买J-REIT(日本房地产上市投资信托)。③对金融机关存放在日银的部分活期存款征收0.1%的利息，以扩大金融机关的对外放贷。
现在，这第一支箭已经加入了超过量化宽松(QE)领域的负利率操作，成了危机经济活动根基的东西。对金融机关而言，它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将货币分配到最合适的部门。但在负利率的世界，金融机关的审查能力会劣化，货币分配导致泡沫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本来，将通缩一概视作货币现象，试图通过日银购买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从而提高物价，这货币数量论的谬误，早就被现实所证伪。13年度以后，虽然基础货币以每年40%的速度增加，但货币存量不过增加了2~3%左右，除去消费税增税的影响，消费者物价几乎没有上升。原本应该是物价水平靠生产力、成本等供给条件和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条件共同决定，将物价乘以实际GDP得到名义GDP，由此决定流通中必要的货币量(货币存量.货币的流通速度)。虽然大部分货币存量是银行放贷时创造出的存款，但银行必须将一定比例的存款(最高1.3%)以活期存款的方式存入日银。实体经济活跃的时候，银行的放贷和存款同时增加，日银的活期存款也必然增加，但日银可以靠从银行那里买回国债的形式将活期存款返还到银行，以促进实体经济的活跃和物价上涨。13年就任日银副总裁的一人曾公开表示，2年内如果目标物价上升率没有达到年均2%就将辞职，看样子现在他不得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了。
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是“机动的财政政策”。第二次安倍政权在13年度预算中，一边基于国土强韧基本法的设想大幅增加公共事业费用支出，另一边减少国家、地方的公务员，削
减了公务员工资支出1.7万亿日元。此外，尽可能压缩社会保障费用的自然上涨，强行修正(削减、缩小)生活保护的保护基准。
安倍经济学的所谓“机动的财政政策”一边增加公共事业费用扩大财政赤字，指出为填补赤字，消费税增税是必要的;另一边以公务员工资和社会保障费为人质，主张为保障公务员工资和社会保障费的自然增加需要上调消费税。它们都是为了实施14年4月的第一次消费税上调(从5%到8%)。安倍经济学的第二支箭和消费税上调路线最开始就是一体的。
第一次消费税上调前的13年度，出现了“赶在增税前消费”的需求，名义GDP增长1.7%，实际GDP增长了2%。然而，增税后的14、15年，以个人消费为中心的实际经济陷入了悲惨的境地。14年GDP增长率为名义1.5%，实际-0.9%，15年为名义2.2%，实际0.8%。矿工业生产指数(2010年为100)14年为98.4,15年继续下降到97.4。2人以上家庭的消费支出增幅14年为-5.1%，15年为-1.2%。零售业零售额增幅14年为-1.2%，15年为0.8%。消费者物价指数(除生鲜类)14年为2.8%，15年为0%。
安倍政权被第一次消费税上调带来的超预期副作用震惊了，使出了2014年12月解散众议院，以大选决定是否将第二次消费税上调的时期从当初的15年10月延迟到17年4月的奇招。这一奇招被认为是以延迟增税和安倍经济学为幌子，背后是为了确保能够修改宪法9条的必要多数席位。15年国会的最大焦点正是是否承认新安保法，该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在世界各地与美军一起协同作战。
聚成第一次消费税上调带来的财政收入14年为5万亿日元，15年为8万亿日元。安倍政权虽然简称这部分税收是为了补充社会保障费用并支援育儿费用，但钱上又不写名字，一部分收入被用作16年国防费的增额和法人税减税的解释恐怕也说得通。一直以来，国家、地方的法人实效税率为32.11%，但在安倍首相的强烈要求下，16年下调到29.97%。可以说，一边对大众课征消费税，另一边又为大企业减税，这正反映了安倍经济学的本质。安倍首相在16年6月1日的记者发布会上以世界经济的危机为借口，宣布将第二次消费税上调的实施时期进一步推迟到19年10月，正是自己宣布自己的安倍经济学破产。
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即13年版的“增长战略”和14年版的“日本复兴战略”中提示的，对日本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方向的结构改革。
例如，在“夺回日本的‘顶梁柱’”项目中，包含了将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强化为股东主权，增加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资金运用中的股份部分等。关于公司究竟是谁的，有许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安倍经济学得出的却是“公司是股东的”这样单纯的结论。而众多日本人认为，所谓公司，是股东、经营者、员工、债权人、地域居民等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互相协议、工作的地方。过去日本式经营成功之处之一正在于一部分管理层人员是从现场选拔的。而且，从近年来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CSR)的潮流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股东主权论也不恰当。可以说，GPIF的说明书里有关增大股份份额的部分是露骨的抬高股价的策略。
此外，关于“创造中坚力量——促进女性的活跃和改革工作方式”，即解决所谓的留守儿童问题，扩充“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从而创造有利于女性工作的环境可谓理所当然。但是，
以“改良对女性上班族中立的税制、社保制度”为名，废除配偶者支援金和(个税的)配偶者扣除等，实际上减少了工人家庭收入或增加其税收的政策，必须要谨慎讨论。应当考虑在社会就业的工人和家庭内劳动的家务工作者之间新的平衡关系。
与“工作方式”相关的最重要的项目是“实现柔软、多样的工作方式”。首先，“强化防止过度劳动的机制”这一理所当然的内容是值得评价的，但是，若不大幅增加劳动基准监督署的数量和员工，这句话就是纸上谈兵。接着，在“建立不以时间而以成果评价的工作方式的改革”中，有如下记述：以满足一定年收入条件(例如年收入至少1000万日元)、有明确的职务范围和高度的职业技能的工人为对象，为确保健康、调和工作与生活，创设分离劳动时间长度和工资关系的“新的劳动时间制度”。这也不过是2006-07年第一次安倍政权提出的“劳动大爆炸(BigBang)”的一环——“白领豁免”的再现罢了。虽说要想不支付白领的加班费需要满足一定条件，但该条件可以无限制缓和，结果多数工人多可能拿不到加班费。上一次因为工人的广泛反对，该法案没有成立，但安倍经济学对白领豁免抱有深深的执念，至今还打着同样的算盘。
在“培育新的增长引擎和支撑地方经济的产业”中包括了农业改革和医疗改革。农业改革的要点是靠农地中间管理机构推进农地积累和农业经营的法人化(股份公司化)，以创设竞争力强的大规模农业。这将导致大量的小规模农家被淘汰和农地荒芜。不仅如此，改革还肢解了在战后日本农业的保护耕地(保护环境)和增大共同收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农业委员会和农业协作工会。废除农业委员的选举制度，改为市町村长的任命制。农协虽然在5年内的改革集中推进期间内可以进行“自我改革”，但根据安倍政权的“提示”，即中央组织移向其它组织、全国组织的股份公司化、单位协同工会的金融事业转交一般金融机关接管等，这些的全部实现事实上就意味着农协的解体。
医疗改革包括○1创立提供医疗、护理一体服务的非盈利控股公司型法人制度;○2公共保险外的服务业活性化;○3大幅扩大保险外并用疗养费制度(即大幅扩大所谓的混合医疗)三点。尤其是，一旦导入混合医疗，不适用于公共保险的自由诊疗比例必然增加，患者就不得不为了应对自由诊疗签订新的私人保单。这正是美国的保险业和医疗、医药产业通过TPP盯上的目标。导入扩大自由诊疗的混合医疗，或多或少将导致对健康问题抱有不安的高龄者将自己的金融资产让渡给保险业和医疗、医药产业，而这些产业多数是美国系公司掌握着霸权，它恐怕将破坏日本的全民保险制度。
显然，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不仅偏离了目标，还会带来副作用，经实证检验，第二支箭反而伤及了本国国民，还没有放出的第三支箭则是致命的毒箭。
6．摆脱“失去的20年”
在前一小节，我们详细地看到了安倍经济学如何试图克服1990年代的泡沫破裂、2000年代初期的“毫无实感的景气回复”、08年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2011年东日本大灾害和长期通缩，以及它是如何失败的。最后，我将回到最初的话题，让我们探讨如何摆脱“失去的20年”，构建可持续的日本经济吧。
首先，让我们运用反向思维，看看“失去的20年”中“新得到的东西”。日本在“失去的
20年”里失去了众多东西，但并不是丧失了一切，“新得到的东西”也并不少，它们将成为日本今后发展的基础。
第一，作为ICT革命的一环，90年代后期互联网革命开始，进入21世纪，多功能移动终端(智能手机等)的普及带来叠加效果，到2013年，日本的互联网利用者已经达到人口的8成以上(总务省通信动向调查)。互联网社会虽然也带来了数码隔阂与信息犯罪等弊病，但也使大众可以不依靠政府公布或传媒大亨就可以水平地、相互地交换信息。事实上，互联网在伊拉克反战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事故相关的反核电运动、新安保法反对运动等当中发挥很大威力，比起企业为首的组织性的意思决定，它带有更明显的水平特征。
第二，1992年，“环境与发展的联合国会议”(里约峰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峰会提出了《气候变动框架协定》。随后，1997年“第三届气候变动框架协定缔约国会议”(COP3)于京都召开，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承诺在2008-12年完成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的义务。日本承诺的目标数额是以1990年为基准，将温室气体排放削减6%。虽然因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和08年危机对策的优先性，该目标没有达成，但在达成“保护地球环境需要限制经济活动”的国际共识上，它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后，在2015年11月的COP21(巴黎)上，不仅(发达国家)设置了新的数值目标，新兴国家也同意尽量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虽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的福岛核电站严重事故是一起不幸的事故，但是它也打破了传说中的核电安全神话，使“核电是不可控制的能源变换装置”的信息向世界扩散。福岛核电事故后，德国、瑞典、意大利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停用核电，2012年，日本暂停了全部核电。然而，作为核电事故当事国的日本的首相却在13年9月的IOC总会(里约热内卢)发表“福岛核电站已经得到控制(undercontrol)”的空虚辩解，为出口核电技术奔走于土耳其和阿联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判断。
第三，参照90年代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机的经验，如前所述，90年代末已经完善了以存款保险机构为中心的危机管理体制，将金融厅从财务省独立出来，强化了对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同时，在1997年的日本银行法修正案也保障了日本银行对政府的独立性和政策决定的透明性，提高了日本中央银行的国际信用度。但是，在实际运营中采取负利率政策、靠扩大购买国债大量保有货币、停止有关发行日银券的日银规则等，不得不让外界怀疑日本银行能否履行维持信用秩序的义务。
当我们回到“失去的20年”，确认这20年间我们“新得到的东西”，在此之上寻求摆脱“失去的20年”的道路时，能够导引我们的关键词是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公正(fairness)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
可持续性包含保护地球环境和维持人类社会存续两方面含义。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已不消多说。虽说最近已经很少提到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动，但地面残留的氟利昂气体排放还在破坏保护地球免受宇宙射线侵害的臭氧层。近年来美国为首的各国加快了页岩油、页岩气的开发，但这对防止全球变暖决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必须要寻找可再生能源和原料。
如果继续采用短视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视角，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将会受到威胁。如前所述，现代日本有三分之一的劳动者时非正规劳动者，其中半数以上(1000万人以上)是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所谓“穷忙族”。200万日元以下的年收入恐怕难以维持正常形式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劳动力的再生产是与资源的适当分配、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成为一切社会共通的经济原则之一，这一经济原则如果不能很好满足，将会危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
公正是包含自由、平等、人权保障，能够得到人类同感(sympathy)的状况。1970年代为止的日本社会，不太准确地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社会”，反映了那时还相对平等。但随着80年代开始出现的收入基尼系数的上升，现在虽不及美国，但已经成了和英国、意大利一样的贫富分化社会，在平等的维度上，不用说同北欧国家，就连同德国、法国比也落后不少。尤其是公共教育支出上，日本是OECD30个国家中最低的，教育机会均等这一平等社会最重要的条件名存实亡。
基于ICT革命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还将持续到21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虽然有向美国一极集中的特征，但随着08年经济危机为契机，开始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本来，全球化就是互相认可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国际交流，成为国际和平的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曾经证明，相互多样性将产生比较优势，从而带来国际分工的利益。把大国的规则当作国际准则、强求制度的一体化的做法并不是全球化，而是霸权主义。
在可持续、公正和全球化的三个关键词下，摆脱“失去的20年”的道路可能是下述的模样：
第一，强化90年代末形成的金融危机管理体制和金融业监管体制，决不允许泡沫再现。泡沫一经出现必定会破裂，泡沫破裂将带来长期的恶性循环。90年代以正规就业为长期雇佣习惯的原则崩溃，从而导致不公正的贫富差距社会的背后原因，正是泡沫破裂后企业损人利己的应对结果。金融机关不仅供给货币，而且是证券(易兑换为货币)流通的中介机关，比一般的事业单位具有更强的公共特性。因此，对金融业施加更强的公共规制是理所应当的。放宽对金融业的监管，从世界各地吸引热钱、采取金融立国的路线，可谓是愚蠢之极的判断。
第二，应吸取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事故的悲惨教训，关停现存的所有核电站，同时在全国各地创设风力、太阳能、地热、潮汐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另一边，为削减二氧化碳排除，应降低对火力发电的依存度，必须向节能型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转变。产业政策上，应把重点放在知识集约的磨合型产业和对人服务业上，尽可能用完耐久消费品和OA机器的使用年限。若出现故障，应建立修理后再利用的习惯，这样还可以创造修理业的新增就业。
第三，转换过去小泉政权推进的“从官到民”的路线，推进“从民到公”的路线，扩大经济社会中“公”的领域，同时将企业、尤其是大型股份公司变为社会的公物。2005年制定、06年起开始施行的公司法中虽然规定了股东主权制，但现实中，股份公司绝不仅仅是股东的私有物。股东以其所有的股份为限，可以参与利润分配、参加股东大会表决，但这不意味着他拥有这家公司。更合理的做法是，除股东以外，使经营者、从业员、债权人、交易对象和地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公司方针决定。
过去日本式经营的全盛期时，靠互相持有股份，股东权相互抵消，因此对被公司长期雇佣的雇员来说，公司就是“城池”。雇员共同体式的公司拥有对公司忠诚度很高、易积累较高熟练度的员工，但另一方面却十分闭塞，有将不公正和失败隐蔽在公司内部的短处。21世纪的日本式经营应该强化公司的公物性，有必要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和一般社会人也能参加公司的决定，也就是建立社会型公司。
如果真正建成了满足上述条件的日本经济体制的话，或许就能走出“失去的20年”了吧。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