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71年巴黎公社成员夺取了他们的城市之后，大量的有目的的社群与公社试验计划在全球涌现：从托尔斯泰式的生活与劳动公社到法国北部的另类发展自治区(la ZAD);从1919年的巴伐利亚共和国到1950年代乌拉圭的南方公社(Comunidad del Sur);从17世纪的海盗到20世纪的农民。在旧世界的壳内孵化出一个新世界的想法是这些运动的共通点。
这些公社试验的出发点并不是要自我隔离于社会,而是要将自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建立共通的生活。横跨时间和空间维度，数不清的公社运动证明了公社形式并不是边缘化的反文化创造。相反，公社这种驱使人们走到巴黎，巴塞罗那和库尔德街头路障边的革命性理念在埃及解放广场，土耳其塔克西姆广场和纽约祖科蒂公园里的示威者那里找到了响应。
历史上每一个公社都面临过国家的反动力量, 只是其中有一些公社在保卫自身方面做得比其他的案例更成功。未来的挑战在这里体现在如何将之前的分散的能量，希望和力量集合起来然后创造一个公社之间的同盟网络。这种国际同盟不仅将使得它能够站立于敌人的摧毁性力量面前;国际同盟同时也是公社自身长期发展和生存的保证。
地方本土公社
1.俄罗斯农民公社
马克思在他晚年时将他的部分研究放在俄罗斯农民公社上。在农民村社土地所有权共有的实践中，马克思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发展的开端”。在俄国农村，公共土地在不同的家户中进行分配。这种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在1930年代斯大林时期国家主导的集体化中结束。
对于像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来说，Obshchina是一个重要的启发来源。在《互助》一书中，以反对中央集权国家权威，克鲁泡特金对地方层面上社区组织的好处进行了积极的评价反思。
在古代当一个国王派遣他的官吏到一个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一手拿着鲜花一手拿着武器接待官吏，他们会问官吏他准备实施什么法律：是他在村子里面看到的法律还是官吏自己带来的那一套法律?
— 彼得. 克鲁泡特金
2.易洛魁联盟
在12世纪中期，许多美洲西北的原住民共同组成一个之后被熟知的易洛魁联盟。这种“长屋居住者”社会以联盟式的社会结构著称。议事会在长屋，村落，部族和联盟层面上扮演着关键决策器官。十七世纪法国耶稣会教士Francois le Mercier描绘了每个部族的议事人如何每年举行一次总会议以“发出抱怨以及在礼物互换中收到满意的结果”。
共有制的经济生活在五个部族能够和平共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有人在同一个长屋下生活吃大锅饭是联盟中最常用的一个政治隐喻。
— Peter Gelderloos
男人和女人被视为是平等的，在联盟中有一个清晰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允许人们依据当下正在进行的事务灵活调整权力的平衡。在社会中的每一层级上男性和女性都拥有议事会，尽管男性在部族层面上对关于战争和平事务拥有决定权，妇女依然拥有重要的权力。联盟制度保证了不同的美洲原住民部族之间多个世纪的和平。
传统非洲社会
许多传统非洲社会都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形式之上。非洲公有制最重要的几点特征体现在不存在阶级和剥削关系;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层面上的平等;以及强烈的家庭和亲属关系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
根据Sam Mbah与I.E. Igariwey的说法：“在公有制之中，每个非洲人都能凭借共同体或者家庭成员的身份被保证拥有能够充分自足的土地。”纠纷往往通过调解仲裁和相互妥协的方式得到解决，正如在传统社会中很多决定是通过共识的方式来达成的。
传统社会中的许多政治组织在本质上是扁平，然后以与共同体共同劳作分享的长者为中心。领导权很少被强加，把持和集权化，而是总是通过在服务回应共同体的实际需求中产生，并总是将群体利益的总体性作为核心。
1.Zomia 高地
遍布从越南到印度的一系列相连的山区高地Zomia高地，被一些人视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无国家的空间”。美国人类学家与政治科学学者J.Scott对山地居民公社式的社会组织进行过著名的研究。
在他的论断中，山地居民的共同体并不是对应谷地“文明开化”的共同体的以原始“祖先为纽带”的共同体，而是逃离的，法外共同体，并且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以这种方式游离于来自于谷地国家政权的规划之外。
2.逃亡奴隶社区
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将奴隶制度带到西半球之后，一种新的现象随之而生：逃亡奴隶社区。许多曾经在种植园中工作的非洲奴隶在逃离种植园后在加勒比海岛屿和海岸殖民地的常人难以到达的内陆地区开始组织一些自治社区。
她们的政治组织往往以非洲传统社会为蓝本，在社区中亲属群体共同拥有共有土地并且以公社会议承担起组织议事的功能。在一种以折衷平衡的不同个人的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的混合体中，一种全新的抵抗文化得以产生并被发展成为为自由而进行的集体抗争的一部分。
直到今日，许多逃亡奴隶社区——像牙买加和苏里南的逃亡奴隶社区——依旧同当代国家的中央政府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自治，虽然她们从一开始就是这些国家的一部分，这些自治社区依然继承了他们的上一辈几百年来通过斗争而获得的自我管理的传统。
历史上欧洲自治主义者的造反
1.1378年弗洛伦萨琼皮暴动
“脱掉我们的衣服，你会看见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穿上他们的衣服，然后让他们穿上我们的衣服，我们将立马变的高贵起来，而他们将变得不再高贵，这正是因为贫穷和富裕使我们变得不平等的原因。”
在马基雅维利对14世纪末的琼皮暴动的反思中，马基雅维利为一个起义领袖写下了以上文字。马基雅维利将这次暴动视为一次典型的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中的一方是为自由而斗争的纺织工“琼皮”，而另外一方是坚决反对纺织工的自由的贵族寡头。
在对他们的统治者，独立的弗洛伦萨纺织工人组织建立了一个从7月到8月短暂治理城市的革命公社，这个公社的建立被历史学家视为是欧洲最早的工人起义之一。
2.1520-1921 Comuneros (社区人) 起义
1520年2月，不得民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国王查理五世离开西班牙前往德国，将西班牙的管理权托付给一名荷兰大主教。在托雷多地区反对政府的起义很快爆发;地方上的公社人将市长赶走并宣称托雷多的城市独立。很快像瓦拉多利德和托尔德希拉这样的城市也紧随其后，这些地方的被称为“社区人”的地方议会很快将地方统治者赶走并以相似的方式将地方权力掌握在手中。
一年以后，造反向各处扩展开来。运动的反封建特征以及对民主自由理念的推行不仅吸引了城市人口的加入，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农民与公社人结盟以试图瓦解农村地区的贵族势力。对于农村人口的接纳使得造反变成了群众 (大众)起义，这也使得这次造反被视作最早的现代革命之一。
明斯特1534年重浸派公社、作为新教改革中比较激进的一派，再洗礼派(重浸派)在受压迫的农民和城市穷人中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而激进的重浸派于1534年占领了明斯特城。虽然明斯特城遭受大主教的部队的围城，城中的人还是废除了私有财产并取消了一切债务。
3.挖掘者, 1649-1952
一批新教徒于1649年4月在伦敦南部的萨里的圣乔治山上的共有土地上定居下来。他们称自己为“挖掘者”或“真公平者”。驱使他们的是对创立一个平均主义的无阶级社会的信念。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杰拉德文斯坦利把一群平民和士兵聚集在一起。这个团体集体决定占领公有土地以避免饥荒和推广他们的革命政治构想。在挖掘者们看来，构建一个新社会是不应该有妥协的：人们要么完全自由地生活，要么生活在暴政之下。
“直到无地的穷人能够拥有自由的配给并在公有的土地上劳作和挖掘之前，英格兰都不属于自由人。 ”
— 杰拉德文斯坦利，1649
尽管遭受地方上地主和牧师发动的无尽的围剿，挖掘者的农村公社一直持续成长并成功地抵挡军队的驱赶一年以上。挖掘者持有的政治自由是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的观点与两百年后的法国公社拥护者的诉求遥相呼应。
海盗公社
17与18世纪，从加勒比海到东非存在着一些完全置身于上流社会之外的群体。早在法国大革命及其关于自由平等下的手足情谊的价值观在欧洲被接受以前，许多在海岸上和船上的的海盗社区已经依照深度民主的路线组织了起来。
“在18世纪早期的海盗船上的组织模式，完全不同于当时传统的船只上的维权组织模式，是一次激进无权威和民主的实验。”
——Chris Land
海盗船曾被称为“流动的民主”并且以其高度平等的政治组织形式而著称。由海岸兄弟会—— 一个坐落在海地离岸的海盗的集体——通过集体共同协商建立和达成的海盗法则强调了所有签订者的平等性。
1.马达加斯加自由海盗
自由海盗(莱柏塔利亚海盗)或许是最著名的一个海盗定居地，据称莱柏塔利亚建立于17世纪的马达加斯加北岸。它的开端始于米森船长和他的法国战舰上的船员被一名多米尼加叛教的传教士卡拉西欧尼说服接受一种无神论共产主义思想。
在船上财富集体所有制建立之后，船员们着手于他们的海盗事业。奴隶在他们所在的奴隶船被海盗打败以后将得到释放并被欢迎加入海盗的集体。在Antogil湾附近，拜肥沃的土壤所赐,海盗建立了他们的独立定居点，放弃了他们原先的国籍并称自己为“自由人”。据称，莱柏塔利亚存在了大约25年，在此期间持续不断的接纳了很多被解放的奴隶和海盗。
“人和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有的人吃珍肴而有的人揭不开锅，这一方面是因为运气与野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对他人怯懦的臣服。”
——卡拉西欧尼
虽然莱伯塔尼亚是否仅仅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杜撰还有待讨论，因为现存的唯一的对于莱伯塔尼亚的书面记载见于Charles Johnson 于1728年成书的海盗通史。尽管莱伯塔尼亚的存在没有被证明，但是这个故事的某些具体方面是可以被证明的。依历史学家 Marcus Rediker之言：
“从一个更深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上来说米森船长和莱伯塔尼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虚构的故事…莱伯塔尼亚是关于现实中的大西洋工人阶级的传统、实践以及梦的虚构表达，而它只是被Johnson观察到并整理转译为他自己的话语。”
地方主义者定居点
1.西西利亚定居点， 1890 －1995
1890年3月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Giovanni Rossi来到巴西帕拉纳的帕尔梅拉并在那里建立了西西利亚定居地。Rossi在年轻的时候着迷于空想社会主义和社群主义思想。他在他22岁出版的小说《一个社会主义公社》中阐述了他关于无政府主义社群组织的理论。
在1887年的时候，Rossi受左倾的地方土地拥有者所邀去米兰和博洛尼亚之间的地方建立农村合作社Cittadella。尽管合作社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组建合作社的农民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并不是很感兴趣，这使得Rossi在1889年放弃了工作。
西西利亚定居地一开始仅仅由六个人创立，但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人口增长到了大约250人。彼时的定居地内人们集体耕作了大约80英亩的土地并建立了一些作坊。当时的计划还包括建立以解放教育学为指导的学校，但是实际中这个学校的运作并不稳定。
Rossi希望创建一个不存在阶层组织，官僚体系和强制规则的社区。但是在五年之后，公社在与邻近的社区和地方官僚的冲突中失败。
2.美国与英国的社会主义定居地
大约在19世纪即将翻篇的时候，一些所谓的“定居地”在美国和英国建立了起来。其中一些定居地只存在了几年的时间，而另外的一些则比较成功。
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在英国建立了第一个纯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区：克劳德森山自由共产主义者合作定居地。在七年的时间里，这个小合作社在土地上不停耕作，旨在将个体发展，互助和工业-密集性农业结合的理念付诸实践。
克劳德森山自由共产主义者合作定居地
家园定居地于1896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建立了起来。在这个以实践无政府主义哲学为初衷的社区存在的23年里，数以百计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找到了一个家园。
怀特威定居地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例子：它于1898年由托尔斯泰创建之后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今天的定居地已经失去了其早期的明显的纯粹无政府主义期望，但是一些社区内的设施机制在依旧在社区内公共所有，并且整个社区依旧由居民大会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新列奥诺定居地，一个拥有20，000英亩土地的合作社区于1914到1939年之间在路易斯安那中部偏西地区由社会主义者Job Harriman创立。在其意识形态之上，这个定居地更是一次吸引了众多新参与者的关于社会合作的实践。只是它糟糕的领导方式以及社会和文化建设的缺失最终导致了合作社的消亡。
20世纪的群众运动
1.自由领地， 1918 －1921
1918年乌克兰的一大片地区被无政府主义马赫诺主义者解放后，这片地区很快便由工人工会联盟，农场工人委员会以及居民与士兵议会管理。
这片解放区的防务由涅斯托马赫诺(Nestor Makhno)的革命起义军 —— 一个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进行组织的无政府主义武装组织 ——提供。在此期间自由领地遭受四个方面的军事攻击：俄罗斯布什维克武装，保皇党，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和日耳曼帝国主义军队。
“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将农业公社的组织建立视为是新的社会生活的一个健康开端。”
——涅斯托.马赫诺
尽管面临持续的战争威胁，在解放区内人们进行了很多旨在建立农业公社，或者 “自由工农苏维埃”的重要努力。之前的大地主的财产被重新分配并且对土地的控制被交到了公社成员的手中。Makhnovists最终在与布什维克的分裂后失败，后者视无政府主义者为对其权力的重大威胁。
2.新明自治区，1929 － 1931
在满洲国地区的无政府主义朝鲜人协会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方自治主义者运动。在日本帝国殖民力量和苏联帝国主义的双重攻击下，革命力量依旧宣告了一个大约被两百万人视作是家园的自治区。金左镇，这次运动的一个领导者洞见到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公社和自由联盟体系之间的联系。在这次运动被持续的外部攻击打败之前3年，自治区内数以百计的互相联系的农村集体由市一级，区一级和总自治区一级的人民大会所管理。
金左镇将军于1930年1月被刺杀。被刺杀时他正在参与修缮一处能够使农民更大程度摆脱外来商人技术控制的磨坊。这场运动也在他遇刺之后一年半宣告失败。
3.西班牙内战，1936-1939
共和主义者和革命者在弗朗哥政变之后形成了一个暂时的联盟以打击法西斯力量的扩张。作为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全劳联的领导下的数以千计的农业集体组织的成立的一个结果，西班牙国家的力量在广大农村地区倒台。这些农村集体多以共产主义和互助思想为原则进行组织，并且由村一级的大会和原住地居民的代表大会管理。货币在许多地区被废黜掉，生产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阿拉贡这里，一个个人只是万千人民中的一员。这些人民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背景，当然也不全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并且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居住。这在理论上是完美的平等，当然，在实践中，它离完美也不远。”
——乔治.奥威尔
4.Zapatista 领地，1994至今
Zapatista 民族解放军EZLN于1994年新年当天武装起义对抗墨西哥。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EZLN一直陷于墨西哥国家联邦军队与其他地方武装之间的战争中，而这些战事促成了Zapatista所在的Chiapas地区的解放和自治区自我建立和地方社区的建立。横贯这个自治地区，不同的族群依照‘蜗牛壳村落’的形式组织自我。集体决定又村一级的议事会进行制定。
“拉康多那的公社不是一个政权，它是一次新的社会关系的试验室。它复兴了以前旧有的对自我解放所进行的运动的一些灵感启发。它们的存在不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怀旧的表达，而是对当下新的政治的表达。”
— Luis Herná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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