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一建军节有感

　　恽仁祥

　　我作为一名老年军人，每逢八一，思绪万千。人民军队从建军至今，己近90年。这近90年的历程中，大致可分三个时段：从建军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从毛主席去世至十八大，已是名义上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大后，有人提出整顿军队，几乎江、胡时期的“军委副主席”“全军覆没”，有多少“将军”落马?已不是个位数。人民军队，让邓的特色理论糟蹋得改变了性质。因此，对十八大后整顿军队，我举手拥护。但存在的问题是，举什么旗、向什么方向整顿，如果还是举邓特色理论的旗，是整顿不出名堂的，无非是换一些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究竟怎么整顿?现在下结论尚早。本文仅就亲历的第一和第二时段谈点体会。对目前整顿，暂不加评论。

　　我是1937年冬(当时我5岁)，才知道有新四军，并盛传中国出了“猪毛”。因在童年，苏南人把朱、毛听成“猪毛”。还真闹笑话，同几位同龄小伙伴，还在村边草地到处去找“猪毛”，还真在池塘边草地里找到一些猪毛，而喜出望外。但日本鬼子一来，把我家烧个精光，逃了几个月难，回家住土地庙，不久在废墟上架了两间草屋，哥哥、嫂嫂住进草屋，从此，这里成了新四军联络站。正如《红灯记》李铁梅唱的：“我家的表叔……”。来往不断。因我家是独家村，西邻为我恽氏词堂，有前后三排大瓦房，一杨姓看护祠堂的老太，我叫她干妈，再西侧就是观音庙和土地庙。村前一条贯穿全村东西的池塘，四周高大树林，村后是大片竹林，竹林后约50米是一条贯穿全乡东西向的小河，南通运河、北通长江。很利于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我家离镇约3华里，镇上有日本鬼子的碉堡，有汪派即汪精卫的军队(人们称黑壳子)。来我家的新四军常带着我作掩护上镇上去，因镇上大多都认识我是谁家的孩子。并亲眼看了他们从我家出发去公路袭击日本鬼子的运兵车，或在深夜向日寇碉堡打几枪冷枪，把日本鬼子扰得整夜乱开枪，消耗他们不少弹药。新四军在我年幼的心中埋了深深的印象。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新四军有个很能打仗的粟(裕)司令。但我真正见到粟裕同志是四届人大期间，他是我们解放军代表团团长，尤其一次有幸同粟裕、张才千等几位老首长同桌吃饭，在座我最年轻，张才千同志好开玩笑，他问我老家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武进县。他指着粟裕同志说：“他在你们那里抢了不少东西”。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当1938年进入小学后，学校组织我们为新四军幕捐，由我领队，到了一家家门口，就唱一支幕捐歌曲，至今将近80年过去，但仍记得几句唱词：北风起来，北风凉，新四军同志在前方，日夜苦着西风里，送他一件棉衣裳……。直到1945年抗日胜利，我才知道我哥哥是中共地下党员。说也奇怪，我所在初级小学的校长后任镇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学校教会我们学会不少进步歌曲，有些至今仍能哼几句，例如：月亮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呀流落在街头;高楼本是穷人修……。镇上日军曾有一名长刀队长，他用华语对前述我们镇的镇长说：中日这场战争，日本肯定失败。最后他介绍说他是日共党员。

　　我的童年，有幸受了新四军不少好的教育，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但对朱、毛和解放军的了解，还是在1949年解放我参加革命工作后。

　　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是我的大部分青年时代和几乎全部中年时代是在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度过的，直到毛主席于1976年9月去世，我“被退休”而成了解放军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中年“老干部”“退休”养了起来。这解放后由毛主席领导的27年，我由对人民解放军的崇敬，到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亲历或亲见了人民解放军在建设和捍卫人民社会主义江山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洒尽了鲜血和流尽了汗，不愧被毛主席誉为人民的“长城”。现仅就两弹一星而言，所取得那么高速发展而挤身世界第三位，仅次于苏联和美国。这不仅是工作在两弹一星第一线的全体指战员，而且是全军、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甚至当了裤子也要把导弹搞出来的拼搏精神力量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此人民军队，人民能不拥护吗!无数史实证明：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样一支军队，才能做到：沒有枪，沒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打败了日本侵略军;小米加步枪，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打败了号称沒打过败仗的美帝国主义;特别是人民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一件件、一桩桩都体现了军民是一家、军民鱼水情。所以，历来有句名谚：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毛泽东时代的军人，无不感到受到人民拥护而自豪。现今50多岁的人，都能讲出毛泽东时代军民鱼水情的许多事例，现仅介绍那时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毛主席本人的节俭生活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详见附件)，在他带领下的人民解放军，就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首歌，把全军治理得铁的纪律无往而不胜，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身在花花世界、入污泥而不染，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军队吗?这再一次证明：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没有好的干部，就带不出好的队伍，也就岀不了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些英雄。毛主席本想把整个干部队伍都培养成为人民无私奉献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避免出李自成，苦心发动了轰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遭到了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邓、华、叶、汪、李(先念)等的疯狂破坏，但仍胜利结束。而毛主席一去世，这伙人又东山再起，靠政变篡夺了最高领导权，成千上万无产阶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人头落地、冤假错案遍地，是党史、军史上最反动、最残暴的一段历史。我特别指岀：这同我党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同，“左”、右倾路线同正确路线的分歧是如何打败敌人而取得胜利的路线有分歧，要对待的敌人是一致的。而他们依靠的是帝修反，要专政的是人民和革命干部。所以我称他们是还乡团，对党、对人民反攻倒算、阶级报复。

　　到了江时代，资本家可以入党，从根本上进一步改变了党和武装部队的无产阶级性质，用法律否定了《共产党宣言》。此后，“维稳”武装大大扩充，以至“维稳”武装超过了军队，“维稳”费用超过了军费，中国成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警察国”。这一系列的事例，大家都历历在目，我就不赘述了。

　　在此，仅介绍几件本人遇到的事例。三年前，我在某大学同部分学生座谈结束后，一位来旁听的现役军队干部前来问我，他说：以前军人的使命是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安全、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而现在在保卫什么?坦率讲，我当时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吱吱吾吾搪塞了几句“官腔”，最后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其实我心中很清楚：现在是保卫官僚卖国投降，美军入侵我领空并撞毁我飞机并牺牲了飞行员，军队要保证美国入侵飞机安全在我机场着落，并招待好美国飞行员等人马安全、吃好、休息好，最后保护美国飞机和人员安全和光荣返回美国;但对本国人民不能手软，要继承邓“6#4”用坦克、大炮镇压……。还有不少涉及地方“维稳”武装的事，例如帮资本家强拆民房、强征土地，逼得农民集体自焚;以及帮资本家赖农民工工资，并把讨薪农民工拧断悖子，死后还得踩上一只脚……，这些大家都在互联网等媒体看到报导了。

　　我仅介绍亲见北京随处见到的大标语(大意)：“坚决取缔无照商贩”。我常步行去八大处散步，路经石景山模式口一小街访，这里还靠近“法海寺”山区。离主干道约50米以外。本来不少小商贩沿街有不少小摊，有卖蔬菜、水果、杂粮、牛羊猪肉和鸡鸭，还有一些小商品……。其中有一部分明显是自产自销，还有一定数量的老人摆个摊，卖1～2斤蔬菜或瓜果、蛋……。其中不少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小商贩，估计多为“无照商贩”，卖1～2斤蔬菜或瓜果蛋会去办个摊贩证吗?这引起我想起毛主席一席话(大意)：农村的老太，你不让她养只老母鸡，下几个蛋，去卖了换点零花钱，行吗?说明，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毛主席这几句话说得对人民的体贴，真是无微不至。让人听了多贴心啊!那些“取缔无照商贩”的发明人，想过沒有?取缔一批小商贩，会断了多少人家的生路?说不客气一点，这种人很可能是个官欲熏心的“大草包”，“无照”不等于非法，“有照”不等于合法。仅就北京市五花八门的“养身”、“洗浴”、“娱乐”……，不都是“人民政府”发的营业执照，都是有照“合法”经营，请问其中有多少是卖淫、嫖娼场所?仅就报纸上公布的就不是少数几家。请问“无照小摊贩”中你们查到几个在卖淫、嫖娼?再如假冒伪劣食品，包括最近媒体披露的工业明胶销售到约20个省市作为食品胶，从中牟利几个亿，请问其中有多少是小商贩“无照经营”?希望认真整顿这伙不学无术、对人民无感情的“城管”等地方武装。千万不要把为人民服务摆在嘴皮上。

　　总之，我支特整顿军队和一切“维稳”武装，但更关心举什么旗、向哪条路线上整。最近见有报导：有的地方青年人拒不参军服役。人民军队由人民争着参军为荣，到如今竟有青年拒不服兵役，这一变化，决不可小看。我们这代人很清楚国民党腐败到了靠拉壮丁补充兵源。但望特色党千万别步后尘。现在还有人把邓的“先富带后富”当圣旨一样捧着。历史证明：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据报导，邓家的家产是多少个亿，他们帮谁后富了?邓真正欣赏的是小岗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坑了多少意志不坚强的官员。对反腐败我同样表示支持，但我同样担心不从路线上找原因，很可能反腐有扩大化趋势，而真正挑起腐败的罪魁祸首安全无事。

 2016年7月31日

　　附文：

　　中国红旗网——开国领袖工资里的秘密

　　2016-07-27       震江

　　对于很多人来说，开国领袖的工资很神秘。他们每月赚多少钱?又把这些钱花在哪里?这里为您一一解密。

　　工资被评为行政一级的，当时只有宋庆龄和毛泽东两人

　　1955年，国家公务人员结束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双轨制，开始执行等级工资制。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小组开始编制工资方案，实行“四定”，即“定职、定级、定衔、定薪”。按照国务院第一次拟定的工资方案，行政级从1级到24级，一级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大元帅)600元;二级是副主席、总理，550元，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三级是元帅，500元，包括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四级是大将，450元;五级是上将和大军区、省、部级正职，400元。方案呈报到毛泽东那里，他在看后说：“我看不妥，这样不利于团结，贫富差距要缩小嘛!”其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我呀!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我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于是，周恩来等又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原划分的24个行政级别未变，工资稍有改动。最终的方案是：一级594元，二至五级依次为536、478、425、387元。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这套等级工资制是从老大哥苏联那里学来的，毛泽东虽不满意;但也很无奈。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又对等级工资制提出了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减少一些薪金。”国务院据此迅速拟订了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降为504元;二级降为454元;三级降为405元。

　　评级、评衔涉及个人利益，经常需要做出平衡调整。为了照顾那些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人，也对特定的人给予“低职、低衔、高行政级”待遇。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五级，相当于上将和正省级。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庆龄，被评为行政一级，当时全国被评为一级的仅有她和毛泽东两人。其他的如著名侨领陈嘉庚被评为三级;章伯钧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三级等等。

　　但在这次授衔评级中，也有主动要求降级的。大将许光达就曾两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打电话，申请降衔、降级，虽未获批准;但在全军传为佳话。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经济萧条，出现了饥荒。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带头提出给自己降级、降薪，毛主席拍手称好，说：“要降，我们一起降嘛!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动把工资降到三级，统一调整为404.8元，自此直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去世，这个标准就一直未动。

　　“第一家庭”竟是“月光族”

　　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仅为八九元，三四十元的月工资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按这个标准，领袖们的工资也不算低;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

　　吴连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泽东家任管理员。据他回忆，毛泽东每月的固定开销包括党费10元;他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付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毛泽东家里的几大开支，吃饭大约每月100元左右，吴连登说：“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

　　毛泽东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抽烟要花去100元，还有几十元的茶叶。吴连登说：“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旁边坐着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据吴连登回忆，毛泽东与江青花钱上实行AA制，各花各的钱，各记各的账。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

　　据1968年1月毛泽东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账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栏列有：“月房租费125.02元;12月、1月党费4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659.13元。”由此可见，从收支上看，毛泽东加上江青的工资，“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当然，除了工资，毛泽东还有一项大收入，就是稿费，他是有权支配的;但这个稿费是存在中办特会室的名下，多用于公家的事务，毛泽东的日常开支，还是自己的工资。

　　“你们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钱?”

　　“第一家庭”的生活尚且如此，其他领导人也都差不多。据国务院原副总理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中央领导人当中，刘少奇、朱德过得最“穷”，因为要照顾的子女人数众多。叶剑英元帅爱书如命，大约八成的工资都用在买书，只剩下20%的工资用于生活开支。

　　作为“丁克家庭”，周恩来自己虽无子女;但他还要抚养他的侄儿，据周秉钧(周恩来弟弟周恩寿的孩子)回忆，在他小的时候，他们兄妹就和周恩来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厅。“伯父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小孩，我们家孩子多，他把每月工资分一半抚养我们。”

　　周恩来坚持凡个人事务他都要自己付费。周恩来外出工作的时日较多，他工作到哪里，就在哪里简单用餐。而且，这种工作餐周恩来都是如数付钱。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完外宾后，已过了晚饭时间，他便在饭店吃了顿便饭，一共是2.8元钱。上车后，周恩来问秘书饭钱结了没有，秘书发现临走时忘了。周恩来当即让秘书下车去补上。再比如在用车上，他不仅在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这类在很大程度上应算是公事的用车，也都算作私人用车。一次，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刮脸理发，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周恩来提醒司机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1963年，周恩来赴杭州治病，邓颖超为照顾他也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费了他们好几年的工资积蓄。

　　周恩来的司机杨金铭掌管家里的一切收支。一天中午，总理突然对杨金铭提出要听听家里近两个月详细的收支情况。杨金铭翻开账本，一笔一笔地汇报。突然，周恩来喊了一句：“停，食盐应该是每斤1毛4分钱，你们怎么多花了我一分钱?”杨金铭赶忙放下手中的账本，跑去找来了当初买盐时的那张原始发票，只见上面清晰地写着：“咸盐一斤，壹角伍分。”便把发票递给周恩来看。周恩来接过发票仔细查看后，眉头不经意皱了一下，示意杨金铭退出办公室，接着便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有关部门，询问民用食盐每斤为什么比原来多了一分钱，原来是因北京卫生局为预防市民患甲亢而对食盐普遍加了碘，根据成本对食用盐价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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