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前，我们党和国家面正临新的挑战和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采取的斗争方式隐蔽巧妙，极具诱惑性和欺骗性;西方敌对势力对斗争精心策划、处心积虑。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斗争，大多以传播西方社会思潮且以文化渗透的方式，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突破口。习总书记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一、引言
近年来，以“普世价值”、“宪政民主”为口号西方思潮已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思潮的宣传充斥着网络空间，已经俘获了大量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群众，使得“言必称美国”、“美国体制就是好”成为这些人的习惯。甚至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也开始仰视美国、认为中国的出路是“像美国那样”。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击败对手，必先了解对手。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思想体系。这种思潮注定不会像小虫子那样一踩就死，与它的斗争容不得一点大意：因为它有一个思想体系，对其进行局部的、浅层次的批驳不足以动摇整个思想体系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党在新媒体上的宣传曾在一段时间内显得弱势和乏力。
现代战争是体系对体系的对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亦然。捍卫社会主义道路、回击“普世价值”的最佳方式，就是发展和完善马列主义政治学的思想体系，为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唯有如此，共产党人才能在体系对体系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胜出。
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造世界。” 思想付诸行动才会产生战斗力。本文探讨的内容，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剖析，对马列主义政治学的创造性发展，以及由此推导出的现实战略。
二、当代美国的政治制度的特点
国内很多人向往美国的政治制度，只是因为并不了解真正的美国，所以想当然地以为美国遍地是自由、民主、平等。殊不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平等。美国的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就是用钱来购买话语权。
美国大选投票时刻
美国重要的政府职位和代议机构都通过竞选产生，竞选过程花钱如流水：打竞选广告要钱，办竞选集会要钱，养竞选团队要钱，和选民见面的竞选旅行也要钱。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传播渠道，根本没人知道你是谁，更不要说你的政治理念。从县级、州级到联邦级的竞选，层次越高花钱越多。一个州议员席位的选举开销达100万美元，而同期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不过5万4千美元。闭着眼睛想想都知道，能够在选举游戏中唱主角的不可能是普通百姓，“民主政治”的幌子下，其实是“钱主政治”当道。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政治捐款限额，更使“钱主政治”畅通无阻。截止2016年6月，希拉里为2016年总统竞选募集的资金已达2亿美元，主要捐助者是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时代华纳集团。再闭着眼睛想想，这样的领导人上台之后会代表谁的利益?是工薪阶层还是大财团?
在“钱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中，竞选的获胜者总要进行“封赏”作为必要的利益回报。例如，小布什在2000年当选总统后，给予246名顶级赞助人丰厚的回报：其中至少24位赞助人本人或配偶当上了美国大使，其中大部分被派往欧洲国家，美国驻法大使的肥缺就落在加州银行家霍华德•利奇头上。另外，至少57名赞助人本人或配偶被任命到一些委员会。例如，华盛顿律师詹姆斯•兰登成为布什的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还有3名主要赞助人进入了内阁，他们是商务部长埃文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和国土安全部长里奇。当然，“投桃报李”并非小布什的专利：克林顿在第一个任期也任命了5名10万美元以上赞助人担任驻外大使。以国家公器作为私人回报的方式，是中国政治伦理所不能容忍的：哪怕封建士大夫都不耻于这种行径，更不用说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可是在美国，法律为资产阶级喜闻乐见的利益输送留足空间——站在资产阶级政权的立场上看，合法的都不算腐败;而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这种利益输送恰恰是合法的腐败，格外可恶。“钱主政治”下的竞选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赌博——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下注，赌赢了就按照下注的数量进行“分红”。
《纸牌屋》是一部极有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要不是有这样的作品及时面世，还不知有多少国人要沉浸在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幻想之中。正如《纸牌屋》中的写实描绘，拿钱买话语权在美国属于常态，以致院外游说已经形成一种“正式工作”。能源企业、军火企业、金融集团，皆有自己的游说集团常驻华盛顿，无时不刻不在影响国会和政府的决策。议案和政府文件的核心思想，往往就出自这些寄生虫般的游说集团。例如，美国枪支暴力泛滥却无法实现有效控枪，正是美国步枪协会的院外游说集团长期活动的结果。
三、“普世价值”迷思的根源
某些大款、大腕喜欢美国政治制度并不奇怪，立场决定观点，他们当然乐意用钱购买更多的话语权，把政府官员变成他们的附庸和利益代言人。可是在当下中国，向往美国政治制度、追捧“普世价值”的工薪阶层大有人在。这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觉悟——如果圈地暴富的房地产商和吃“人血馒头“的莆田系金主，能够顺理成章地用钱购买更多话语权，他们这些“房奴”哪还有说话的机会?一部分工薪阶层对“普世价值”的崇拜当然是错误的：“普世价值”背后的政治制度不但不会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反而给了资本痛痛快快碾轧他们的机会。但是，思想并非凭空产生，哪怕是错误的思想，也必然有其产生的根源。工薪阶层崇拜“普世价值”的根源，就是缺乏表达政治诉求的必要渠道。
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很短。对于农业社会的多数成员来说，只要有吃有穿、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生别无所求。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群众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拥有更多的思想和认识，希望更多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是在世界各国被普遍印证的客观规律。多数群众的政治诉求，并非“家国天下”，而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例如，城市居民最常见的政治诉求包括：提高社保水平，稳定房价物价，解决“就学难”、“看病难”等等。现实社会中经常出现群众利益被侵害的现象，比如正常的事情不托关系就办不成，上升空间被“关系户”抢走，拆迁成为变相掠夺，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等等。这些不公正长期得不到纠正，群众又无处表达合理的诉求，群众的这些遭遇最后都会转化为对现行制度的怨气。如果这时候再有人吹吹风，群众就容易被“洗脑”、想当然地认为“普世价值“更好。
在宣传上驳斥“普世价值”当然有必要，但是远远不够。对“普世价值”最有力的回击，就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充裕的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消灭错误思想的根源，西方国家的宣传渗透也将自行破产。打个通俗的比方：如果保证群众天天有蛋糕和香肠吃，就算别有用心的人天天宣传窝窝头更好吃，群众还会相信那些胡说八道吗?
如何为人民群众提供充裕的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如何走出一条胜过“普世价值”的道路?答案并不在西方，而恰恰来源于新中国的历史。其实，这个答案远比“达芬奇密码”容易解读，它就在我们的国旗之中：五星红旗的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新中国的成立有赖于这四个阶级的团结和联合。近70年后的今天，中国仍呈现这四个阶级并存的格局。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民阶级的比例有所降低，其他三个阶级的人口比例和社会影响力均有增加。中国社会的稳定的必要条件就是四个阶级都能够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
移植美式“钱主政治”必然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垄断一切话语权，而其他三个阶级的政治诉求完全被压制。届时将没有人再提共同富裕，也不会再有精准扶贫和保障房建设，因为那些举措不符合所谓“市场规律”;届时媒体的主流宣传将是“你穷就是因为你笨、你不努力，你活该一辈子屌丝”。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社会格局，对其它三个阶级而言将是无穷的噩梦，也必然引发他们的激烈抗争，那样的社会格局怎么可能稳定?
由此可知，要想实现社会进步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必须保证四个阶级都有充足的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而绝不能使这种渠道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专利”。兼顾四个阶级、强调社会共识的民主制度，就是我国宪法中的“人民民主”。近70年间，新中国举世瞩目的工业化成就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形态。因此，人民民主也必须通过形式创新来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坚定不移地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恰恰是为了战胜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不断巩固政权的群众基础。
恩格斯和列宁早在100年前就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做出了精辟论述。时至今日，尽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披上了“普世价值”等漂亮包装，其固有缺陷却没有改观：普通群众的政治权利主要限于几年行使一次投票权;选举过后，群众对选举产生的掌权者缺乏监督和制约，无法约束其执政期间的行为。因为上述固有缺陷，所有采取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资产阶级和政界之间都存在普遍的、严重的利益输送。美国的利益输送相对隐蔽，主要体现在封官行赏、政策倾斜和政府采购(特别是军工订单)等方面。其它移植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利益输送更加明目张胆：韩国数任总统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李明博的亲属和亲信皆深陷腐败丑闻;陈水扁在任8年获取1亿多美元不法所得;菲律宾、罗马尼亚等“失败国家”的政界已基本烂透。正因为在台上的政客极少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利益输送才会使政治成为一门生意。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能战胜固有缺陷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如果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对掌权者实现了全面监督和制约，利益输送的途径就会被彻底切断;如此一来，政客将无利可图，资产阶级将无法名正言顺地扶持代理人，这必然从根本上挑战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说，对掌权者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政治制度，恰恰是资产阶级故意设计出来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根本上的改变。
人民民主的价值正在于战胜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列宁在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革命产生的新政权应将政府官员置于群众的时刻监督之下，从制度上防止他们侵害群众利益。列宁的构想催生了苏维埃政权的“议行合一”政体：权力机关(苏维埃)由人民选举产生，行政和司法机关由权力机关组织、对权力机关负责，接受民选代表的监督。
然而，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忙于武装保卫政权，一时没有精力完善政权组织形式。苏俄内战尚未结束，列宁就因患病离开了核心领导层。继任的斯大林并未按照列宁的构想进一步完善“议行合一”政体，反而使得作为权力机关的苏维埃虚位化、根本不能对行政机关构成有效制约。如此一来，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偏离了列宁设定的方向，也就丧失了自我完善的能力。因此才会出现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以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党政干部大面积腐化。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仿照苏联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政权，但同样产生了苏联式问题——权力机关虚位化、不能有效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
超越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避免斯大林体制弊端的关键出路，正是对列宁主义的全面回归——完善人民民主，充实权力机关的实际权力和职能，将行政和司法置于权力机关的“全天候”管理之下。
四、完善人民民主的可行道路
参照中国的具体国情，完善人民民主的具体措施，应当涵盖权力机关的产生、运作和职能设置。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全方位突破，才能有效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基础。
（一）权力机关的产生
关键环节在于如何产生基层权力机关，因为只有基层权力机关(乡、县、区人大)才是通过直接民主方式产生的。直接民主是人民群众行使政治权利的直观体验，高度重视、认真培养这种直观体验，有助于形成和维系人民群众对政权的信任。客观地说，虽然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实质上是“钱主政治”，但形式上却非常重视行使政治权利的直观体验：铺天盖地的竞选广告、声势浩大的竞选集会、印刷精美的防伪选票，使得选民产生“我这一票很重要”的感觉，而意识不到资产阶级政客在选举结束后遗忘乃至背叛选民的行径。这种包装精美的形式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极大的欺骗性。
我国基层权力机关选举的问题则是完全不注重形式，以致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直观体验很差，不足以营造“人民政权由人民产生”的形象。问题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
(1)投票率低。城市的选举主要由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组织举行，体制外群体找个能投票的地方都费劲。农村选举不能保证流动票箱走遍选区，自然无法保证高投票率——农村居民可不愿意为投票支付跑几十里路高昂成本。
(2)选举提名不透明。衡阳破坏选举案就是典型案例。某些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随意提名企业家为人大代表。这部分人不为群众说话，反而将人大代表的身分当作“丹书铁券”来使用。这种做法已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更是对人民民主的践踏。
(3)候选人与选民缺乏互动。选民往往在投票前夕才得知候选人名单，并不了解候选人的各方面情况;候选人也很少有机会向选民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如此一来，选民糊里糊涂投了票，甚至没有机会投票，选举结束之后就感觉自己“被代表”了。如果连选民的知情权都不能充分保障，选举就会缺乏严肃性和公信力。
面对上述弊端，不能掩耳盗铃，勇敢承认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对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应该对症下药：
(1)改革投票机制，明确选区划分。加强对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参选的积极性。城市选举要在合适的场所设立投票点(如政府办事服务大厅、礼堂、学校操场等等)，便于选民普遍参与;农村选举要有流动票箱，并允许在外地打工的人员邮寄选票。
(2)提名方式规范化，采取候选人公示制度。依照《选举法》，除政党和人民团体推荐提名外，切实保障选民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权利，保证有参选意愿的公民征集10人联名推荐就自动获取候选人资格。唯有尊重民意，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才能充分代表基层群众。候选人公示的方法，可以参照现有的拟提拔干部公示，但应保证充裕的公示时间，使群众有机会反映意见。而且既然有公示制度，也就应该制订相应的、明确的候选人清退制度，例如：正面临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暴力犯罪前科的公民，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民，都不得成为候选人。
(3)建立全新机制保证候选人与选民的充分沟通。这方面从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只能结合国情从头做起。操作简便、成本可控的沟通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第一，选举委员会组织候选人和选民的集体见面会，候选人各自发言并回答选民问题，但不进行彼此间的辩论。集体见面会通过网络、电视和广播直播，录制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供下载;第二，选举委员会设立官方网站，为每个候选人建立宣传页面，支持在线提问互动。
需要特别指出，基层直选人大代表必须严格防止候选人的财产水平对选举构成影响，否则就会滑向用钱购买话语权的“钱主政治”。在我国已实行十几年的村干部直选长期未能摆脱贿选的阴影，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教训。防止出现“钱主政治”的必要手段应包括：
(1)候选人的选举资源(见面会、官网等)完全由选举委员会平等提供，保证一个中学教师和一个企业家能够获得相等的选举资源，都足以实现与选民的充分沟通。选举委员会提供的选举资源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必要成本，理应由财政支付。
(2)候选人只能享有选举委员会平等提供的选举资源。在此之外，严禁候选人额外置办选举资源，违者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这样规定的逻辑是：自行置办竞选资源明显有利于财产占优势的候选人，而对其他候选人造成了实质不公平。自行举办竞选集会、组织宣传团队、运营竞选网站等做法，必须原则上加以禁止。
(3)严禁候选人对选民进行任何形式的赠予，也严禁选民对候选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赠予。前者是为了防止买票，哪怕送盒烟也不行;后者是为了防止围绕权力展开的利益输送。违者一律取消候选人资格.
基层权力机关的选举经历上述改造之后，将使人民群众产生全新的直观体验，并且产生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代表。西方势力鼓吹的“中国没有民主选举”的谣言，将不再有任何市场。地市级以上人大的选举，可将目前的间接选举制度进行优化和调整，继续沿用下去。因为根据经验，直选选区的扩大意味着选举成本几何级数的增加。如果各级人大都采取直选，要么形成巨大财政负担，要么明显有利于财产占优势的候选人，二者皆不可取。因此，现行宪法将直选范围限定于产生基层人大代表，这一点非常合理。
（二）权力机关的运作
权力机关的运作应紧紧围绕一个核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充足的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我国权力机关的产生机制使得各阶级、阶层都有人大代表，正是为了保证各阶级、阶层都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
在现行体制下，信访部门实际上承担了人民群众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职能，但效果并不理想。信访部门不堪重负的根本原因，正是权力机关的虚位化乃至缺位。信访部门属于政府序列，但非政府序列中的实权部门，并不能指导其他政府部门;这使得信访部门因为缺乏权威，经常处于“知道问题而无法解决”的尴尬境地。破解之道在于建立人民群众和人大代表之间的密切联系，让权力机关逐步取代信访部门的一些职能。由人民代表负责与人民群众进行沟通，通过权力机关对政府工作进行必要的指导，正是回归“议行合一”政体的初衷，名正言顺。由权力机关出面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权威性和执行效率将大大胜过信访部门。
让人民群众“有事情找人大代表”，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权力机关运作的理想状况——前提是人民群众得找得着人大代表。这目前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极少有群众知道所在选区对应的人大代表，和人大代表之间并无密切联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手段：
(1)在人大代表任期内，权力机关应为其提供与人民群众沟通的物质条件，包括官方联系电话、官方保密电子邮箱、办公网站、邮局专用邮箱等。各级人大机关必须设立官方网站，在官网上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
(2)人大代表应保证有定期的办公时间用于接待群众，办公时间公示在官方网站上。应为人大代表提供共享的免费会议室和网络会议系统。
(3)建立强大的数据系统来支持权力机关的工作，接访记录、解决方案、处理进度等重要信息都应录入系统，方便群众查询。某些政府机关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供借鉴。另外一方面，数据系统也能够忠实地反映人大代表与群众沟通的频率和质量，判断是否存在懒政和不作为的状况。
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等，人大代表拥有更多权利，就意味着应当承担更多责任。权力机关应建立严格的清退机制：对于不履行与人民群众沟通职责的人大代表，按规章取消其代表资格并及时举行补选，坚决杜绝不问民生疾苦、却拿代表身份当作“丹书铁券”的丑恶行径。
（三）权力机关的职能设置
“有事情找人大代表”还有另外一个前提，那就是找人大代表“管用”。权力机关如果没有必要的权力，在人民群众眼中就会变成只接受供品却从无应验的“泥菩萨”。因此，完善人民民主的关键在于赋予权力机关新的具体职能，实现对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有效监督和实际领导，使我国政权架构全面回归“议行合一”政体的初衷。出于完善人民民主的目的，权力机关应当掌握的具体职能包括：
(1)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可以推翻同级政府的任何行政命令。
(2)人大代表可以通过联署启动行政和司法机关内部的问责机制。
(3)各级人大成立财务委员会，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实施实时监控，有权临时接管或冻结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资产和银行账户。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大通过预算案之后便难以监督财政的问题。
(4)改进权力机关的选举职能，人大代表可以通过联署提名公职候选人。
(5)完善对行政和司法机关公务员的罢免机制。并非只有犯罪才会导致罢免，工作不称职或严重错误同样可以启动罢免程序。
(6)人大代表自动拥有人民陪审员资格，可参与法院庭审。但应配套实施严格的利益回避制度。
(7)人大代表可以通过联署责成检察院对职务犯罪进行直接立案侦查，检察院必须办理。权力机关必须直接掌握一定的人事权、财权和事务权，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彻底扭转权力机关虚位化，是完善人民民主和突破斯大林体制局限性的必经之路。当人民代表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能够真正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时候，“普世价值”在中国传播的土壤才会被彻底消灭。
五、人民民主的特点和优越性
与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相比，加以升级完善的人民民主将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越性。人民民主的重要意义在于防止人民政权变质，保障劳动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人民政权可能出现的变质来自两个方向：
外部侵蚀来自资本势力的渗透，使一部分干部蜕变为资本的代理人，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被糖衣炮弹打倒”。1995-2005年我国矿难高发，根本原因是许多干部在私营矿山持干股，为自身利益庇护那些无视生产安全的矿主。2005年以后，干部入股矿山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清理，矿难出现了立竿见影的减少。
内部侵蚀来自干部队伍内部形成的特权阶层。这部分人醉心于为自己的小群体牟利，无视群众疾苦。苏联后期的历史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苏联干部群体的大面积腐化证明苏联的纪检监察机制存在极大局限性，仅由一小部分体制内力量来监督所有体制内成员，难免力不从心。
抵御外部侵蚀必须立足于从制度上阻断政界与商界之间的利益输送，抵御内部侵蚀则必须明确界定公职人员的利益范围。抵御外部和内部的侵蚀，都需要权力机关依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来实现。苏联纪检监察机制片面依靠“更少数人”来监控少数人，所以绩效不佳。人民民主基础上的反腐败则是依靠多数人来监控少数人：人民群众将意见反馈给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依托权力机关对干部队伍进行监督和约束。买通个别干部相对容易，让大批直选产生的人大代表指鹿为马则非常困难，这便使得政权变质的风险大大降低。如果将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完善人民民主就如同激发人体的免疫力，使全身上下都能够自动清除病原体。
人民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对直接民主的理解有所不同。夸大直接民主的作用、将民意视为天然公理，只会走向民粹主义道路，台湾就是这么垮掉的。在人民民主制度下，直接民主用于选举基层权力机关的代表，而非行政官员。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政府管理的专业性大大增强，不同岗位的行政官员需要经济、金融、科技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而直接选举的过程很难对此做出较好判断。毫无从政经验的医生柯文哲当选台北市长，施政一塌糊涂，恰恰是民粹路线的悲哀。权力机关任命知识结构和经验相称的人士担任行政官员，执政的实际效果要更胜一筹。而且，行政官员的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具体事务，当政后与群众直接沟通的精力非常有限。如果由行政官员直接承担大量与群众的沟通，作为长期机制是有问题的。人大代表的主要职能就是与人民群众沟通、实现他们的政治诉求。通过完善权力机关的职能，让人民群众“有事情找人大代表”就能解决问题，“市长接访日”之类活动的强度就会大大降低。
直接民主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监督职能，较少体现为决策职能。现代政府管理涉及许多专业领域，例如设定环评标准、制定药品监督条例、规划水利建设等等。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群众并不适合直接参与专业性决策，参与的效果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所以，适合由直接民主进行决策的事务，主要限于和基层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且不涉及专业性的事务，例如街道辖区安全监控设施的建设。而对于专业领域的决策，由政府出谋划策更为合适，而权力机关要承担监督和把关的职能：只要保证决策过程符合程序、决策内容不损害群众利益、参与决策者没有以权谋私，也就足够了。权力机关实施监督职能，丝毫不影响党作为“政治设计中心”的地位。2015年军队改革之后，部队既向军种负责、又向战区负责，但是新的体制运转良好。以此观之，在完善人民民主之后，政府机关既向人大负责、又向党委负责，应该也不成问题，不过是向各方负责的具体内容有些差异。
资本主义民主的极大危害性在于其政治伦理。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认为，因为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一个人只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群体谋利益是合理的，可以不考虑其他人和其他群体。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认为君子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为公”，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认为“为人民服务”是至高追求，这两者都与资产阶级政治伦理格格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民主和“普世价值”，在中国不可能拥有广泛而持久的生命力。人民民主的强大生命力，恰恰在于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结合起来，能够营造良好的民意基础。而且，人民民主强调社会的均衡发展，致力于构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因此更有助于形成共识、避免群体间出现严重对立。
六、结语
为什么说完善人民民主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的可操作性最强，风险却最低。完善人民民主的具体方法，完全处于1982年宪法的基本框架之内。只需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局部调整，就可能获得极大收益，从根本上巩固政权基础。不采取轻率激进的改革措施，也就不容易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如此优越的“成本收益率”让人难以拒绝。
“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妄图从根本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以便资产阶级接管一切，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完善人民民主的道路并不妨碍党的领导，甚至更有利于党的领导：因为基层的矛盾得以在基层权力机构的领导和疏导下化解，直接民主又能释放掉一部分来自群众的压力，执政党不致于为基层矛盾“背黑锅”而损失民意基础。来自人民民主的实时监督，能够大大提升执政党自我净化的能力，对于党组织的健康发展同样有好处。
完善人民民主并不是对中国先前道路的否定，而是理性的继承和发展。建国初期，全国整体上处于农业社会，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哪怕再简单简陋的选举形式，比起更早之前的旧中国，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所以说，建国初期确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大体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实际需要。然而，今天距离1954年的第一次人大选举已有60余年，中国一多半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里的工业化社会。因此，人民民主需要通过升级换代来适应社会的变化，保证政权的自我完善能力。
正如拿破仑所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对于“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我们应该展开针锋相对的反攻。反攻所需的战略指挥，就是由党中央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制定出符合国情的“人民民主路线图”;并且通过宣传教育，使其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只要我们在完善人民民主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反攻胜利之日，便是中国道路全面压倒西方道路之时。
(作者系海归社会学博士、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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