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大学毕业生越来越趋向一个状态——“族化”。这些族化现象总而概之分为四类：蚁族、校漂族、啃老族、候鸟族。
蚁族，最初的概念由北大教授廉思于《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提出：大学毕业生聚居低收入群体，特征表现为弱小、高智、群居。蚁族曾引起过突尼斯及埃及骚乱。校漂族则主要指毕业后徘徊在高校周围的考研派、不就业派、潇洒派、围城边缘派。啃老族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即自己收入不够支出于是向家里要钱甚至干脆不工作在家啃父母退休工资的;候鸟族也非常形象，指像候鸟一样在两个甚至更多城市间来回迁徙的群体，如“北京工作住河北”一族。
据说，“族化”产生的原因是：
一、政策措施不健全;
二、就业环境不公平;
三、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
四、毕业生能力和素质不全面。
首先，政策措施确实是不健全。怎么说呢?你看，每年都有大量的大学生毕业，但是他们毕业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所以大家都戏称“毕业即失业”。大学生们多是家中的“龙子”“凤女”，身上寄托了祖辈太多的期望与梦想。这也导致他们自身压力很大，不找到个理想的“高工资”工作很难满足。低工资岗位看不上，理想工资岗位进不去，于是这些蚁族、校漂族、啃老族、候鸟族啊什么的就成批出现了。有些同学会说，大不了就回家种田呗，反正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来自农村。然而，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这么美好。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有个这样的调查数据：拿收入最低的一对四川农民夫妇和打工者的收入比较(按照2009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两个人一年的农业收入不到一个打工者月收入的一半。数字看来有些夸张，但是从事农业就现在来说确实是赚不了钱，只能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在年轻人的心里，种田已经是个很不光彩的职业(况且新一代的年轻人基本没几个会种田了)。如果国家政策健全的话，是不是就应该适当提升大学毕业生工资收入水平呢?或者发展农业使部分大学生能够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呢?
再看就业环境不公平。也确实是不公平，首先我们的阶级关系越来越固化了。以前流行的“穷不过三代”的说法完全不受用了，现在的情况是富二代往往衍生出富三代，穷二代往往衍生出穷三代，农二代往往衍生出工一代，只有很少一部分出自无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通过自己艰苦不懈的努力最后能实现中产阶级、城市、精英阶层的梦想。另外名校的学生就业环境与条件也比一般高校要好。这使得无论孩子、家长都希望自己或孩子能考上这些名校，于是催生早教、初高中疯狂补课类教育奇葩现象，甚至很多父母顶着“变态”名号要求孩子补课，声称：“失去一个快乐的童年，换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至于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这个我不怎么了解，但直观上感觉非实际情况。与其说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不如说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不相协调。社会需求高技能、低要求的人才，但高校培养的大学生却偏偏多是高技能、高要求的“孩子”。知识分子往往倾向于体面高收入的工作，这种心理需求主要取决于与一般民众相比更高的教育支出产生的压力。所以这里的高要求主要表现在对工资的要求，一两千的工资大学生基本不屑，但很多企业都只提供这个水平的工资给应届毕业生。于是大学生不断跳槽，企业不断出现用工荒现象。
再说说毕业生能力和素质不全面。这个真心不赞同：请问有几个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是全面的?进一步说这世上有几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全面的?一方面要求我会程序设计，一方面要求我能市场营销，另一方面又要求我能够组织管理，而我们的时间精力又是有限的，有几个人能成为这样的全才通才啊……到头来恐怕技能没学好，却成了个四不像。
这样看来，只有健全政策措施，促进青年就业环境公平才能解决问题了。那么，我们的政策措施会健全吗?就业环境能公平吗?
一些人说咱们不能悲观失望，但也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先来做个定性分析：之前提到的四族大学生其实还可以简单分为两类，即未就业者和就业低收入者。那么社会中高收入者是哪群人呢?我们很快便想到了大企业家，总裁，老板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可以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归结为资产阶级。是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是高收入者。
有一个说法是：目前中国80%的财富掌握在10%的人手里。而人数最为庞大的无产阶级却没掌握多少财富。这样看来，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恐怕就要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了。人们会想，这上不上大学收入似乎也没多大差别嘛，还不如一开始就进工厂积累经验呢。而更长久的，人们会普遍滋生这样的想法：打工就是被剥削，无论怎样都发不了财，不如给自己干。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类似乎只存在两种身份，剥削与被剥削。可能有人会说，小业主就没剥削别人啊。小生产者即小业主看似不剥削别人也不被别人剥削，但面对激烈的竞争，相比于大的资本，他们是处于劣势的，其命运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大资本手中的。他们的地位也是很不稳固的，其中只有少数人可以在竞争中取胜从而进入资产阶级，而大多数小生产者有进入打工队伍的危险。
在一定意义上，老板剥削工人也并不简单的是他们的“人品”问题。假如某个老板大发善心给工人开高工资，他就无法获得大量的剩余价值，长久以来在与其他资本家竞争中他就会处于劣势，最终破产。所以剥削与被剥削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一种必然关系。
我们能够预想，政策措施的健全和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大学生这些族类群体的数量，但无法根治。因为当社会的生产资料只是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时，必然会出现雇佣情况，必然印证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必然出现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情况，必然有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如果保持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无论政策措施如何健全，它们最终还是不会触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只会动它的一根“汗毛”。如此看来，“族化”的大学毕业生又该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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