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将一项经济国际化的计划归功于自己，并将其称之为“全球化”。
在本质上这是将视野扩大到大型跨国公司，目的是让跨国公司对世界贸易和金融市场的统治范围更大，以此保证华盛顿和伦敦的政治权力。
美英的做法在于协调政策，让障碍远离两国的经济和金融的扩张，尽管必须超越所有的权利，甚至使用军事力量，如同多年以后乔治·布什(美国前总统)和托尼·布莱尔(英国前首相)以联合的方式侵略伊拉克那样。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思想一个直接的产物是签署自由贸易条约(TLC)，其模式或样板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条约(TLCAN)，它被认为是后来失败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种子”。
这种全球化的意图与那个时代所说的经济相互依存所说的内容相联系，也就是说，在全球生产、金融和贸易的进程中建立联系。
每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将这些进程联合为一个整体，通过紧密无间的网络保持相对的依附关系。处在这个网络之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不可能存在下去。这种机制处在与适当的工具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互依存的统一经济制度的统治之下。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过去起过作用，现在在国际社会仍在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内生的力量，它的指导核心是多边的政治合作。
相反，这种统一的经济制度是在社区之上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行事的，尽管它的目标是剥削依附的外围地区，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权力中心之间开展的斗争引发一场危险的保护主义的战争，这以非常负面的方式在国际货币制度中引起反响。
这被看作是跨国公司为了抓住它们的霸权加强对这种关系范围的控制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全球化应当为加速经济和相互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科学技术不同部门的兼并进程做出贡献，而不会影响为其提供基础服务的社会政治制度，也不会引起盟国之间有害的贸易战。
这种归功于英美两个统治者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上各国之间重要的经济相互依存的表现，而是如同弗雷·贝托所说的，是全球殖民地化的表现，或者说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依附。
这种全球化或者说全球的殖民地化是一种资本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的反映，其基础是新殖民主义和自由派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复苏迈出的步伐，它最简单的版本是自由贸易条约或是更复杂的版本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体弱多病的南美洲“太平洋联盟”，其意图是取代由美国推动但已经失败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将抹去由拉丁美洲进步政府实现的地区一体化，太平洋联盟目前在智利举行的会议继续坚持这个意图。
由于英国脱离欧盟，伦敦做出的“贡献”是为全球殖民地化的管理者造成更加复杂的形势，因为由于英国脱欧的胜利从撒切尔和里根时代形成的架构动摇了，有人担心这将阻止保持全球化的更新，造成外围出口原材料受到破坏，国际市场发生分裂，新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到来。
英国脱欧引发的危机将在27个成员国存在的民众广泛拒绝(英国留在欧盟)以及中产阶级和穷人的不满提到了表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投票支持英国脱离欧盟。
正如西班牙卡塔兰的教授维森斯·纳瓦罗说的，欧盟导致的国家主权丧失意味着人民主权的丧失，令人伤心地确认“这个欧洲不是各国人民的欧洲，而是金融公司和大型经济复合体的欧洲”。
英国脱欧的钟声正在响起，谁知道这可能是一些年前人们未曾想到的非全球化将是跨国公司解体的结果。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项联合声明中指出，伦敦只能够接近统一的或共同的市场，如果它接受市场的“四项自由”的话：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这些领域不存在欧盟决定的边界。
按照维森斯·纳瓦罗教授的说法，英国的机构和欧盟的机构施加了所有类型的压力(从地上、海上和空中)，目的是使这次公投有利于英国留在欧盟，正如美国所希望的那样，让英国与欧盟在一起。
这样，英国脱欧是一个民众阶级反对统治权力和确认主权清楚的象征，他们战胜了现有机构，也战胜了全球殖民地化。(作者为古巴拉丁社记者，全名为路易斯·曼努埃尔·阿尔塞·伊萨克，摘译自2016年7月3日古巴拉丁社网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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