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乌托邦在词源上是指不存在但完美、理想的地方，而朝向乌托邦的冲动，是人在无意识层面的一种结构性欲望。在政治的层面上，乌托邦更多是指一种不依托于社会实际的力量，即沉迷在幻想中的，不切实际也无法达成的愿景。由此具体到社会参与性艺术中的乡建，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评价?乡建的出现既交替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冲动与对现存发展模式的批判性思考，也蕴涵了一种乡愁式的回归和着力重新发明乡村主体性的实践。但一个不触及根本性的生产与分配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生发新的社会构造，这样的实践是否还有现实的意义?在当前的语境中，激进的行动与立足现存条件的改良，谁才是乌托邦呢?或许这样的实践更多体现的是伦理和美学的意义——是基于身体感性的启蒙，或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动员与预演。
2016年8月27日下午三点，破土工作室和OCAT深圳馆在华侨城创意园区举办了“乌托邦与当代艺术的参与性——从农村谈起”的主题沙龙。本次沙龙邀请了作家曹征路老师和艺术家渠岩老师进行对谈，并由艺术家满宇老师担任沙龙主持，就当下中国社会的乡建问题进行了讨论。
渠岩：“情感共同体”视角下的许村经验
本场沙龙首先由渠岩教授介绍他在太行山许村的艺术介入乡村实践。2005年，渠教授进入这个村子做乡村摄影，发现乡村信缺失，中国传统主流的信仰价值被摧毁。许村当时面临被改造和拆迁的命运，因为当地普遍用遗产论的方式来判断乡村的价值，而这个村子不具备当地按遗产论来认定的价值。许村在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上，无霜期很少，所以当地的农业根本无法养活村民。许村70%的村民都在外面打工，村里都是老人和孩子，是一个典型的“空村”。
渠教授及其团队在这个村子里采用了他们称之为“情感共同体”视角开展了一系列乡村社会与艺术实践。这是许村项目和政府主导的社会改造，以及地产商主导的乡村项目的不同之处。渠教授介绍，项目首先重新乡村价值，以对现代化危机和发展代价的反思为前提，发现乡村价值中的“人神”、“人人”与“人物”的关系。团队先梳理了乡村的历史，做了详细的信仰调查，保留原有建筑形态等有形的线索，帮助村民生产自救;其次是重估乡村价值，尊重乡村在地的特殊价值和历史传统;再次是修复乡村秩序，恢复人和人相处的行为规范。团队在在多主体的实践过程中，以尊重当地人的传统习俗、文化习惯以及诉求为前提。从收集梳理和归纳开始，慢慢建构地方主体和建构人的关系。
渠岩教授在现场分享许村项目经验。
渠教授团队在许村的实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布《许村宣言》，保护当地的物质形态。第二，举办许村论坛。这个论坛把许村作为一个文化平台，吸收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资源，讨论乡村问题，探索改造方式。而渠教授强调，许村的在地实践是一个要始终不断尝试、反思和对话的过程。
曹征路：乡建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
曹征路对渠岩教授及其团队在许村项目的深耕表示敬佩。他表示，这种艺术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某种艺术作品，而是通过一种介于政府权力和资本渗入之间的“另一种艺术家的方式”，来传达特定理念。但是，曹教授认为，今天我们在谈论乡建的时候，必须有几个“参照系”。我们要看到中国城镇化的背景和它形塑的乡村面貌：今天的乡村已经空洞化，青年人大批逃离的乡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今天的中国乡村还面临着一个为资本下乡造势的大背景。比如今天的大资本纷纷下乡收购土地，中国的土地正在逐渐重新私有化。
曹教授认为，另一方面，我们的农产品价格始终不能养活农村人，或者说不能很好地让农民发展起来。价格本身就是政治。农产品价格形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政府的政治行为。中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剪刀差是被人为的扩大的，而且今天还会越来越大。曹教授举了中国加入WTO的例子：“中国参加WTO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就是我们的农产品，对农业的保护政策，美国人不答应。只有做出了巨大让步以后，痛哭流涕以后，我们才成功的签署了WTO协议。到今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仍然不清楚这个WTO究竟签署了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内容。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只是看到了中国的大豆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中国大豆的品质在世界上是一流的。中国也有广大的大豆的市场。可是，今天中国的大豆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完全被外来的大豆品种占领了。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大豆的价格，一定会是被资本操作，不断的上涨。所以说价格本身就是政治。”因此，曹教授将这一现象与农村空心化相联系：“为什么农村会出现老人孩子留守，年轻人出走的状况?因为我们农业的效率不高。年轻人在农村感觉不到有发展的前途，挣不到钱。因为农村在这样一个价格体制下，年轻人总要结婚生子，要发展。他挣不到钱，他只有到城里来。而他们到了城里来以后，农村后继无人以后，资本就可以下乡了，为他们腾出了地方。”
曹征路教授在回应渠岩教授的分享。
面对中国乡村如斯困境，曹教授也一一回应了当下几种纾困的乡建方案。“第一个路线就是资本的逻辑。按照资本的设想，土地重新归于个人之手以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愿望，来打造他们理想中的乡村。换句话说，农民重新成为雇工。这就是中国重新土地私有化的一个基本思路或者叫做资本逻辑。”
第二个乡村建设的逻辑，就是当地政府的逻辑。当地政府底线就是，只要农民不造反，就可以继续维持。曹教授认为，所谓的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困难。但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心目中的农民，那个曾经支持这个政府上台的农民，已经不再重要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胜利，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农村能够包围城市?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打碎了中国统治几千年的乡绅制度：过去封建时代，皇权不下乡，就是因为在广大的农村，乡绅们、地主们有统治一个村、一个乡的基本权利。共产党在两次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中国的农村后来才出现了变化，新中国才得以成立。因此，曹教授质疑今天某些怀念“乡绅”制度的声音：“今天要把这一切重新推倒重来，要回到乡绅制度，就必然要出现土地私有化，才能把乡绅培养起来。这些乡绅培养起来了以后，当然要回到过去。这个逻辑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就能够改变的。”
曹教授还认为，今天的乡建不可能回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曹教授分享了自己年轻时插队下乡的经历：“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这个生产队里面有一个老大姐，对我们当时这些知识青年很照顾。她为什么喜欢知识青年?因为她认为这是有文化的人，城里来的人，她向往文明。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妇女是解放初期的时候，是乡里的团支书，自己还演过白毛女，所以她对下乡的知识青年特别热情，给了我们很多关怀。下乡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才逐步的了解中国的农民是怎么样的贫困。贫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困才是一个大问题。穷一点没关系，人只要有志气，还能够挺起胸膛，活得堂堂正正。但是一旦困了，就没有了主体性，只能当任人摆布的羔羊，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
互动环节：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在观众提问环节，讲者和听众就地方信仰与普世价值的关系、许村内部的生产和分配关系、许村和中共历史上的农民组织和动员形式、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最后，主持人满宇总结，在中国目前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下，我们不能够期待通过某一件事情全部将社会问题进行反转，但艺术家们都可以去尝试。对于许村这样一个乡镇项目，它可能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在审美上或者在伦理上的一种价值。这样一个价值，更多的具有启蒙的色彩，提醒我们是有可能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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