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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生态环境与集体经济的问题意识

吕新雨 · 2016-12-25 · 来源: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在全球化之下,中国农村凋敝、生态破坏、城乡旧有社区消亡,特殊土地制度下的流动人口归宿何方?气候暖化、核危机、被财团控制的农业……全球危机已然来临。

  食物主权按:本文是吕新雨老师为人民食物主权“生态农业与合作经济”会议做的开场发言。 在全球化之下,中国农村凋敝、生态破坏、城乡旧有社区消亡,特殊土地制度下的流动人口归宿何方?气候暖化、核危机、被财团控制的农业……全球危机已然来临。在资本的全球化失败的条件下,人民的全球化是否可能?作为集体所有的地权有没有可能作为我们今天应对世界危机和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一个堡垒?

  吕老师最后指出,要使得这个堡垒成为可能,我们就要重建社区的主体性和集体经济,重建属于社区的经济,而这意味着新的城乡关键的重构,还有意味着对国家力量的争取,以及经济民主和集体经济的重构。

  

  正文

  从全球流动的垃圾说起:生态问题的全球视野

  在微信上看到了一个纪录片的介绍,这个纪录片叫《塑料王国》,英文名字其实是《塑料中国》,这是纪录片的招贴广告。

  

  它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获了大奖,放映的时候受到很大关注。导演叫王九良,他之前拍过《垃圾围城》的纪录片,讲北京的垃圾问题,影响也很大。在媒体报道中,导演的一番描述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环境问题特别关键。他说实际上今天整个世界都没有解决垃圾的问题,整个欧盟的垃圾、废料,绝大多数都是靠出口来解决的。其中的电子垃圾主要销往东非,塑料垃圾和废旧纸张主要出口中国,还有部分其他东西则销往北欧焚烧。在他看来在全世界各地垃圾回收处理都没办法靠市场解决,而必须靠公益产业来解决。他说日本做得最好,但是日本也是靠大量的政府补助,如果是按照市场完全没办法解决。可是即便是这样,日本和韩国依然有大量的垃圾进入中国。

  所以基于市场的商业利润,今天全球的垃圾是处在一个不断地流动的状态中,是从发达国家运往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因为今天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上升,中国政府对环保的控制力度逐渐加强,所以这两年开始往东南亚方向转移,转移最多的就是马来西亚。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全球化。

  另外根据美国国际贸易会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的中国,从美国进口垃圾的交易额是上升的,而且上升得很快,从7.4上升到115.4亿美元,这是07年的数据。最新的11年到13年的数据显示每年进口的废旧塑料是800余万吨。进口的大量的塑料是怎么来解决的呢?其实是靠农民工的分拣,而分拣的场所大都是在中国的农村,或城郊结合部。

  

图为一名分拣垃圾的村民背上的孩子,图片来源于腾讯报道。

  分拣工人的悲惨故事,其实就是大家都熟悉的环境污染的故事。人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庄稼的问题,水污染的问题,河北山东的农民很多不敢喝井水,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只是这样的故事我们今天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考虑,可能问题就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在全球化的环境下讨论中国的环境问题,这样对问题的理解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维度。因为今天的生态危机其实是全球性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例外。

  以城市化为代表的全球化下的城乡遽变

  全球化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南北问题——南北差距的加剧和城乡分裂关系的加剧。今天,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了城乡关系的剧烈演变,年轻劳动力流往城市,乡村的凋敝,年轻人不种田,这些现象我们都很熟悉了。世界范围内的南北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城乡”关系的体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同时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非正规就业的大量出现。非正规就业,包括大量的年轻人,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这个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今天和马克思的时代不一样的是,前者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非正规就业的出现。

  非正规就业的出现是以社会保障和基本的劳动保障缺失为代价的;这个问题随着所谓的新媒体经济的到来,会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社区的加速解体。在城市中由于房地产的兴盛,传统的城市社区已经瓦解,特别是基于传统的单位制所建立的社区已经瓦解。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农村的,以村为单位的社区瓦解,每年中国有多少村落在消失中,但是我们的官方数据是把村庄的消失作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成就来表彰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村庄的消失作为中国传统社区瓦解的问题?

  城市化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城市中心主义化的过程,也是我们今天对全球化理解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化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所有的资本都是流到城市来。与此同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大量的垃圾问题,它其实只是环境生态危机的一个部分而已。不仅仅是垃圾场,还有食品的问题、化肥农药的问题,使得今天的农村成为环境问题最大的承担者或者说受难者。

  危机的时代:全球化下人类与自然的危机

  这就导致今天的整个世界(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处在危机的时代。在危机时代,第一是全球大气变暖的问题;而生态灾难,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人类头顶上,随时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生态灾难。第二是核武器的问题,核武器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下不仅是说它有可能发生,而且日益有逼近的趋势,特别是在今天的世界政治格局下。第三点其实跟我们今天话题更接近,就是转基因的问题。转基因是基于农业的全球市场化,特别是以美国所主导的农业市场化的急先锋。转基因的问题和全球的跨国种子公司的霸权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构成今天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引爆点。这个危机使得全人类都被绑架在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上。第四点是,随着全球化的过程,1%和99%加速度的两极分化,使得贫困问题前所未有地成为21世纪的核心问题,之所以成为核心问题,也是因为今天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新的恐怖主义的沃土。恐怖主义和贫困问题的结合,使得今天的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导致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今天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更多的是以难民的形式,而不是市场的形式,这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另一个负面效应的凸显。它在两个意义上提示今天的危机,一个是传统社区的瓦解,这个之前已经提到了;而今天的难民危机实际上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告诉我们的是,传统社区的瓦解进一步就是国家的瓦解。所以难民危机和国家的解体之间也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垃圾和难民的全球流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环境危机和政治危机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今天反思全球化的另一个切面。

  全球化下的中国问题:流动的人口和消失的社区

  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今天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在这样的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中国现象。但是中国的一个特殊性就在于中国的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还处在一个维持的状态,还处在一个没有被完全瓦解的状态,这使得中国农民工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流动人口。这样的一个流动人口和全球规模性的流动人口之所以有区别的,是因为中国城乡土地制度的现状。我们怎么去评价是另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不展开。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特殊的现象,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和全球化过程的关联,也要看到区别。

  今天中国的农民工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回不去的乡村和留不下的城市。这个数亿的流动人口,他们在农村中失去了他们的社区,回不去的乡村,同时也没有办法在城市中找到属于他们的社区。这一部分人口就成了目前中国归属感丧失最强烈的人群,而这个人群是数亿来计算的。

  新媒体经济填补社区缺失,代价谁偿?

  在乡村社会失血的这个状态中,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网络社会的兴起,或者我们今天说到新媒体经济的兴起。新媒体经济的兴起不仅是城市的,而且它已经日益地使得乡村卷入到这里边,比如说淘宝下乡。网络社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对现代人孤独和丧失社区的补偿需求,新媒体经济以虚拟社区的方式来做某种替代性的补偿。但是虚拟社区方式之替代性的补偿,同样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破坏性的影响我不用多举,比如说对实体经济的摧毁。淘宝经济看上去是帮助中小企业,可是它是以大量实体经济中小企业低利润,甚至是破产为前提的。

  新媒体经济对既有传统经济巨大的破坏性,是今天新经济突出的现象。而这个现象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新媒体经济加速了非正规就业的出现,比如说滴滴快车,实际上就是一个非正规就业的出租车公司,快车司机是以没有固定社会保障为前提的。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理解流动社会和新媒体经济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

  

图为电商兴起之下千万个快递员队伍中的一员,无固定工时,缺乏社会保障。

  政府“新土改”能应对危机吗?

  站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状态的临界点,中国政府现在推出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的“新土改”,新土改就是三权分置,是把中国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开来,使得土地的经营权能够市场化,目的促使规模经营。这样的一个规模经营在既有的官方表述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表述里边,是以试图推动中国农业的市场化为它的诉求,是以大规模的公司化来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道路。这样的一个新的市场化的格局,对今天中国正在加剧的城市中心化和两极分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而且在我们的判断中,它的负面效果很可能是大于被他们所寄托的正面效果的。

  毛时代的集体经济:组织化需要制度保障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必须回到政府的角色考量上,今天怎么界定政府角色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实际上是试图以社区为依托的在地化的组织来完成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村的组织化资源一直是来源于本土化的,比如说中国乡村社会的居留方式是以村庄为单位,传统的社会有各种习俗来保证它的土地所有权的内化,即社区化,也就是说耕者有其田是中国人的传统观点。

  毛泽东时代的土改其实也是以村庄的,或者我们说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也是以土地的社区所有权为前提的,而不在地一直是被排斥的。比如今天我是城市户口就不能在农村买地。20世纪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大量“不在地主”对农村社区的剥夺,对农民的剥夺,才导致农民的反抗;我们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的成功,是来源于此的。

  今天三权分置有没有可能导致新的大量不在地主的出现?而大量的不在地主的出现其实就意味着传统乡村社区的瓦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保证社区完整的前提下,在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土地的村庄的所有权的基础上来完成我们的组织化过程,以及整合组织化资源呢?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的遗产,今天是否还有可能继承和并在新的条件下有所推进?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的问题意识。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一句口号,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把团结就是力量、农民要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北欧福利国家的团结经济,也就是在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化选择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团结的重视。团结经济和“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看到的是对组织化、农民组织起来的共同诉求。但是,能够组织起来的前提是需要有制度保障,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国家的政治化,通过政治的方式来使得农村的组织化得到制度保障。所以我们需要把毛泽东时代和北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式,同时理解为抵御资本主义的方式。

  政府角色悖论:扶持农村还是扶持资本?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政府角色的悖论。一方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政府推动用经济组织代替社会组织,用企业化的生产组织来代替集体经济,就是代替它的社会组织,导致整个市场社会的形成。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目睹了全球治理的失序,其表现就是新一轮的右翼保守主义政党的上台。它说明的是市场全球化的一个失败,这个失败包含了福利国家的失败,和国家作为公共品提供功能的失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把万亿的资金反哺农村,就是工业反哺农业的资金,用以“精准扶贫”,但同时又推动资本下乡。这两个逻辑实际上是悖论的。像这样的一个悖论的角色,我们怎么去理解?

  集体经济与重建社区主体性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危急状态,这样的一个从全球治理到国家治理都处在一个混沌和矛盾的一个状态里,我们这个会议讨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体经济如何可能。

  作为集体所有的地权有没有可能作为我们今天应对世界危机和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一个堡垒?如果要使得这个堡垒成为可能,我们就要重建社区的主体性和集体经济,重建属于社区的经济,而这意味着新的城乡关键的重构,还有意味着对国家力量的争取,以及经济民主和集体经济的重构。我们要在社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经济伦理和道德维度,经济的伦理和道德的维度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体现,它必须是回到社区,回到经济中,使得经济的反人性能够得到纠正。这样,社区才有主体性,才有可持续的未来。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是在资本的全球化失败的条件下,人民的全球化是否可能。

  好,谢谢!

  作者介绍:吕新雨,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纪录运动、影视理论、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三农问题等。著作有《乡村与革命》《书写与遮蔽:影像、传媒与文化论集》《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等。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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