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国际学院、中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多年来长期关注并研究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问题。
前不久，河南濮阳台前县下发文件，对农村红白事标准进行了明确要求，要求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对于这份农村彩礼指导标准，有不少人拍手叫好，也有不少人认为“新规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别指望轻易解决问题”。
“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我国不少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很多农民直呼“现如今媳妇娶不起”。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天价彩礼现象背后，我们应反思怎样的社会之痛？
记者：根据您的调研，目前农村天价彩礼现状如何？
朱信凯：目前我在苏南地区工作，根据我的了解，现在这一地区确实存在这一问题。而从全国范围看，天价彩礼的问题也十分普遍。
据我调研，由于农民消费具有较强的攀比心理，因此，消费的示范效应更为强烈。在一个村子里，大家彼此都很熟悉，生怕自家“彩礼”被别人比下去，被别人看不起。同时，我们的一项调研显示，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进城务工的女性在城镇落户的比例高于男性，而务工返乡男性却高于女性，这就加剧了农村男女性别的比例失调。面对水涨船高的结婚彩礼，许多村民都表示无奈。动辄十多万元的结婚彩礼，对很多贫困农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可以说，畸高彩礼、天价嫁娶已经不仅是农村的一个现象，而且还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记者：农村畸高彩礼造成哪些社会问题，其根源在哪里？
朱信凯：在农村，特别是在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由于严重超出农民所能承受的经济能力，天价彩礼这种不健康的农村生活方式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极大破坏了农民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给农村文化建设带来障碍。天价彩礼显示了这些地区贫困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以及隐藏在高额彩礼背后的代际关系失衡，成为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之痛。
可以看到，扭曲的天价彩礼既有城乡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因素，也与功利、攀比的社会心态有关。实际上，天价彩礼问题一直是农村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性和顽固性问题，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进城务工后受城市高消费的影响以及农村文化建设不到位、引导不到位等因素都加剧了天价彩礼这一不良生活和消费方式。
记者：台前县的新规能否落到实处，是否具有推广价值？
朱信凯：从台前县政府出台的新规中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天价彩礼问题给予重视并进行积极引导。这一做法初衷是好的，但是要注意引导的方式。在我看来，对此不要采取强制的方式。动用县、乡、村的行政力量来进行强制干预会造成负面效应，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天价彩礼问题。要通过引导和示范的手段，改变村民的思想和消费观念，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生产、理性消费的思想和意识，改变消费的随意性和攀比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记者：如何釜底抽薪，疗愈农村天价彩礼之痛？
朱信凯：可以看到，彩礼是一种民间风俗行为，给民俗“松绑”，打破原有崇尚“彩礼”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认识，是解决这一困局的可行方式之一。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推动乡贤文化发展，同时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帮助偏远地区农村脱贫致富。就眼前而言，政府要强化正面引导、加大宣传的力度，倡导简约婚礼。可以通过组织集体婚礼，简化婚恋程序，积极引导、鼓励支持有思想的年轻人，率先破“彩礼”习俗，同时通过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形成破解问题的合力。此外，还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培育文明新风。宣传文化部门要借助各种媒体大力宣传索要彩礼的害处和婚事新办的好处，并推广一些地区和家庭的先进典型经验，引导广大农民改变观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觉摒弃陋习，培育文明新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从更深的层面看，天价彩礼问题恰恰暴露了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短板和缺陷，导致农民行为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约束，因此应从乡村社会治理的角度寻求突破。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也是相关部门的职责。在相关部门的主导下，充分发挥乡村自治组织的力量，引导村民自我管理，或许会事半功倍。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03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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