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汤式逼婚
《中国第4次单身潮正面来袭! 长期单身对身体有致命危害》，小姑在“we are 伐木累”的微信群里分享了一篇这样的公号文章。
“群里的几位光棍今年可要抓紧了”，半分钟以后小姑发出了一句话，在夹在在稀疏的微信红包间拉开了年关的序幕。
《“生二胎”的最佳时间》、《幸福家庭的十个秘密》、《农历鸡年有384天 “双春闰月”是结婚好时年》、《成功人士告诉你为什么应该早成家》，各大微信公众号早早为日渐贫瘠的新年逼婚战准备的充足的弹药。
这些有关单身不幸、婚姻美满的文章和电视里滚动播放的家庭调节节目一起，更新了一哭二闹三孝道的逼婚操作系统。
回家第一天，趁着饭后间隙，母亲把我拉到一边: “你成家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给我解决?”
“妈，我不打算结婚，已经说过很多回了”，我耐着性子字正腔圆地念出这句话。
一旁的爸一听脾气马上上来了：“不结婚怎么行呢，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是要做一定的事情，到了年纪读小学，到了年纪读初中，到了年纪就结婚。人生在世几十年，最重要的就是修养自己，这没结婚的人总是少了一道工序。”
“就是就是，你这样一个人漂当然舒服了，但你要对周围的人承担责任”，我妈赶紧开始附和。
“承担什么责任?”
“网上都说老年人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你不生孩子哪来的天伦之乐?”
“说了这么多国家社会，就是想让我给你们生孩子咯?”
听到生孩子这几个字，二老紧锁的眉头骤然舒展、忍俊不禁，又努力地摁下笑容竭力掩盖这突如其来的欣喜。
“现在都开放二胎了，得生两个，这样可以一家分一个，网上说了两个孩子的家庭更幸福”，母亲得以地笑了笑，似乎只要瞟一眼这张未来子孙蓝图都能在梦里笑醒。
父亲听了眼前一亮，突然抬高了嗓门应和，像是终于吐出了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大刺：“因为独生子女政策，我们家已经亏了一个，你还不快点生!”
这场结合了最新网络鸡汤的年度逼婚催生大戏在僵持了两个小时后在夜晚络绎不绝的鞭炮声中不欢而散。而我在微信号里收藏的各种反逼婚指南全部被他们用另一拨微信指南怼了回来。
房子、彩礼与二胎
回到华北城乡结合部的家中时，周边的乡镇的社区化改造正如火如荼。我们家附近的重点村庄(多是乡镇政府驻地)正在以官商合作的形式建成多层住宅小区。
被占地拆迁的人家得到几万或更多的补偿款，虽不能像广深的传奇城中村一样暴富，再添几万块尚足以买一套百余平米的单元房;当地或附近没有被拆迁的，凭着打工或经商的积蓄，也能用比县城低大约30-50%的价钱买到。
由于政府的协调，这些小区的建设也包括了对学校、养老院的重建，一些(半)商业化的养老院也开始出现。每逢家庭聚会，亲戚们的言谈中总透着对发展的真挚渴望。在搬进冬季室温二十多度的楼房之前，许多所谓暖气区人民还在用炕或小煤球炉取暖，能安装一套暖气片并且不必俭省用煤的也不多见。
“我现在天天操心着买房的事”，席间聊到房子，大姑又皱起了眉头，“我们不去买套房子，你弟将来结婚都成问题”。
“现在不是村里的房子已经变成楼房了么，为啥还要买房。”
“我们这房子虽然便宜，但姑娘家都看不上。本来现在姑娘本来在乡下工作生活，但稍微条件好点的都要求男方一套城里的房子加汽车了。”
相比于房子，彩礼中对现金的要求也不遑多让。我们当地流行的说法是婚礼上要有“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五元钞票，一千张百元大钞，再加一些五十现钞，约合十八万之数，倒与新闻上的邻省价位惊人相似。
“你们要争取明年再生一个啊”，这是席间孩子已经上初中了的堂姐夫收到最多的祝酒词。从春晚到亲朋，二胎成了身边绕不开的关键词。
亲戚里35岁以上有二胎计划的妇女为数甚众。她们的一胎子女大多已过十岁，家庭也已有一些积蓄。茶余饭后，正在备孕的三表姐时不时抱怨：“这胎要是个女儿就好了，我就挺羡慕有女儿的，多舒服啊，再生一个儿子真的养不起。”
“再生个儿子多好福气呀，好多人想生还生不出来呢”，小姑在一旁补充了好几遍，像是能刷走刚刚那句要生个女儿。
对于有女儿的亲戚来说，生育儿子的压力/动力似乎更多。对有儿子的亲戚再生一个却是个沉重的经济账。
“现在的姑娘太现实了，自己条件不咋地还要价那么高”，几次相亲未果的二表哥总是表示自己的爱情理想早就被现实击打的遍体鳞伤。
“你也得为我们女人想想，你看你妹妹嫁出去，要是连个房子都没有，她以后拿什么来保障，你一个大男人要努力啊，你老这样我都不好给你介绍女孩了”，大表姐作为全镇闻名的小媒婆虽然天天挤兑二表哥，几乎每个月都能介绍姑娘来和表哥相亲。
不论媒体上还是身边苛责女方要价的都不少，还有要靠倡导或规定来限制彩礼数额的，但是不解决性别比例的失衡和显而易见的继承-养老-家庭地位一系列问题，这些设想必然不足以应对婚姻市场里的民间智慧。不论是否自认为女权主义者，关心现实的人总应该思考：如何让妇女真正免除被像货物一样待价而沽的命运?
抢劫式送礼
年关难过年年过，这是老一辈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于我而言这最难的是逼婚，但对于其他亲戚，这个年也未必容易。
孩子都能打酱油的表姐年前从饭店辞了职，换了份“自由”一点的工作——在镇上的一个家庭作坊里组装太阳能灭蚊灯。
“这份工作就是比较自由，有活的时候我就去做，中午的时候回家做了饭，下午还能接着做。我们计件工资，一个月也能挣三千来块钱”，讲起这份新工作，平时三句话不离两个孩子的表姐话匣子一下打开了。
“这装一个灭蚊灯能挣多少钱呐?”
“原来能有15块，现在12了。”
“咋还跌了呢?”
“前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几个姐妹为了多挣点钱就拼命做，后来算工钱的时候老板说我们挣的太多了，就把价格调到12块钱一台。”
“你们计件工资，又没偷没抢才装那么多，老板怎么能说你们挣的太多了呢”，妈妈在一旁有些打抱不平。
“这又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他定多少就是多少，他价格低我们就做慢一点，后来订单量大了让我们加班，我们死都不加，做这个就是图个自由，结果他们夫妻俩天天晚上自己在那加班赶订单。”
“能给你结钱还是好的，我去年好几万工钱都没结呢”，每到年关，承包工程的小舅便是全家最关切的人。工地上一年的活计要是能收到一半的工钱便能顺利过个年，不然少不了硬着头皮找亲戚东拼西凑。在一个中国大家族里，倘若没有什么变故，年关便是一年到头花销最大的时候。
杀鸡宰牛、置办瓜果、穿上新衣，这些只是基本。走亲访友才是重头戏，初一到初七每顿饭都排的满满当当，倘若真要走全了怎么说也要一整正月。这一大家三四十口人里，还分了好几个中心边缘，家族里有权有势的亲戚门庭若市，忙到一家人得掰成好几拨分头做客。
生活相对困难的边缘亲戚们则是门可罗雀。六十二岁的大姨一直和丧失自理能力的丈夫一起住在老家的旧瓦屋里。自从学会了用手机，每年年初一，大姨定会赶在最前面力约家族中的亲戚们在初四初五来自己家做客。
有的时候大人物的日程实在太满，大姨当一回东道主的想法便会落空。等到请客那天，大姨会把几个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媳妇都喊来家里帮忙，一家人两桌菜。等到了饭点，被邀来的亲戚们提着镇上小超市买的牛奶饼干还有“六个核桃”出现在大姨屋前。
大姨的家有两间土房子，没有厕所、没有采光、没有手机信号，亲戚的小孩几年都不会光顾大姨家一次。倘若突然一个晚辈造访，大姨会悄无声息地端出一碗汆鸡蛋，从坛子拿出一个塑料口袋，抓一把水果糖到小孩手里。你若不接，大姨会像抢劫一样拉着你直到你接下。
饭后，亲戚们通常不愿逗留，以晚上另有安排为由早早离开。“还这么早，不要走，留下来烤烤火，喝碗水吧”，“来我带你们去村里打麻将”，大姨一面找着理由，一面扯着衣服把已经走出家门的亲戚往回拉。
等到亲戚们各自上车，大姨马上命几个媳妇在车前拦着，一定要让几个亲戚拿了鸡蛋再走。面对打劫一般的阵势，坐在车里的亲戚们有些哭笑不得。谁真的缺大姨家的几个鸡蛋呢?
可这是大姨为自己争的面子。在一个大家族里混成长辈的她深谙这个道理。这些礼品流来流去最后大头还是会到家族的中心人物手里。而大家平日里也都指着这些人。年关是一整年里家族财富再分配的重头戏，抢劫一般的给人塞东西，其实也是抢劫一般地掏空自己。
亲戚们提着鸡蛋走的时候路边的大姨有些失落。车快开到城区的时候，“吴xx的后人”群里又开始抢红包了，一旁的表哥向我悄悄抱怨:“这大红包小红包现在还有微信红包都快花掉了在北京打工一整年的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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