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妇女”渐渐被赋予了人老珠黄、没有吸引力、回归家庭、逆来顺受的内涵;一群男生若评价班上一个女同学长得像“妇女”，或者像“中年妇女”，那必然不是什么赞美的话。在社会主流意识当中，“妇女”这个词语已经被污名化。
近些年流行的“女汉子”一词，则又一次确认了“男强女弱”这一社会现实;看似受尽尊崇的“女神”“女王”“白富美”等词，也成为男权社会和消费主义觊觎的猎物。
漩涡中的女性，为了不被这些标签附身，采取了大量的逃避措施。拿愈来愈热的“三七女生节”来说，北大中文系薛静曾言：“女生节的提出，迅速获得了全国各大高校女生的芳心。一个既能享受男生们的问候、赞美与关爱，又能避免妇女这种称呼的节日，让姑娘们如何拒绝呢?”女学生逃避妇女概念，恰恰反映了女性对于性别歧视的消极抵抗。
之所以说是消极抵抗，是因为，女学生在逃避被妇女一词“污名化”的同时，并没有打算去思考和撼动污名化的根基。对于年轻女子来说，诚如薛静所言——“我们年轻，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生节’，享受男生的礼物和赞美。我们貌美，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神节’，享受屌丝的膜拜和跪舔。我们有钱，所以我们可以过’女王节’，享受商家的服务和吹捧。”
但是，有一天，当这一切为男权和消费主义所要求的东西都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了逃脱污名化的机会。等到了40岁，处在社会中下层的那些女性，又该拿什么干净词汇来表述自己呢?
如果女性整体在社会当中没有获得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那么，年轻女性群体的地位被捧得再高也无济于事。因为人总是会老的。
当然，对于年轻女性来说，通过女生节逃避社会对妇女的污名化想象，也并非明智之举。不撼动“污名化”的根基，女性只能从一个“污名化”，逃到另一个“污名化”当中。妇女节被污名化了，女生节也逃过一劫?
看看女生节的一些惊悚标语吧!
(这我就不多说了)
(商家的吹捧与鼓动)
在“享受着充满水果甜味儿的节日”时，年轻女生也要承受社会对于自己的进一步工具化想象。
“女生节”从1986年刚出现时还只是大学校内的一项活动，到如今再不是作为象牙塔的事物，而成为了一种社会文化的认同。这恰恰反映了女性从想要逃避被污名化了的“妇女”这个称号的初衷，发展到现在社会上对女性赤裸裸的物化，毫不掩饰的性骚扰的，鼓吹消费、似乎女性的价值只有在消费中得到体现的意识形态洪流。女性的短暂逃避，只是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更大更深的火坑。可见，女性要做的，不再是这样的消极抵抗，而是真正地去撼动那这些“污名化”的根基、“火坑”的始作俑者。那么第一步，就是认清它们。
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转向父系氏族时，恰恰是从原始共产主义转向奴隶社会的时候。男权对女性的占有关系，随着私有权对奴隶的占有关系而固定了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市场高度发达，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占有、被买卖，女性也不能幸免，她们在被私有化的同时也被商业化，这比奴隶社会更甚了一层。
前段时间炒得火热的“支付鸨”“代孕合法化”等问题，无疑又是给女性当头一击——精神和肉体的压迫“双管齐下”。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伴随的消费主义在消费女性的同时又怂恿女性消费，传递一种在消费中实现个人价值的扭曲价值观，女性在被物化的同时又追求着消费，这无疑是一种双层异化。
就这样，作为统治者的男权社会给作为被统治者的女性强制赋予了温柔、细心、顾家等“优点”，以达到便于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会给女性贴上爱哭、柔弱、多变等不良标签，而这些都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轻蔑态度息息相关。大多数男性并没有把女性当成平等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一件艺术品甚至商品对待。若是“女生”“女神”“白富美”这样的“高雅之物”，便是赞美膜拜;若是“妇女”“女汉子”“铁姑娘”这样的“粗鄙之物”，则不屑一顾。可见，在男权社会，对女性是吹捧还是歧视并不矛盾，都是男权的产物。
于是，在男权的意识形态下，女性被分为两个群体，年轻貌美“女生”和年老色衰的“妇女”。前者是还未经拆封的商品，后者则早已失去了魅力，只能作为老妈子抚养丈夫这个“巨婴”。这正可以说明，为什么年轻女性对于“妇女”一词避之不及。女性对于“妇女”身份的恐惧，既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因素，又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女性的要求，不自觉地反映到了女性对于自己的要求身上。
这就是“污名化”和打着赞美膜拜旗子的“污名化”的深层原因。
看到了社会现实之后，想要从根本上摆脱社会对女性污名化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三八妇女节”全称“三月八日国际妇女劳动节”，以纪念为共产主义事业浴血抗争的妇女先驱。每当谈论到妇女节的历史，我们总会追溯到1857年纽约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争取10小时工作制和妇女平等的权利。1908年3月8日，为了纪念五十一年前的女工罢工，近15000名纽约妇女走上街头，争取投票权，抗议血汗工厂和童工问题，并喊出了象征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面包加玫瑰”的口号(这几次运动最终都被警察暴力制止)。此后每一年，为了纪念这一天，世界各地的妇女都会举办活动。然而这样的说法在学界其实饱受争议。
法国女权主义学者Liliane Kandel和Francoise Picq认为，关于1857年纽约制衣厂女工罢工的传奇诞生于1955年的芝加哥。为了把国际妇女节的历史与共产主义和苏联剥离，美国创造了一种本土女性抗争的叙事让妇女节的起源看起来更加的“国际”(美国)化。妇女节的起源并不是底层妇女应激性的对抗，而是国际女权运动先驱们跨越国界、有组织的革命成果。两位学者的话提醒我们冷静分析女权运动。之前我直接将三八妇女节定性为“纪念为共产主义事业浴血抗争的妇女先驱”的节日，实际上就是经过了这样的分析。昨天的文章里面我们已经提过，女权运动的内部成员很杂，其诉求往往会因为人员的阶级跨度而变得模糊不清。
(1917年，整个沙俄物价飞涨。2月23日，妇女们发动了以工厂工人和领救济粮的无业者为主的游行队伍，抗议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沙皇专政。妇女暴动发生两天之后，也就是当年国际妇女节当天，沙皇下令军队武力镇压妇女革命，由此便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
从长期的女权运动实践可以总结出，一味地在现有的体制下独立地争取妇女的权益，收效甚微，一味地停留在“女权”，止步不前，将无法根本撼动男权。女权和男权的矛盾，从来就不是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的矛盾。妇女受到的压迫，只是社会压迫的一个侧面，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不经过国际范围内女权先驱漫长艰苦的抗争，是不会有妇女权益合法化的一天，这不是靠男权社会的施舍。我们今天在关注妇女节的内核时，不应忘记那是经过无数妇女先驱们经过顽强的、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的斗争，而不是停留在几起看似很偶然孤立的事件上;同时，我们在关注女性受到的压迫时，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女性”这一共同体，将人群割裂成“男人”和“女人”，和将女性割裂成“妇女”和“女生”一样荒谬。脱离了现实的经济政治因素空论社会现象，是找不到真正的答案的。女性实现解放，需将眼光放远，将自己的命运和更多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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