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抚养与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社会文化调试

　　儿童抚养与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社会文化调试*

　　肖索未　蔡永芳

　　【内容提要】基于对流动人口家庭的跟踪调查，本文借鉴约翰攠格布的文化生态理论，将儿童抚养行为视为进城务工农民对城市生活的社会文化调试的一种表现，解释该群体不同于城市流行的儿童教养方式及其内部的差异性。乡—城流动的经历以及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家庭面临不同且变动着的“城市化机会”——成为城市居民的结构性可能，从而发展出差异化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城市化取向”——在城乡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和预期;这些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儿童教养目标和具体实践。

　　【关键词】进城务工农民　儿童抚养　社会文化调试　城市化取向　城市化机会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cking records of migrant famili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hild rearing behaviors of migrant workers with John U. Ogbu’s cultural ecological theory and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t child rearing behaviors are the migrant workers’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 their new urban life. The rural-urban mobile experien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migrant workers have provided various and changing prospects for migrant workers to become urban residents， and they incorporate these uncertain prospects into their child rearing practices， hence the “urban orientation” in their self-positioning and expecta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ir child rearing and education target.

　　Keywords：migrant workers， child rearing，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urban orientation， prospects of becoming urban residents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逐渐从分散的、跑单帮的方式向家庭型方式转变，越来越多的人以“举家迁移”的形式进入城市。随着“家庭化”移民形态的出现和发展，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的比例逐渐增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样本数据推算，2010年城乡流动儿童(0～17岁)人数约为3581万，其中农业户口的流动儿童占80.35%，约为2877万。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深受社会关注。尽管中央出台“两为主”等政策，然而，由于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由地方负责以及仍以户籍为主的入学原则，大量流动儿童无法在居住城市享受和户籍儿童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机会。大量研究侧重考查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可及性、公平性问题及其背后的制度、经济和社会原因。①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家庭育儿对流动儿童发展的影响。尽管经验研究为数寥寥，但大多认为家庭教育缺失和家庭教养不当，进一步导致了流动儿童教育的弱势地位。研究者通常指出：流动人口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较高，教育投入注重功利性;教养方式缺乏民主，教育方法或简单粗暴，或放任溺爱，亲子沟通存在障碍;家庭缺乏学习氛围，在子女教育上过于依赖学校。在原因分析上，研究者指出由于经济资源制约、职业类型限制、劳动时间过长、文化资本匮乏、教育观念落后、社会支持缺乏等因素，流动人口家长无法进行有效的家庭教育。②个别学者试图跳出单纯“问题化”的惯性思维，发掘流动儿童家庭育儿方面存在的资源和优势，比如，倚赖于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网络，哥哥姐姐或者邻居的孩子成为儿童学业的重要支持。③

　　社会学的研究提醒我们，儿童教养方式往往带着明显的阶层特质，而那些被标榜为权威的育儿标准隐含阶层前提。比如，美国社会学家黑斯(Sharon Hays)用“高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概括当代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育儿意识形态——一种孩子优先、专业知识指导、高情感投入、花费不菲的育儿理念，母亲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负首要责任，并将儿童的需求置于母亲个体需求之上。这样的育儿理念是基于白人的、维持传统性别分工的、中产阶级的家庭结构和资源之上，与劳动阶层的家庭现实相去甚远，并且是一种“理想化”的育儿期待。④这样的教养方式带来的不仅是优势，也有很多问题(例如，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然而，主流倡导的育儿理念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支持下，能够将儿童在家庭习得的文化资本转换为儿童系统性的比较优势，从而帮助儿童实现向上流动。⑤

　　反观现有的流动人口家庭育儿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者们无形中以“主流”、“科学”的标准把流动儿童家庭育儿“问题化”，并将原因分析停留在家庭缺陷或“资本不足”上，即以“归咎受害者”的方式来解答流动人口家庭育儿的“问题”。这样的论述不能令人满意，也是对布迪厄资本分析框架的误用。

　　本研究通过对流动儿童家庭的跟踪调查，借鉴美国教育人类学家约翰·奥格布(John U. Ogbu)的文化生态理论，将儿童抚养行为视为进城务工农民对城市的社会文化调试(sociocultural adaptation)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发展出“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的概念，用以解释进城务工农民在子女教育方面不同于主流的认识、做法和其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表现。

　　二、 文化—生态理论的启示

　　奥格布的“文化—生态理论”(cultural-ecological theory)，是集微观和宏观民族志为一体的一种多层次的理论架构，试图解释弱势群体(minority)的社会处境。⑥奥格布的具体研究侧重种族/族群的纬度，聚焦不同社会中的少数族群的学业成就及内部差异。该理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制度”(the system)层面，要求全面考察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对待方式，构成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障碍或“集体性难题”(collective problem)。这些障碍包括工具性歧视(如就业和工资待遇)、交往歧视(如社交和居住隔离)以及符号歧视(如诋毁少数族群的文化和语言);二是“社群力量”(community forces)层面，考察少数族群对自身环境的认识和回应方式。少数族群通常发展出集体性方案回应集体性难题，形成自身的社会文化调试方式。比如，面对经济歧视，他们发展出一套关于如何“成功”的民间理论;面对交往歧视，他们对主流人群及代表其利益的社会机构充满不信任，进行“集体抗争”;面对符号歧视，他们发展出一套对抗主流的文化和语言参考体系，或者选择性地采取主流群体的行为方式。⑦少数族群在教育上的遭遇是其在社会上遭遇的一种体现，然而，结构性障碍或者歧视因素，无法解释不同少数族群之间在学业表现上的差异，因而必须考察“社群力量”的差异。例如，奥格布根据不同族群移民原因和主导族群介入其群体形成的方式将美国的少数族群分成三个类型：自愿/移民群体、难民/客居工人/非法移民、非自愿/非移民群体。这三个群体，在对历史和对自身境遇的理解、应对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调试模式——即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以及由此衍生的行为方式。⑧

　　奥格布的文化—生态理论指出，理解弱势群体的教育行为，需要把制度性、结构性的因素和弱势群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分析，尤其需要关注弱势群体面对制度性障碍的社会文化调试行为，因为正是这种调试把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转化为行动者内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尽管奥格布的研究着重关注学校教育，但其理论框架可以用于分析弱势群体其他的教育相关行为，包括家庭对子女的养育活动。

　　本文认为，我国的进城务工农民，总体上处于“客居工人”的状态;如何养育随迁子女，是其对城市社会文化调试的体现。近十几年来，中国城市流行的儿童早期教育以西方儿童发展心理学为指导，强调学校、家长、专业培训人员和机构 全方位参与。在“家庭教育”等新概念的包裹下，家庭育儿被界定为独立的教育实践，家长须在专业的科学知识指导下，对子女进行身体、品德、情感和智力的全面培养。城市提倡的科学育儿观在素质教育的旗号下与学校教育接轨，从而有助于将家庭育儿方式转化为儿童教育系统性的比较优势。素质教育的推行与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优势关系密切，而在处于教育弱势位置的农村，学校教育更多围绕应试目标展开，新兴的早教理念也缺乏现实的吸引力。在学校教育的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化的背景下，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的学业前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接受正规教育的场所也在城乡间变动。在此情形下，家庭对自身和子女社会流动前景的判断、对教育工具性价值的认识以及对城市生活的评价，构成其育儿方式的重要基础，影响其以何种方式抚养子女。

　　三、 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

　　本文提出“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两个概念，着重讨论进城务工农民在生活方式和观念意识方面与城市的衔接，即“人的城市化”。⑨“城市化机会”指的是，农民工及其后代成为城市居民的结构性可能，体现在就业形态、收入水平和居住空间等方面。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化机会，与国家对待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庭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相关，构成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集体性难题。“城市化取向”则反映其应对城市处境的社会文化调试，强调进城务工农民家庭对家庭成员成为城市居民的预期和判断，以及由此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准备。

　　“城市化机会”和“城市化取向”这两个概念，与学者常用的“市民化”的概念既有重合又有差异。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用来描述农民在生活形态和社会意识方面向城市居民的转变，而差别在于市民化包含农民(或外来移民)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即市民权)，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在中国，市民化首先涉及获取所在地的城市户口。⑩然而，本研究发现，对经济资本丰厚的流动人口而言，即便没有户籍，他们依然有在城市定居的可能。这是因为，一方面市场的出现为富裕家庭提供了大量的商业化服务，从而克服了缺乏户籍带来的福利缺陷;另一方面，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分级而治”，经济优势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城市生活权利、保障和便利。这种情形也正体现了国家对进城农民实施“围堵”策略的意图——让少部分进城农民留在城市生活，而把大部分人疏导回农村进行包括子女抚养、教育在内的再生产活动，进而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渐进式变革和城市优势福利体系。11

　　我国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以维系城乡二元结构为前提，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面临工作歧视、居住隔离、教育资源排斥等制度性障碍，城市化机会小。多数人难以形成有行动意义的城市化取向，与城市文化、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保持距离，甚至更加诉诸地方性传统来满足个体生存和群体认同的需要。与此同时，由于“围堵”机制的包容性(即吸纳少量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进城务工人员有可能通过经济积累创造在城市定居的机会，进而形成成为城市人的主观意愿和做好行动准备。

　　本文将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化取向视为连续性的光谱，而非互斥的两极。在下文分析中，笔者将选取“强城市化取向”和“弱城市化取向”的典型家庭案例各一则进行深描及比较分析，以便更好地呈现其差异化的城市化取向如何影响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抚养行为。

　　四、 案例分析

　　本文的分析基于“大众儿童观的社会阶层比较研究”课题中对流动人口家庭的参与观察和访谈资料。调研在2010年2月～2011年1月及2012年2月～9月进行。研究团队主要由本文两位作者和一位硕士研究生组成，重点收集了10个有学龄前儿童的流动人口家庭案例。其中6个家庭居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父亲多从事装修业，母亲多在家带孩子，兼做零工。另外4个家庭居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回龙观地区，父母从事个体买卖、销售、建筑等工作。研究团队对每个家庭的跟踪调查时间不少于6个月。为保护受访者，文中出现的人名和村落均为化名。

　　（一） 弱城市化取向与“顺其自然”的育儿方式

　　1. 案例：“俺们的孩儿哪有那么金贵？”

　　38岁的郑大姐和40岁的陈大哥老家在山东农村，居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牛家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院子里住了8户人家，共用1个厕所。郑大姐一家住一间厢房，月租280元，大约十二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了大小两间，一进门是杂物间，也可以做饭，里屋不到十平方米，大炕占了大半间，是全家人最主要的活动场所。邻居们大半是同乡，爱过来串门，一屋谈笑声，一地烟蒂和瓜子壳。

　　“生个儿子”是郑大姐自述来北京的首要目的。在老家连生了两个女儿后，夫妻俩来到北京，靠陈大哥做木匠为生，在第三个女儿出生后两年，他们终于如愿得了儿子。目前，12岁的大女儿在老家上小学，7岁的二女儿、4岁的三女儿和1岁多的幺子都带在身边。在北京生活了5年，郑大姐并不认为城里的生活比老家好：

　　人说城里这有钱的人多，你就说跟这一般的，跟这边儿工人们啊，没有大钱光上班的这个，差不离都。到俺们家里，哪家都有几间新房，姑娘们也有，儿子也有，哪个都宽敞，一出来那空气，大院儿。

　　他们这边人不跟俺们那边那人和气，不行，这房东们，都是老霸道似的……牛家村的人们，俺们说了，没一个好的(笑)。俺们也不爱搭理他们。俺们打工的这些，他瞧不起咱们，咱还瞧不起他来，俺们住这儿，你不让俺们租房子，你能得钱吗?

　　夫妻俩想着挣点钱以后回老家，盖栋楼，再留点钱，孩子能念书就供，不能就留着给儿子娶媳妇。郑大姐说：

　　俺就想着孩子健康，没病没啥的，以后打个工，挣点钱，过日子，就可以了。上学么的，没啥大的想法。孩子爱念到什么时候就念到什么时候。初中念完了还想念，那就念，不想念就不念……他要想念，成绩就会好。

　　对郑大姐而言，当妈的就是要照顾好孩子、吃好喝好、身体好、不生病。然而，孩子不生病并不是容易实现的目标。调研期间我们共去了郑大姐家八次，其中只有一次三个孩子都没生病或受伤。

　　陈大哥跟着包工头做木匠，有时候离家远，就留宿工地。他不在家时，郑大姐和孩子们常就着剩菜、咸菜喝粥，“平时就随便弄点，不怎么吃荤的，孩子爸回来了才做几个菜。俺们的孩儿哪有那么金贵?”郑大姐平时不准孩子们吃零食，“费钱又不吃饭”，孩子们实在馋极了也给买点儿。但每个月都有几天，陈大哥会带着孩子们去超市，随便挑。逢年过节或孩子们生日，爸爸也会带着大家去采购。

　　孩子们的玩具多是就地取材，郑大姐常说：“俺们是打工的，哪有钱买玩具啊?”一次郑大姐把两块旧毛巾拼起来缝成一块枕巾，身边的儿子要她手上的针，郑大姐顺手给了他。我们担心孩子受伤，她笑着说：“没事，他经常玩。”果然，儿子玩了一会儿就把针还给妈妈，郑大姐继续做活。大人用完锤子放在地上没收拾，儿子就提起木柄在地上拖来拖去，一会儿兴奋地大叫一声。孩子们也互相打闹着玩，老二和弟弟特别亲，常趴在炕边，抱起躺在炕上肉嘟嘟的弟弟，姐弟俩咯咯地笑。调皮的老三则爱和弟弟抢“玩具”(比如塑料包装纸)，惹得弟弟大哭，听到妈妈生气呵斥，忙跑出家门，不一会儿又回来继续和弟弟玩耍。

　　家里有一台19寸的旧彩电，大家都爱看。孩子们爱看动画片，郑大姐爱看电视剧，陈大哥爱看新闻。问起怎么协调全家的偏好，郑大姐说：“跟孩子商量，白天看动画片，晚上看大人电视。”孩子们也跟着看大人电视，并不避讳很多城市中产阶级家长认为“儿童不宜”的情节。孩子们看无聊了跑到门口玩，赶上节目结束就央求父母换台。

　　孩子们上幼儿园，也得协调全家人的作息。老三快4岁了，一直没去幼儿园，郑大姐想着送她去，但原来家门口的幼儿园关门了，其他的离家稍远。冬天天冷，儿子又小，早上起不来。四月开春了，老乡介绍了一个幼儿园，走路10分钟。郑大姐领着老三去看了看，也是个农家院，有露天的小院子，能看到太阳，母女俩都满意，就报了名。在郑大姐看来，把老三送幼儿园后，就只用照看儿子，还有时间做点零活，挣点小钱。另外，幼儿园也能教点英语、算术、画画，认点儿字。“要不送幼儿园，一年级他也不收啊。(问：为啥不收呢?)上一年级还得考试，考20以内的加减法，考上才能上一年级。”

　　老二一年前就通过了入学考试，进了牛家村中心小学。因为是公立学校，夫妻俩都挺满意。12为了老二上学，全家还特意回了趟老家，给她上户口，办齐借读手续。老二学习不错，一回家就趴在大炕上写作业，还能帮别的孩子补功课，是邻居们眼里的好孩子。但郑大姐不爱去学校，因为老师“老训人”，所以家长会一般都找侄女儿代开。一次老二在政治课上和邻桌说话，老师撕了她的书，郑大姐却跑去学校说理：“孩子不对你说她就是，撕她书做么?她没的书，怎么学?”在班主任的协调下，政治老师跟郑大姐道了歉。

　　2011年1月最后一次去牛家村调研时，夫妻俩已打算9月份送老二回老家。牛家村一直传闻要拆迁，夫妻俩担心搬家后孩子上学成问题。他们也盘算着老二回家后，再把老三和儿子送去幼儿园，这样郑大姐在白天就能找点儿活干。陈大哥认为，老二大了，留给老人带比较放心，而且孩子还在上小学，转校回家对她的学习影响不大。唯一的担心是老二长在北京，没在老家常住过，以前春节回老家，总嚷嚷着要回北京。不过夫妻俩都认为等她上学认识了同学，就没问题了。

　　2. “顺其自然”：融入家庭生活的儿童抚养

　　在郑大姐家中，夫妻俩采取的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育儿方式，生儿育女是家庭生活中自然的组成部分，不需要特殊知识或准备，养儿育女依赖于传统的经验和习惯。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生儿育女的意义在于家族繁衍，“生儿子”对延续香火至关重要，而保障孩子们顺利长大是父母的责任;第二，儿童养育活动嵌入家庭日常生活中，既不对儿童的活动做特殊安排，也没有太多限制;第三，家庭成员的需求互相协调，孩子的需求是家庭决策的一部分，但没有被优先对待;第四，维系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和地位，在具体实践中，为父亲保留满足孩子消费欲望的特权成为维护其地位的重要方式;第五，随遇而安的教育期待，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家长力所能及为子女入学做准备;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持开放性态度，接受子辈延续父辈的生命轨迹。

　　3. 弱城市化取向与传统家庭育儿的延续

　　郑大姐一家居住在地理空间上位于城市边缘、社会空间上以同乡、同业者为主要交往对象的城中村。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流动人口亚文化圈，在文化规范和习俗上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和传统取向，个体通过社会空间上的再地域化和回归传统，以应对都市文化的排斥，并在都市漂泊中获得某种安全感和归属感。13比如，郑大姐建构新的评价标准(房子大、邻里关系好等)来突出农村的优越性，以此抗拒城市文化的挤压和排斥。在流动人口亚文化圈中，进城务工者对包括教育观念在内的城市流行观念既缺乏了解途径，又缺乏接纳意愿，因此在育儿行为上一般沿袭原先积累的手头知识库行事。在郑大姐和邻居们看来，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家庭生活的目的是让包括孩子在内的家庭成员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同时维护家庭秩序和传统(比如父亲的权威);而教育是学校的事情，家长的责任是把孩子送入好的学校，包括打听学校、办好手续以及做好其他的准备工作;在流入城市接受学校教育，并非因为当地的教育好，而是为了配合孩子以后回农村上学。

　　郑大姐夫妻把回归农村当作自己的未来取向，也没有对孩子的向上流动抱有高期待，延续父辈的生活轨迹是可接受的选择。他们在城市的境遇没有使他们产生扎根可能，反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受到与城市的距离及被排斥。他们对子女未来的期盼，是基于自身在城乡社会空间中的位置以及未来社会流动机会的模糊认识而做出的实际判断。她对自身流动轨迹的表述也由此呈现出内在一致性：从一开始为延续农村传统价值观(“延续香火”)来到城市，在城市感觉还不如农村，到回归农村的未来打算。在这样的叙述中，农村传统作为一种可依赖的“反城市文化”的符号资源为这个群体在城市中安身立命、自我定义提供可能，他们没可能也没必要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育儿行为作为流动农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必须放到流动过程中农民对于城市—农村关系重构和流动人口亚文化圈的情境中去理解。

　　我们调研的牛家村的流动人口家庭，尤其是丈夫务工、收入微薄的家庭，育儿行为与郑大姐夫妻很类似。尽管一些家长不如郑大姐这般认同农村，或者对“成为城市人”表现出某种自我否定式的憧憬(“要能留在北京当然好了，哪有可能啊?”)，农村的传统失去了符号意义上的制高点，但依然是日常行事的核心知识技能库。务工者群体在其城乡流动的过程中，无论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上都处于城市的边缘，即便有城市化意愿，也难以通过个体努力克服制度性束缚，从而难以萌发有行动意义的城市化取向——像城市人那样生活。相反，他们更多希望在城市通过身体劳动换取经济资源，用以建构在农村社会空间里(包括流动人口亚文化圈)的地位和尊严。大多数的务工者家长对于自己和子女的城市化预期都比较低，对于城市主流意识形态有距离感甚至产生抗拒，在子女教育上延续传统。

　　（二） 强城市化取向与“精心培养”的育儿方式

　　1. 案例：“现在就一个两个孩子，能给都给孩子最好的。”

　　37岁的薛明智和30岁的杨天美在回龙观的某批发市场工作，在市场附近租房居住。这是一片新建的六七层高的简易砖混结构的楼房，专门租给外地人。杨天美的房东就有三栋六层楼的房子，住着大约600户，多数在附近市场做生意。房东住在院门口的一楼，看到进院的陌生人都要盘问几句，确定认识自己的租户才放行。

　　虽然每月650元的房租比之前他们租的(三公里外)城中村的房子贵了一倍多，但是用杨天美的话说：“那里是平房，厕所是公用的，做饭也是在房子外面，什么都不方便，周边环境也不好。这边虽然贵一些，但卫生间、做饭都是独立的，离上班的地方也近。”杨天美的单间大约二十平方米，门上贴着女儿写的红色“福”字，进门的小桌上放着电脑，电脑桌面是女儿和儿子的照片。靠床的内侧和床边的柜子上整齐地叠放着上百条新做的被子，是一个打工子弟幼儿园的订单。

　　杨天美老家河南，初中辍学外出打工，辗转了好几个城市，在青岛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来自山东的薛明智。两人于2002年结婚，2003年来到北京，一直在回龙观地区工作、生活，打过零工、开过网吧和电话吧，目前经营床上用品，杨天美兼职做玫琳凯(化妆品直销)的客户代表。和老乡们不同，他们顶着家里的压力，结婚三年多才要孩子。杨天美说：“我想等物质丰富一些再要，不想孩子生活在什么都缺乏的那种状态，起码一般别的孩子有的，我们也要有。”

　　六岁的女儿出生在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时候。当时夫妻俩经营网吧，月入过万，开始计划再攒点钱就在北京买房。杨天美亲自带女儿，倾注了不少心血，几个月大就给她买玩具，一起看小人书，念儿歌;觉得女儿画画方面有天分，给她买了画本和蜡笔。一岁八个月的时候杨天美把女儿送去了幼儿园。“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门口，(女儿说)‘妈，我要去上学’，就是哭着要去上学了。我看她确实想去，当天就给她报名送过去了。”

　　之后她又给女儿换了三个幼儿园：

　　我孩子转学校(幼儿园)，我都会去打听这个学校的老师，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校长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会分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领导，他的下面会是怎么样……第一次上几个月不行，觉得环境不好，后来找一个远一点的，每次去(孩子)都不开心。我觉得老师方面有关系，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懂孩子心里在想什么。

　　女儿目前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的学前班，每月收费四百多元。杨天美认为这个学校是其经济承受范围内最好的，孩子在那里学习英文、数学、写字和朗诵。杨天美说：“我看电视上说，不建议孩子学这些东西。但是我想着以后让孩子在回龙观上昌平一小，总比要上打工子弟学校要好吧。要面试，孩子各方面都要准备得好一些。”

　　女儿乖巧伶俐，是她的骄傲。相比而言，三岁的儿子则性格倔强，不爱学习，让她操心。她把原因归结为自己带的时间少。儿子出生后一年，网吧拆迁，家庭收入骤减。夫妻俩不得不双双外出赚钱，儿子交给奶奶带。

　　作为父亲的薛明智基本认同妻子对孩子的培养，在他看来，“现在就一个两个孩子，能给都给孩子最好的。”有了孩子之后，他特别留心电视上的育儿节目和网上的讨论，看别人的成功经验，他会转到自己的QQ空间里。“有孩子以后等于是半个医生，也是半个心理学家了，得摸清孩子心理。”

　　他很注重孩子的感受，希望孩子“高高兴兴”的。为此，他尽量满足孩子的愿望：“孩子想玩这个，他奶奶说，怕他弄坏了，别让他玩。我说玩去吧，弄坏了就弄坏了，反正他玩得高高兴兴的就行。”有一阵他注意到女儿睡觉老哼哼，但也不说为什么，经过询问，原来是女儿不愿意老睡同一侧，他记住了，以后就让她换着睡。在管教孩子上，他也强调引导和说理：“孩子哭闹是他的愿望满足不了，满足不了他，你打他干嘛，你打他，他心里不服，你给他讲道理……现在教育方法不一样，谁像过去一样严父慈母，棍棒底下出孝子?不能太严厉。”

　　有时候，夫妻俩也会因为如何管教孩子发生冲突。比如，到睡觉点了，孩子们却正在玩电脑游戏的兴头上，杨天美坚持让孩子养成到点睡觉的好习惯，而薛明智则认为强制的效果不好，孩子心里不舒服，也睡不好觉，不妨等几分钟让他们玩完自愿去睡。“两个人生气，为孩子生气得最多。”薛明智笑着说。

　　谈起对孩子的期待，薛明智直言孩子以后不能跟自己一样，“那样就完了”，但又很快补充：“孩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犯法，高高兴兴就行，不一定非要上大学。”他解释道：“你尽到最大努力以后，他那样(没出息)你就没办法。不是说由着他的性子，你给他找最好的老师，上最好的学校。上完之后他考不上大学怎么着?(表示只能接受)”

　　为了女儿上小学，夫妻俩费尽心思。杨天美首先排除了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那里出来的孩子没有一个成什么的，耽误事儿。”而回龙观的公立学校很少招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弟。14她听说邻居的孩子托关系，花了三万元进了昌平一小，就也想试试，到处找关系，还主动跑去学校了解报名情况，留电话等通知。与此同时，夫妻俩也在老家物色学校，特意带着孩子回去考察。杨天美这么评价两地的教育：

　　教育来说，老家就要学知识，北京附加的东西多。老家就是从学习的目的、考试的目的多一些，北京是全面的发展。如果是在昌平一小上的孩子，如果是去老家，他学习可能还没有老家的好，在老家考试的话他不一定考得好。

　　2012年9月，女儿进入薛明智老家的县中心小学上一年级，儿子一同回了老家，由爷爷奶奶照料。由于生意不景气，薛明智开起自家的老“夏利”拉私活，杨天美改行房屋中介。每次和老家通电话后，薛明智就很担心：“隔代教育就是不一样。他们(老人)不知道教育，吃饱了喝好了，他就是别感冒什么的就行了。”杨天美还在继续想办法找关系进公立学校，把孩子接回北京：“我们说好了，两个孩子一定要在一起，不能一个老家一个北京，他们心理不平衡。”

　　2. “精心培养”：以科学育儿为指导的儿童抚养

　　与郑大姐夫妻不同，杨天美夫妻希望对子女进行更多的培养。在这个案例中，育儿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以孩子为中心的、以专业知识为指导的活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有计划的生育行为，与传统农村生育习惯不同，夫妻俩对现代育儿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有明确认识，并影响他们的生育决定;二是呼应儿童心理需求的教养观念，强调满足并恰当引导孩子愿望的重要性;三是以沟通为主的教育方式，通过说理、协商等方式来进行引导。尽管在操作上缺乏熟练性，但在观念上高度接受;四是积极的早期智力开发，同时评估孩子的心智发展水平、天赋和潜能，进行培养;五是对子女通过正式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充满殷切期待，并进行积极准备。

　　3. 强城市化取向与科学育儿方式的演练

　　薛明智和杨天美在访谈中经常流露出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希望干出一番事业。网吧成功经营后，他们的目标变得具体，希望通过个体努力和经济增长，成功跨越城乡的壁垒，在城市安家立业。女儿出生、成长于他们流动意愿最强、希望最大的时段，他们积极地、有意识地向城市倡导的科学育儿标准靠拢。夫妻俩从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及社会交往中获取大量育儿信息。由于夫妻俩长期经商，接触人群广泛，客户包括教师等群体。杨天美在加入玫琳凯这样的商业直销组织后，进一步突破了社会交往的阶层边界，她的很多同事和客户都是白领女性，其中很多已为母亲，孩子是她们的共同话题之一。这些城市生活经历拓展了夫妻俩在育儿方面的“手头知识库”，科学育儿以零碎的概念、具体的故事和熟人的经验等方式进入他们的视野，并成为指导行动的可能依据。但是，由于他们的现实处境与现代育儿设定的理想情境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他们接纳并效仿了一些观点，但在行动上还未能变成身体化的“习惯”或不假思索的“自发行动”，甚至在作为“工具理性”行事时也显局促。他们自行解读主流观点，寻求与自我生活的契合。比如，杨天美了解了早教的重要性，但因自身文化资本匮乏，希望通过认真选择幼教机构来进行功能替代。在城市习得新的行为规范之后，他们也注意与偏向于传统和封闭的流动人口亚文化圈保持距离，杨天美承认公婆和部分老乡对她的生活和育儿方式并不认同，但她坚持自己的做法。

　　随着网吧关闭，他们向上流动的前景变得黯淡。此时对整个家庭而言，更重要的是寻求新的机会获取经济资本，以延续在城市安家的希望，因而难以在育儿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亲力亲为。再者，这个家庭也和很多家庭一样陷入“亲子离散”的境地，家庭拆分是他们坚持城市化取向的两手准备：父母留在城市务工，争取在城市安家的可能性;孩子回到老家，通过教育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成为“城市人”。然而，在城市习得的教育观念，使得他们对“隔代教育”下(而不是留守)子女的发展前景产生了深刻焦虑。

　　杨天美夫妻是我们调研过程中遇到的在儿童抚养上最积极主动吸纳主流观点的进城农民家长。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一些个体经商和小私营业主的流动人口家庭中，学习科学育儿的做法已经开始出现。家长们大多零星地了解了城市流行的育儿知识和观念，并试图进行模仿。这种类型的家长，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城市化意愿强烈，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扎根城市，甚至成为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一员。强烈的城市化取向，使其在儿童教育上也更倾向于认同城市流行标准，一方面为孩子的向上流动做准备，另一方面也符合城市化的自我身份期待。

　　然而，“精心培养”的育儿方法在流动人口家庭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困境。首先，这部分家长往往是个体或小型私营业主，易受经济形势、城市发展政策的影响，造成经济收入和工作内容的变动。而科学育儿一方面需要父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另一方面，对文化资本匮乏的流动人口家庭而言，早教行为很大程度意味着需要向外寻求专业化的服务。当这些家庭经济受挫，无法对子女教育进行持续的经济和时间投入时，会对子女的发展前景产生消极悲观的态度。再者，目前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和义务教育后的教育机会都未向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全面开放，外出打工的经济积累则使家庭更有可能为子女在老家选择优势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向上流动功能。这使得选择有利的教育资源和维系(科学育儿所提倡的)良好的亲子互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五、 讨论与结论

　　客居工人的迁移形态使进城务工农民形成独特的对城市的社会文化调试行为。在制度结构的限制下，多数进城务工农民难以形成长久定居城市的打算和规划，对城市文化多采取游客心态，仅学习短期客居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大量保留原先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城市遭受到排斥和歧视的经验，也使得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交往呈现出明显的内卷化特征，建构了以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生活空间，甚至形成了具有高度地方性和传统化的文化规范和习俗。家庭育儿正体现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文化适应：务工者家庭无法在城市长久定居，子女无法通过流入地城市的教育系统获得社会流动，因而无心为子女在城市进行长期的教育投资，也缺乏动力学习和实践新的育儿观念。

　　然而，以自我雇用或小业主为主的进城农民群体，通过在城市积累经济资本、拓展社会网络，在乡—城迁移中实现了向上流动，萌生了强烈的城市化取向，计划在城市定居。他们对城市社会文化进行调试，逐渐从“客居工人”短期的实用主义转变为“自愿移民”的积极适应，关注和接纳城市流行观念和习惯，将新文化规范的习得作为其在城市获得成功的重要手段。在子女抚养上，他们用家长的共性身份消解城乡差别身份，把在城市定居并实现向上流动作为培养子女的目标，试图让子女从优势的城市教育系统中受益。但这些家庭积极的育儿尝试充满了变动和不确定性;同时，在城乡教育分化的局面下，是否能帮助儿童在正规教育中获得系统性比较优势也尚不清晰。

　　强城市化取向的产生——从短期客居转变为长期定居的打算、规划和准备——与城市化机会——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后代成为城市居民的结构性可能——密切相关。如果缺乏在城市定居的结构性可能，就难以形成城市化取向的主观认知。在户籍壁垒难以突破的前提下，经济资本积累成为进城务工农民能动地拓展城市化机会的重要方式，但实现了经济积累并不必然形成强城市化取向。调研中发现，一些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在北京买房定居的私营业主，在城市经历被区隔、冷遇和歧视后，逐渐放弃了被城市接纳的意愿，倾向于把城市当作获取经济资本的场所而非未来的归属。在子女抚养上，他们否认教育的重要性，拒绝接受主流的教育观念，并希望依赖自身经济上的优势，帮助子女摆脱通过教育的“独木桥”获得世俗成功。

　　近年来我国将城镇化提到下一步发展的核心战略，并开始将人的城镇化以及农民工市民化正式纳入议事日程。这些变革为进城农民从“客居工人”转变为“自愿移民”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然而从目前看来，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国家“围堵”策略的演变：以放开小城镇的户籍为代价，维持大城市的城市福利体系。在北京这样的特权城市，农民市民化的空间依然狭小，国家以农民工阶层再生产的引导策略(例如北京只开放中职和高职的异地升学考试政策)确保特权城市福利体制的底线不被攻破。进城农民在城市缺乏向上流动的制度性机遇，其强城市化取向难以萌发和延续，那么，浸润着城市中产阶级色彩的“科学育儿”就成了镜花水月般的想象。

　　*本研究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EHA11036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1YJC880004)资助。感谢黄盈盈、巴战龙、吴小英、冯小双、苏春艳等师友对文章初稿的批评和建议。

　　【注释】

　　①关于流动儿童教育公平性的讨论众多，可参见葛新斌：《“两个为主”政策：演进、问题与对策》，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8期;韩嘉玲：《流动儿童教育与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载《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41期;黄剑波：《“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主要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载《青年研究》2006年第 9期;李雅儒、孙文营、阳志平：《北京市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状况调查研究(上)》，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Julia Kwong， “Educating Migrant Childre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0 (December， 2004)，pp. 1073-1088。

　　②关于流动儿童家庭育儿的研究，可参见关颖：《青年流动人口如何对下一代负责——天津市青年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状况调查》，载《青年研究》2002年第5期;李伟梁：《试论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成因及特点》，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李芬、慈勤英：《流动农民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分析——结构二重性的视角》，载《青年研究》2003年第12期;刘谦、冯跃、生龙曲珍：《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动的文化机理初探——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活动的田野观察》，载《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杨卉：《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赵娟：《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现状》，载《社会》2003年第 9期。

　　③曾守锤、章兰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若干特点及其对社会工作的启示意义》，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④Sharon Hays，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⑤Lareau Annette，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⑥约翰·奥格布定义“minority”地位的依据是不同群体间的权利关系，而不是人数的多寡。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当一个群体较之于另一个群体处于从属地位，就可以称之为“minority”，见John Ogbu & Simons Herbert，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A Cultural-Ecological Theory of School Performance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29(2)， 1998， pp. 155-188。因此，尽管奥格布研究对象主要是少数族群，但其理论中的“minority”一词翻译成“弱势群体”更为贴切。

　　⑦John Ogbu， “Cultural Problems in Minority Education： Their Interpretations and Consequences — Part On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The Urban Review， 27(3)， 1995， pp. 189-205; Ogbu， John， “Cultural Problems in Minority Education： Their Interpretations and Consequences — Part Two： Case Studies，” The Urban Review， 27(4)， 1995， pp. 271-297.

　　⑧John Ogbu & Simons Herbert，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A Cultural-Ecological Theory of School Performance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29(2)， 1998， pp. 155-188.

　　⑨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⑩同上。

　　11邵书龙：《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contain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载《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12由于当地村民生育减少且倾向于将子女送到城里的学校就读，牛家村小学的学生近九成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13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4作为人口增长迅速的新兴社区，回龙观的学校教育资源配套滞后。公立学校在招生中，优先录取划片招生范围内有北京户口和家庭有固定房产的适龄儿童。招生不满的情况下，才招收在片区内非户籍常住人口。由于户籍儿童和家庭有固定房产的儿童已经供不应求，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很难通过正常招生途径进入公立学校。

　　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Xiao Suowe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蔡永芳：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Cai Yongfang，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Manage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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