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青山绿水，和大多数中国乡村无异。然而死亡的气氛笼罩着这里。尘肺病，在这里是个不能提起的词。政府为了维稳不敢提，失去至亲的家庭不愿提，我们也不敢提，怕触碰到他们依然血淋淋的的伤口。
在耒阳县城走访了四家人。与一个孩子的姑姑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孩子读书的情况。爸爸陈香平弥留的时候，懂事的他一直陪在身边。后来母亲改嫁，他被寄养在姑姑家，让这个本不该承受如此苦难的男孩变得孤僻敏感。姑姑独立抚养着被留下的他，还有自己的两个小孩，生活压力之重并没有把她打垮，但一说到孩子的未来，姑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这些小孩会有怎样的未来?因为双亲都不在身边，他们缺少家庭温暖。因为家庭压力，他们很可能过早地要外出打工，成为新一代农民工。因为每年接受资助，这仿佛成了一年一度的仪式，伴随而来的是越发强烈的自尊心和成长压力。“我要考上好大学才能报答这些帮助我的人……”“不要再资助我了，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吧……”一个受资助的女孩在和我们聊天时多次这样说。这就是那个在《双喜村的眼泪》中，在父亲的葬礼上哭得很伤心的小女孩，如今她长大了，还是瘦瘦小小的个子，却有了这个年纪的同龄人所没有的懂事和成熟。她敏感的心里其实懂得很多，她悲伤却一直冲着我们笑，真是特别让人心疼的一个女孩。
导子乡有22个行政村，其中上古和双喜的尘肺病人最多，但随着重病的人一个个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些孤儿寡妇。在曹斌家，我们给三个来自尘肺病家庭的孩子讲故事和做游戏，陪他们玩了一个上午，笑声不断。三个小孩都非常开朗、爱打闹，和普通小孩无异。但实际上，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曹斌去年刚逝世，留下他和母亲两个人在家里，这个孩子的哥哥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比起父母双亡的小明和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璇子，“在这里，能有一个健康的妈妈照看着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夏日的双喜村，白天在烈日炙烤下像一个大蒸笼，空气非常闷热，这对普通人而言尚且难忍，对尘肺病人来说更是一种身心的折磨。陈满平，尘肺病三期，每天只能依靠制氧机才能好好呼吸。他每呼吸一下，胸部就明显地凹下去，腹部微微鼓起，发出重重的喘息声。今年35岁的徐术明给我们看他十年前的照片，年轻帅气，“长着一张明星脸”。现在的他瘦骨嶙峋，一边哄着哇哇哭泣的女娃，一边和我们聊天。每隔5分钟他就会激烈地咳嗽，然后不得不走到门外去吐一口痰。女儿不停地哭，发脾气把玩具扔到地上。他温顺地捡起来，把女儿抱在怀里，一边安抚她一边不住地咳嗽。看着咳得厉害的爸爸，女儿慢慢也就不哭了。徐术明回想起16岁就到广东打工的自己，当时的他年轻有梦想，但他的梦想绝不是在这个破败的山村里苟度余生。他后悔不该去打风钻，也后悔不该生下这个女儿。在这里，这对父女相依为命地活着，互相搀扶地活着。整个采访在嘶心裂肺的咳嗽声和婴儿哭声中度过。
但有的人也有别的选择。徐新生选择继续当包工头。他是乡里最早到深圳打风钻的几个人之一，当时是因为风钻工工资高，只有亲近的人他才介绍他们入这一行，但没想到最后却害了他们。他内心也挣扎过。尘肺病是不治之症，既然到头来终有一死，他现在想的只是如何尽可能地赚钱让妻子和一对儿女以后生活得好一点而已。
双喜村有很多新盖的大房子，这里的习俗是只有建了大房子才能娶得到媳妇儿，才能有自己的家。2009年的集体维权，很多人死在了路上，一些人拿到了赔偿金回家盖了房子，这也是一种选择。刘功平，村里人叫他“来国”，他的房子就是在09年拿到了“人文关怀金”之后建的。建了大房子之后，他如愿地娶了媳妇儿，可是随着他病情日渐恶化，媳妇儿最终离他而去。现在只剩下他和八十多岁腿脚不便的老母亲，守着两层空房子，靠着每个月除去医药费后仅剩的100多块钱生活费活着。
实际上，大多数尘肺病农民工并没有得到赔偿，因为当初企业没有和他们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导致职业病认证困难，就算是获得了职业病认证，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赔偿，与企业打官司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会通过多次上诉来拖延进度，一拖就是两三年，可是尘肺病人等不了，很多人刚拿到赔偿金就死掉了，或者至死都没有得到赔偿。于是，更多的人只能选择接受“人文关怀金”。这对他们来说不单是妥协，更是一种屈辱。
对尘肺病人而言，当他们拥有年轻和健康时，他们的梦想是到大城市打工赚钱，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当他们失去这一切时，他们抗争、维权，然后一个个死去，他们的梦想依然是靠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赔偿金，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他们的选择，别无选择的选择。
时间过去了，人离去了，只剩下被尘肺病人“抛弃”的女人和小孩。死亡给这些家庭留下抹不去的伤痕。失去依靠的妻子默默承受，一个人打工养活一家五六口人。她们唯一的希望是下一代，但“绝对不能再到工地打工”，血的教训让她们在说起孩子未来的时候泪流满面。幸运的小孩还可以在母亲的庇荫下成长，而另外一些孩子，由于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一夜之间成了孤儿。他们看起来还不懂事，但丧父之痛成了深藏在心底的阴霾，而他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每天结束采访之后，我们三个人(我和两个同行的伙伴)都特别沉重，相视而无言。拍摄时的哭泣让我头疼得厉害。我曾试图当个旁观者。每天，我只是静静地记录下他们说的每句话、每个举动，我一直低着头，从取景框中看着他们流泪，我自己也默默地掉眼泪。在徐志辉的墓前，徐的妻子痛苦地呼唤逝去的丈夫，希望天堂里不再有病痛。我只能用因哭泣而发抖的手紧紧地握住摄像机。我知道，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录下这一切。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度，很多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生和死，贫穷和富有，他们都无法选择。我曾问他们害怕过死亡吗，回答是“害怕没有用。”连死都不害怕，都能坦然接受的人，唯一放不下的是还活在这个世上的儿女，唯一害怕的是儿女会步自己的后尘走上不归路……
面对无数的尘肺病人，我们是否想过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应由谁来承担?而分享了发展成果的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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