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12汶川大地震九周年纪念日。九年里，关于灾区重建的报道屡见不鲜，社会各界的援助令人动容，对灾后重建的反思同样不能止步：在光鲜整洁的小平房和灾后旅游业的背后，在GDP导向的灾后重建中，是否仍存在着金钱无法解决的问题?关于灾后重建模式，我们是否能有更好的答案?
又是一年5·12
时间或许可以让伤疤愈合，但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
图：虎扑
曾经的地震现场，交织着历史与现实。
“现在，废墟上已建成一排排崭新坚固的楼房，呱呱坠地的婴儿已长成懵懂少年，曾经惊心触目的地震遗迹也已渐渐被青草树木覆盖。作为全世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的地震灾难遗址区，北川老县城如今每天迎来的不只是全世界游客的凭吊和祭奠，还会有各国的地质科考人员，对地震学、地质学、应急救援技术进行详尽研究。”摄：张由琼 图：视觉中国 文：中新网
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出钱出物，出人出力来支援救灾和灾后重建。从国家财政的专款专用和对口支援：
党中央、国务院在安排3000亿元中央财政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的同时，决定建立对口支援机制。19个对口支援省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以赴投入灾后恢复重建。……共实施对口支援项目4121个，安排对口支援资金843.8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主要进展情况(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到民间的踊跃捐助：
据民政局资料显示，仅地震后半年内，全国为5·12汶川地震灾区募集款物762.14亿元，其中捐款652亿元，超过了1996年至2007年全国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的总和(累计557亿元，其中捐款420亿元)，打破了中国捐赠史上的纪录。
——腾讯《汶川地震捐款多少用于安置?501亿入政府账户未公开》
很多当时的震区做起了民族旅游和生态旅游，红红火火地开启了新的生活：
北川步行街(左)和汶川水磨镇(右)是震区灾后重建打造的民族和生态旅游景区。图：四川日报 凤凰旅游
九年后，看到当地人民重建家园，并通过开发旅游等手段成功度过难关，土逗表示当然欣喜。不过，土逗也发现，在海量的公开信息和媒体报道中，有些故事似乎被消音了：震区后来如何分配和处理海量涌入的资源?当地的老百姓经历了什么样的灾后重建?发展市场经济逻辑下的旅游业是不是最好的出路?
唯GDP论的重建，是人为的次生灾害
2012年1月，四川省长蒋巨峰宣布，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胜利完成。从媒体上看到灾民们的幸福新生活，人们似乎就可以放心了。然而，地震已经过去9个年头，灾后重建中的出现的问题却少有人问津。
首先，海量的赈灾资源涌入川区，但却在政府官方主导的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贪腐问题。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恢复重建，总计投入资金超过10205亿元……
2011年5月16日，审计署投资司副司长李珊珊表示，灾后重建中，各级审计机关已向有关司法和纪检监察部门移送案件线索31起，涉案金额2900多万元，52名涉案人员中已有19人被判刑，17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检察机关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共查办涉灾职务犯罪343人。
——21世纪经济报道 《汶川灾后重建查职务犯罪343人》
文家碧，四川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因涉多起贪污受贿案件被捕，因动了汶川地震的捐款引起广泛关注。图：新京报
据外媒与学界的调查，利用赈款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行为屡屡引发民众不满。
据香港明报2010年的报道，四川彭州市小渔洞镇某村的干部在统规统建过程中为了征地，将完好房屋认定为危楼以便强拆，虚报农地面积以占用更多宅基地。而背锅的却是普通农民——由于各户需要根据重建面积摊派部分重建成本，他们不得不依官报的虚大数据分担更高的费用。当地村民从2008年底开始抗争，控诉干部在安置与重建过程中的贪污行为。
另有一位上访人杨秀琼说，她家的房子震中受损，2009年，房子被评估要重建，由乡政府统一拆统一重建。然而，“现在已经7年，到现在没给我们受损及灾后重建救灾款，我们都没得到。”
2015年5月11日，杨秀琼等约廿名5.12地震灾民来到在绵阳举行的全国残奥会开幕地点上访，拟向在场的领导人反映贪腐情况，遭保安截获。图：网络
台湾社会学家林宗弘研究指出，震后对舆论加大控制力度、赈款信息没有充分公开，加之官方对民间力量(包括民间自发公益组织)的排挤，压制了自下而上的制约力量，给部分官员的赈款私用留以很大的空间，损害人民利益，其中底层人民更易受其害。
其次，缺乏民间声音的灾后重建同时也撕裂了当地人原本的社会关系。在映秀镇，居民在政府统一规划中，因封镇重建而不得不集体外迁。统一规划还令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搬入永久安置房使他们背负了巨额的房屋贷款。曾于2008年6月跟随广州市社工协会参与广州社工援川计划的社工闫红红提到：“灾后重建永久性住房，改变了居住格局(把农民集中在区域里住上小洋楼)，使农民失去了原来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经济收入。农民还没来得及适应，但不得不接受和适应：住进新房后没地方养猪，原来的农具也不知道放哪里。重建后的社区、邻里关系和原来也不一样，政府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基本没有考虑这些东西。”
再者，市场化的重建模式让当地人的生计陷入了另一种脆弱与贫困。
政府希望借灾后重建的契机，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灾区的“城乡一体化”，所以大规模招商引资，扶持旅游观光产业。重灾区映秀镇就是按照政府打造“国际田园化温馨小镇”的规划来重建的。但这种大众式观光旅游由政府和外来资本控制，如成都近郊的“郫县一日游”就由郫县蜀都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设计负责;在对三江乡的灾后旅游报道中，突出的则是“台湾老板”的农家乐。
中山大学社工系张和清教授说：“游客的喧嚣带来灾区‘一时风光’，但当观光客们看不到美丽的风景，又体会不到人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更感受不到社区民众自力更生的重生精神时，他们‘到此一游’立刻走人。”图：携程攻略
“但它们很少能够惠及当地普通的百姓。”参与了灾后重建的中山大学社工系教授张和清教授在震后5年观察到，将“地震遗址”打造出的大众旅游景点虽曾引来一些游客，但随着景区渐渐冷清，当地居民不得不面对“生计归零”的危机，许多人不得不外出谋生。据调查，某震后村98户人家，70%的房屋无人居住——他们一是害怕被次生灾害泥石流“活埋”，二是为了生存外出打工。另外，灾后四川跨越式经济发展让“许多灾区民众逐步被物质欲望、消费主义和‘及时行乐’等价值观所支配”，“而难以停下脚步反思生命与自然的价值，并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等和谐关系的重生”，导致“人与环境的相互侵害”，“社区民众生计、生态和社会文化之间呈现出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图景。”
自上而下、缺乏民间参与与监督、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灾后重建模式之下，不论是掌握发展方向还是最终受益的，都不是底层老百姓。原本就处在社会阶层下端的人，在灾后的利益重新分配中被不公对待，甚至拿不到赔偿，原本的生计模式被粗暴地修改，被迫远走他乡。在这样的灾后利益整合中，掌握权力和资本的人不仅能较快恢复，甚至在无监督的环境中获得额外的利益，而底层人犹如雪上加霜，最终制造较灾前更大的不平等。
重建的另一种可能：社区经济模式的“震中母亲”民宿小组
那么，有没有超越唯GDP论和市场经济逻辑下的灾后重建经验呢?答案是肯定的——来自中山大学社工专业的团队就在当时的映秀震区做了实践社区经济的尝试：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四川社工站(其前身是中大-香港理工映秀社工站)先是联合当地村民培育出主要由震区受灾母亲组成的“震中母亲”刺绣小组，随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映秀母亲”民宿小组。
2008年6月，广州社工和“震中母亲”刺绣小组一起劳动。图：闫红红提供
社区经济和主流灾后重建模式的第一个不同，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社工经走家访户后确认有5名妇女自愿参与民宿小组。接下来，社工就和这5名妇女集体讨论应该怎么做：小组向“映秀母亲”拍卖刺绣所得的慈善基金申请了2.4万元的无息贷款，然后商量这笔贷款怎么用——大到资金用途，小到客栈如何布置、用哪些必需品，都是妇女们集体讨论和规划预算。妇女们不仅规划得井井有条，而且还发挥丰富的生活经验，让客栈的布置“多快好省”。
在试运营阶段，社工先后组织了几批带有公益性质的游客到金波村。起初，民宿小组主要围绕食宿接待进行，妇女们觉得接待就是让游客吃好睡好就行了，和主流逻辑下的“做生意”一样。但社区经济还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唯利润是从。所以社工引导妇女们增加邀请客人跳锅庄舞、组织徒步参观村落周边、震源遗址等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可以激发妇女的自信，另一方面强调主人和客人的生命交流和对话，不是以赚钱为唯一目的。
这个项目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有些妇女不擅长合作，同时要面对灾后产业化旅游市场的竞争，妇女们和社工一度陷入低潮。所以社工推动小组的统一合作机制、明确财务制度、强调自治等，使“震中母亲”民宿小组在磨合中实现劳动者自我管理。以财务制度为例：民宿小组经集体讨论决定，体验游的收费为每位客人88 元/日，在客人离开当天直接收取。这笔收益如何分配，也是大家集体讨论决定：首先，每间客房按照 40 元的标准分给每个妇女，剩下的钱按照工分分配，多劳多得。在之后的体验游当中，都沿用这种分配方式。妇女们请社工帮做了一个“震中母亲”收入表格，分别记录每次接待总收入、每个人的分配、还贷款的金额，并承诺一个月公布一次。因为小组内部还存在干多干少的问题，社工又引导她们严格按照记工分的方式进行分配，方便大家相互监督。
当时也参与了该项目的闫红红提到：在这个过程中，妇女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体面地挣得补贴家用的生计，促进了她们能力的提升和自信心重建。社工还会引导村民从自身生命故事出发，去讲述和自己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东西，也让村民知道对生态的保育和恢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思，看到经济利益背后其他一些东西。同时，社区经济还能减少人口外迁的比率，稳定了社区人口，重建了社区联系。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震中母亲”民宿小组后来停办了，但这个社区经济模式的灾后重建经验却为后来的灾害社会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结语：为了忘却的纪念
5·12汶川大地震已过去9个年头，萦绕在灾区上空的悲伤但愿能淡去，对这九年灾后重建的反思却不能止步。没有民间声音的灾后重建，只能让权力与资本耍流氓，本就苦难深重的底层则成为牺牲品。
2008年6月，位于映秀震区板房的广州社工工作站。图：闫红红提供
重建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三年重建两年完成”能够终结的。我们希望草根的视角和民间的力量，能耐心地梳理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祝福震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垦出生命的田野。
作者 |苏胡思 沙捞越 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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