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自“苦劳网”微信公众号
台湾》王炳忠事件 为何是白色恐怖复辟?
作者：赵庆云
昨日(12/19)清晨，新党青年委员会主席王炳忠遭调查局干员持搜索票强行进入住处搜索，随后被带走侦讯。同一时间，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宣传部副主任林明正及新闻秘书陈斯俊住处也被搜索，并同样被带往调查局侦讯，讯问直到深夜后，四人皆被请回。检警抓捕王炳忠的理由是：他疑似涉入陆生周泓旭共谍案，违反《国家安全法》。
然而，王炳忠律师陈丽玲质疑王是以“证人身分”被传唤，检警搜索、拘提的程序却充满瑕疵，王炳忠被押上车时高声抗议检警的作法是“白色恐怖复辟”，更直接切中问题本质。要了解台湾为何再次上演戒严时期“抓匪谍”的场景，民进党推动的“转型正义”为何越转越倒煺，我们必须先对《国安法》订立前的戒严历史有基本的认识。
艺术家陈界仁2010年作品《军法局》，以台湾的冷战/反共/戒严时期(1949-1987)中，国民党政权审判、关押政治犯的法庭与监狱为背景。(资料照片)
台湾戒严体制的本质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台湾省戒严令》，赋予军事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及司法事务的权力，严格管制人民出入境，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此外，政府也用《惩治叛乱条例》等相关法令条文对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党外人士及无辜株连者遂行逮捕、军法审判、关押或处决，此即“白色恐怖”。
国府在台湾实施戒严的背景，源自于1940年代末的“国共内战”和“国际冷战”，失去民心而从大陆节节败煺到台湾的国民党为保政权，在台建立军事独裁的反共戒严体制;而美国在韩战爆发后，为避免共党势力进一步发展到台湾，也公然将军舰开入台湾海峡，介入中国内战，并对国府施以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将台湾扶植为美国在东亚的反共前哨。一言以蔽之，台湾戒严体制的本质，就是一种“反共亲美”、“维持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安全体系。
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持续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终告结束。然而，国民党同年施行的《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1992年更名为《国家安全法》)，不但延续许多戒严时期的管制措施，第二条也明定“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明显维持“反共”的基本架构，直到2011年才正式删除此条文。
而民进党在2000-2008年及2016年至今的两度执政，则彻底暴露出其对过去国民党的“反共”意识形态的全盘继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反中”和“台独”立场。从陈水扁任内推动鉅额的对美军购案和“入联公投”，到蔡英文否认九二共识，研拟“保防法”和“反渗透法”，加强台美军事交流，无不显示民进党比国民党更卖力地捍卫、发展“反共亲美”的安全体系。
倒行逆施的民进党
众所周知，王炳忠等新党青年军的立场是“反独促统”，调查局此次出手搜索、拘提新党青年军为代表的统派，指控其违反《国安法》，不得不令人感到历史的讽刺。回顾解严前夕，民进党人曾走上街头反对制订《国安法》，而今日高举两岸统一旗帜的新党主席郁慕明，当年却是维护国民党政权法统和戒严体制的“反共爱国联盟”的成员。
时移世易，新党在中国崛起的今日，一反过往的反共立场，在台湾高调主张两岸统一;而民进党则深陷反共反中的窠臼，对内讨好资本家、戕害劳工权益，对外则更加依附美日，与东亚区域和平为敌。
民进党政府日前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声称要开放戒严时期的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司法不法及还塬历史真相。然而，此次王炳忠事件中，调查局疑似“共谍”就抓人的行径，无异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再次暴露出民进党扭曲历史、倒行逆施，根本从未走出反共戒严体制的阴影。
检警用国安法逮人 政治受难人团体痛批白色恐怖
作者：王颢中
新党青年军王炳忠、侯汉廷、林明正、陈斯俊等四人昨日(12/19)清晨遭检警以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的名义，强行搜索住处后带回侦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今天发布声明谴责“白色恐怖复辟”，痛批民进党打着“转型正义”的旗号，却同时“挥舞着砍人头的国安法”。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是在台湾解严当年(1987)10月成立，会员主要是过去在国民党戒严体制下遭到政治迫害的政治犯及其家属。互助会此次声明指出，在台湾解严前夕，国民党打算以《国家安全法》取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内容换汤不换药，当时刚成立的民进党曾发起“解除戒严，反对国安法”的抗争，可惜当年并没有成功阻挡《国安法》制定，该法也于解严后生效实施。而《国安法》作为戒严时代的遗毒，虽然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四次条文修改，但不管如何改头换面，仍然是悬在人民头上的“血滴子”，然而曾经高喊“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的民进党，如今却成为唤醒《国安法》的始作俑者。
六張犁的政治受難者墓區。(資料照片/攝影：王顥中)
互助会会长蔡裕荣沉痛地表示，当他在电视上看到检警用《国安法》逮捕人时，就想起一位客家籍的政治受难人曾这样描述过50年代被捕时的情况：“早上天还没亮，就有人来敲我的门，来了三个我没见过的人，一进来就把我抓起来，拉上吉普车，一人开车，两个人各抓一边，把我眼睛蒙起来，车子虽然转来转去，其实是把我送到总统府后面的警备总部。我就在那边被关起来。”
蔡裕荣说，还有另一位本省籍、被捕时还是台大学生的老前辈也曾这样忆及被审讯的情况：“大学刚开学没多久，我上课没几次，有一天上课时，我就被捕了。我第一次被审讯的地方是在情报处。审问的人一直逼问我，参加以后是跟谁接触。在审问过程中，我一直坚持自己没有参加共产党，参加的是‘国际问题研究会’，是研究性质的读书会。”
互助会强调，立法院刚刚才通过所谓《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民进党也信誓旦旦要“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司法不法”，口号言犹在耳，但最大的威权象征、最容易制造司法不法的《国安法》，如今却被当作“转型正义”的护身符借尸还魂，呼吁政府停止以“反共国安”之名复辟白色恐怖。
新党可曾为政治犯掉泪?
作者： 王颢中
检警动用《国安法》搜查新党青年军，让新党跳出来痛斥白色恐怖，我们认同白色恐怖的说法，并且同声谴责今日的国家暴力。然而，如今初尝国家暴力滋味的新党，在高喊“白色恐怖”之时，是否应当先回头检讨清算自身过去背靠统治者，巩固戒严体制，协助国民党政权打压异己的历史?
首先，新党主席郁慕明，从70年代在美国加州留学时便积极打压左翼学生，参与国民党在海外留学生系统组建的“反共爱国联盟”，郁慕明当时便公开表明，看不惯那些转向亲共的左倾学生，并经常在校园内与左派学生激烈辩论、斗殴，被许多海外留学生视为国民党职业学生的典型。这个“反共爱国联盟”，也就是前总统马英九在海外被指控是抓耙子时所参加的团体，联盟中部分成员与国民党驻美机构配合，罗织“海外黑名单”，后续造成上千位海外留学生无法回台。
在回台后，郁慕明也没闲着，1979年7月台湾岛内右翼“反党外杂志”的代表《疾风》杂志创刊，除郁慕明外，现任新党副主席李胜峰也都参与其中。《疾风》曾撰文痛批党外人士为“卖国贼”，要求政府逮捕“明正典刑”。
1979年9月8日《美丽岛》杂志在台北市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疾风》聚集群众在会场外向党外人士投掷石块，甚至高喊“处死康宁祥”、“吊死黄信介”、“不消灭党外人士不罢休”等口号。到了同年12月，当国民党的镇暴警察查封《美丽岛》编辑部与服务处，全台风声鹤唳时，当时的郁慕明还亲率“反共爱国联盟”成员，包车砸毁《美丽岛》杂志各地杂志社的招牌，甘作党国鹰犬，不落人后。
在漫长的威权年代，新党一路人，背靠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军警力量，剑指台湾岛内一切异议言论。今日新党遭检警以《国安法》强行搜查逮捕，初尝国家暴力，召开记者会潸然泪下，确实令人同情，任何反对国家暴力者，也应同声谴责白色恐怖的重现。然而，在此同时，也请新党诸君扪心自问，在威权统治的年代，你们可曾为了被打压的政治犯流过泪?
這是1979年12月12日的《中央日報》報導，郁慕明參與的《疾風》雜誌呼籲嚴懲黨外「暴力分子」。(資料來源：台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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