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台湾立法院正式完成了“劳动基准法”的修法，新法将于今年3月启动。此举一出，当即在台湾社会引发轩然大波，全台工会、劳团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此次修法。那么，引起众怒的新“劳基法”究竟说了什么?在素有“过劳之岛”之称的台湾，此次修法会对台湾的劳工处境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其中又孕育着怎样新的劳动者政治的可能呢?
新年的1月9日，由民进党占据绝对多数的台湾地区立法院连夜加紧处理，在10日早上八点多完成了新的“劳动基准法”修正案的二、三读。这意味着去年年底开始的“劳基法”修法已经正式完成，新法将于2018年3月1日启动。(注：“劳动基准法”，是台湾地区类似《劳动法》的法律，用以规定劳动条件最低标准和协调劳资关系。)
从此以后，台湾地区劳工的休息日加班工时将从“做一给四、做五给八”变成完全按照实际时间计算，加班每月上限由46小时提高至54小时，轮班制休息间隔由11小时缩减为默认8小时，“七天需一例假”（指每周一天为惯例假期，不可加班）的硬性规定被松绑因而劳工双周内可连续工作12天，每年的“特休假”（年假）可被递延到第二年。
台湾民众举行反"劳基法"修正案抗议大游行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台湾地区素有“过劳之岛”之名，2016年平均全年工时达2034小时。对比之下，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的当年前三是墨西哥2255小时、韩国2069小时、希腊2035小时，而德国的平均全年工时则只有1363小时。
台湾的工时状况在21世纪历经了多次改变：2000年“政党轮替”时失去了执政权却仍掌握立法院多数的国民党，将每周48工时降至42工时;2015年，台湾工时则终降至每周40小时;2016年承诺落实周休二日的蔡英文上台，以极富争议的“一例一休”企图变相落实周休二日，却因正式砍掉“七天假”而引起劳团的持续抗议。而2017年10月开始的此次修法，则干脆连一例一休也不要了。对工时、加班、休假规定的全面放款，势必要加重“过劳”问题。
实际上，“劳基法”争议是一个至少牵涉到前年“一例一休”争议的长时段问题，牵涉到的利益冲突方很多，诉求与争执点也各异。而大陆人民对此可谓是陌生而又令人费解。因此，本文仅想做一个脉络的处理：此次修法的由来为何？前法中的“一例一休”有什么争议？台湾为何被称为过劳之岛？修法之后台湾的劳动处境将有什么变化？这其中又有什么朝向新的劳动者政治的可能呢？
什么是“一例一休”？
大陆媒体在报道台湾地区这次“劳基法”修改时常犯的错误，是将一例一休当成“劳基法”的修改内容，甚或就是“劳基法”本身。实际上，一“例”是指每周一次的不可加班的惯例假期，一“休”是指每周可用来加班的休息日。2016年底通过立法的“一例一休”的目的至少在名义上是落实“周休二日”，同时在工时、工资等问题上提升劳工权益。
在一例一休以前，工时的规定是每两周84小时。按照每天8小时计算，每两周就要上10天与一个4小时的半天班;更糟糕的，因没有“周休二日”的规定，有些企业会将每周五日、每日八小时的总共40个小时，分成每日6小时40分钟，造成两周内共有12天要上班。
在一例一休的框架下，“每7天至少1日休息”改成“每7天至少1天假期、至少一天休息日”。雇主可以要求劳工在休息日加班，但计算工资的工时数从优计算(即1-4小时按照4小时计算)、且算加班的工资。在此些规定下，执政者主张，雇主为节省薪酬将避免要求员工休息日加班，这样，就可以“变相”实现“周休二日”。与一例一休同期的“劳基法”修改，还有将工时上限从“双周84小时”改成“单周40小时”，以实现降低工时的目的。
所以说一例一休伤害劳工，并不妥当。从官方的“薪资与生产力统计”数据来看，2017年1月到8月台湾每月平均工时从170下降到了168，加班费也有了显著提升。
一例一休所让劳工、劳团、社会公众不解甚至愤怒的，除了执政者不愿直接实现周休二日而玩起做数学题式的修法思路，最根本的还是在于七天国定假日的取消。
砍掉七天假：劳团反对的“一例一休”
2016年底引起包含绝食、游行在内的劳团抗议的，是七天假问题。这七天假，指的是包含元旦隔日、青年节、教师节、孙中山诞辰等等的“国定假期”。在2016年底“一例一休”通过之前，七天假虽然是国定假日，但实施了“周休二日”的台湾公家机构(所谓的“军、公、教”)对于这七天假是只纪念不放假的。
台湾青年团体抗议蔡英文砍7天假
由“劳基法”管理劳动状况的劳工当时还未如军公教一样同步实施“周休二日”，约700万劳工中却仍有400多万享有了变相的周休二日。这其实就是依靠只纪念这七天假而不放假实现的：也就是说比起每周比周休一日多出一个休息日，是依靠没有放假的七天二十四小时抵消掉的。剩下的劳工，则完整享有这七天假期或是以上班补假或是补薪的方式上班，却无法实现周休二日。
七天假争议起源于国民党执政时期。2015年国民党当局因应资方要求，正式彻底取消了包含元旦隔日、青年节、教师节、孙中山诞辰等的七个假日。官方说法是日后修法将规定单周40工时上限、劳工比照公务员实现周休二日，所以一年中劳工比起公务员所多出的七个假日也就应该减去，只剩下12天假日与劳工独享的五一劳动节一天假期。
然而对于劳工来说，降低工时和砍假是两件事情，如果法律已经规定了单周40小时和周休二日，七天假就不必用来抵消“周休二日”，这七个纪念日应该恢复放假。
2015年还在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接见劳工团体时承诺会落实周休二日，也不会砍假。然而执政的民进党却没有将假期、工时、周休三件事一件一件分开解决，反而以一例一休的概念再次打包处理。 至于七天假，则没有复原的安排。民进党声称, “一例一休”之后劳工每周少工作2小时、一年就少了104小时，也就是8小时工作制的13天——这样算下来劳工一年还是比原来的“七天假”多了六天假日，又一次将细碎的下班时间和完整的假日混为一谈。
合理化剥削：被现实改写的新“劳基法”
今年3月1日即将启动的新“劳基法”取消了“一例一休”，新修正案规定：
1. 劳工每月加班上限46小时，“劳资会议”同意后则可延长至54小时，只要3个月内不得超过138(=46x3)小时即可。
2. 经“劳资会议”同意，两周内最多可连续上12天班，而不再是“一例一休“中固定的7天休1天。
3. 经“劳资会议”同意，轮班间隔时数可从原则上连续休息11个小时调整为8个小时。
4. 经“劳资会议”同意后，劳工年度终结但未申请的特休假可以延后到第二年，而不再是“一例一休”中的当年按日折算工资。
5. “一例一休”中的“满一算四、满五算八”加班费制度取消，而将核实加班时间以记工资。
几项霸王条款中，“劳资会议”颇为抢镜，这也是执政者在回应社会舆论对新劳基法方案的批评与对未来台湾“过劳(死)”现象加剧的恐惧时，最常用来辩护的立论根基。在他们看来，有了这样一个促进劳资沟通对话、共同达成协议的劳资会议，就可以避免不合理的甚至是非人性的加班现象，可以给一个劳资团结的空间。
“劳资会议”，这项看似很用心的协商制度，许多劳工朋友却从未听闻。数据显示，全台湾140万家企业中仅有7万多家有召开劳资会议，覆盖率仅有4.96%。就算是劳资会议能顺利召开，假代表、假选举现象也会让劳资会议论为表演，缺乏工会组织的劳方则因分散而无法与资方抗衡，缺乏避免协商者被秋后算账的机制也让劳工忧心忡忡。
更何况目前来看，《劳资会议实施办法》仅仅是“办法”，法律位阶极低，罚则也不存在，强制力极其有限;就算劳资会议出台了任何决议，只要未标明期限，有任何不公不正都能永久有效，工会诉求无门可入。
就这样，本身应由公权力承担的纠偏责任，就转嫁到了极有可能被资方把持的劳资会议上。
悬在空中的劳动基准法
实际上，始于1984年的“劳动基准法”，自订立以来，就没有被真正地完全地执行。如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教授邱骏彦所说，“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仅仅是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是维持劳工有像人一样的起码尊严的最低标准，政府和人民却长久以来都只将“基准法”当作“标准法”，有的企业仅以遵守底线为傲，还有的企业甚至连底线都无法遵守。
“劳基法”是一部先天不足的法律。不同于美、韩将“不当劳动行为”等工会保护措施引进劳动法体系中，是镇压左翼工人运动之后由国家主导、扶持的立法，中国台湾直到1984年才因利用恶劣劳动条件出口竞争，而在美国压力下要求制定劳动法。除此之外，以经济发展为重心、仍沉浸在台湾经济腾飞余韵的国民党政权，也从来不注重有关劳动的政治体系，行政部门中劳动部一直人微言轻。直到已历经三次政党轮替的如今，“劳基法”的执行单位也仍“没权、没钱、没人力”。去年在台湾热映的工运题材偶像剧《劳动之王》的主人公，便是因其基层劳检员工作一不被资方理解、二不被劳工信任、三不被行政支持而愤然出走的，这可谓是对劳动监察制度窘况的形象刻画。
以台湾劳资议题与职场过劳现象为题材的《劳动之王》剧照
如果说“劳基法”的本质就是无法实现，那现在民进党确实是在努力让“劳基法”可以实现——不是去让剥削被法律抑止，而是矫正法律以合理化剥削。他们没有尝试以立法来矫正社会的歪风，倒旗帜鲜明地让法律论为现实的遮羞布了。
媒体报道的纷纷扰扰、政策宣讲的反反复复、两岸传播中的误读又误读……这一切也许就是政策制定者的本意，为的就是让劳动者上更多的班、让劳动者看不懂用来维护权益的法律、让劳动者无法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之中。
“做功德人”，还是“过劳之岛”？
在2017年11月22日的“劳基法”修法公听会上，彰化县某企业协会负责人就语出惊人，说“台湾哪有劳工过劳死，我敢说几乎没有!有，也是他自己本来有病!”
然而实际上，在台湾社会里，医师、工程师、护理师、客运司机等专业工作都面临着工时高、工资低的严峻问题：
2017年劳动节当天，全联福利中心(全台最重要的超级市场)就有一员工因颅内出血于一周后去世，事发当天他已经连续上了七天，且接班休息不到8小时;
2017年2月13日，蝶恋花旅行社的浏览车司机便因驾车市场达9.5小时且未有10小时以上的休息时间而超速翻车，造成了33人死亡的意外;
2016年6月，过劳死、长期失眠、自律神经失调等问题，则引起了台湾华航史上最大的罢工。
2015年在台湾出版的书籍《过劳之岛：台湾职场过劳实录与对策》展示了“过劳”问题的严重性。在书出版的前四年核实的过劳案件就有315起，死亡137人，平均不到五天就有一名劳工过劳发病。
在这番引起轩然大波的言论之后，“行政院长”赖清德又发表了更令人无言的“功德”感言。在出席有关长者看护服务专线开通的记者会致辞上，针对照服员每天都要坚守岗位而缺乏休息月薪却只有30000新台币的现象，赖清德说虽然薪水只有3万元与工作实质内容相比不太划算，但还是要勉励招服员“功德台湾”。
“功德”说一出来，并没有引起佛教布施、志愿者服务颇为兴盛的台湾的民众的认可，反而激起了一波狂烈的恶搞创作：部分劳工、青年团体在城市街道上戏仿“做功德人”为“过劳死”议题做法事;部分网友也拿起“功德院”的贴纸在地铁等导航地图上替换“行政院”的标签。
网友恶搞的“做功德人”，取材自岛内讲述劳工处境的畅销书《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对这样的恶搞创作非常赞赏。左图是书籍封面，右图是围绕“功德”主题的恶搞发挥 图片来源：“過勞功德會”脸书
在佛教氛围浓郁的台湾，“累积功德”的目的是脱离不利境地、避免厄运与期待来世的富足。在宗教学意义上，“做功德”是一件有关于灵性生活、自我救赎、灵魂安放的神性实践。但在赖院长心理，“做功德”说的应该只是劳苦大众的不幸与社会无关，而纯然是他们上辈子的罪孽，这是一种来自国家层面的道德绑架。这样的话从一个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口中说出，实在是连“人民的鸦片”都不算，只剩下傲慢的嘴脸和赤裸裸的暴力了。
既然不做功德，那如果是为了工资而加班呢?许多企业主抨击一例一休时，就会主张有许多想加班赚取更多薪水的劳工，现在是想加不能加，企业主也不方便给加班的机会，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
但是，真的是台湾劳工他们自身很想加班吗?台湾“劳动部”2016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劳工加班原因中仅仅有不到10%是为了赚加班费，近50%还是为了赶货或者业务上需求、27.5%是因为工作或会议太多。
就算是自愿加班的劳工，其生活也多有苦衷。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少等问题，让劳工难以脱离可能苦苦才寻得的恶劣工作。“经济腾飞”时期的“爱拼才会赢”也仍在发挥其意识形态的作用，灌输了劳工多劳多得、努力拼搏的观念。
劳基法元年：新的社会想象
在台湾“过劳之岛”的现实仍未改变，甚至将继续恶化的今天，究竟什么，才是能带领台湾走向良善的社会想象?
也许想象已经开始了。《焦点事件》的孙穷理梳理称2016年为“劳基法元年”。因为《劳基法》这部32岁的法律，直到2016年因“一例一休”等争议，才真的被认识到它的存在。台湾官方的《薪资及生产力统计》的一些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一例一休”争议最高峰的10到12月竟然有了“加班工时”和“加班费”同步大幅增长的现象。仔细推敲，这不是因为“加班时间”突然多了，而是原来未被认定为加班时间而有加班费的工时，因工人发现了《劳基法》而被要求依法认定为“加班”。
在孙穷理看来，“无法实现”，恰恰就是《劳基法》的本质——偶尔落实是国家赋予的特权、来回拉扯则使工会消耗在“画地为牢”的界限里。
这次修法虽恶，却也可能让更多人看到劳动法本身的荒诞性，进而走出“画地为牢”。也正是在争议声不断的2017年，台湾涌现了不少关于劳工的作品 。如畅销书《做工的人》，以工地工人为叙事焦点，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基于《过劳之岛》调查实录而改编的客语电视剧《劳动之王》，则以偶像剧的形式讲述了青年行动者从体制内“劳检员”与基层劳工成长蜕变为工运组织者的过程。
《做工的人》一书中呈现出的工地工人的面貌，书封底写着“底层之下的底层，剥削之中的剥削。一个青年监工的批判与关怀，那些心疼他说不出，所以他写下来。” 点此阅读关于本书的详细内容
无论如何，弹性工时、加班过劳、集体谈判、劳动法律……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身边的问题，如何让劳者有所得、劳动有尊严，也应是我们的关切。台湾《劳基法》之争议，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下去。
本文综合整合自：《焦点事件》系列报道;《苦劳网》系列报道;《报导者》系列报道;《沃草WATCHOUT》系列报道：《风传媒》、《关键评论》、《东森新闻》等新闻媒体报道。
作者：午国
编辑：xd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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