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美国、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北京大学，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一辑)》中，本号特刊发其中篇目，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
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往往倾向于宏观视野和抽象理论， 缺乏微观视角和实证研究。澳门网民以情境化、在地化、脉络化的劳动实践，展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民如何、为何转变成为非物质劳动 者：网民看似自愿提供免费劳动，实则是被强迫参与劳动并遭受剥削; “感受”成为劳动自我价值化的力量，网民通过表达和分享感受、获取和享受感受实现劳动价值;网民基于社会关系进行劳动，又通过劳动生产社会关系，形成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
关键词：非物质劳动，劳动剥削，劳动价值，劳动关系，澳门
前言
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发达程度往往对整个社会生活有巨大作用和影响，甚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三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 速发展，以及一个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信息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因为非物质劳动实践正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霸权力量，对我们理解当前资本主义新形态有着重要作用。
正如 Michael Hardt和 Antonio Negri所言：“非物质生产的特征将改变其他所有形式的劳动，甚至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然而，既有非物质劳动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被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宏大背景，更关注全球诸众的普适性，缺乏在地视角探索具体情境下非物质劳动的特殊性。而且，由于偏重宏观视野和抽象理论而缺乏微观视角和实证探究，既有非物质劳动研究更多地关注 what式的问 题——非物质劳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而忽略了how 式和 why式的追 问——人们如何、为何转变成为非物质劳动者? 因此，本文旨在以澳门网民的劳动实践为具体考察对象，通过这一情境化、在地化、脉络化的具体案例，实证探究澳门网民如何、为何转变成为非物质劳动者。
“非物质劳动”的研究进路
“非物质劳动”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劳动与阶级的研究， 但其在 Hardt和 Negri关于“帝国”与“诸众”的研究中占据了显著位置，自此才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Hardt和 Negri指出，“后福特时 代”经济范式的转变是一个服务化、信息化的后现代过程;在这种后现代经济范式之下，处于霸权地位的劳动方式已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工 厂劳动，而是强调交流、合作及情感的非物质劳动。因此，Hardt和 Negri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知识型、非物质化和沟通式的劳动，即主 要生产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者情感等非物质性的成品。具体而言， 一是生产过程信息化，二是知识型、智能型、分析性和象征性的劳动，三 是感情、人际关系的生产与控制。因此，非物质劳动本质上是劳动者主体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以更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内在变化。 但是，这一马克思主义自主论研究取向也有其不足，受到其他学者的挑战。例如，George Caffentzis批评其过分强调“非物质”，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物质劳动仍然是决定商品主要价值的现实，同时，物质劳动 者也仍然是世界工人的大多数，但他们现在却被热衷于“非物质劳动” 概念的学术界边缘化。① NickDyerGWitheford则质疑“非物质劳动”概 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试图将太多不同形式的劳动混合在一 起，实质上混杂了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劳动形式。其他学者则进一步 批判自主论取向的浪漫化倾向，特别是 Hardt和 Negri等人对非物质劳动的反抗、颠覆和解放意义的过度期望。
这些批判研究对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有所推进，但仍有其局限。 一是大多数仍聚焦于概念本身的意义、澄清和区分，使非物质劳动研究仍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特别是 what式问题的探讨，纠结于非物质劳动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而对how 式和 why式问题，即如何、为何成为非物质劳动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的过程分析和实证研究。 二是与其批判对象一样，仍然持全球资本主义的宏观视角，缺乏微观视 角对在地实践的关注，特别是对非西方脉络经验的关注，使既有非物质 劳动研究成为去脉络化的研究，无法在非欧美语境下展现出其独特的 解释力。
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本主义”对非物质劳动产生了新 的需求，也对“非物质劳动”研究及其后续批判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有学者开始研究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情境下，“用户生成内容” (User GeneratedGContent，UGC)、“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 及“受众劳工”(audience labor)等新的非物质劳动问题，特别是关注信息资本主义如何通过这些新的非物质劳动扩大剥削的范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公众的剥削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
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对非物质劳动研究贡献巨大，但在网络非物质 劳动这一新兴细分领域内，学者的分歧仍然很大，比 如 Adam Arvidsson、Elanor Colleoni与 Christian Fuchs关于社交媒体的非物质劳动问题曾出现激烈争论，并吸引其他学者的跟进，一起讨论了网络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创造、情感投资、市场估值、资本积累和金融变现等 一系列新问题。这些研究对推进数字时代的“非物质劳动”研究非常有 意义，特别是剖析了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更复杂的劳动剥削机制。但是，这些研究也有其既定范式和局限，即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在 宏观层面解释全球互联网巨头如何用新的剥削机制剥削非物质劳动 者;缺乏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从非物质劳动者个体出发，在微观层面 去探索这种新的剥削机制如何具体作用于非物质劳动者本身，非物质 劳动者又可能有怎样的能动性反抗这种新的剥削机制。
基于上述文献讨论，本研究希望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以澳门网民的劳动实践为案例研究，提供非欧美经验的、实证式的非物质劳 动研究，特别是探究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澳门网民如何、为何转变成为 非物质劳动者，同时也探讨这一转变过程中网民如何体现其主观能动 性。为了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式观察与访谈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在收集一手数据上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民族志田野往往是一个实时而又有限的田野，无法穿透现实时空局限洞察田野背后的历史、动机、故事等，因此，本研究重视访谈对于民族志的重要补充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以澳门网络代表性的论坛 Qoos和 CyG berCTM 以及最重要的社交媒体网站 Facebook为民族志田野，进行了 为期三年的在线观察，在田野过程中邀请了158位网民进行访谈。
劳动剥削：自愿与强迫
自1995年开始，澳门正式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并快速融入全球信息社会，2014年澳门网民数量已超过45万。 澳门网民无论作为 本土的 CyberCTM 或 Qoos论 坛 成 员，还 是 全 球 的 Facebook 用 户、 Google搜索者或Instagram 粉丝，本质上都是在提供一种非物质“免费劳动”(freelabor)。这种非物质免费劳动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剥削问 题。比如，Paolo Virno认为，此机制下的剥削将无法测量;Hardt和 Negri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剥削不再能在地化和量化”。但是，他 们更多地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层面探讨这种新剥削机制的复杂性，并没有真正深入具体情境、具体案例去剖析剥削机制的具体落实，而澳门网 民的劳动实践可以对此提供部分在地化的经验。
“IMT 频道”是澳门最受欢迎的网络媒体之一，截至2016年1月1 日有35791名粉丝。但频道一开始只有 Tommy一个“管理员”“编 辑”和“记者”，负责网络媒体的全部工作。Tommy在访谈中说道：“我每天需要耗费三四个小时在这项工作上，但实际得24小时待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资讯要更新，有网友评论需要回复。有时候一天工 作之后精疲力竭，真不想更新，但大部分时候还是能保持更新，因为有 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对他们有一份责任。”在这一劳动过程中，Tommy没有获取任何报酬，更多的是以责任感在激励支撑着其精疲力竭的免费劳动。后来，Tommy在其频道里开放了“爆料区”，让其35791名订阅用户在作为“读者”的同时，也贡献自己的免费劳动成为“记者” 和“编辑”，成为维持这一网络媒体的免费劳工。
这种 UGC生产模式往往被阐释为“公民媒体”和“参与式文化” 等，强调网民从消极被动的消费者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有一定主观能 动性的生产者。但是，这种解读往往被批评浪漫化了新生产模式的赋权潜力，忽视了这种赋权所内嵌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剥削机制。比 如，在“IMT 频道”案例中，澳门网民固然获得了一定的技术和政治赋 权，但也“精疲力竭”，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赋权还掩盖了剥削的另一 面，特别是通过“责任感”等话语更隐蔽地运作，而不是上文 ArvidsG son、Colleoni与 Fuchs等人所讨论的那样，直观地将网民的注意力通 过广告变现，或者将网民的情感投资通过资本市场变现。
这种深层次的剥削问题在另一案例中也有所体现。被访者 Ban 是澳门著名足球运动员，年度足球先生。他过去三年每天用心管理自 己的 Facebook页面，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澳门足球新闻，包括上传 照片、视频、媒体报道，同时与其粉丝保持互动关系。Ban在访谈中谈 到：“为什么选择Facebook? 我没有别的选择啊! 你知道，Facebook是 澳门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我只能选择它啊。作为‘澳门年度足球先 生’，我必须在互联网上保持我的存在感，因此必须保持每天更新 FaG cebook。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澳门足球。我觉得我有这个 责任。”同样是主观上的“责任感”在激励着这种免费劳动，但是，客观上 的“没有其他选择”和“必须”，提示我们不应该将免费劳动的“自愿”视 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巨头垄断、替代品缺失造成了一种客观上的“强 迫”，甚至是强迫网民自愿地加入到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和剥削机制中， 并用“责任感”话语掩盖这种深层次的强迫性剥削。如 Tiziana TerraG nova所解释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愿意或不愿意，有意或无意识，都被吸收并融入到新的资本主义劳动生产 链之中。
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这种免费劳动不仅是强迫自愿的，甚至是潜 移默化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如 Maurizio Lazzarato所言，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我们“存在于世界”(being in the world)的一种方式：我们进行非物质劳动而存在于世界，而存在于世界 也必定要进行非物质劳动。如另两位受访者 Liliana和 Daisy所提到的，她们在任何空闲时间基本都泡在手机上，看帖、回帖、发帖：“我们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在网络上，其实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但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有时间，就会拿出手机来做任何能消磨时间的事情。 不知道是手机和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最主要的部分，还是这就已经是我们的生活了。”另一位受访者 Dora也说，她每天都要更新、浏览自己的Instagram 和 Facebook，尽管她有过挣扎：“我曾经关闭了自己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不想关注别人的生活，也不想别人关注我的生 活。但是，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那样的生活太无聊太恐怖了，我甚至感觉失去了方向，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无论是“消磨时间”还是寻求 “生活的意义”，数字资本主义对网民的剥削，已经不仅仅是隐蔽的强迫 性自愿，更是“绑架”了网民，使网民完全内在化非物质劳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抑或内在化生活于非物质劳动中，剥削因此成为生活本身。
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集体”的视角，如 Lazzarato 所宣称的：“非物质劳动本质上是以集体为基础的，而且只存在于集体的网络与流动中。”但本节从澳门网民劳动实践的具体经验出发，特 别是从网民的个体经验出发，回应 Virno，Hardt和 Negri等人关于剥削无法再被量化测量的问题，尝试从个体经验层面寻求答案，剖析了非 物质劳动浮现的免费和自愿表象背后，更深层面的强迫性剥削机制。
劳动价值：“感受”作为自我价值化的力量
然而，片面地关注非物质劳动的剥削面向，可能会低估甚至忽视了 网民参与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内在动力与主观能动性。这也是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的局限，因为它们主要集中在批评非物质劳动导致了更深 层次的、无法测量的、主体性层面的剥削，而对这种剥削如何达成、为何 能达成的问题，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对这一问题，Hardt和 Negri等 人主要是诉诸 Baruch de Spinoza的情感解释：“Spinoza将情感定义为‘行动的力量’;如果这样，劳动也成为了情感，或者更准确地说，劳动在 情感中找到其自身的价值。”但是，他们对情感如何成为一种行动的 力量以及劳动如何在情感中发现其价值并没有提供充分的阐述，而这正是本节希望探索的问题。
探索的起点是概念本身的厘清与超越。Hardt和 Negri等人之所 以解释乏力，首先是因为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概念层面的讨论。而情 感(affect)本身是一个高度抽象甚至模糊的概念，与感情(emotion)、感 受(feeling)等概念有很多交互，又有很大区隔，特别是在中文语境下， 三者更容易混淆。于是，笔者干脆直接进入田野，在田野中寻找理论概 念与实际经验的契合。在田野和访谈过程中，笔者发现，很多受访者会用到“feel”来描述这种劳动情感和情感劳动。比如，受访者 Alice是论 坛 CyberCTM 的一个版主，主要负责修改更新音乐明星动态、发布演 唱会信息等，每天也要花费一两个小时维护社区、保持社区活跃度。在 问及其免费劳动的剥削问题时，Alice回应：“我并不在意(被剥削)。我喜欢音乐，喜欢这个社区，喜欢这种feel。社区里有志趣相投的网友， 这种feel很难找的。只要这种feel还在，我就会一起坚持做下去。”
实际上，“feel”做为一个已经在地化、口语化的粤语口头禅，其意 义已经超越了其“感受”的直意，混杂包含了上述的情感、感情和感受等 内涵。因此，笔者尝试用在地化的“感受”(feel)的概念，探索“感受”如 何激励非物质劳动者，成为一种能价值化劳动的力量，或者说劳动如何 在“感受”中发现其价值。
首先，表达和分享“感受”已成为澳门网民一种特殊的劳动形式。 比如，参与 Facebook专页 UMSecret的5位澳门大学学生表示，他们 在群组里除了普遍的浏览、点赞、转发之外，更重要的是借这一匿名空 间表达自己的感受：有的抒发感情的唏嘘，有的向心爱的人表白，有的 埋怨学业上的压力，有的控诉学校不合理的政策，有的诉说自己的孤 单，有的在说朋友圈里的是非，有的在默默地倾听故事，有的会加以留 言分析。使用Instagram 社群的 Ella等6人也表示，她们在社群里的 主要劳动形式就是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感受：“发布自己的生活点滴，与友人分享自己的心情，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另一位受访者 Alex甚至认为，他在情绪低落或沮丧时，更需要通过网络发布自己的感受，并从朋友处汲取关心和鼓励，而这种关心和鼓励对平复情绪非常有效。这 个时候，孤独、痛苦、甜蜜、快乐等感受的表达和分享成为一种非物质生 产形式。借用John Fiske的解释框架，“感觉”是一种“象征生产”(semiotic productivity)，“表达和共享”则是一种“表达生产”(enunciative productivity)，而表达和分享感受又最终生成具体的网络文本成为一 种“文本生产”(textual productivity)。
其次，在表达和分享感受成为具体劳动形式的同时，感受本身也成 为具体的劳动目的，即网民进行劳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快乐、满 足、鼓励、感动、回忆、被欣赏、被重视、成就感等感受。这种感受包含着 情感，但又不只是 Lazzarato以及 Hardt和 Negri所讲的传统式情感劳 动。因为其劳动目的并不在于取悦客户(例如传统服务业及文化产业 的劳动)，而在于取悦自己、满足社群成员。上述“澳门年度足球先生” Ban讲述了自己的满足和感动：“你的发贴得到网友的正面回应是很有 feel的事，真的很有满足感。看到有人留言澳门足球加油，我感到非常 高兴;有人留言鼓励我们，叫球员不要放弃，我感到非常感动。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评论，就很鼓舞我。这种feel很难形容。想象你做 了一件事，然后有人注意到、关注到，还鼓励你、欣赏你，你想想那种 feel，是不是很满足?”Facebook电影学会专页的管理员 Tim 和 Tony 也表达了类似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他们提到：“当其他人看到我分享的 活动和内容感到有兴趣或者感到有意义时，我会感到有成就感满足感。 特别是如果自己设计的海报，被大家欣赏、肯定时，那种feel真的很 爽。”参与Instagram 社群的Carol也表达了自己获得快乐、被人重视的 感觉：“当我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并得到人们的回应时，我会感到快乐 和被重视的感觉。感觉自己并不孤单，总有人在关心着自己。”
有时候网民的劳动甚至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只是为了某种单纯 的“感受”。比如，同样来自Instagram 社群的 Diana表示：“每当我浏览Instagram，都像看不同的故事，总给我不一样的feel，有趣的、感动 的、可笑的、伤心的……有时候我能久久地沉浸在这些故事和感受中， 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而来自 ShccesSecrets群组的几位成员则表 示，她们关注母校Shcces的 Facebook群组主要是因为中学的“回忆和 怀旧”：“我们不能回到我们的过去，但我们禁不住怀念它。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分享我们的回忆和怀念。”这时候，这种感受更多 的是一种集体情绪，用 KevinHetherington的概念来理解的话，它突显的感受实际是“我们”和“在一起”的归属感。
澳门网民的劳动实践表明，网民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并不能简单机 械地化约为传统劳动价值所衡量的金钱与物质报酬，因为这种价值并 不以客观金钱和物质为目的、导向或者标准，而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 “自我价值化”(self valorization)。这对 Hardt和 Negri等人遗留下 来的问题可能提供某种经验性回答，即“感受”作为一种自我价值化的 力量，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包含一系列具体的感受内涵——孤独、 痛苦、甜蜜、慰藉、感动、鼓励、快乐、尊重、关心、满足感、成就感、怀念、 怀旧等;包含一系列感受活动——表达和分享感受作为劳动形式，获取 和享受感受则作为劳动目的。
劳动关系：基于关系，生产关系
除了强调情感作为非物质劳动“自我价值的力量”，传统非物质劳 动研究还特别重视“关系”，因为非物质劳动本质上就是关系的互动，代 表的是“人类互动的复杂性”，其劳动的最终目的“首要的也是社会关 系”，Lazzarato甚至断言：“今天的生产劳动都是直接的社会关系的生 产劳动。”这是因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已经不存在“外在于”(outside of)资本的任何可能，包括各种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已经天然地被纳入非物质劳动的生产，甚至，是“直接为资本而生产”;资本通过这种关系的生产，最终控制非物质劳动本身甚至是整个社会。 但是，本小节将从劳动者本身出发，而不是从资本视角出发，因此，更强 调“关系”本身，而非其背后更深远的全球资本，体现了一种行动者关怀和微观视角。
首先，澳门网民的许多非物质劳动实践确实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 系的，这也呼应了 Lazzarato等人的判断，即社会关系是第一位也是最 重要的非物质劳动基础。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澳门网民经常围绕特 定社会关系(学校、学会)进行非物质劳动生产。比如，毕业于同一中学 的 Cindy 等 五 人 为 母 校 Shcces 建 立 了 Facebook 页 面 “ShccesSeG crets”。在访谈中她们强调了这种校友关系对她们建立群组的重要 性：“我们属于同一个大家庭，Shcces，这是我们将保持一生的关系。我 们希望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更多的校友保持联系、维护关系。” 这个 Facebook群组建立之初，她们每天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更新图 片、新闻和文章，甚至需要更长时间去联系校友并邀请他们的校友“点 赞”这个 Facebook专页，并尽力鼓励他们也多发帖、共同建设这一群 组。成立一个月后，便有超过1，000名校友参与到这个 Facebook群 组。从那时起，她们才开始减少花费在这个群组的时间，不过这时候群 组的内容已经呈现爆炸式增长，因为更多的人已经参与进来贡献他们 的非物质劳动。
类似的，Tim 和 Tony也是基于澳门电影研究学会而开始建立相应的 Facebook群组，并进行相应的非物质劳动生产，发布相关电影和 学术研究信息，满足原有会员的资讯需求，同时吸引潜在会员。Jenny 等4人来自 Facebook群组“AAPAM”，每天主要的网络劳动就是发帖宣传如何正确对待宠物、增强饲养者对宠物的责任感、提供被遗弃动物 领养信息等，但这一网络群组是基于2004年成立的非营利社会服务团 体“澳门保护遗弃动物协会”。
其次，澳门网民的许多非物质劳动实践不仅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也会创造更广泛、多样的新关系，这也呼应了 Lazzarato等人的判 断，即非物质劳动生产的产品首先是社会关系，或者说非物质劳动本身 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比如，Tim 和 Tony在访谈中就谈到：“我们在 管理此主页的过程中，没有想到有那么多朋友对我们的主页有兴趣。 我们的会员不仅来自澳门，还有来自香港、印度、中东的对电影感兴趣 的朋友，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多名会员，其中有不少人通过网络交流 已经成为朋友。感谢这个Facebook页面，使我能认识这么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朋友。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仅壮大了我们学会，也丰富了我 们的个人人生阅历，也是我们个人的人生财富。”
基于网络劳动生产的朋友、社群关系，甚至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 响。比如Instagram 社群的 Richard就表示：“我可以通过Instagram 得知朋友的现况，加深朋友间的了解，甚至改变现实生活中对他的评 价，乃至影响现实生活中跟他的关系。”这一点很具澳门特色，因为澳门 是一个小地方，可以促成更多线上关系向线下关系的转变。比如，Helen经常通过 Qoos的二手交易版交易二手物品：“我一般在线上达成交 易，然后在线下完成交易。因为澳门很小很方便，我们一般约线下面对 面交易，这使我能够借此认识不同的人。有一次在卖一部二手手机的 时候，面交时竟然发现买家是澳门大学的研究生，还是我修读的其中一 门课程的 TA(助教)。因为这层交易关系，后来我们双方便时常保持 联系，他还在课余时间给我提供很多课程上的指导。这些都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基于关系、生产关系的非物质劳动实践不仅体现了网络非物质劳 动的交流性和合作性，即网民作为非物质劳工成为交流的主体而非传 统工业社会的工具主体，也体现了社会关系对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作用和目的导向。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对于非物质劳动而言，已经不是一 个单向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的动态过程。这一发现，既呼应了 Hardt 所宣称的，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交流式的、情感性的实践，从而“提升”了我们的人际水平和社会关系①，同时又质疑了 Hardt的反面悲观论 调所宣称的，非物质劳动者的人际水平和社会关系在“退化”为具体的 劳动关系。这是因为，这种关系生产的再生产能力，使社会关系不仅成 为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也在通过非物质劳动再生产新的社会关系而非 “退化”为非物质劳动本身。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希望仍能抱一丝乐观幻想，即在这种劳动与关系的双向动态过程中，网络非物质劳动者的能动性能捕捉到某种稍纵即逝的“外在于”资本的可能。
结论
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有欧美中心主义倾向，比较局限于欧洲(特别 是意大利)、美国的具体语境，但又企图将这种具体经验上升为一种全 球适用的普适性真理。这种欧美中心主义以全球同质性牺牲区域异质性，不仅忽略了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和历史的脉络差异，也暴露出其对 其他另类经验和替代想象的傲慢。本研究希望澳门网民的劳动实践能 提供一种另类经验和替代想象，特别是超越既有研究对微观视角和实 证研究关注不足的局限，以情境化、在地化、脉络化的具体案例，实证探究澳门网民如何、为何转变成为非物质劳动者，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又体 现出怎样的能动性。研究发现主要分三个面向：首先，澳门网民看似自愿地参与到免费网络非物质劳动中，但实际是被强迫甚至是被绑架着接受剥削;其次，澳门网民将“感受”作为一种自我价值化的力量，特别 是通过表达和分享感受以及获取和享受感受，自我实现其劳动价值;最 后，澳门网民的非物质劳动基本基于关系，又生产关系，劳动与关系之 间是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
因篇幅限制，本文引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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