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水镇地震公墓一角
这是一篇采访手记，也是对发生在十年前的那场撼天动地的大地震的不能忘却的往事及某些残酷细节的补遗。
一
我们去学校去找我们的女儿，看到学校里边——到现在，就像是昨天的事情——全部是小孩的尸体。有的跳楼没跳准，手夹住的，脑袋夹住的，到处都有。花坛里也有尸体。那些孩子已经死了，被人看见了，抱出来放在花坛里。还有一些孩子在废墟里喊救命。很多家长都到了，到处都在叫自家孩子的名字…
这是2008年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后，急匆匆赶去洛城二小寻找自己女儿的吴江彦在学校里看到的一幕。
吴江彦是四川什邡市洛水镇洛城村五组村民。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年，她36岁，她的正在洛城二小读小学六年级的12岁的独女康健遇难。
我是在5月1日下午在洛城村寻访大地震失儿家长群体时遇到的吴江彦。我在前一日由京抵川，抵川次日到什邡市，我的一个直接的采访目标，就是要去见一见什邡市洛水镇洛城村的这些失儿家长。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洛水镇共有300多人遇难，其中绝大多数是洛水中学的高中生与洛城二小的小学生。一位名叫米文斌的学生家长告诉我，洛城二小至少有78名学生遇难。
对于这些失儿家长来说，发生在十年前的大地震仍旧像是发生在昨天，记忆是那么清晰，那么深刻，那么痛。
大地震发生时，吴江彦正在自家田里干农活。当时她家种了七八分田的大蒜。大蒜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农产品，几乎每户农家都种了，丰收后，会有人上门来收买。5月正是农忙时节，像很多当地农民一样，吴江彦正在田里忙着扯大蒜。
扯大蒜时，吴江彦是坐在凳子上。突然，她感觉凳子一下子被撬了起来。“我还以为是谁在跟我开玩笑，把我给掀起来呢，”吴江彦回忆。
吴江彦回头看，身后并没有人。她看到麦田在筛晃，地下还轰隆轰隆发出响声。她一下子明白了：糟了，地震了!
当地的农房是散建的，农田边上也有。吴江彦眼看着周边的房屋都在倒塌。
吴江彦的娘家也在洛城村五组。当时她是和母亲一起扯大蒜，因为大蒜叶子太脆，需要泼水才易于扯，地震发生前一刻，吴母回附近家中去取水桶，准备给大蒜泼水。地震发生时，吴江彦看到周边的房子都在倒，她马上想到：糟了，我母亲要没命了!
她又想到：我的小孩糟了!
吴母幸免于难——她回家取水桶，刚进屋，大地就震颤起来，房子乱抖，她把水桶一扔，跑了出来，紧接着房子就倒了。
吴江彦(刘向南摄)
大地震颤了约十分钟。在这约十分钟时间里，“人在田里根本就爬不起来，爬一下一个跟头，再爬一下，再一个跟头。”吴江彦刚能站起来，就立即跑去洛城二小找她的女儿康健。
还没走到学校，半路上，她遇到了丈夫康玉明。她看到康玉明全身都是血。
吴江彦问丈夫是怎么回事，康玉明说身上不是他的血，是他到学校里寻找女儿时，抱了两个小孩出来，抱到田中间没有建筑物的地方，砸不到他们。康身上的血就是那两个受伤小孩的。
康玉明问妻子女儿回家了没有，吴江彦说没有。吴江彦与康玉明又一起去学校里找女儿。
二
康玉明这样回忆地震发生时的那一刻：
当时我在洛水镇一家做磷矿生意的厂里选矿，地震发生前，我选矿的地方恰好停了电，我跳进地坑里，去检修破碎机械，刚跳进地坑，就听见地下轰隆轰隆响，像是开动了压路机一样。我还以为是来了电，我的工友把破碎机给开动了。后来，我又看到边上一个水池里的水全都翻到池外了，这才意识到是地震了。
在我们选矿场的对面，一辆吊车正在栽电桩，地震了，吊车都倒了。到处都在倒房子，灰尘很大，铺天盖地，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面对突然而至的大地震，康玉明的第一反应就是去学校里找她的女儿：
我看到很多房子在垮，估计学校也得垮了。
康玉明从已经垮掉的石棉瓦棚子下拉出他的自行车，朝洛城二小骑去。
康玉明做工的地方距离洛城二小约两公里，他骑自行车穿过小镇，看到两边的房子几乎都倒完了，那些房子多是当地居民自建的一层高的青瓦房。
洛城二小的规模不大，只有一栋教学楼与一栋办公楼，两栋楼是“合”在一起的，中间只有一条很窄的缝隙。它们都是高四层。康玉明的女儿康健所在的六年级在三楼。
1997年，大年初一，康玉明、吴江彦夫妇与小女儿康健在洛水镇李冰陵。
康玉明的判断是对的，在大地震中，教学楼果然倒塌了。办公楼没有倒。学校的围墙也全倒掉了。
康玉明到了学校，越过倒掉的围墙进到校内。他看到教学楼的“一楼没有垮，但是楼板落了下来，二层、三层垮了下来，四层没有垮。”康玉明回忆，“四层没有多少学生，它平时用来上音乐、电脑这些课程。”
康玉明还看到学校外面农民扯了蒜后的一片空地上，一些教师围了一圈，围着一些幸存的孩子。“那些幸存的娃娃被放在那儿，都吓哭了。”康玉明回忆。康玉明问他认识的孩子有没有看到康健，都说没看到，他就开始在教学楼那儿到处找。
康玉明到了教学楼的楼梯间。“楼梯间那里被压得小孩最多。”康玉明回忆。他看到一个小男孩的脚被楼板压着，小男孩朝他喊：叔叔救我，救我!康玉明把楼板抬起，把小孩抱出来，放到空地上。之后他又进到教学楼，又见一个小男孩的手被楼板压着，他把楼板抬起，把他抱到安全的地方。
他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女儿。
他想去家里看看女儿有没有回家，路上就遇到了妻子吴江彦。
三
大地震发生时，吴江彦和康玉明的小女儿康健读的是洛城二小六年级二班。廖丽与康健同班。廖丽是幸存者。
廖丽生于1995年，比康健大一岁。她的家在洛水镇边上的菜蔬村，她原本读的是洛城一小，因为留了一级，转到洛城二小读四年级，就与康健成了同学。
廖丽与康健是好朋友。廖丽回忆，“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跳绳，放学后她也经常到我家玩。”康健没有扁桃体，“说话的声音就像很沙哑的那种，要很仔细才能听清楚，”但在廖丽的印象里，康健很活泼，像其他孩子一样。她们的学习成绩都是中等。
时隔十年，对于大地震发生当天的事情，廖丽能够记起的只有几个片段。
廖丽回忆说：
我们下午上课的时间是在两点半，大地震发生在两点二十八分，当时我正和康健一起，十多个女生，在三楼教室外平台上排练舞蹈。
我们学校教学楼每层都有一个活动平台，约有一间教室大。六一儿童节很快要到了，我们排练的这个舞蹈是专为儿童节准备的节目。那天中午，我们在平台上排练舞蹈时，一些男生在教室里午睡，还有一些男生在校园里打篮球。
后来就地震了。当时我们根本不懂这些，还以为是压路机经过，就到处看，发现不是压路机，我们就开始乱跑，想跑进教室里去。
慌乱的女孩们朝教室方向飞奔。廖丽本来是跑在最前边的一个，被跑得更快的女孩们超了过去，成了跑在最后面的一个。
进教室要经过走廊，在平台和走廊之间有一个台阶，廖丽记得，在她下台阶时，房子就垮了下来。
廖丽成了这些女孩中唯一的幸存者。
廖丽回忆：
房子垮了之后，我被砸晕了，过了很久，我听到我妈喊我，这才醒过来，当时我还是被压着的。
四
大地震发生时，廖丽的母亲杨芳正在地里种菜，廖父则去了彭州卖菜。
杨芳回忆：
我们家的菜地跟二小只隔着一条小河沟，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学校会塌，我听到学校里不断传出孩子喊“救命”的声音，这才意识到教室垮了，就赶快进了学校。我在校园里大声呼叫我女儿的名字，喊了10多分钟，终于听到我女儿在楼上一个位置答应了。
这时，康玉明走过来，问杨芳认不认得康健，杨芳是认识康健的，“地震那天中午她还和我女儿以及另外一个女生一起去的学校，她们去排舞。”康玉明就攀上楼，找到了廖丽答应母亲之处。
廖丽的外婆家在洛城村九组，距离二小只有约100米距离。外婆拿来了钢钎。杨芳也随康玉明攀上去。杨芳看到廖丽被一块水泥板压住了脚，肩膀下也被压着。因为跑在最后面，廖丽成了那十多个女生中没有被完全掩埋住的唯一的幸运儿。
康玉明用廖丽外婆拿来的钢钎慢慢撬压在廖丽身上的水泥板。廖丽被救了出来。廖丽只是受了轻伤，一只胳膊压脱了皮，一只脚腕扭了，头脑有些昏沉。康玉明把廖丽背起来，慢慢下楼，把她交给也于随后下来的杨芳。
康玉明回忆：
我在找我女儿过程中，在看见廖丽之前，还在废墟里看到一个孩子，一根大梁压在那孩子的腰上，他朝我喊“叔叔救我”，我与另外一个人一起抬那根大梁，但是抬不动，很快那孩子之前还能招动的手不动了，他死了。
康玉明攀到楼上找到被压着的廖丽，廖丽也朝他喊“叔叔救我”，廖丽还告诉他，地震发生时她是与康健手拉着手一起跑的。
垮下来的楼板之间有一条缝隙，康玉明把手伸进去，他只能摸到女儿的脚。
廖丽获救后，康玉明再次攀上楼，“继续掏我的娃娃。”他用一根木梁垫上砖，慢慢撬动石板，终于撬起了人可以钻入的一道空隙，他钻进去，把女儿抱出来。小康健已经没了气。康玉明把她抱到平台上，脱下自己身上的T恤，盖上她的脸。
康玉明把已经死去的小康健背回了家。第二天，他用木板钉了一个木头匣子，把女儿装进去，葬在自家自留地里，“和她奶奶葬在了一起。”
廖丽在5月2日接受采访时告诉我，她与康健所在的六年级二班，共42名学生，死亡21人。
五
到什邡采访之前，以及在洛城村采访的前两日，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回访会遇到什么“波折”。
5月1日我在洛城村采访吴江彦大姐，与她聊了约两个小时。晚上回到什邡市区的住处后，一位也想到震区回访的外省公益人士与我微信沟通，她问：
“你采访顺利么?四川那里今年不敏感吧?”
我回说：“我刚刚到，还算顺利，没看到有什么敏感。
的确，5月1日这天很顺利。5月2日，我到洛水临近的一个小镇采访了廖丽，并又到洛城村采访当事村民，这个过程也很顺利。而等我在5月3日又进村采访，遇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晚上回到酒店，我马上发微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那位公益人士。我说：
“还是很敏感。今天被宣传部门与派出所一起带走两次。”
她问：“他们是例行问话，还是干扰采访?”
“干扰采访。”我说。
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3日下午，我从什邡出发，去洛水镇采访康玉明。我是在5月2日经他的妻子沟通联系后，才约上的他。
康玉明现在洛水镇上做城管中队副队长。大地震发生后，当地给洛水镇的失儿家庭安置了一些“公益性岗位”，主要是做城管和保洁两种，为期三年，康玉明在大地震当年就到了镇上的城管队，维护震后治安，半年后当了副队长，他在三年后被续聘，并一直当副队长至今。
我在5月3日14:30到镇城管中队见到康先生，他开车载我到镇上的一家茶馆，边喝茶边聊天。我与他先后聊了约一个小时，期间，他接了多个电话，都是镇干部打给他的，向他了解关于记者采访的情况。最后，我见电话不断地打进来，采访实在无法进行下去，就让康先生先走了。我要在茶馆再稍坐一会儿。
康玉明出茶馆没多久，又折进来找我，说是镇领导要见我。我跟康到茶馆外，但见几位中年男士正站在那里，一会儿还来了一辆警车，四五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茶馆门口下了车。
那几位中年男士中有一位姓王，是镇上负责组织和宣传的干部。我与他沟通良久(沟通过程从略，为了能使接下来的采访工作顺利进行下去，我沟通的一个主要方向是在他面前消除我对他们的“威胁性”。)。后来我对他说，我要回茶馆给手机充一下电，然后会很快离开洛水回什邡市区。我让他们先回去。王先生答应了。警察也离开了。
我回到茶馆里，继续坐着。我本以为已经摆脱了这些不速之客，没想到，一会儿那位王先生又进到茶馆来，说要陪我聊天。我当然知道他的所谓陪我聊天，不过是为了看管住我。我不想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聊就聊吧，我就貌似愉快地和他聊了起来。
聊天内容东拉西扯，我毫无兴致，一再走神。后来王先生向我介绍洛水镇的情况，说这里是秦时治水的李冰去世之地，洛水镇有李冰陵，李冰晚年还曾在这里治水，这里一条小河也是“四六”分水，是小型的“都江堰”，只不过这些都不太为大众所知罢了。
因为我对都江堰非常感兴趣，王先生聊到的这个话题我是真正感兴趣的。王先生说，洛水镇将会在今年下半年稍晚时候组织一个关于李冰文化的研讨会，会邀请海内外的专家进行座谈，到时也可以向我发出邀请。我说非常感谢，如果有时间一定参加，我还可以推荐央媒的朋友一起参加。
出于真正的兴趣，我说这个话是真心的。王先生听了也很高兴。
这时我对他说，我还有些私事要处理一下，处理罢了就离开这个茶馆回什邡市区去，你先走吧。
王先生听我这么说，也说不打扰了，我们保持联系。他起身离开了。
我以为我终于摆脱了镇干部的“看管”，没想到在这一天稍晚时候，会发生第二次“被捉”的事情。
七
关于当地对于我对这个失儿群体的采访为何会如此敏感，无须言明，也应是可想而知。
5月1日下午我采访吴江彦大姐时，我曾问她：“当时这么多学生不幸遇难，你们这些家长有没有为孩子讨公道，去上访?”
吴大姐这样告诉我：
怎么会没去上访呢?!我们当时也是挂出了横幅的。横幅是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我家里帮我们写的，写的是“还孩子一个公道”。后来他们就打压那个学生，对他的前途有很大影响。那是一个男孩，各方面都去打击他。为了我们的事，把别人搭进去并不好。我们已经伤心了，再把别人拉进去一块伤心，至于吗?人家好不容易培养一个大学生出来，就为了我们……
当时我们把横幅挂出来，还在镇上到处游-行。我们还在学校里设了灵堂，横幅也挂在那里。我们把学校的建筑物取了样，拿去测验，是豆腐-渣工程，但是没人给你签字，不敢签字，谁敢签字啊。
在学校取的样，我放在家里，我的娘家父亲是一个党员，他迫于打压，全部给丢了，当时把我气得一塌糊涂。
5月2日下午我第二次进到洛城村，采访一位名叫红梅的失儿母亲时，她也谈到了这个话题。她说：
那个学校，修得假得很。地震之后，豆腐-渣工程，我们去找过政-府。记者照相都不准照，都要打人家。不准曝光。
红梅今年45岁。在大地震中，她失去了13岁的当时正在洛城二小读六年级的女儿钟敏。钟敏也是独生女儿。
遇难者钟敏
记忆同样惨痛。红梅回忆说，大地震发生时，她正在自家院子里晒麦子，她的丈夫钟兴友则去了10多里外的岳母家帮忙扯大蒜。大地震发生后，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立即去学校里找孩子。
钟兴友回忆说：
那天我在岳母家扯了一上午的大蒜，午饭后，我岳父午睡了，我没有睡，我把我岳父叫醒，然后就又去扯大蒜，刚走进田里，地震就发生了。我看到天都是通红的。农田就像海浪一样筛晃起来，周围那些人家的围墙都在砰砰地倒塌。
当时我被吓坏了，自行车都骑不了，走路也没力气了。我是走路回来的。下午四点多才回到洛水镇。
回到镇上，我到处寻找我们家的小女儿。我到镇政府去找，那里摆了二三十个孩子的尸体，我一个个地去翻，都没找到我女儿。
当天晚上就开始下雨。雨一连下了几天。那时我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袖，衣服淋湿了捂干，捂干了又淋湿。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我都不觉得冷。
三天后，我女儿的尸体才被挖了出来。
八
5月3日下午我在洛水镇的那间茶馆终于“支”走了镇政府的王先生后，又在茶馆小坐了一会儿，确定茶馆外已无那些试图要“看管住”我的不速之客，才离开。
我沿着穿小镇而过的一条小河边，往洛城村方向走。我想趁着天将傍晚，去找先前在村里已有人建议我去见的那位名叫米文斌的失儿父亲。
在大地震中，米文斌的正在洛城二小读四年级的12岁的女儿米雪遇难。有洛城村民告诉我，就在大地震当天中午，米文斌还因故动手打了女儿一巴掌，结果很快大地震发生，父女阴阳两隔。那一巴掌让米悔恨不已，痛不欲生，大地震刚发生的那两年，他甚至想自杀。
我很想见到米文斌。我的判断是，在村里找到米文斌并不难，因为村民都知道，他现在距离洛城村不远的小镇一角经营一家绿植店。
我沿着小河走到镇内，边走边注意身后是否会有“尾巴”。我甚至故意在一些小巷里东穿西走，还在一个街心小公园里坐了片刻，以避免有人会跟踪。确认身后无人后，我就去找到米文斌的绿植店。
果然很容易就找到。这是镇上唯一一家经营绿植的门市店。米文斌正在店中。他今年45岁。他的这个店共4间门面，是租的。他是从2015年才开始做起的这个生意。
米文斌很乐意接受我的采访。我坐在他的店里与他聊天。我们的对话小心翼翼，但还是聊到了村民传说中他打女儿一巴掌的事。米文斌否认有这回事，但他仍然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他回忆说：
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很早前，我女儿就曾经跟我说，她想到洛城一小去读书，我当时觉得一小距离我家远一些，就没有答应。一小在大地震中几乎没死人。她的表弟在一小，就没有事。
在与米文斌聊天中，我能感受得到他们父女之间曾经关系非常好。米文斌告诉我，1997年，在女儿一岁时，他与前妻离婚，1999年再婚，后续的妻子比他大了三岁，他再次择偶的唯一条件就是女方必须要对女儿好。
米文斌在他的绿植店(刘向南摄)
但我没能在米文斌的店里坐太久，只约十分钟，我的电话就响了，是镇政府的那位王先生打来的。他问我在哪里，说什邡市委宣传部的人一直在等我，等我到市里他们的办公室去。
我与王先生周旋，我对他说我现在已经在市区了，我打算明天上午就到市委宣传部去跟他们见面。王先生听了，却对我说：
“你没有在市区吧?!你等我，我马上过来!”
说罢他就挂掉了电话。
我知道他一定知道我现在就在米文斌的绿植店里了。我告诉米文斌我得走了。我要了他的电话号码，说再找时间与他聊。然后就离开了他的店。
我不想让王先生他们把我堵在米文斌的店里。
但是，我走出米文斌的店只几十米远，刚要拐过一个街角，就见到王先生也到了这个街角。两个中年男士正在街角路边的凳子上坐着。当时王先生朝这两位男士挥一下手，说：
“走!”
他挥手的意思是与那两位男士一起去“捉”我，没想到正被我撞到。我对他笑说：“你们是在找我吧!”这时我又看到一辆警车出现在了我所在的路边，两名警察从警车上下来，朝我走过来。
我不会与他们硬来。我对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去市委宣传部。
王先生本想让我坐警车，我笑说我才不会坐这个车。
我钻进了我看到的原在街角坐的那两位男士中的一人开的车，与王先生并坐在后排座位上，去了什邡市委宣传部。
九
我在洛水镇连续两次“被捉”的这个5月3日，恰逢第25个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
世界新闻自-由日是由联合国创建，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并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该权利铭记在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中。
2018年的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主题定为：让权力接受监-督：媒体、司法与法治。
这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辞说：
新闻自-由对于为所有人实现和平、正义和人-权至关重要。新闻自-由对于建设透明和民-主的社会以及保持对掌权者问责不可或缺。新闻自-由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记者和媒体工作揭示当地和全球挑战，讲述需要讲述的故事。他们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弥足珍贵。
需要通过、实施和执行保护新闻独-立、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各项法律。必须起诉针对记者的犯罪行为。
古特雷斯还说：
促进新闻自-由就是捍卫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十
米文斌是一位给我以非常深刻印象的失儿父亲。
5月3日晚我到了什邡市委宣传部，直到晚22时许才终于“脱身”，一个人回到了在什邡的住处。我“自由”后，当晚就联系米文斌，约了他次日到什邡市区来，我要跟他再聊一次。
我知道我是暂时不方便再去洛水镇了，如果再去，势必会发生第三次“被捉”的事，若再发生这个事，想再顺利“脱身”，就未必会有头两次那么好运气了。我不想我的采访节外生枝。
5月4日上午，我没有在我所住酒店附近与米文斌见面，而是走得远远的，找了一家小茶馆。米文斌来了。茶馆里除了老板以及一位患有残疾的店员，就只有我与米文斌两人。
我与米文斌聊到中午近12时，这一天恰是他的震后出生的小儿子的7岁生日，他要赶回家里给儿子过生日，我们聊完就在街边分开，他回洛水镇，我则回住处。
在我与米文斌的这次聊天中，他告诉我，昨天傍晚我被“捉”走后，一个分管民兵、治安的副镇长曾给他打过电话。在电话里，副镇长问他：“老米，怎么回事?”米文斌对副镇长说：“你们把人弄哪里去了?你们太黑暗了。”副镇长对他说：“去宣传部了。”米文斌告诉副镇长：“必须让记者给我回话，如果他不给我回话，我明天弄个事情出来!”
米文斌说他是一个生性冲动的人，“做事情都是说到做到，哪怕是错了，我答应你，我也要做到，”因此，无论是镇长还是书记，都会“怕”他三分。
洛水镇地震公墓一角
这就让我想起5月3日晚我在什邡市委宣传部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正与包括一位鲁姓副部长、一位刘姓工作人员及洛水镇政府的王先生在内的一些人聊天周旋，一位中年男士进到办公室来了，他没有告知我身份，只说是洛水镇的干部，他先用他的手机拨通了米文斌的电话，让我跟米通话，我在电话里告诉米文斌我没有什么事，请他放心，米文斌让我用自己的手机再拨通他的电话，我立刻就拨了过去，仍旧对他说不会有什么事。挂掉电话时，米文斌仍是很不放心。
那位进到什邡市委宣传部办公室来的洛水镇干部，就是之前跟米通过电话的那位副镇长。
米文斌自以为自己一直比较容易走极端。他回忆，2008年大地震刚发生后的那段时间，了解儿子的他的父母都是紧挨着他睡觉——已失去了孙女，他们怕再失去他这个儿子。
在大地震发生的那个天崩地裂的5月12日，米文斌也赶往洛城二小找他的女儿。米文斌记得，半路上，他还遇见了康玉明，当时康正背着已经找到的他的死去的女儿往家里走。
米文斌到了学校，却怎么也找不见女儿。他回忆，一连几天，他都像是行尸走肉，失魂落魄地守在现场。后来，女儿被救援者从瓦砾中掏了出来——她是在同一处遇难的18个孩子中的一个。
米文斌认出了女儿，他去摸女儿的脚，是凉的。那一刻，痛不欲生的米文斌甚至想自杀。
通过5月4日上午在小茶馆里跟他聊，我始知道在震后为死去的学生讨公道的学生家长中，米文斌还是一位“主要人物”。
米文斌这样告诉我：
当时，为孩子维权，我是主要的人物。地震发生后大概一个星期，我们这些家长自发地在洛城二小搭了灵堂。然后就开始找政府。镇政府、市政府都去过。
二小的灵堂设了将近一年时间。每个孩子的名字、照片都贴在那里。我数过，是78张照片。
官方要维稳，说向上反映，还要组织鉴定。地震后半年左右就来了一个鉴定机构，把水泥、钢筋、承重墙、窗台等都鉴定了，小学、中学都鉴定了，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任何鉴定报告，没有看到过结论。
当时我们的心态，是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学楼这些建筑要比一般建筑质量更好才行，毕竟孩子都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希望。
孩子死那么多，我们当时就知道是教学楼质量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会有一些人，起码建筑商会被追究责任。但是，没有建筑商被追究责任，也没有官员被追究责任。
(本文初稿完成于2018年5月12日晨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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