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母亲节的人们相信母亲是一种政治力量，他们希望庆祝的是作为社群组织者的母亲的社会角色，向那些代表未来一代而不是单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女性致敬。所有这些仪式和提议，关键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如果节日也有气质的话，那么现代母亲节的姿态也并非谦逊恭敬而是自信飞扬的：母亲节是一个由所有母亲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行动的载体，而非庆祝某个母亲的私人服务。
我希望并祈祷，将来某个人，某一天，能找到一个纪念母亲的日子，纪念她在生活的每一领域为人类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服务。她理应获得这份荣誉。
—— 安娜·贾维斯致母亲节
母亲节创始人：安娜·贾维斯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得承认，二十年前我上小学时是把妇女节当作母亲节来理解的。那一天里要感恩妈妈们的辛苦工作以及为家庭作出的巨大贡献，老师告诉我们那天要记得送康乃馨给母亲，因为这是妈妈们的专属花，别样花是不合适的。以至于到了中学第一次听说母亲节的存在时，甚为诧异——怎么还专门有个母亲节?那么妇女节还该不该送康乃馨呢?
实在怪不得少年时的我这般纠结，一则身边所有同学仍在妇女节送康乃馨给母亲，只不过母亲节须得故技重施一番，其实心理上不过是多过一次母亲节而已，而且爸爸们是不送花的，学生也很少送女老师康乃馨，可见在私人生活圈里，妇女节与男同胞和职业无关，只与母亲和儿女有关;二则那时缺少女权主义者告诉大众妇女节的由来意义，女同胞们又下意识里不甘心让这个节日悄无声息地过去、让它空虚而无着落，于是康乃馨和母亲的名义便成了一种“占位”式的死守，大家仿佛紧咬着牙关不肯让出最后一点社会对女性施与的实际的尊敬与关怀，管它是借什么名义呢，挣得个半天假日和几袋不花钱的洗衣粉，说不定还会有老师给孩子布置洗脚的家庭作业，再写一篇作文记录这一时刻，作文的最后有一个标准结尾格式——你一定要摸着孩子的头，热泪盈眶地说“孩子，你长大了。”至于母亲节，可能是没有半天假日和免费洗衣粉的经济节约版妇女节吧。
这几年，公众的女权意识在新媒介的作用下有了较明显的增强，每到妇女节时，大小平台都开始提醒人们妇女节中包含的平权政治意义。奇怪的是，母亲节的历史真相似乎被忘却了，于是母亲节竟藉此获得了一份专业性，康乃馨正式把它和蔼的目光投向了母亲节，仿佛终于要实至名归。和康乃馨齐飞的，还有健康木梳、老人手机和洗脚盆;当然，还有更精神层面一些的礼物——比如请母亲听一场音乐会等等。或者又有拳拳之士要提一提，“母亲节并非西方独有，实在古已有之，曷不恢复我华夏传统?”恢不恢复这些“古已有之的传统”暂且不提，但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事实上并不是为了感激母亲们对自家的付出而设立——这一点是时候郑重地说出了。
恰恰相反，母亲节的设立正是为了庆祝母亲走出家门。
最早倡导设立现代母亲节的是美国的安娜·里维斯·贾维斯。1858年，她在西弗吉尼亚建立“母亲节工作俱乐部”以促进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卫生条件。美国内战期间，她的小组为交战双方的战士和平民提供了医疗服务;战后，她领导运动以号召从前的战士搁置仇恨、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联盟;母亲节的另一起源则是诗人、慈善家茱莉亚·沃德·豪于1872年提议为和平设立母亲节。豪的母亲节在美国多个州被广泛接受且庆祝直到世纪之交。
设立母亲节的人们相信母亲是一种政治力量，他们希望庆祝的是作为社群组织者的母亲的社会角色，向那些代表未来一代而不是单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女性致敬。所有这些仪式和提议，关键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如果节日也有气质的话，那么现代母亲节的姿态也并非谦逊恭敬而是自信飞扬的：母亲节是一个由所有母亲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行动的载体，而非庆祝某个母亲的私人服务。
然而，当贾维斯的女儿(小贾维斯)有感于其母的贡献而正式开始以书信运动的形式建议设立全国性的母亲节(并以康乃馨作为母亲节之花)时，彼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开始有私人化母亲节的倾向了，商人、种族主义政客和反女权的活动家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女性作为社群组织者的动员化。1914年美国国会对母亲节的接纳已然完全颠覆了其原始意义：它将母亲节与庆祝家庭生活而非母亲的社会角色相联。政客和商人都从这个节日里渔利，在竞选活动时自我推销或在那一天疯狂兜售商品。
为母亲节设立而奔走呼告了前半生的小贾维斯为“康乃馨提议”的被利用而震怒，组织了“保护母亲节免被利用”活动。她成功争取到了纽约取消对母亲节的庆祝，但这也是她最后一场胜利。她用尽余生去反抗母亲节的意义“被贪婪者动摇”，变得越来越像个偏执者，最后被送进了疗养院——“母亲节之母”对母亲节的抗议及其凄凉的人生结局成了令人叹惋的讽喻。
母亲节的历史只是过去一百年来私人生活感伤化和商业化的缩影，也是市场渗透到家庭关系的方方面面的缩影。这是美国镀金时代家庭角色的变质带来的。美国历史学者斯蒂芬妮·孔茨发现，19世纪早期时人们对妇女活动范围的定义远在家庭之外，它们有关社会责任。当时参加反奴隶运动、戒酒运动和福利改革的女性们视这些工作为“母性”的自然。因此早期致敬母性的支持者都是和社会改革运动紧密相连的人。但这种情况到19世纪末被颠覆了。镀金时代家庭价值的私人化使得妻子和母亲角色失去了她们曾经卓越的政治意义。20世纪早期时，中产阶级家庭越来越不吝于对家庭成员作情感化的表达，但与此同时也与其他社会公共机构越来越隔离，并摆脱了对它们的直接责任。家庭的私人化使得女性的家庭角色失去了社会支持和满足。家庭旧有的社会政治功能被侵蚀后，女性只为丈夫和孩子的愉悦而劳动，她们的自我实现变得只和丈夫孩子有关。
消费主义攀借主流性别权力话语获得持久的生命，在这场母亲节之争中，依靠糖果和鲜花获得了胜利，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漂洋过海到了中国以后，母亲节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孝文化相融，于是在康乃馨之外还诞生了中国特色的母亲节洗脚和洗脚盆风俗，五月第二个星期天里儿女弯腰屈膝洗脚感恩的新文化与流传百年的跪乳反哺图可谓十分相得益彰。只是，曾经“众人的母亲”被权力的话术掩埋在历史烟尘下，没有多少人记得那些女性的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极强的行动力和组织力，以及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以所有人类皆为儿女的深广的母爱。我们失去了对“母亲”一词作更辽阔和健拔想象的能力，在浮华和苦情交融的一天过后对其“该”怎样忽视仍怎样忽视。或许，只有下决心拨开重重堆叠的康乃馨和洗脚盆，母亲们才有希望真正赋予这个名字以尊严的光辉，才能获得一个真正饱含尊严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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