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是七彩的……教辅
又是一年高考时。在一波又一波的回忆杀里面，永远不会缺席的，就是各种各样教辅资料。
不管是00后、90后还是80后，我们的青春可以没有鹿晗、吴亦凡、TFBoys，也可以没有抽烟、喝酒、打架、堕胎，但绝对不能没有薛金星、王后雄、任志鸿和曲一线：
中学教材全解、教材完全解读、优化设计和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他们背后的男人就是教辅界F4。图片来源：小猿知道
被厚厚的题海教辅支配的恐惧化身为段子，满满都是高考亲历者坚强不屈、大勇无畏的奋斗精神：
如果生命还剩8年，我们做《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如果生命还剩5年，我们做《三年高考两年模拟》。
如果生命还剩1个月，我们做《考前一个月》。
如果生命还剩1周，我们做《快捷英语周周练》。
如果生命还剩1天，我们做《突破天天练》。
如果生命还剩45分钟，我们做《一课三练》。
如果生命还剩10秒，我们回答有关小题和阅读下一小题。
教辅不只是情怀和回忆，更是求学路上的刚需。教辅考试类的书，上课、考试必须得有一本，又不方便从图书馆和同学朋友处借阅，父母更不会吝于出钱帮买，教辅成为巨大的“刚需”。当当网在2016年初发布的《2015当当中国图书消费报告》显示，90后下单最多的书中，7成是教辅。教辅市场冉冉兴起。
教辅产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事实上，花钱买教辅资料是近二十年才兴起的事情。一位1985年参加高考的前辈告诉土逗，当年的考生只有少量的油印资料，都由老师一个一个字刻下来，可能一个月才有一张试卷;日常的练习题由老师写在黑板上，同学们自己抄下来做。复习也主要是看教材，基本没有教辅资料一说。
北京市石景山区市民李秀珍回忆了自己在1990年时为高三的女儿备战高考的投入，她当时也基本没在复习资料上花钱：
“资料都是发的，卷子也都是老师印的，没让家长额外掏钱，老师经常给孩子加班补课，有时候晚自习回来天都黑了，这个都是不收钱的……那时候市面上没有那么多教辅书，更没有家教，孩子全凭自己在学校下工夫。”
——《30年的高考成本变迁：5毛钱到5万元》
资深教育出版人李朝明记得，在1990年代，教辅材料都是通过新华书店系统统一征订和发行的，国家也会控制定价。这样既能保证教辅材料的销路，又能保证学生得以负担和使用基本的教辅材料。
1990年代末，私营书商开始大举进军教辅市场。原先由国家统一征订发行的教辅材料被诟病为“不能适应市场需求”。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市场成了配置教育资源的主要力量。
家长在西单大厦为孩子选购教辅。图片来源：竞报
进入21世纪，新一轮课程改革启动，国标教材出版多样化，教辅市场更加勃兴。李朝明回忆，不少非教育领域出身的生意人积极投身到这一资本的蓝海中，在逐利这一终极目标的驱动下，用密集的资本投入、严苛的管理和效率最大化的方式生产和销售教辅材料：
我至今还记得去山东梁山某公司调研的情形，他们的生产流水线，以及附着在流水线各个环节上的管理规章制度，令我们望而却步。他们对质量的要求，对责任的要求，近乎严苛。……他们对每个项目成本精确计算，确保最大限度地让利于市场，以加速拓展市场空间。对于他们，哪怕只有2%的盈利，他们都会拼力去争。
——中华读书报 《教辅之问：我亲历的教辅那些事儿》
应试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教辅市场的“刚需”。现实中，许多教科书存在语焉不详的情况，而升学考试的难度又超过了教科书，所以“吃不饱”的学生纷纷“投奔”教辅书。据统计，安徽省中小学生，平均每人每年花费300元购买教辅。
教辅市场百花齐放，但潘多拉之盒也随之打开了。教辅书在课堂上“反客为主”，学生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课堂上;老师也因此被教辅书捆绑，教学思路完全跟着全景式设计的教辅书走。最终的结果就是：学生的学业负担愈发沉重，家庭的经济支出与日俱增，而老师要么对心思不在课堂上的学生无可奈何，要么因为筛选、研究、教授教辅的内容而心力交瘁。
而与此同时，教辅图书市场也孕育出了行业寡头，其盈利状况令人咋舌。策划编写《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北京曲一线图书策划有限公司共有650余位员工，其法人代表卫宝权名下还有11家公司，涉及教辅、印刷、纸业和茶业等板块，是真·大老板：
“曲一线”老板卫保权的关系图。图片来源：天眼查
推出《教材全解》系列的薛金星也hin厉害，名下产业不仅有教辅，还涉及酒业、传媒和通信技术等领域。
以“志鸿优化”为核心品牌的世纪天鸿更是于2015年在新三板成功上市。据其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当年营业总收入超过3.8亿元，其主营业务图书出版的收入占比为89.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136.5万元，毛利率为29.35%。教辅市场的盈利空间，可见一斑。
教辅市场有多大，就有多乱
教育类图书已经占据了我国图书市场的半壁江山。根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图书出版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以教辅为主的中国教育类图书市场份额近50%(该比例在美国仅28%)，教材教辅业务成为中国出版传媒企业的主要业务支柱和利润来源。业内人士根据201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推算，中国教辅市场产值至少300亿元。
出版商、新华书店、学校乃至教育官员都盯上了教辅这块“肥肉”。他们层层加价，或合作或争斗，铸就了一条从教辅编写、出版到销售的灰色产业链。
教辅生产链：一书多号，东拼西凑，一天一夜编本教辅
目前，绝大多数中小学教辅是由民营出版公司出版的。他们占据了整个市场80%以上的份额。这些教辅书商大都有相对成熟的渠道销售图书，但他们不具备出版权，因此必须与国有出版社“合作”，前者一般向后者支付书号费、审稿费、管理费等费用。
名义上是“合作”，实际上就是国有出版社在“卖书号”——他们只负责收钱，几乎不“插手”书籍的编写与销售。这给民营出版公司留下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本着逐利的目的，尽一切可能压缩生产成本。
“一个书号在北京地区的市场价约为1.5万-2.6万元，每本书还要付给责编编审费”。“如此推算下来，基本就不赚钱了，所以出版商少则五六本书共用一号，多则十几本书共用一个书号，就成了教辅界公开的潜规则。”
以“曲一线”图书为例，其旗下的畅销品牌《5年高考3年模拟》涉嫌存在一号多书行为，例如，其“高考英语”教辅书，分为广西、福建、安徽等地方版本，尽管书的名称、页码、内容等各有不同，却共用同一个ISBN书号;还有图书在书号不变的情况下，把内容和书名略作改动，2010年、2011年的旧书摇身一变，就成为最新版本。
——方圆 《教辅市场到底有多乱?》
此外，为节约成本，有的民营出版商东拼西凑，剪剪抄抄，甚至廉价招聘参差不齐的大学生兼职，就能凑出一本教辅书。
“书名改了，封皮改了，其实内容都是东抄西摘凑来的。书商为压缩教辅成本，通常找兼职大学生来选题、做题和校对。”跟着民营书商编教辅书的邵某介绍。
图片来源：方圆
还有些出版商则更为大胆，直接“公开盗版”。他们扫描原书后直接盗版印刷，然后打着正版的名义，以极低的价格投入市场。有些学校会将购买的教辅书悄悄隐去原著名字，以内部资料的名义在校内使用，一些老师也从中牟利。
最终，这些盗版教辅书混进了各地中小学。2013年2月28日，吉林四平文化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对某中学书店进行突击检查，店内《三年模拟》、《五年高考》、《中学教材全解》等5万册(套)教辅材料均为盗版。
教辅流通链：出版商疯狂寻租，教育部门坐收渔利
除了各教辅出版社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新华书店、学校也在染指其中，分食着高额利益。
2012年，四部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发布教辅评议公告，向学生推荐符合要求的优质教辅，同时规定学校不得采购评议之外的教辅。这一通知原本意在肃清劣质教辅，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乱象丛生，不仅催生出地方保护主义，还给寻租腐败留下了空间。
对书商和出版社来说，进入“评议公告”就意味着被消费者优先选择，在利益驱使下，“教辅评议公告”逐渐成为一些教辅书商和出版单位竞相争夺的资源。一些当地出版集团和教辅发行商为进入“公告”，与地方教育部门结成“利益联盟”。
据案卷材料显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多家出版、代理机构，为了进入四川省中小学的教辅、教材目录，都向四川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何绍勇进行了现金贿赂。
——财新周刊 《失守的教辅产业链》
2012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处原处长季克异被成都市一家书店的业务员李立川用13万元“感谢费”拉下了水，后来李立川为进教材目录又向他送上了80万元。
——方圆 《教辅市场到底有多乱?》
此外，在发行方面具有垄断地位的新华书店也想从中分一杯羹。由于教育厅教辅评议公告上的教辅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基层需要，新华书店便另设了销售目录，吸纳更多教辅。
对民营公司来说，这个目录是更易争夺的资源。为成功入选“官方名单”，他们就将教辅以四、五折的低价卖给书店，之后新华书店再抬高价格卖给学校。据调查，一本《2年高考3年模拟》的教辅书，它卖给新华书店的价格只有3折，而书店则以原价的5折卖给学校。
教师推荐教辅。图片来源：方圆
而教辅只要上了新华书店目录，或经由新华书店结账，学校便可“合法”选购，最终将它们原价卖给学生。
“以我的经验,我们的教辅材料到学校这个环节最多五至六折,学校如果以更高的价格或全价给学生,你想想一所学校在校生少则千余人,多则两三千人,这里面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山东鸿儒书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商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方圆 《教辅背后蕴藏巨大利益空间，推荐目录或成“摇钱树”》
设置教辅评议公告和教辅目录，本意是为了引导学生选择更加优质的教辅书，但实际上却成了教育机构、新华书店和学校牟利的手段。
如果没有市场化，你就没那么多题要做
沉重的书包、倚叠如山的教辅、永远做不完的题目，构成了无数中国孩子平凡而沉闷的学生时代。学生们在一套又一套的教辅书中花费了金钱，也耗费了时间。而最终，这一切都化作钞票，流入了政府官员和教辅书商的口袋。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应试教育制度无疑是教辅市场肆意生长的土壤。在考试的指挥棒下，学生为了提高应试能力，不得不题海战术，而这恰恰给教辅市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意。只要学生还需要做题，书商们就会绞尽脑汁、马不停蹄地出题。
另一方面，教辅市场的兴盛又反过来加剧了应试的激烈程度。别人多做了一套题，就可能多考好几分，而想要避免这一切，就只有去买更多的教辅，刷更多的题。就这样，卖教辅、刷题演化成了一场人人自危、充满焦虑的军备竞赛。而教辅商贩，以及在其中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幕后之人，才是这场比赛的终极赢家。
这些发给农村学生字典并不是国家明确要求采购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而是湖北当地一家出版社出版的所谓《学生新华字典》，其中，字典中的差错率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20倍。图片来源：网络
这种教辅市场化的背后，是对教育公益性、公平性的破坏。市场与权力合谋，不断制造粗劣的商品，抬高价格，试图从中国的2亿中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身上，榨出尽可能多的油水。就这样，教育从公共物品变为商品，从人人可以享有的公共资源，变成了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浸淫教辅出版业25年的资深出版人李朝明曾经振聋发聩地“四问教辅”：
问题之一，教辅是不是成了异化学生成长的嫌疑工具?学生从教辅上学到五花八门的应试技巧，在应付考试上游刃有余，最终却连简单的请假条和请示报告都不会写，这应该吗?
问题之二，教育公共资源该如何配置?当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变成牟利的生意和砸钱的竞赛，这公平吗?
问题之三，如何解决好教辅配置问题?即使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教辅也成为某些人眼中教与学的竞争性、排他性必需品，完全与义务教育普惠大众的本质相悖，这合适吗?
问题之四，教辅功能考试化背后的死结该由谁来解开?辅助学习本应有很多种方式，但教辅变得只能“辅”应试，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科学吗?
在土逗看来，这四问不仅是是在问教辅，更是在问唯升学考试是从，并且严重市场化的中国教育。从这个角度来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各级学校的师资建设中，完善教科书的编写，探索更公平的考核多元化方案，并由政府统一免费提供合适的教辅材料，未尝不是应对之道。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教育本该为大多数人服务，而非少数人。
参考资料：
1、方圆：《教辅背后蕴藏巨大利益空间 推荐目录或成“摇钱树”》
2、方圆：《教辅市场到底有多乱?》
3、中华读书报：《我亲历教辅的那些事儿》
4、财新周刊：《失守的教辅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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