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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生育率下降太快 要彻底放开

霍思伊 · 2018-08-10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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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的人口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政策应对,《中国新闻周刊》近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太快”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处于什么水平?从全国整体来看,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张车伟:据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中国人口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现在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老龄化的速度却是全世界最快的。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一般长达几十年,甚至100多年。例如,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国用了80年,美国用了60年,而中国只用了18年。并且据联合国预测,1990年至2020年世界老龄人口平均年增速度仅为2.5%,而同期我国老龄人口的递增速度为3.3%。并且一直在加速,越来越快。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这么快?

  张车伟:因为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太快。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在1990年时达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实现人口稳定须达到的生育水平),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 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7。生育水平之所以下降得这么快,一部分原因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但根本原因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比如收入和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妇女的劳动参与增加等。

  中国新闻周刊: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提出了一个预期发展目标,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达到1.8。在你看来,依据目前的态势估算,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大吗?

  张车伟:很难。从中国目前非常低的生育水平来看,很难指望它有一个实质的飞跃,只能说是向着2.1这个世代更替水平的目标靠近。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中国以后有没有可能恢复到世代更替水平?

  张车伟: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根据人口演变规律,一旦陷入超低生育率,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对人口而言,很难说哪个水平好,哪个水平不好。所谓的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指总和生育率达到2.1时,中国人口会稳定下来,不增不减。从目前的态势看,未来,中国的人口一定会逐渐减少。并且,中国已经进入了刺激生育很难产生明显效果的一个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到不同地区,老龄化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张车伟:从地区来看,曾经越发达的地区,老龄化程度越深,比如东北地区。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65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608.17万人,占总人口14.37%,比全国的11.4%还高出近3个百分点。吉林、黑龙江的数字分别为12.38%、12%。东北在计划经济时代较为发达,生育观念转变得也较早。现在,东北的老龄化在全国是最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比东北要轻。青海、宁夏和西藏等地的老年人口占比均不足9%,其中西藏只有5.4%。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情况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格。

  上述数据的统计口径是按照户籍人口。如果单从户籍人口看,像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老龄化程度也很严重。2017年,北京市65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比达到16.2%,高于辽宁。但目前北京、上海等地长期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从常住人口来看,老龄化程度并不严重。因此与东三省等人口外流严重的地区相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边捆着一边鼓励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个时间点,是否比预期得要早?

  张车伟: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我们的老龄化会这么快到来,因为当时的核心思路就是控制人口。从政策制定的角度,中国应该有所反思。就像我之前说的,决定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政策有多么大的成效,而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所以如果政策不能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如此,当时实行过后很有成效,一方面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本身,就推动了人口的减少。

  因此,在计划生育施行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出现,中国应该及时调整,比如,如果能更早放开二孩,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生育情况,也就是现在40-50岁这代人。现在的老龄化程度可能就会有所减轻。但即便如此,政策对中国老龄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很多发达国家没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人口出现负增长。总体的趋势无法改变,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新闻周刊: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车伟: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于是也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和客观存在。所以,今后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到老龄化这个因素。比如我们过去主要采取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变,要适应老龄化的形势,产业要升级,经济发展要转型。另外,由于中国“未富先老”,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养老负担。

  国家近年来对此也有谋划,比如健全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全面放开二孩。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老龄化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现在松绑以后,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当然,应对老龄化,不是国家出台一项政策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包括社区和家庭。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全面放开二孩之后,对人口老龄化的缓解很有限,并没有像之前预期的那样?

  张车伟:本质上是因为人的生育观念转变了,但整个社会还没有足够意识到这点。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这种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接下来人口政策的调整思路?

  张车伟:一定会影响。因为过去总担忧全面放开二孩以后人口可能会爆炸,结果放开以后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现在,彻底放开,让人们自主决定生育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是今后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

  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以来,全国多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近期辽宁省印发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除了延长产假以外,还首次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你如何评价这些政策?它们是否切中要害?

  张车伟:没有切中要害。我觉得这些政策本身就没太大必要,因为现在中国整体上还是限制生育,即使是全面放开二孩,也不代表可以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放开以后,很多人连二孩也不愿意生。

  我认为首先要彻底放开,让人们有生育自主权,然后再看看生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谈得上鼓励生育,然后要考虑应该给予怎样的福利。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整个生育政策在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变。一边捆着你,一边鼓励你,这有什么意义呢?

  目前缺乏百姓负担得起的养老服务

  中国新闻周刊:在目前的政策方针下,如何应对并缓解老龄化现象?

  张车伟:短期就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但从中长期来看,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的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养老金缺口不断增加,引发越来越多的担忧。

  张车伟:如果从全国范围看,总体上每年都有盈余,没有缺口。截至2017年底,全国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4.12万亿元,当期结余4187亿元。但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2016年,广东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最高,达到7258亿元,占总结余的19.6%。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四川、上海、山西、安徽等9个地区的结余共计2.61万亿元,就占了全部结余的70.6%。

  东北地区,由于近年来生育率持续低下,年轻人口外流,所以交保险的人少,领保险的人多,出现缺口。当期的养老金甚至收不抵支。2017年,辽宁养老金存额可支付月数为5.9个月,远低于平均水平17.2个月。

  养老金的这种地区不平衡,只有通过国家一级的统筹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也建立了中央级的调剂基金,具体还要看落地以后的执行情况。

  除了中央统筹以外,还要实现养老金的多渠道筹集,比如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不能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即全部由国家负担养老,这是不现实的,整个社会也会不堪重负。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现在的养老服务体系主要有什么问题?是否可以参照欧美、日韩等老龄化程度较严重国家的经验,进行完善?

  张车伟:现在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低价的、百姓能够负担起的养老服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的老年人在过去积累得太少,收入水平比较低,不能够负担更高端的养老服务。这个问题,也需要政府介入和社会企业共同解决。

  按照目前的行情,公办养老机构月均费用在2000-4000元,私立养老机构分为低、中、高三档。低档为月均1500~3500元,中档为3000~8000元,高档月均价格在8000元以上。现实中,中、低档私立养老机构的床位供不应求,8000元以上的机构入住率不足30%。

  从全世界来看,我觉得欧美等国,尤其是欧洲的养老模式并不适合中国。欧洲以机构性养老为主,而居家养老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在这方面,政府要给予一些鼓励和政策支持,尤其是资金上的支持,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供更多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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