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的片面认识，明确讲到：“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关系搞不好，本质上是根本态度问题。这条规律性认识不仅适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也同样适于干群关系。翻看毛泽东的文章，研读他的讲话，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关于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几乎不厌其烦地讲了一生。
民主革命时期，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建立人民政权、推进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原则，反复提及。他多次提醒，“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才能赢得群众的喜欢，密切干群关系。相反，“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少数干部个人主义膨胀，看不起群众，飞扬跋扈，甚至以粗暴态度对待群众。对此，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为了防止这种危险，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就及时提出，力戒骄傲，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务必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要求干部不能因为掌握了政权，就可以颐指气使，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群众。这是毛泽东给执政后的各级领导干部打的清醒剂和预防针。此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告诫领导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程度一次比一次强烈和深入。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基础，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不分职务，不论岗位，一律平等。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决定上层建筑基础的所有制改变后，人们的平等关系并不会自然出现。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它在十月革命后没有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旧的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分离，干部与群众对立。“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
为了寻找这条自己的道路，毛泽东作了艰辛探索。1958年1月，在其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特意设置了“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一条，要求领导干部“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他解释说：“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为什么要扫掉官气，追求干群平等呢?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权力不等于真理，“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不仅如此，“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这样，干部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就不单是一个方法问题，更是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因此，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老爷态度，猫鼠关系，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的弊病，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天天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
对那些屡经提醒教育仍不肯觉悟，照旧以恶劣态度对待群众，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干部，毛泽东绝不容忍。他尖锐地指出：“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他毫不客气地把其怒斥为“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和“国民党作风”。毛泽东严厉警告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到了晚年，他的这种心情变得更为急迫。1967年九、十月间，面对某些领导干部由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而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局面，他再次发出警告：“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1975年4月23日，已经82岁高龄的毛泽东尽管重病缠身，写字十分困难，仍用颤抖的手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用以批评那些趾高气昂，不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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