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校里的隔离墙
江苏苏州的勤惜实验小学(下称勤惜小学)，最近在它的校园里，竖起了一道隔离墙。
这道墙隔开的，是两群不同的孩子。
一侧，是400名父母在学校附近买了3万一平的学区房、按学区划片就近入学的孩子;
另一侧，是800名父母在苏州打工，本来没有资格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打工子弟。
勤惜小学有着百年历史，是一所颇有口碑的公立学校。而800名打工子弟，本来是在一所叫做“立新小学”的民办学校就读，由于立新小学校舍面临腾退，学生亟需安置。教育部门几经协调，将立新小学的学生安顿到了勤惜小学的闲置教室里学习。
按照教育部门的说法，安置的学生将被单独管理，“坚持独立运营、独立管理，独立的教学和活动空间”。
但这群孩子的到来，却让勤惜小学的家长群炸开了锅。家长们纷纷对这样的安排表示反对，主要的理由有两类：
第一类理由，认为这样的安置不公平。当地学校的入学规则是“按学区招生”。为了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家长们早早准备，购置房产。但立新学生的到来，打破这一规则，本质是让非学区的学生抢占了本学区资源。
第二类理由，则担心这些“外地小孩”学风不正、素质较低，影响孩子学习。更何况勤惜小学的孩子都是低年级的学生，立新小学则是三到六年级的大孩子，家长们忧心校园暴力和安全隐患。
而教育部门对这些担忧的回应，则是竖起一道隔离墙。同一学校，两个空间，两个群体彼此独立，互不往来。
来自澎湃新闻
2. 从未平等
因为这道铁门，两个关涉中国教育公平最无解的议题，碰撞在了一起。
第一个议题是，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该如何分配。
绝大多数城市家长都遭遇过择校焦虑。这种焦虑，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焦虑。
优质资源有限，谁都想要，到底给谁?
让公众普遍可以接受的是拼分数，也就是所谓拼孩。带来的问题，是应试压力低龄化，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苦不堪言。
不能接受但曾普遍存在的方式，是拼爹。例如条子生、赞助费、共建学位……由父母的权力和财产，决定孩子能否分得优质资源。相应的问题，自然是加剧社会不公、阶层固化。
而要缓解这些由优质资源稀缺带来的矛盾，政府部门一直给出的标准答案，便是基础教育资源均衡化。
把所有的学校都办的一样好，家长学生自然不用择校了。人人平等，各取所需。
愿景很好，但问题是——做不到。
因为有竞争，就会有优劣之分。
义务教育的出口，说近点，中考、高考，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说远点，学生最终要进入的也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
所谓的重点学校是怎样形成的?教育部门要用升学率、考试分数这样的指标去考核老师和校长，并建立与之相应的资源投入机制。考的越好，老师绩效越高，积极性更高;学校匹配的资源更多，软硬件条件就更好，又能进一步吸引好的生源。
只要有竞争性的激励机制，就会形成两极分化，就会有重点中学的存在，教育资源就无法实现所谓的“均衡”。
各地教育部门搞了多年的教育均衡，结果往往是两类。
第一类，教育部门真的下了大力气，改革对校长老师的评价机制，推进名校集团化，好的老师、校长在集团内进行大规模轮岗，将重点学校的优质资源均衡稀释。
在这些“真改革”下，公立教育系统内的择校压力确实缓解——压力全去了民办学校。公立教育体系内部搞资源均衡，私立学校则想方设法将最优质的师资、管理、硬件条件聚合在一起，变着花样掐尖最优秀的学生。最典型的，就是上海、杭州。家长们对私立名校趋之若鹜，而在巨大应试压力下，孩子们也苦不堪言。
第二类，教育部门严打择校，严禁入学择优考试，取消一切特长生、特权生、赞助费、择校费，严格执行按片区就近入学，但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尚不彻底，名校优势依然巨大。
对优质教学资源的竞争，由此仅剩下学区房一条路，买房成了让孩子获得优质教育的唯一路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勤惜小学家长的焦灼完全可以理解。既然游戏规则就是竞争学区房、划片区入学，让立新小学的孩子直接入学，就是对规则的破坏。
学校里修起的这道墙，便是对既有规则下所谓的公平无奈的维护。
它在时时刻刻传递一个信息：家长们请放心，打工子弟最多只是借用学校场地，他们不会平等享受任何教育资源。
他们会被隔离和排斥。
一种公平，用另一种更为巨大的不公来维护。
3. 始终隔离
这便是这道墙背后，更让人痛心的第二个教育公平的问题：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
对于立新小学的孩子和家长来说，他们很可能从来都没有奢望过什么“优质”的教育资源。
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基本的入学机会。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是中国教育体系的沉疴旧疾(关于流动儿童教育，我们上期C讲坛刚好请了新公民计划总干事魏佳羽和大家分享，具体内容请戳这里)。
教育这一典型的公共服务，与户籍相捆绑。“人户分离”的流动儿童，在父母打工的城市并不能天然的获得入学机会。
中央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口径，始终是“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具体则由各流入地政府设立不同的入学门槛。
例如苏州实行的是积分入学，根据公办学校所能提供的学位数和流动人口的积分排名确定孩子可以进入的公立学校。又例如在北京，一些区县要求非京籍儿童入学提供28个证件，包括租房合同、房租完税发票、房东夫妻身份证、父母所在单位营业执照等等。
这样的一些门槛，将千万打工子女隔离在城市公立学校之外。他们中的少数留在父母身边，在城郊质量低下的民办打工学校读书;大多数则被迫成为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孤独成长。
如果不是立新学校的校舍出了问题，这800名被隔离在公立学校之外的孩子，本没有机会享用任何公立教育资源。当他们机缘巧合进入到勤惜学校，校园中的这道墙也在时刻提醒这一事实：他们只能临时性的借用校舍，没有资格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
而那些有幸办齐证件、攒够积分、进入公立教育系统的流动儿童，依然面临着不同形式的隔离。
在上海，一些接受了农民工子弟的公办学校，将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进行分班管理，打工子弟孩子的班级，简称为“民工班”。在上海郊区我曾采访过一所小学，学校搬到新校区后，旧址转设成分校，用来接收证件符合的打工子弟。本部和分部统一管理，老师也由本部派遣，分部除了校舍较旧较小，内部硬件设施也一应俱全，做到了和本部“隔离但平等”。
当我和这些学校的老师们聊起，这样的隔离是否有问题时，他们都坚决否认有任何人为的歧视。所谓的“隔离”，依然是由教育制度决定的。即便进入公立教育系统，在现有的升学体制下，外地学生无法就地参加高考及中考。成绩好的打工子弟，初中都会选择回老家继续读书，留下的孩子基础差，要升学也只能读职高。而本地的孩子，却几乎全部要备战中考。学习目标不一样，老师的管理和教学方式也不一样，“不得不”分班教学甚至分校区管理。
来自FT中文网
在这种制度性的隔离下，观念性的歧视和排斥往往被掩盖。
在一些城市，当打工子弟陆续进入城郊的公立学校，原住民则会嫌弃当地小学教学质量变差，而进城择校争夺竞争城区优质教育资源。“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隔离自然形成，但矛盾算不上尖锐。
而这一次立新小学在勤惜小学的“借住”，却将这种观念上的隔离戏剧化的公然呈现。
我当然不希望立新小学的孩子失学，当然也认为他们有受教育的权利——只要他们不和我的孩子在一起读书。
这样的观点在家长中间如此普遍。其背后，是群体无意识的假设：这些下层阶级的孩子是顽劣的，素质低下的，会对 我们 的孩子形成威胁，带来不良影响。
而对应的一个更为和谐美好的想象，是让孩子从小就能积累优质人脉资源，与同等阶层或更高阶层的精英子女交往，助力孩子维持或实现阶层的晋升跃迁。
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同侪的影响确实至关重要。在一系列实证研究中，因为父母养育方式不当、学习生活环境不稳定等一系列因素，流动儿童被视作心理健康的高危群体，问题行为的总检出率也高于其他群体。父母自然希望孩子的同伴健康阳光、教养良好。我们很难简单的谴责家长们的这种期望就是势利。
但往往被家长们忽略的是，一个多元化的教育环境将会为孩子的成长带来的好处。孩子得以接触不同背景的同伴，分享不同的文化视角。在日常的交往和接触中，培养同理心，了解社会的复杂多元，反思自己的身份特权，养成开放心态与多元视角——这对孩子而言，更是一生珍贵的财富。
多元文化，一直是西方教育体系中珍视和强调的部分。多元化被认为能促进学生的创造力，让孩子们从不同角度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能够促成不同背景、不同阶层学生的融合，建立社会共识，减少群体冲突，成为构建一个宽容、多元社会的基础。
在美国终结教育种族隔离的“布朗案”中，沃伦大法官在判决中彻底否定了隔离式的教育方式：
“提供教育是现代政府的功能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作用在于培养良好的公民，使小孩子能够认识文化价值，使其适应整个社会，并使得他能够接受随后一系列进入社会(社会化)的训练，小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的发展如何，能否成功，也与他的基础教育息息相关。以上种种，都说明了受教育是一种权利。既然政府接收了这样的权利，必然有义务提供教育服务，且此提供必须是平等的。
“尽管种族隔离表面上(例如在硬件设施、师资、课程等)的可见因素是平等的，但是有许多无形因素却是不平等的，例如学习的能力，与他人讨论并交换意见的机会等;此外，在中小学更重要的是，隔离教育会使学童对自己形成一种‘自己是次等的’自我认同，这种认同感觉会伤害学童的心灵，同样也会影响他的学习动机以及未来心灵的正常成长。”
中国数千万打工子弟面临的，不仅是隔离，而且远不平等。
因为这种隔离，打工子弟没法接受合格的教育，或者被迫失去父母的陪伴，并带着“次等人”的自我认同成长。
在最新的滴滴凶杀案中，人们在嫌疑人的身上看到留守儿童、养育缺失一系列的标签。我们无法预料或控制，这一代人成长的缺憾，会否演变成对社会的怨恨与报复，最终成为整个社会为教育制度和观念上的隔离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来自新京报
4. 拆毁这堵墙
在财新对隔离墙报道的最后，记者追问勤惜小学办公室工作人员到底会不会拆墙，结果被这位工作人员反问：你是希望拆还是不拆呢?
勤惜小学的这堵墙，成为一个隐喻。它象征着对既有教育资源分配方式的维护。
而工作人员的这个问题，似乎也可以被抽象成——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维持既有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
我的答案当然是，不应该。
我们要拆毁这堵墙。
来自财新网
我们需要的，是制度上的重构，是对当前教育公平政策的彻底反思。
优质教育资源总是有限。而要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恐怕更好的方式，不是将优质的资源均衡化——而是鼓励市场的竞争和供给。
中国现实的格局是，政府控制了教育资源的供给，并且在单一评价体系下供应教育资源。但市场一直在提供各种补充性的资源，却因为种种管制而难以合法化、正规化。
例如，公办重点学校资源有限。进不了重点学校的孩子，大多会选择民办补习班。学生花在补习班的金钱和时间，甚至远远多余全日制学校——那为何这些民办补习机构不能改制成全日制学校?
又例如，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探索不同于传统应试教育的教育创新模式。各种类型的微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却极少能获得合法的办学许可。
当市场有需求、有支付能力，必然就会有相应的供应产生，满足市场对优质资源的需求。政府应在打破垄断的同时履行监管之职，让家长和学生们能够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教育选择。
但这样的路径，会有两个问题：
其一，是放任、鼓励竞争，基础阶段孩子们的应试压力会越来越重，远离教育本质。
其二，是两级分化加剧社会不公。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社会问题。竞争永远不可能被消灭。再富足的社会，竞争也无处不在。
但应对竞争也有很多方式。
第一个就是在既有的价值体系下拼的头破血流。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价值取向相对单一的社会。人们在同一纬度高度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础教育阶段一系列反竞争的策略——给孩子减压、减负，取消排名，取消升学考试——往往徒劳。学校在减负，家长们在校外增负。公立学校教育均衡，家长到私立学校竞争择校。
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一个出路——价值的多元化。
这是应对竞争的另一个方式。转移竞争方向，实现评价的多元。评价标准越多元，竞争的维度越多元，相对每个维度上竞争的烈度就会减小。
这不仅需要制度内指挥棒的调整——改革以应试分数为主要标准的高考评价体系，更需要拆除我们每个人观念里的那堵墙。
拆除这堵墙，最终依赖的，是对人生哲学的终极追问：什么是成功。如何定义幸福。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想给孩子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期望自己，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世俗标准下的精英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是否有其他可能的定义与追求?
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政府职能定位的问题。
当一部分家庭有支付能力从市场上获取他们认为“优质”的教育的时候，政府更需要做好它的兜底工作——为那些弱势阶层提供普惠的、均衡的、合格的公立教育。
政府最基本的转移支付功能，需要保障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得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而我们当下城市教育资源分配制度，却极其荒谬的将最需要保障的弱势群体排除在外。
从打破高考招生的分省录取制度，建立地方教育财政的联动机制，到以更加动态、灵活的方式规划学区、匹配学位、充分考虑流动人口的教育需求——而不是想当然的拒绝diduan人口，就从拒绝diduan人口的孩子开始，隔离和排斥他们。
拆毁这堵墙，我们需要每个人对自身价值的追问，需要拥抱更多元的文化和价值，拆毁阶层间观念上的隔离和封闭;我们更需要更加专业的政策倡导，更加广泛的公共政策的讨论，反思教育资源的分配机制。
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社会，一个不再有隔离和不公的社会。
拆毁这堵墙。
参考文献：
丁捷，汤佩兰：苏州公办校隔离风波：拆不拆墙费踌躇，财新网，2018年8月28日，http://china.caixin.com/2018-08-28/101319488.html
邱海鸿：八百余名“菜小”生被安置，苏州百年名校拟校内设“隔离门”，澎湃新闻，2018年8月2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76586
刘朔，刘艳芳，王思钦，刘红升：父母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7月刊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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