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按剧本出牌的观众
电影《宝贝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两难问题。从小因为身体缺陷被父母抛弃的女孩江萌(杨幂饰演)坚持要救另一个要被父母放弃救治的缺陷婴儿。对于那个缺陷婴儿的父母来说，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做手术风险很大，就算孩子救活过来了，将来也是一辈子身体残疾病痛，无法拥有体面尊严的生活;如果不救治，任由死神夺走这个无辜的生命，作为孩子的父母将是一辈子的伤痛。
孩子的父母选择了放弃治疗。江萌则认为生命宝贵，哪怕像自己一样残疾，但还是能挣扎着活下来，有了体验人世的宝贵机会，因此她多次坚持让那个父亲救治孩子，在对方反复拒绝之后甚至不惜偷走他的婴儿抱进医院治疗。孩子的父亲则认为生命应该体面有尊严的存在，否则还不如死亡。
编导们很显然比较认同江萌的看法，但当我观影之后和观众交流时却感觉有点意外——很多观众居然认同那个孩子父亲的做法，认为那个孩子即使救活了也没了任何前途，还不如现在任其死掉。在他们眼里，生命需要有尊严，需要良好的教育，体面的工作，受人尊重的生活。
残疾人遭遇畸形社会，只有生死两难
我们看看这个孩子的未来，江萌自己的生活就是在诠释这个婴儿如果救活之后的岁月。这个岁月将伴随着身体孱弱多病，即使没有后遗症的话，也较普通人艰难。这个岁月还将以贫穷为伴，找工作非常困难，处处受到不公正对待。这个岁月还将与歧视难分难解，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很多人或明或暗的白眼，人格尊严上受到很多伤害是肯定的。
身为清洁工的江萌(杨幂饰)在找机会“偷”孩子
从孩子父母来看，首先这样一个伴随着残疾病痛的孩子，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个花费上的无底洞。对于惯于收益成本核算的中产阶级父母来讲，这当然是巨大的难以获得收益的投资。这个孩子的未来如果注定黯淡，那么不但不能将来赡养回报父母，到老可能还是拖累着他们。更为难以忍受的是，如果父母亲自陪着这个孩子成长，这个孩子可能随时发作的病情，残疾的身体面貌，都在时刻刺激着他们，这在精神上也是巨大的无以复加的折磨。
因此电影提出的这个两难困境，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并非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杜撰。这对任何面临同样问题的父母，都将是个揪心的艰难抉择。然而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个两难困境只是特定历史或者社会体系的产物，疾病只是诱因远非根本原因。我们之所以两难，是因为必须要在现行社会体系下进行选择，是因为我们默认了这个社会体系作为一个讨论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讨论问题，无论如何选择都难以称为正确，这种辩论的意义也非常有限。
资本-市场里，利益和人情是永远的两难
资本--市场社会体系是这样一个体系，它一切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对于个人来说如此，对于团体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在这样的逻辑下，父母救治这样的孩子当然是没有任何必要的，用人单位发同样的工资来雇佣这类人也是不划算的……这里仅仅是列举两个例子，实际上这种资本逻辑，会对全社会方方面面重新进行强制性的规训，如果谁不按照这样的逻辑行事，就会吃亏乃至彻底失败。这种逻辑对于那些病残人士，就注定是歧视的，即使这种歧视有时候可以不表现在面上，但还是会挥之不去，因为他们难让对方的利益最大化。只要这个体系在，这个两难困境就永无答案。
在这样情境中，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两难困境。也就是说，如果坚持依法严厉处置，那么江萌从那个父母手里偷孩子就必须得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很可能不轻，相反那个父亲任由孩子死亡的行为反倒合理合法，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如果不惩罚江萌，那就成了有法不依，甚至徇私枉法了。
江萌因偷孩子被警察带走
然而如果我们设想一种没有资本—市场体系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不一样了。在那个社会里，生产资料由社会共同占有，资本将消失，资本逻辑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个社会里，单位将重新如一个温暖的家庭，整个社会则成为一个更大的大家庭。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即使不能创造同样的财富，也会被大家悉心呵护，从出生、教育到工作就业乃至终老死亡，都会被照顾的没有后顾之忧。由于没了资本逻辑，相比于普通孩子，他们还会得到更多的关爱，更多的温暖和满足。试想如果社会变成这样了，那么这个孩子的父母选择起来还会这么艰难么?
在哪里，宝贝才能是真正的宝贝儿？
这样一个新社会是不是一点现实性也没有呢?不是这样的。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就曾经初步建立过那样一个社会。尽管它在百年战乱后异常贫穷的基础上建立，尽管它还不够完善，但它对于普通工人的温暖，对于道德人心的净化，至今还让很多底层人难忘。
如今社会财富已经如此丰盈，生产力已经具备了如此发达的基础，已经为一个没有市场体系的社会准备了足够的物质基础。这个新的没有资本—市场体系的社会，由于建立在更丰富的物质基础上，也建立在更有自觉意识的劳动者基础上，肯定会比原来那个取得更大的成绩，将更为进步、民主、平等、温暖。
只有这个新的，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占有的社会才能结束这些两难困境，才能重新给所有孩子以未来。在资本—市场体系中，所有个人奋斗都是没有保障的，不稳定的，难以为继的。《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在追忆原始部落共产主义时代的景象时，曾经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文章说的没错，只有天下为公了(当然是真正的共同占有，而不是公家占有)，那些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的人们，才能真正皆有所养，而不是像在资本-市场社会中那样死亡或者艰难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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