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2018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国家文物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联合举办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下为会议纪实。
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综述
2018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国家文物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联合举办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伯江研究员主持会议，文学所所长刘跃进学部委员、国家文物局人事司彭冰冰副司长、考古所副所长朱岩石研究员、外文所副所长吴晓都研究员和民文所毛巧晖副研究员出席大会并致辞。上海外国语大学陈福康教授、国家图书馆颜彦馆员分别以郑振铎的文学研究和藏书事业为主题做学术报告。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郑振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涉猎极广，他在创作、翻译、编辑、藏书、美术、考古、治史等方面，在学术研究和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方面，无不成就斐然。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后为主管文物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还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刘跃进所长在致辞中谈到，郑振铎筹建文学所、考古所时，在延揽人才方面尽心竭力，在他的力邀下，清华大学外文系钱锺书、罗大冈、中文系余冠英、北京大学中文系俞平伯、孙楷第等知名教授，上海的王伯祥、唐弢，天津的范宁，还有吴晓铃、力扬等先后调入文学研究所，读郑振铎致唐弢、夏鼐的信，劝二人来京工作，殷勤备至，其为国聚才的拳拳赤子之心真切可见。
郑振铎先生的藏书多为学术研究的需要购置，这一点展现出新旧藏书家在旨趣上的差异。他的古籍收藏“以专为主，精中求全”，主持文学所期间，和何其芳合作，也是照此思路建成文学所图书馆，使此后的学术工作受益无穷。该馆现为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同样是在郑振铎的积极推动下，国家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统筹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郑振铎生前有着庞大的古籍整理计划，其中包括《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丛刊》等。截止他逝世那年，“戏曲丛刊”完成了四集的编纂。此后六十年间，《古本戏曲丛刊》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尽管中间历经波折，余下的最后几集，即将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划上圆满句号。“小说丛刊”的出版整理，在孙楷第、刘世德、石昌渝等学者的努力下，同样成果斐然。刘跃进所长谈到，郑先生学术工作上的遗愿，在文学研究所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即将一一实现。
彭冰冰副司长、朱岩石研究员介绍了郑振铎先生对中国考古事业及文物保护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解放前他以一人之力编印《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重要参考资料，在美术考古等方面做出开拓性的研究。建国后，郑振铎组建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全面推进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加强博物馆建设、重视文物展览工作，推进文物立法，颁布《文物出口鉴定条例》等管理条款，加强考古人才的培养，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迅速建立起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基础，使其发展蔚然可观。在考古所内部，郑振铎和夏鼐通力合作，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高田野考古的科研水平，加强学术创新和发展。在他的关照下，考古所创办的《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三个刊物，在世界考古学界亦建立起良好的学术声誉。
吴晓都研究员重点讨论了郑振铎世界文学的研究思路及他在翻译出版领域的卓越贡献。郑先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辨证地吸纳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他在《文学大纲》等著作中，坚持“文学统一观”，希望将革新后的中国文学带入世界文学的大舞台。建国前，他一直致力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主编了《世界文库》等大型丛书;建国后，他继续倡导对外国文艺理论的翻译，并启动了诸如百部世界名著的大型翻译工程。在西风东渐的大潮中，始终坚持中华文艺主体性的立场，积极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毛巧晖副研究员则分析了郑振铎在俗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谈到了他对宝卷、变文、传奇剧等文学资料的关注和系统研究，主持文学所期间，郑振铎极为重视中国文学的多民族特性，积极推动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发掘和研究。在俗文学研究方面，郑振铎身体力行，既有如《中国俗文学史》这样的鸿篇巨制，也有如《黄鸟篇》、《玄鸟篇》这样的精微之作。他对史诗、神话等文类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比较文学/文化的视野。郑振铎的学术工作大大拓展了我们对于古代文化、古代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大家普遍认为，郑振铎一生的工作，真正体现了用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初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热切希望“鲁艺”的学员走出小“鲁艺”，投身到大“鲁艺”中，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人民。郑振铎当之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每一个人，都应为‘大我’而牺牲‘小我’。成功不必‘自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人有此信念，民族乃得永生。”
在学术讲座部分，致力于郑振铎研究、曾完成过郑氏年谱编纂和传记写作的陈福康教授全面介绍了郑振铎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贡献。
他认为郑振铎不仅是是文艺遗产的保存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也保有现代文坛上的若干个“第一”或“之最”。比如郑振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最主要的发起人、领导人和代表人物;是《小说月报》全面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幕后英雄;是新文学三十年史上长期主编全国最著名、最核心、引领全国文坛的大型文学刊物和丛书的第一人;是最早呼吁撰写完备的中国文学史的第一人和世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的作者;也是发现、提携一大批著名作家如老舍、巴金等人的第一伯乐;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前身组织的主要发起人，也是左联解散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个人能够完成如此众多的工作，在新旧文化的转型期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出郑在文化上的高瞻远瞩和为中国而学术的广博胸怀，这些都值得研究者重点关注并深入开掘。陈福康特别提到，郑振铎是一位始终关心现实政治的学者，他与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沈雁冰、杨贤江等中共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积极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展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颜彦馆员介绍了郑振铎先生的藏书理念及保存和使用情况。郑振铎逝世后，所藏古籍悉数捐给国家图书馆，郑振铎藏书是为了“化私为公”，并非仅着眼孤本秘籍，而是以实际研究使用为目标，恰体现了刘跃进研究员所讲到的“以专为主，精中求全”的特色。郑的藏书大宗在于集部，和他治中国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所藏明清版最多，手抄本次之;且又以版画收藏最有特色。国家图书馆对郑氏藏书的保护和使用工作极为重视，已将郑的藏书目录、抄本戏曲、善本图录等，分别整理出版，并在全力推进该藏品的数字化建设，计划完成5015种，现已完成815种3090册，已整理的文献可在“中华古籍资源库”检索，以期这批资料真正为当代学者所用。
张伯江研究员在总结陈词中说，我们纪念郑振铎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牺牲精神、创造精神，要发扬他善于建设的“大气”和昂然立世的文化品格。当前我们倡导“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郑振铎先生当年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保存，开拓，建设，正是当今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题中要义。今天我们着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所建立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必然是体现了融通中西、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的。这也是我们在新时代纪念郑振铎先生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冷川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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