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按】金融危机十周年,全球经济复原了吗?对于本文作者Amy Padilla而言,答案是否定的。2008年,因对美国次级抵押债券价值的信心恶化,导致了流动性的危机,在美国挹注大量资金仍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最终引爆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崩溃。作者指出,当年那场危机,不但暴露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与其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缺失,更重要的是,一如长期关注南方发展的作者指出,10年后的今日,美国为首的货币宽松政策恶化了南方国家的债务问题、「全球价值链」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劳动条件恶化、不平等现象导致国际右翼势力的崛起...,「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不但持续至今,更与当前各种问题彼此扣连。文末也提出以人民主权取代国际金融组织订定发展政策的应对策略。
原文标题"A decade since the 2008 crash",刊载于《Monthly Review》的网路论坛「MR Online」。
文 / Amy Padilla(国际IBON组织执行长)
译 / 岑建兴(苦劳网特约翻译)

2008年,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标志了金融危机的开端。(图片来源:Oli Scarff/Getty Images)
美国金融市场崩溃10年后,全球经济远远未达「复原」的程度。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成长仍然缓慢。包括流向新生产与收购其他企业的投资都在2017年有所减少。2018年,全球失业人口估计达1.92亿人。得益于廉价劳工成本的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产业炼」这个生产网路。然而,这个产业炼也处于衰退。南半球经济则受未来几年可能爆发的债务危机所威胁。
认真说来,2008年的金融市场危机,向公众揭露了过去40年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集团——所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过失。
在自由化及去管制化的金融市场下,过去10年滋生了各式复杂的「金融产品」,导致2000年初期与2008年时不稳定的投机泡沫破裂。南半球经济体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出现程度不一的对外开放;跨国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则出现在这些国家中,并且最大化地剥削廉价劳动力、生产成本与进口。
今日庞大的全球债务,特别是南半球国家的债务,都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关。央行们「印刷」更多现钞,目的是降低利率,其中的影响之一,就是随后导致大型私人企业贷款者以更高的利率追赶着南方国家,藉此期待更高的回报。
2015年,全球债务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5%。随着美国央行今日调升利率,以及贷款者的资金回流美国,这些南半球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日渐扩大。2018年8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指出7个低收入国家饱受「债务困扰」,另有24个国家被标记为「高风险」。
另一方面,过去数10年来,离岸生产(Off-Shore Production)与相关活动的兴起,为跨国企业的股东带来更大的财务收益与利润;在大多数的情形中,这些都是以人道的工作条件与南方人民的权益为代价。2017年,发展中国家近70%的受雇者从事「非正式」工作,包括缺乏社会与劳动保障的员工、在未登记农场中工作的工人,以及临时工等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里头,估计有7.13亿人的日薪未达3.14美元。(这还是保守的生活水准计算方式)
事实上,人们已对声称「全球价值链」作为发展关键的官方政策论述表示担忧。离岸生产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中心概念,其成长的停滞同样也引发关注,并被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是GDP成长趋缓的因素之一。
2008年起,随着企业利润与垄断能力的持续增长,就算是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也将现在各种不平等情形的恶化,扣连至欧洲再度浮现的右翼政党,以及称霸当前美国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美国与加拿大的受雇者中,有18%是从事非正式工作,欧洲与中亚则是16%。在美国,多年以来薪资大多仍维持停滞状态。

1979年以来,美国年薪的累积成长。过去30多年间,上层1%增加了138%,底层90%仅成长15%。(图片来源:MR Online)
就这样,2008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持续至今;这也是历史危机与经济缓慢成长趋势的一部分,甚至在现有世界经济制度下的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甚至是多边机构的研究,也开始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错误(虽然程度不尽相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18年的政策简报中,感叹「市场力量」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强大因素——对于大企业而言,「食利主义利润策略」(rentierist profit strategies)带来的「超额利润」,占营运利润的比例越来愈大,主要发生在经历私有化的部门上。
另一方面,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报告显示,自1980年代起,工业化国家中的大型企业的势力越来越大,2008年后更是如此。在这段期间,流向企业利润的收入有所增加,工人获得的份额却日渐减少。
别的不说,还有人提出「全球新政」(Global New Deal )。可想而知,这项提议包含更多的管制,却抗拒改变全球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下,以利润为导向的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这样的努力只关心直至下次危机之前如何拯救世界经济,只是重复并加强1970年代危机期间所建立的新自由主义行动模式。
当务之急是在国内与国际层次上,进行社会与经济基础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里头南方国家的会员身份,应以对于人民权益的影响被评估与重新检视。
对于南半球国家,如果有心建立有利于底层的发展政策,那么人民主权——即人民及草根组织的积极参与——将是必要前提。该原则可以确保政策方向是由草根组织积极带领,而非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贸组织的配方所主导,如此一来工人阶级层能获得长久以来的诉求,以及广大的社会与经济权利。举例而言,将更多的公众支出,用于关键的工业发展、乡村发展,以及农业改革。
如果以人民主权作为关键的指导原则,便可使用各式政策工具。例如建立对资金流向的控制;管制外来投资与借贷;废除对穷人造成负担的课税,并且搭配对国内菁英与跨国企业征收累进税;停止「定价转移」(Transfer-Pricing)及其他违法的金融流向;重新检视南半球政府的债务与取消的可能性;减少军事支出预算;不以与通膨挂钩而是以就业与平等为目标的货币政策。
对于建立起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或是有能力执行民主式发展策略的政府,而非让金融业总裁,大股东,企业管理人与政府精英中饱私囊,这将是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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