褫夺官员的“劳教”杀手锏

三年前，湖南双牌县村民何吉上因举报村支书侵占退耕还林款未有效果，多次上访，被有关部门认定“冲击国家机关”。尽管检察院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双牌县委书记郑柏顺却向永州市公安局签发《中共双牌县委、双牌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违法上访人员何吉上依法予以劳动教养的函》，永州市“劳教委”遂于去年8月决定对何劳动教养一年。

说实话，这种事情似乎已算不上“新闻”。一个底层老百姓，因为遭遇不公正而举报上访，结果不仅没有获得救济和正义，反而还背上罪名、深陷囹圄。这难道不是很多类似受害者的共同经历吗？当然，每一个类似案件都有其不幸的特殊性，在这个案件中，不幸的独特之处也许是，村民何吉上栽在了县官大人的“劳教权”手里。

众所周知，劳教制度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确立该制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惩治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服从工作分配”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及那些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等，让其“自食其力”，接受“政治思想改造”。1982年，公安部制定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一“试行”就是近30年。

劳教制度的最大特点是，无须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一个人就可以被“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送进劳教所，就可以被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具有“超司法性”——通过司法之外的手段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据劳教的相关规定，只要民政、公安部门、当事人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提出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对一个人进行劳教——“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就可以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存在着致命的制度设计缺陷。首先，其法律定位模糊不清，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制度安排。从性质上讲，它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措施”，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具有最大的自由运行空间，游离于两种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处罚手段之外。

其次，劳教措施的运用缺乏程序正义的保障，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不可避免。这也是其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本来，作为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劳教本来应当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像刑事司法程序一样，从立案侦查到证据收集，从律师介入到辩护审理，都必须恪守正当的法律程序。但它几乎不需要恪守任何程序，甚至都没有办案时间上的规范，只是要求“承办单位必须查清事实，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报请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做出劳动教养的决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被劳动教养的人，只能“在劳动教养通知书上签名”。

尽管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可以就劳教委员会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但劳教决定要么被拒绝受理，要么受理后结果依然。村民何吉上的经历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仅仅为了立案就耗费了他大半年时间以及全部积蓄，结局更是“生死未卜”。

正因为劳教的这些无法克服的弊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和法律界人士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该制度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因为它与《宪法》、《立法法》等法律的抵触而阻碍了法治的确立，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废除劳教制度，褫夺官员的杀手锏，刻不容缓。令人欣慰的是，2010年3月9日下午，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报告中宣布，一部名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法律已被列入2010年的立法计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称，这是“对原来我国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的改革和规范”。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