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权力的监督.就等于没有监督
近年来，县委书记腐败案屡出，虽为公众深恶痛绝，但因出的多了，也就见惯不怪。然而，南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刘建国的翻船还是让人深感震撼，因为他的情人竟然成了“编外组织部长”，提拔谁由“她”说了算。
据大河网-大河报消息，刘建国，1952年生于南阳市镇平县。1999年3月至2007年9月，任南召县委书记。2005年11月享受副厅级待遇，后任南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2008年初，缘于南召县原公安、公路、财政、土地等“一把手”先后翻船，也把刘建国牵了进去。2009年2月2日被许昌市公安局逮捕。今年6月30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建国贪污、受贿案进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检察机关认定，从2000年始，刘建国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72起，合计人民币202.5万元，美金1.5万元。另在2005年利用南召县闲置中原厂旧址招商，新乡王某投资之际，接受了王某送给的50%干股。在没有向政府缴一分资金的情况下，通过“左手倒右手”，便侵吞原中原厂国有资产5042.7755万元。最为离奇的是，他的情人丁小平成了当地的“编外组织部长”,提拔谁竟由“她”说了算。
据称这个现年30多岁的女人很有气质，经营过服装生意。2000年左右，还是有夫之妇的她就成了刘的情妇。后其丈夫高某遇车祸死亡，她没有再婚，更加公开了和刘建国的关系。两年后给刘建国生下一个私生子，这可让已有一个女儿的刘建国高兴坏了，丁小平的话在刘建国那里“很有分量”。
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寻租权力的官员便将成捆成捆的人民币“砸”向丁小平。一时间丁小平成了一些人升官的“敲门砖”，多人通过她得到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等职务。丁小平也因此被当地讽刺为南召县的“第一组织部”、“编外组织部长”、“地下县委书记”等。
在担任“编外组织部长”期间，丁小平不仅从中得到巨额经济利益，众亲属也得到了很好的安排，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卖乌纱”有钱后，丁小平不仅穿戴奢华，最惹眼的是她的“坐骑”不仅是好车，而且不断更换新车。
丁小平为什么能成为当地党组织的“编外组织部长”？为什么刘建国卖起官来毫无障碍？为什么如此劣行能在“常委班子”里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为什么已有私生子的县委书记无人告发？显然，刘建国这个“土皇帝”权力至高无上、一手遮天、一言九鼎是主因。从刘建国的屡屡得手来看，其主政南召县期间，已从“一把手”变成了“一霸手”，干部的任用虽然在形式上还需要“集体研究”，但实际上已经是个人说了算。
另外也可看出，当地的一些官员为了一己之私利，已是人格皆失，凡事都是揣摩刘建国的心思而为，看刘建国的脸色行事，生怕违背了他的意愿，冒犯了他的“天威”。试想，在如此环境下，给“土皇帝”拍马还唯恐不及，哪里还敢异议？
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建国“卖”了71个“官”自然罪责难逃。但此案也告诉我们，要扼制卖官劣行，煞住卖官歪风，仅仅惩罚几个卖官的“土皇帝”是不够的。还必须真正实行强有力的监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一个情妇也能左右党的人事制度的丑剧发生。
古时有人说有冤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难道今日要我说有冤南下到中国的台湾伸冤告状吗？
古人上访既不非法也不违法，男人不用担心被打断腿，女人不用担心被强奸，男女均不用担心被送入精神病院，当然更用不着担心被拘留、被拦截、被恐吓、被追捕，只要备足盘缠，到达衙门口击鼓鸣冤，官员就得放下手中公务升堂受理，不敢有丝毫怠慢。古代官员注重为官声誉，又大多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不敢胡来，为卸任告老还乡计，至少在家乡父老乡亲面前不敢随意耀武扬威，权力也非常有限，至少无权随意拘禁访民。河南一农民欲用乡长茶杯喝水被拘7天，福建一妇女向市委书记下跪喊冤被拘9天，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河南内乡法院尽然在门口悬挂标语：上访一次拘留、上访二次劳教、上访三次判刑，《深圳明确14种“非正常上访”禁止到中南海天安门》。
“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说这句话的是东汉顺帝时的尚书仆射虞诩。这个职务相当于副总理，虞诩身居如此高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确实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居然为一介访民当面纠正皇帝圣旨。当时，宁阳县的一位秘书（主簿）为了替县令伸冤，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这位秘书连续递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终无人问津，一搁就是六七年。该秘书不得已最后上书给顺帝，言辞至为激烈：“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连续上了数百次奏章，竟然无一受理，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这封信顺帝倒是看到了，龙颜大怒，后果很严重。尚书们根据顺帝的意思，判宁阳县主簿为大逆之罪，按律当处以死刑。时任尚书仆射的虞诩在顺帝面前据理力争：“宁阳县主簿所申诉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连上了数百次奏章都没有送到陛下的手里，这是相关部门的过失。”听罢虞诩的话，顺帝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赦免了这位主簿的死罪。事后，虞诩责问尚书们说：“小民有冤屈，费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却不被受理，这难道是我们做臣子们的道义吗？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
如果国家信访局直接查处上访案件.各地方官员就会有压力，就不会认为天高皇帝远了，也就不会不及时去查办解决上访人的冤屈，各地方官员能及时查办解决上访人的冤屈，也就没有上访人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了。一般到国家信访局上访的大多是在地方上冤屈没有得到解决的,如果在当地能得到解决,谁愿意千里条条来北京诉冤。国家信访局若不直接查处上访案件，地方官也不把国家信访局放在眼里，各地方官员心理总想着，你告到中央去也得转回来，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
近年来，少数地方政府对群众上访采取的“过度反应”屡见不鲜，一些地方对“屡教不改”的上访者或拘留，或劳教，甚至送精神病院。对付上访群众的手段不断翻新，但一些地方政府对于上访激增却很少反思自身原因。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法制化建设是做好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根本保证。而地方党委政府，对上访者更应持宽容、理解态度，绝不能动辄冠以非法上访等欲加之罪,现在的中国的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警察在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人民到何处说理？人民怎么监督官员？
我认为;只有有权力的上级监督下级才是真正强有力的监督，无权的人民监督有何用？上级应利用人民的力量监督，人民应利用上级的权力监督，这才是真正强有力的监督，要做到真正强有力的监督,上级就要做到不犯官僚主义。接到人民群众的举报，要直接去查处，决不能犯官僚主义当中转站。
其实治理一个国家是十分容易的，首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有个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就应该集权，统管中国的党军政法。并主持制定法律，严格依法治国,实行政权责任制。国家主席只要把军队.国务院.法院及各省的领导管好就行了，有权对干不好的军队.国务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随时撤换，国家主席要知道军队.国务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干的好不好，可以自己亲自或派自己的亲信出去明查暗访.设立国家举报中心，直接查处举报问题。并设立一个吸纳民意的国是众议院，时刻关注并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军队.国务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县乡村的领导也遵循国家主席的管理办法就行了，一级一级地下级对上级负责，比如一个村出问题就追究村领导责任，一个乡出问题就追究乡领导责任,一个县市出问题就追究县市领导责任,一个省出问题就追究省领导责任,可以细化规定一下省市县乡村领导的责任制度，这样的政治结构可以做到权责分明，有序稳定。司法独立。真正民主。
中美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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