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状况或许不容乐观

财政状况或许不容乐观

北京市政府今年先后出台了两项重大措施，首先是在《人文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中明确指出：北京将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转移办法，完善全市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将农民工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体系。其次则是撤消了崇文及宣武两个区级建制，分别将其并入东城区及西城区。这两条举措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无关联，但是见微知著向来是社会生态学最为的擅长领域，潘太史通过亲身观察及独到的分析，自认为已经发现了玄机之所在。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早已深入官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过渡到了官场经济的新阶段，最为热销的商品既不是动产也不是不动产，而是官员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及司法权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就迅速完成了两极分化，生产力其实根本无法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却完全可以主宰生产力。

因此潘太史认为，官场经济社会中的一切政策必将无一例外地打上官场经济的烙印。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其根本目的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如果无法实现公权寻租，势必就会消极无为或视而不见。例如工商、税务等部门因把持企业注册、年审、税收等大权而赚得金钵满盆，而对于小贩、游商的管理工作就显得费力而不讨好，于是便在体制边缘地带产生了城管局这样的机构。工商局只要在民宅禁商、网店注册上推出若干政策即可攫取丰厚的利润，因此对于更高级别的公权机构出台的所有政策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由表及里地深入分析才能真正领会党和政府的良苦用心。

众所周知，北京市政府乃是直辖市，市委书记历来由政治局委员兼任，其行政级别与副总理持平；市长即使无缘担任国务委员之职，至少也是正部级高官。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等四大班子姑且不算，仅北京市级的直属局级机构就高达100个左右，外加大约二十个行政区县，如果按照党政系统一正三副的比例配备干部，那么至少会有240名正局级官员以及720名副局级官员；如果每个市属局级机构下设十个处级机构，即使按照一长制计算，正处级干部的人数也在1000人以上。

更加可怕的是，北京市各区县下辖的街道、乡镇，其行政级别乃是正处编制。东城区下辖十个街道办事处，朝阳区下辖二十三个街道办事处及二十个地区办事处（即乡镇），按照这个标准进行平均估算，每个区县下辖的街道及乡镇大约应为30个，而直属局级单位（行政级别为正处级）则在50个左右。也就是说各个区县的正局级干部（党政一把手）综合应该在40人左右，副局级干部至少在120人上下，正处级干部当在1600人以上。

将市区两级正处级以上干部的人数进行简单相加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北京市正局级官员当在280人以上，副局级干部当在840左右，正处级干部则在2600人以上，可以满足全国所有县级单位的干部需要。就实际待遇而言，正局级干部的工资在8000元以上，副局级为6500元，正处级为5500元，他们在退休之后可以100%地按照原先的工资标准领取养老金。一名正处级关于从六十岁退休到八十岁死亡，医疗保险等项开支姑且忽略不计，仅养老金支出就需支付0.55万×12×20＝132万元。正科级干的工资水平为3900元，北京市公务员估计到退休时都可以混到正科级别，那么0.39×12×20＝93.6万元。参照公务员待遇的事业单位在领取养老金的时候或许会略微打些折扣，但是其开支总额无疑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因此，北京市政府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转移办法尚未落实、全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完善之际就匆忙将农民工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真实目的也就昭然若揭了。由于养老保险必须连续缴纳十五年以上才能生效，而且在转移手续上必定设有重重障碍，所以企业为农民工所缴纳的那份养老保险肯定会烂在北京市社保局的帐户里，而以公务员为主体的体制内人士无疑将会成为农民工养老金的最大受益者，这就是所谓的取之于体制外而用之于体制内。　　

采用如此巧取豪夺的方法来增加社保收入，充分说明北京市的财政状况已然不容乐观，再加之随后出台的老城区合并政策，潘太史认为这两个不同寻常的举动恰恰构成了一个完整开源节流计划。就北京市目前的产业布局来看，所谓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几乎早已经走上绝境，远郊区县也在大力从事房地产开发，而中日合资的标志性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事实上已经倒闭。第三产业的形势也丝毫不容乐观，长富宫饭店乃是一家入住率极高的五星级宾馆，服务员的工资只有1200元，即使升到领班也不过区区1800元左右。由此可见，北京市政府目前的主要财政来源完全取决房地产开发，于是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疑问，那就是巨额公交补助问题。　　

北京市的公交价格一直就相当便宜，起步价只需一元，空调车则为两元，十公里之后才会按照里程逐步递加，地铁票价则一律为两元。到了奥运前夕，北京市政府推出了公交一卡通政策，公交起步价格一律降至0.4元，地铁票价虽然维持原状，但是由于四号线、五号线、十号线相继开通，实际乘车里程增长了不止一倍。尤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从德胜门到昌平的345路公交车，全程行驶距离将近三十公里，但是票价竟然是0.4元。与此同时，北京市区的房价格开始飞速上涨，很快从每平方米一万元左右飑升至三万元以上，在城铁通车等利好因素的推动下，天通苑、通州等地的房价也一举突破了每平米一万元大关，昌平、顺义等地的房价也由原先的3000元以下升至8000元以上。北京的房价与世界最高水平的日本东京相比已经十分接近，但是公交价格却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个中玄机的确令人回味无穷。

潘太史认为，北京市的公交价格与房地产价格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北京市的公交政策绝对是一项惠民措施，当初降低交通费的真实目的或许就是为了推升房价，诱使中低收入阶层在较高的价位于远郊购置房产。目前看来，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而公交价格显然存在着巨大的上涨空间，地铁、城铁单线价格上涨至五元、联运价格上涨至十元也是极其正常的。就日本东京的情况来看，地铁一天的全程包票大约为1000日圆左右，而骨干职员的月薪则为30万日圆上下。也就是说，公交开支应该占到工薪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根据这个标准，北京工薪阶层每人每天的公交支出应该在10元以上；那些住在通州、昌平等地每天都好在地铁里进行倒车的人士，日常公交支出或许会超过20元至少需要花费100元，每月的支出应该是400元，双职工家庭所需负担的交通费用每月就是800元。

交通费用的上涨必将极大地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届时非但远郊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会出现大幅下降，北京城区的房地产价格也将受到不小的冲击。潘太史认为，城铁全面通车之日就是房地产价格有公交价格此消彼涨的分水岭。如果上述猜想在不久之后得到验证，那么未来十年中国政局或许还会出现更加戏剧性的变化。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延明同志的回忆，文革期间大约有80%的干部（主要是中高级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至于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反修防修，当务之急就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固有思路，现在只要在北京市揪出一名科处级干部，就可以为国家节省100万元的财政开支；如果把抄家、追赃、医保等项收益也计算在内的话，揪出一名中层干部的经济效益或许完全抵得上兴办十家中小企业的税收所得。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但是其结果正如林彪同志在“八九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即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文革初期就曾发出够这样的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中国今后到底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而永远也不宣布胜利呢？还是重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呢？　　

在潘太史看来，邓小平同志其实也是毛主席的嫡传弟子。林副统帅有邓总书记当年都是老人家最为信任的人，堪称是左膀右臂，他们二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林、邓三者之间的思想互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主轴，建国六十年来历史大致可以分为毛主席时期的革命理想主义阶段与邓小平时期的务实主义阶段。经过六十年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中国人民在毛主席以及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从左到右完成了其他国家或许需要花费数百年才能实现的历史轮回，我们不应该过度地夸大二者之间的分歧，而是应该从中寻找共性，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一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必将绘制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总而言之，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财政状况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出现了严重恶化，其客观结果必将对中国今后历史进程造成十分深远的影响，或许有幸取代上海成为二次文革的策源地。　　

2010年7月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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