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命对每个人都是宝贵的，但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这就是义。在生、义面前非要二选一的话，那就舍生取义了。那么，义是什么呢？《礼记·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韩愈进一步解释为“行而宜之”——思想行为合乎规范。说到规范那就很庞杂了，但就几千年来的历史看，其最基本、最核心的莫过于“民族大义”——通俗地讲也就是“国家利益至上”。
在“国家利益至上”感召下，中国人出现了众多名垂青史的英杰人物，譬如墨翟，身为布衣，宁可步行十日十夜，也要赴楚与其王臣斗智斗勇,免除宋国的刀兵之祸；譬如屈原，宁肯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入汨罗江自杀，也不肯随波逐流祸害国家；譬如苏武，宁可北海牧羊、啮雪啖毡19年也不投降匈奴；譬如岳飞，宁可含冤而死，也不自立山头加速国家灭亡；譬如陆秀夫，宁可跳海自杀，也不做元兵俘虏；譬如文天祥，宁可刑场砍头，也不做元朝丞相；譬如方孝儒，宁可被株十族，也不起草成祖即位诏书；譬如史可法，宁可全家就戮，也不降清做官；譬如谭嗣同，宁可在家等死，也要为中国变法做表率；譬如瞿秋白，宁可含笑饮弹就死，也不向蒋介石低头；譬如回民马老太太，宁肯绝食而亡，也不肯协助小鬼子劝儿子马本斋投降；譬如刘胡兰，宁肯被反动派用铡刀铡死，也不吐露任何秘密；譬如华罗庚，宁可放弃美国大学优厚的待遇，也要回归多灾多难的祖国；譬如钱学森，宁肯被美国政府抄家、拘留，甚至冒着被枪杀的危险，也要立场坚定地回国建设……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实在多如牛毛，数都数不尽。这些人难道不爱惜生命吗？显然不是！这些人难道不知道享受是怎么一回事吗？显然更不是！然而，他们最终义无返顾地做了，什么原因？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们胸怀国家，义使他们不能返顾！热切爱国、热忱报国成了他们最后的抉择。
到了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毛泽东年代，中国人更把这种爱国主义热情发挥到极至——爱国与爱民连为一体，国、民合二为一，爱国就是爱民，爱民就是爱国。所以黄继光宁肯被枪弹打成筛子，也要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眼；所以雷锋宁肯自己受累受罪，也要“一辈子做好事”直至殉职；所以欧阳海宁肯卷入列车下壮烈牺牲，也要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列车脱轨，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年龄只有11岁和9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宁肯冒着被暴风雪冻死的危险也要保护集体的羊群……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竟然改造中华民族的惯有名词“忠君报国”，创造了一个更加响彻大江南北、震撼全世界的名词——“报效祖国”。为了“祖国”，工人在戈壁荒滩、沙漠冻土挖油井、建厂矿；为了“祖国”，农民在高山峻岭、盐碱滩涂修梯田、筑沟渠；为了“祖国”，学生上山下乡、北移西进；为了“祖国”，商人慷慨解囊，直至把个人企业捐献国家；为了“祖国”，军人打完美帝打苏修，打完印虎打越霸，全然不顾生死；为了“祖国”，工、农、学、商、兵大联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才出才；为了“祖国”，全体国人坚持“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不计个人得失到置生死于度外……毛泽东竟然把全体中国人统统改造成了人人舍生取义的圣人贤者，远远超出了孟子两千年前“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的断言。人人是圣贤成了毛泽东年代有别于中华民族任何时期的鲜明特点。
然而毛泽东一死，已被右派、党内走资派和xxx等多个政治势力集团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搅得一团糟的中国经济，混沌到据说吃饭也困难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众望所归、人心所向。某人趁机豪言壮语地大手一挥——改革开放！于是，中国人又以史无前例、只争朝夕、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气概，想尽一切办法、百折不挠、愈挫弥坚地赚钱、赚钱、再赚钱，最后充满激情地发展到无钱不赚、无手段不用的地步，偷税、赌博、卖淫、走私、贩毒、贪污、诈骗、偷盗、抢劫、抢银行，直至成立黑社会、训练职业杀手，以致有了“海南人什么钱都敢赚，广东人什么钱都敢送，东北人什么钱都敢收”的时尚俚语。
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媲美，中国人的口头禅也在高速演变，“祖国”走了，“民主”、“人权”、“自由”来了。特别是“人权”，越来越响，直至响到写入党的报告、政府报告，人们由爱国者摇身一变成了人权者，人人高呼“民主”、“人权”、“自由”，稍有不如意，不仅祭出“侵犯人权和自由”的大旗，更把“专制”、“独裁”的帽子扔得漫天飞。于是，出现了“国谈”的壮丽奇观——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没有不奢谈“民主”、“人权”、“自由”的，政府谈，官员谈，学者谈，商人谈，民众也谈，仿佛“民主”、“人权”、“自由”就是一时呼吸不着会立马死人的空气。
然而奢谈的结果怎么样呢？人人“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享受”生命，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人再也不去戈壁荒滩、沙漠冻土奉献青春了，当然奉献青春的国有企业也快卖光了；农民再也不去高山峻岭、盐碱滩涂出力流汗了，当然出力流汗的土地也快圈光了；学生再也不去上山下乡、北移西进了，当然教书育人的学校也快成了保育院了；商人再也不去联合政府、捐献企业了，当然，政府也不需要企业让工人就业了；士兵们再也不用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了，当然敌人也都成为朋友了……
以“人权不得侵犯”为核心的“个人利益至上”转化为社会实践的成果，政府官员们就成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欺男霸女的陈良宇、成克杰、邓贵大，学者就成了出卖良知和民族利益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汉奸，商人就成了压迫百姓、坑害国家的资本家、包工头、诈骗犯、走私犯。民众呢？草根们既无权又无势，也想着发财享受，只好去诈骗、偷盗、卖淫、抢劫、抢银行，结果搞得时下中国犯罪率越来越高，性病泛滥肆虐，强肉弱食随处可见，官场贪墨之风愈刮愈烈……呵呵，大家都自由了么，人权都不受侵犯了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让干就是侵犯人权和自由！
集体呢？社会呢？国家呢？民族呢？干我鸟事！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只要自己快活，管什么他人死活！“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统统成了扯淡！就此，中国人竟然又迅速地由人人圣贤堕落成人人惟钱是大、惟利是图的市侩！
具有浓厚人权主义色彩的吉林大学文学院马大勇曾著文《“张巡事件”的非主流声音》，强烈诘问“正义！正义！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但观时下中国的烂像，这话恰恰应该反过来说——“人权！人权！多少罪恶借汝之名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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