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毛主席对今天的教育说……
改革之后的教育，教育改革之后的在今天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已为各界人士所诟病，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抨击。同时也被中外教育专家所严厉批评。然而，这一切所发生的现象，早在90年前就已被青年毛泽东所痛斥——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历史又戏剧般地重演了。
为了支持、鼓励蔡和森、蔡畅、李维汉、周恩来、肖子暲等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3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不是今义的法律概念“流氓”——作者注〕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的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
我们今天的教育呢？“合并”、“扩招”已成产业化，在新式的、西式的高楼大厦、园林景观建设的完美之时，全国高校竟负债总额已高达2000亿人民币，如同房地产市场一般的高额的学杂费，令多少工农子弟望而却步，求学无门。即便是进入了学校的大门，也是无法“谋生活”的，而一旦走出了校门，毕业即失业，又步入了失业大军的队伍。做工他们是断然不会的，自然不要说去务农做工了，“与工农兵相结合”已成了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在这文凭时代，各级官员在职所获得的各类高文凭，几乎均出自秘书或枪手。社会性教育机构只要你交钱，就保证文凭到手。论文的抄袭、剽窃从教授到学生已成蔚然之势，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潜规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在文凭如同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的金圆卷一样的时候，教学设施设备环境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可是教育质量却让人大跌眼镜，尤其是人格、心理的教育更是令人忧心忡忡。袁腾飞类的“人民教师”能培养出人民满意、放心的人民子弟、国家栋梁？看看现在我们已被“改革”了的教科书，赶走了老一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赶走了狼牙山五壮士；赶走了民族的脊梁鲁迅；赶走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由此就可以断言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的前沿阵地几将失陷，它标志着“西风渐进”的颓废和堕落。杜勒斯在毛主席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世纪最强音的同时，也冷笑地扬言：“现在对于中国的战争不是导弹，而是要从思想意识入手。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实事求是地说杜勒斯所“发射”的并非是空对空“导弹”。
如此而然，“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这不正是具有高瞻远瞩的伟大革命家毛主席对我们今天的预言警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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