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苏争霸看东亚和西欧
到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体系依然笼罩在英镑殖民体系的阴影之中，要么成为产业链上的“螺丝钉”，要么起而反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正是《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道路，在早期的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以后，标准化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为各民族的国家主义道路所代替（阶级关系国际化为民族关系）。真正撼动殖民资本主义霸权的，首先是德、日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它们首先从民族独立（劳动力）和资本集成的基础上动摇了英镑在国际贸易中的垄断价格，以汽车（德）飞机（日）航母为标志的油-电化开始替代煤-汽化时代。
而是20世纪的所谓世界大战，是国家资本主义对殖民资本主义的革命，日后东亚、西欧共同体的三角均衡之势已初现端倪。在此期间的经济危机，刺激着殖民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崛起了影响整个20世纪格局的超级大国美-苏两极，它们分别在各自的道路上首先落实了《资本论》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凯恩斯-罗斯福的宏观调控。所谓战后格局，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美苏争霸已不是民族国家的斗争，而是分别以北约和华约形式出现的世界体系之争。
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即使西方所有国家都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仍保持它们的国家主权，东西方依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当前，在经济制度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在我看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应当象现在这样由一部分人操纵，还是这一小部分人应受国家控制也许是重要的”。正是从个意义上来说，毛-周的农村包围城市和第三世界战略才具有“把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真正革命性意味，当前“世界工厂”的出现正得益于“前60年”在美-苏两极的纵横捭阖中的“以空间换时间”。
“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是经历了援朝-援越抗战之后的东亚共同体的政治宣言。这一宣言在21世纪落实在了东盟10+3的经济共同体之上，人民币联合东亚各国作为亚圆正如德国马克联合西欧各国整合出欧圆一样将终结继承了英镑的美圆殖民体系。世界货币是世界人民共同体的社保基金，而不是美帝资本国的垄断利润。
当前，美圆国际垄断资本集团试图通过遍布各地的霉菌基地-对冲基金“强制”由一国“发行”而为各国人民使用的“假币”（美债—美圆旋转门）。如果我们认识到原苏联国家及华约组织在它们的政治经济共同体瓦解之后所遭遇的种种盘剥，我们就能看到如果当前对欧元的货币战争和对东盟10+3的海盗勒索不是使得欧亚大陆联合自强的话，那么由英镑到美圆的殖民资本主义又将开始它们的“物种僵化”之路。
虽然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吸取失败的教训，我们就不能真正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正如戴维·哈维在《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所指出的：“从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解决了资本积累委顿的问题呢？它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的成绩，根本就微不足道。196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在3.5%左右，既使在困难的19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几乎接近了1%），这些结果说明，新自由主义在刺激全球发展方面大为失败。 那么，人们为什么相信新自由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并已经取得了成功呢？原因有二：第一，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动荡性日益增强，使得某些特定地区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投机性地发展。比如，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属于日本，亚洲“小龙们”和西德，1990年代属于美国和英国，那么，事实上这恰恰说明，正是新自由主义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败不为人所见。第二，从上层阶级的角度来说，新自由主义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为统治精英们重建了阶级力量（比如在美国和英国，见第二节，）要么为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比如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等等国家）。虽然在上述两种情况中，都以加大不平等为代价， 但通过上等阶级集团掌握的媒体，他们可以宣传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并宣传说某些地区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它们竞争力不够（因而需要“更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他们还宣称，一定区域内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对鼓励创业和创新是必要的，因为后者可以带来竞争力并刺激发展，如果底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也只是因为他们由于个人和文化的局限而没能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而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就要努力学习呀，获得“新教工作伦理”呀，接受工作训练呀等等）。一句话，出了什么问题都是要么因为缺少竞争力，要么怪你个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不成功。此外，他们接着声称，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也确实只有适者才生存下来。就这样，体制性的问题被掩盖在狂轰烂炸的意识形态宣传中，同时也掩盖在大量的地方化的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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