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在名为《近年来的媒体益发为虎作伥》的文章里简单说了当前媒体之所以拥有这“第四种权力”的缘起。在此基础上，我想再谈谈媒体在当前是如何行使这种权力的。
再以郭德纲弟子打记者事件为例展开。如今记者被殴打的全过程都曝光，对比记者在自己电视台开的说明会上的“表演”，我们发现，这位记者完全违背了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真实的基本原则。我们细究全过程会渐渐明白，其实理亏嫌疑更大的应当是周广甫记者；不过这两家的冲突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并不该偏袒任何一方。
但是，尽管周广甫记者理亏最大，但注定，这对于北京台而言，是一场不会输的斗争。北京台有国家撑腰，有地方各兄弟电视台支持，郭德纲方面再如何反击，都不可能达到使北京台破产倒闭的效果；而反之，这完全可能。现在呈现出来的情况就是如此，如刘仰老师所罗列的：这一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郭德纲对媒体放狠话，然后郭德纲涉嫌动手打记者的弟子被拘、被罚款，然后有郭德纲弟子声明退出德云社，然后书店里郭德纲的出版物下架，然后德云社停演自查，等等。
我们应当细细捋一下这些社会行为的施动者，及其动机、效果。
“郭德纲对媒体放狠话”。前面了，郭德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扳倒北京台，所以，他的这一行动其动机，只能抒发自己心中不平，借着舞台给自己一个申诉自己的地方。
“郭德纲涉嫌动手打记者的弟子被拘、被罚款”。这一行为的施动者是公安局，属于政府行为，但从被行政拘留7日和罚款200元看，并非是以政府行为认定郭德纲一方完败，而是因仅仅是对于街头打架斗殴的例行公事。这点很重要。
“郭德纲弟子声明退出德云社”。此事不好说，当事人尚未亲自公开说明，也许是博客盗链，也许是利益纠纷。但有一问，为何偏偏在打人、骂媒体事件紧随之后发表声明呢？难道何云伟和李菁想置郭德纲于死地？还是媒体或郭的反对者要置郭德纲于死地？
“书店里郭德纲的出版物下架”。这之前还有央视旧话重提：反三俗。这点，刘仰老师也提到了，与打人事件似乎没什么关系。所以，应当看作是央视借机恶意报复。接着是传来书店里郭德纲的出版物全部下架，这不知道是媒体的烟雾弹，还是确有其事？那么这个行为的施动者是谁呢？新闻出版机关下达了命令了么？似乎没有看到。
“德云社停演自查”。这一行为又令人疑惑：据说是德云社网站发布的，但新闻又说今日德云社未停演，且一票难求。
从以上这一系列连续性的社会行为看，貌似德云社的覆灭只在片刻之间了。但问题是，其中媒体的作用对观众产生的影响做大。打人弟子被拘被罚、大弟子退出德云社、书店出版物下架……媒体将这一系列真的、伪造的信息全部编织起来，给广大观众产生的假象就是：德云社从此一蹶不振、将走向覆灭。而最关键的是，其实公安机关（政府行为）并没有真正给予打人事件重要后续的德云社问题以明确的政府界定。所以，媒体通过自己的各种手段（剪接视频、记者“受难”扮演、断章取义，等），以及自己拥有“第四种权力”的便利，在事件尚未定性之时，掀起舆论声势，强加给普通群众他们的意识形态。
在此借郭德纲、德云社这次事件（包括弟子打人、郭骂媒体、央视介入批三俗等诸多小事件），并不是为了替郭鸣不平，而是希望借此事件，让大家看清楚媒体的效力，并进而去反思这三十年来，媒体报刊舆论对于毛泽东及其周边（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等）的人物、政治概念等的恶意曲解。由于我不是搞党史研究，很多细节问题不会太清楚，只能简单谈谈我理解的大概。
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更多信息，由于档案尚未解禁，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真相。这就如前面事件中，公安机关仅仅就李鹤彪打人这一事实做了治安处罚，并未就郭德纲“圈地”、周广甫李鹤彪孰对孰错作出官方界定。于是这中间就产生了一片空白，媒体正好介入其间，大行其道。同样，对于毛泽东和文革，由于存在大量未解禁档案，毛泽东、刘少奇等老一辈在文革期间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到真相，于是历史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少报刊、媒体却以自己媒体身份去参与了对真正历史的恶意“编纂”，一些带着恶意的所谓民间舆论也参与其间。
媒体是干什么的？是客观呈现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不是让你去编造“历史事实”的。媒体为什么要去编造“历史事实”呢？行动必然是有其动机的，媒体的动机在于市场经济下需要为自己谋生、赚取收视率，更重要的是，受到海外及国内反毛主流的支持。
虽然媒体口口声声“客观”“公正”“报道真实”，但从这种毫无档案依据的胡乱编造中就可以看出，并不客观公正。其实他们心里知道，他们不需要千方百计去证明其真实性，那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媒体、舆论的目的在于让广大群众接受一个“丑恶的毛泽东”。上面通过各大媒体、报刊，下面通过民间流传各种关于毛泽东“放纵”的私生活、各时期如“湖南共和国”之类的言论、文革中如何泄私愤、大搞宫廷权力斗争等，在民众中间造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势，以此掩盖了沉睡在档案局里的真相！
（借机阐述一下网上关于毛泽东言论的个人理解，有人例举毛泽东年轻时期要建立“湖南共和国”，后又有对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断章取义。我想说：这话确实是毛泽东说的，但其一不能断章取义，其二不能仅从横向看，而要看其政治观点的不断进化。例如，共产主义尚未传入中国，毛泽东总不至于高呼社会主义单一制的中国吧，其抨击对象是专制集权的当局。）
我们环顾四周可以看一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多少同学同事，都已经认同了那些舆论阵势所建起的假象群，他们把这些海市蜃楼般的虚像理解为历史真相。在所谓“揭秘”“解禁”的心理好奇之下，错误地将这些当下人杜撰的“揭秘”“解禁”文章视为历史事实。
我很希望与他们沟通，却完全不能奏效。提到朝鲜，对方就来一句，“哦，流氓国家”；提及苏联，“红色帝国，屠夫斯大林，红色希特勒”；毛泽东，“红色暴君”……带着这样的英式偏见，怎么寻找谈话的基点？难道这种随性所致的贴标签，也能算作“客观”“商榷”历史？根本没有商榷的余地！怪不得前四史总是比明史的价值更高，虽然司马迁才华洋溢，但对于历史事件的把握，却是从史家独有的客观冷眼着手的，而不如后世正史太多私人偏见。
再一个反思媒体的问题，可以简单谈谈汪晖和朱学勤抄袭事件中媒体的定位。
当前媒体俨然以“救世主”自居了，什么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学术论文抄袭与否，自然应当由学术界来作出判断，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却被媒体搞得一团复杂。媒体因其所处立场就是媒体而非学术，所以它们作出的评判，都是从道德的角度，而非真正就抄袭与否进行公证评判。所以，汪晖的沉默被媒体质疑，要求由学术界内部解决被媒体说成是傲慢不屑；而朱学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回应媒体，拍了媒体马屁，媒体就正面报道其如何勇敢不畏。媒体，不仅成了“救世主”，也成了“青天大老爷”。如此强势，郭德纲一人怎消受的了？
而王彬彬作为一名大学教授，难道不明白学术问题应该有学术界来解决的简单道理麽？且不说他趁汪晖出国期间发文，就算在国内，也不该如此突然地将媒体这潭祸水引向学术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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