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在中国叫得最响的莫过于两个词，一是改革，一是法治。围绕法治，精英们喊破天，甚至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伪命题，乃至鼓动党和政府将其写进了宪法，更惹得平时饱受官僚、资本家、恶霸、流氓、黑社会剥削、压迫、蹂躏、摧残的社会草根们狂躁不已，以为法治真的能扫除社会的罪恶，给他们带来幸福，也跟着高喊法治，结果形成了“法喊”天下的奇异景象。
法治真的能扫除社会罪恶、带来民众幸福吗？痴人说梦！中国近三十年来法治建设的成果表明，中国法律越来越多，司法判决越来越多，而坏人也跟着成正比地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混乱，好人越来越不敢当好人，甚至黑社会猖獗，恰证明靠法治来稳定社会不过是想当然。不仅中国如此，西方法治社会亦然。法治社会，美、英等国家堪称典范，中国的精英特别是法学家们总是爱援引它们来说教。但看看西方记者及媒体揭批的美、英刑事案件、司法丑闻及其不断引发的社会暴力和骚乱，当知这不过是信口开河地忽悠人。美国电影《大话王》更从一个律师肆意诱导法官错误判决侧面反映了司法助纣为虐、保护罪恶的问题。实践证明，法治在西方法治国家同样扫除不了罪恶、匡正不了社会。
这是实践上的结果——行不通。其实，不独实践，其理论本身也行不通，只是我们从没有人动脑子地想一想我们的理想社会是什么，而达到这个理想社会需要靠什么。何为理想社会？很简单，就是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按需分配、各取所需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构建这样的社会，靠的是公民的自律意识和自觉精神，没有这种意识和精神，就不可能各取所需，甚至必然多吃多占，进而为多吃多占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直至大打出手，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然，社会也就无法做到按需分配，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这样的治国方法，其实就是德治——培养公民高水平的道德素养，使之依靠道德素养进行自律，在思想上消除自己的私欲，塑造自己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上自觉地不干坏事，自觉地干好事，甚至在关键时刻舍己为人，牺牲自己而成全大家。这样的问题，靠法治强扭能行吗？强扭的瓜不甜，脱离了自觉和自律，法治再严格，也只能靠保一时，不能保一世，一不留神就又作恶了，就又犯罪了。所以，孟子直接阐述了法治不如德治的道理，明确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然而，建设理想社会，脱离法治也是不行的，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众多的好人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少量为非作歹的坏人。而对于坏人，教育不是万能的，一定要通过法治对其严打，让他知道干坏事必然要付出惨痛代价，甚至牺牲自由和性命，敦促他幡然醒悟，警示他人接受其教训不敢为非作歹。
因此，德治与法治二者不可或缺。但二者并不是对等的，德治是本，法治是辅。法治是为德治提供服务的，是为保障德治目标的实现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如果拿路程作比较，法治社会只是通往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路途中的一个驿站，绝不是终点站，如此而已。
但是，时下的中国却有许多国人，特别是精英们，尤其是法学精英们却把目标与手段倒置，把法治社会当成了终极目标，而把德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抛在了脑后。结果怎么样呢？本应是为了维护社会道德，而不断地修订法律，但却一切都倒着来，成了为维护法律而不断地牺牲道德，结果就出现了行好不得好、让好人寒心、让坏人欢欣的湖北武汉反扒志愿者罐子因所抓小偷莫名其妙地死亡而被公安部门拘押225天；江苏刘二斗为解救欲被人强奸的某女而失手打死强奸犯刘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赔偿7万元；南京彭宇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将其送往医院，并垫付200元医疗费，却被老太太告上法庭，而法庭在无法判断双方责任的情况下，居然作有罪推想，一审判决彭宇赔偿45876元等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司法案件，一再颠覆着国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蚕食着国人的良知和良心；一再埋葬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魂魄，摧残着中华民族赖以顶天立地的铁骨和脊梁。
鸦片，吸食起来总是让人美妙的，不了解它的人绝然想不到它还有毒性，还会致人于死。特别是病痛之人，甚至还会拿来吸食以减轻痛苦，结果在飘飘然欲仙中死去。而法治如今竟然也成了鸦片，越来越让中国人痴迷，痴迷到社会越来越混乱、国人越来越混蛋而不自知，甚而还在混乱中疯癫狂奔，真真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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