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对官员的大爱

     最近以来，重庆“唱红打黑”，杀了一个文强；广东惩治贪腐，抓了一个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一个深圳市长许宗衡，一个中山市长李启红，还牵出一个大富翁黄光裕。就级别、人数、案值来比较，广东好像力度还要大一些，但就在全国的影响而言，重庆的“文强案”似乎要大得多。

    广东的贪官，百度一下，密密麻麻，数不胜数，当然与广东的人口数和改革前沿省份有关。但我们看看全国其它省市，所抓的贪官，其级别、人数、案值也超过了重庆，但影响和威慑力远远不及重庆，照样在前腐后继。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到底谁的反腐成果大？反腐成果大小是以所抓贪官多少为标准吗？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腐反贪，是为了减少甚至根治贪腐，那才是爱护官员有益国家。毛泽东建国初期，杀了张子善、刘青山两个贪官，保持了近三十年的吏治清廉，使上百万的官员干部善始善终，起码避免了数万官员家庭的灾难，真是泽被后世大爱无疆。

    我们现在惩贪反腐的原则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如果遍地皆是，那么谁去发现、谁去查处？果真全部查处了，那是幸，还是不幸呢？现如今各省市查处的贪官，人数越来越多，案值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但人民群众的反应好像麻木了，基本不抱希望了，因为贪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明知贪如虎，偏向虎口送”。

    所以，重庆只杀了一个贪官，但它的反腐成果是其它省市抓几百几千贪官也不及的。关键就在打黑反腐的方式。重庆打黑之初，很多媒体学者就在质疑重庆的方式，指责什么“运动式”，现在枪决了文强，又有人在质疑什么杀少了等等。但从效果和影响力来看，从对官员干部的爱护来看，“重庆模式”却是最好的。

    文强临死之前就哭诉自己的犯罪欲望不能自控，上级又没有谁有时间来提醒批评教育他。如果把他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他会走到这一步吗？

    充分调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深挖到底，解剖麻雀，改造土壤，以群众的检举监督来预防犯罪，这就是“重庆模式”，这才是对官员最大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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